一、试论西部地区保险业成长的制约因素及发展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刘晓飞[1]（2020）在《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产业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在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兴则国家兴,产业强则国家盛,文化产业发展则社会可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文化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参与环节。政府、企业、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要实现文化产业的稳定发展,金融行业的支持不可或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反作用于金融业。文化金融将为国家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提供的有效支持。近些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为38737亿元,较2004年增长了10.3倍;2005-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实现了年均增长18.9%,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文化产业增加值也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8年的4.30%,在国民经济中文化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的支持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拥有充足的金融资源,随着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IPO注册制和互联网金融的相继启动,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增强,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现在诸多因素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欠佳、文化产业本身高风险的特点、融资渠道单一、融资量严重不足而致的文化产业融资约束依然十分严重。因此,如何发挥金融推动作用,构建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使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再受到融资的困扰,已经成为学者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尝试构建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探讨金融支持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安全的互动机理,以便于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基础,从而使政府政策的制定更为有效。文章从文化产业的基本涵义、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及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分别从我国的财政文化支出、银行业、资本市场、债券融资、保险业、文化产业基金、担保机构及风险投资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指出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现存的金融支持体系无法适应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金融支持对于文化产业的效应。包括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效应及对保护文化产业安全的效应。在对文化产业发展效应分析中,将数据按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部分划分,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主成分回归模型,得出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根据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框架,建立文化产业的安全评价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与熵权法分析了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安全效应。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金融业的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及保护文化产业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设计合理的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是本文的重点和归宿,文章在借鉴其他国家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金融支持体系并不完善,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不足,进而对该原因从组成要素及其职能界定的模糊、金融支持体系架构的不完善和政策与监管架构的不完善三方面记性分析。之后,探讨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构成要素,提出构建包括政府、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及企业自身在内的涵盖宏观、中观、微观在内的立体式、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设计建立包括财政经费支持、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投资公司、资本市场及风险投资在内的一系列创新金融工具为支撑的文化金融体系。最后,本文分别从政府政策、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信用担保机制、社会化的融资服务体系建设五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李雯[2]（2020）在《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金融的“活”、“稳”、“兴”、“强”决定着经济的“活”、“稳”、“兴”、“强”,凸显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家对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也是在逐渐加大,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如此。2012年,党的十八大指出,要通过提升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并在随后各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综上可见,无论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是发展普惠金融,亦或是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都是对金融竞争力提升的最有力反映。而区域金融竞争力,则是金融竞争力在区域层面的表现,同时也是一个区域在与其他区域的竞争中,通过对金融资源吸纳、控制、利用、拥有以及配置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优势和综合能力。所以,一个区域金融竞争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该区域金融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进而影响该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此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故此,客观准确地评价当前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精准把握我国四大经济板块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发展状况、明确各金融主体的金融竞争力存在的差异以及厘清调整方向,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围绕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尝试通过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测算来准确评价我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现状,并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来研判我国四大经济板块的区域金融竞争力演变特征以及各金融主体的竞争力差异性。同时,通过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多维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探讨提升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有效路径。具体地,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首先,是对本文研究背景及意义的介绍,并明确抛出所要展开的研究问题。其次,是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的介绍,厘清对研究问题的具体安排。最后,是总结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国内外文献综述。首先,是对国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包括对金融竞争力的界定、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以及金融竞争力多视角讨论与梳理。其次,是对国内相关文献的回顾,包括对金融竞争力的界定、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金融机构竞争力以及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回顾。最后,是对以上国内外相关文献的评述,在总结现有研究存在不足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突出本文所阐释的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的重要性。第三章是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理论分析。首先,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内涵的介绍,包括对区域金融的概念界定、竞争力的概念界定、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概念界定以及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特征的阐释。其次,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相关理论的介绍,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区域金融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地理学理论等区域金融相关理论的阐释,以及马克思主义竞争力理论、西方古典竞争力理论、现代竞争力理论等竞争力相关理论的阐释。最后,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理论阐述,包括影响因素识别和影响机理分析,具体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实力、产业结构、开放程度、人力资本质量、科技创新以及信息化等七个方面对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第四章是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部分。首先,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的介绍,包括对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原则、具体维度（银行、保险、证券及财务公司）指标选择以及数据样本说明的相关阐释。其次,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方法选择的介绍,包括对测算方法的选择（欧式空间距离法）以及权重的确立（变异系数法）。最后,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结果分析,包括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整体测算的结果分析以及对分维度下银行竞争力、保险竞争力、证券竞争力以及财务公司竞争力测算的结果分析。第五章是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比较分析部分。首先,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横向比较分析,包括对综合测算结果和分维度测算结果进行全国和四大经济板块（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的金融竞争力变化趋势、增长率以及动态演进的比较分析。其次,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纵向比较分析,包括对全国和四大经济板块（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的区域金融竞争力、银行竞争力、保险竞争力、证券竞争力以及财务公司竞争力的变化趋势和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结果的具体总结。第六章是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部分。首先,是对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以及数据来源介绍,包括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综合维度和分维度影响因素的具体模型构建、合适的变量选取以及相关数据说明。其次,是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包括对综合测算结果的实证检验和分维度测算结果的实证检验。第七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通过前文对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测算、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以及影响因素探讨进行结论汇总,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下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有效提升明确努力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指标构建的创新。对于区域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大多数学者从经济、社会和金融三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的。但是针对这种指标体系构建并不能有效的体现出金融竞争力,确切的讲,更像是区域竞争力或地区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因此,本文在指标体系构建时,并没有将经济环境类指标纳入到体系构建当中,而是以各金融主体为切入点,从银行竞争力、保险竞争力、证券竞争力以及财务公司竞争力四个维度来构建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指标体系。第二,测度方法的创新。对于区域金融竞争力测度方法的选择,大多数学者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以及层次分析法。虽然这些方法均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评分来测度金融竞争力的强弱,但是并没有将指标构成过程中各地区间的空间关系考虑在内。众所周知,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区位特征,位于不同区位特征下的金融竞争力强度也会有所不同,故在测度区域金融竞争力时,也应从多维空间视角来进行考虑。因此,本文在测度方法选择时,采用欧式空间距离法对区域金融竞争力进行测度。欧式空间距离法通过计算不同点之间的空间距离均值来衡量主变量,可以很好地从多维度立体视角来反映金融竞争力的内涵,且不存在层级子指标或维度子指标的剔除,并能够更好地保留指标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以此来更加准确、真实和有效地测算区域金融竞争力水平。第三,研究视角的创新。对于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会将经济环境类指标作为构建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子指标。但是,本文认为经济环境类指标仅是区域金融竞争力强弱的影响因素,并不应放在指标体系构建中。故本文另辟蹊径,探寻各经济环境类指标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影响,即进行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区域金融竞争力提升的外部路径培养实现精准定位。
李其成[3]（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邢晓东[4]（2019）在《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文中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直是金融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样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和发展思路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经济学家观点各异。Lucas（1988）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经济学家们夸大了。而鉴于当今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现状,我们已经无法忽视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越发受到学者关注,更多研究集中到如何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上。从现有研究成果看,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定论,King和Levine（1993）认为两者有显着的正向关系,Rioja和Valev（2004）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笔者认为,金融发展要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必须要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支持和激励。早在1912年,Schumpeter就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而金融的本质或者说核心功能就是筛选和支持企业家,为企业家创业创新提供资金,帮助企业家配置生产要素,实现“革命性”变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大量学者研究认为: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克服流动性和市场摩擦,打破原有财富积累的局面,激发企业家创业和创新,从而促进新企业数量增长和自我雇佣率提高,并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他们发现,企业家对于就业机会的创造贡献最大（Beck,2000;Maksimovic,2000;Levine,2008;Demirgü?-Kunt、Levine,2010;Szabo,2012）,这一点正在当今中国各层面、各区域的发展现实中得到不断验证。从2011年起,中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开始超过国有单位,之后这一差距便逐步扩大差距。2011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6704万,首次低于私营企业的6912万,到了2017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数量减少到6064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却快速增长到13327万。Dabla-Norris（2010）等人还发现,金融通过支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能助推新技术、新工艺更快转化运用于生产过程。Ayyagari（2007）等人认为金融支持的可得性会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着正向影响,而且更加宽松的金融环境会明显改善私营企业的创新能力。结合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越是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就越能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更能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论文共分6章。第1章,绪论,提出问题;第2章,文献综述;第3章,论述中国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第4章,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进行事实描述和实证分析;第5章,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第6章,总结并提出对策建议;附录,介绍国外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践和启示;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论证和检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出发点,提出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精神从而促进TFP增长的基本假说。同时,论证民营企业作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孕育之地,更能代表中国企业家精神。在实证层面,采用2006—2016年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汇总形成区域数据,通过对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验证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家精神相对活跃的区域,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精神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及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提出对策建议,供相关方面参考。
徐婷婷[5]（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提出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张莞[6]（2019）在《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国民经济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作为影响民生的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优质发展阶段,品质化和个性化成为发展重点,必然要求创新旅游发展动力,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提档升级。实施全域旅游正是转变旅游发展方式、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而产业融合则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如今文旅融合大势所趋,已经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得到体现。5·12汶川地震对于羌族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影响深远。灾后重建后的羌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迈入了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关键时期,也迎来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的规模虽有所扩大,但却显现出增长缓慢、产业层次较低、发展后劲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旅游产业融合现象虽出现较早,但存在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深度不够、产品特色不鲜明、融合效应不显着等问题,迫切需要旅游业进一步寻求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因此加强旅游内涵和服务品质建设,加快推进和深化提升跨领域的产业融合和联动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阐述产业融合的理论基础出发,探讨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机制及形态,并且分析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特点和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羌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旅游产业融合基础、融合形态、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以及利用系统理论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羌族地区的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由此搭建了一套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县域、村镇和景区层面对羌族地区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了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在县域层面,采取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了羌区四县——汶川县、理县、茂县和北川县的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程度,结合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对四县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进行了整体评价;在村镇和景区层面,对应五个田野调查点不同的融合形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茂县坪头羌寨、理县桃坪羌寨和北川县石椅羌寨进行了农文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汶川县水磨古镇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茂县中国古羌城分别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和文体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同时,本文构建了羌族地区农文旅融合和文商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羌区四县分别进行了2013年至2023年的农文旅融合系统和文商旅融合系统的动态仿真模拟分析,以预测未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本文的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羌族地区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第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体现出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效益初步显现;第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三种主要形态为农文旅、文商旅和文体旅,其中农文旅和文商旅最为广泛,文商旅融合发展态势和融合效应优于农文旅融合;第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进程缓慢,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程度不够深入,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和低浅表层次,融合规模较小,融合效应较为有限,综合效益尚不显着;第五,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尚未建设成熟;第六,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区域水平不协调、不均衡,融合的广度、深度、速度和程度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市场机制发育欠成熟、融合主体的组织障碍、融合客体的创新障碍、政府部门的体制障碍、区位交通不便的先天劣势和自然灾害的突发障碍等等。针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县域、村镇和景区两个层面提出了优化路径,从政府、企业、村委会和居民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希望通过探索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的业态创新和融合发展,以及产业融合的融合路径和发展方向,能够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形成有益的参考。
张格[7]（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董炯辉[8]（2019）在《金融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极速发展的态势,经济总量接连超越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现阶段而言,随着国内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深化,以及产业结构亟需优化调整的潜在要求,加之全球经济环境的日益影响,我国经济已经呈现出增速放缓的态势,整体经济进入到“新常态”阶段。而伴随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大力发展金融集聚将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建设。在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金融行业提出新的要求,作出“不断推动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和能力,保障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指示。可见,着力发展金融业已成为当前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各地区结合自身区位优势、经济基础及金融实力,着手打造“一主多辅”的金融集聚中心,该金融集聚中心的建立将有效整合各地区的金融资源,助推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以“金融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为落脚点,首先结合产业经济学、集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从理论层面分析了金融集聚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其次,分别对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考察;而后运用协整检验分析了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分别测算了金融集聚对我国总体经济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再次全面系统的分析了我国金融集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最后结合我国金融集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金融集聚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思路与具体建议。
岳松毅[9]（2018）在《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区域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等矛盾的日益突显,以往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由要素驱动、资本驱动逐步向创新驱动实现转换的演进过程和关键阶段。因而,在“新常态”下,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便显得愈发迫切。基于此,如何通过积极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金融集聚溢出效应、有效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切实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与动力,是现阶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经济区域需要重点考虑并优先提出解决方案的问题。以我国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为考察对象,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金融集聚的外在特征、引致动因和外在效应,细致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和影响因素,梳理归纳了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发现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联关系,而前者主要通过资金催化、资本形成、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产业整合等五个方面,影响着所在区域乃至周边邻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以2005年至2014年为观察期,在考察了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产业三个细分领域集聚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现状以及区域差异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综合利用时间序列和空间面板等计量模型,衡量、测度了金融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作用;通过引入经济系统“耦合发展”的概念,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评了观察期内各省级行政区域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匹配程度。最终,本研究形成的主要的结论有如下几点。首先,以静态截面的角度来看,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绝大多数的省级行政区域其产业发展指数与银行、证券领域的区位熵之间,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线性正向相关关系;而计量结果也表明,观察期内各年份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R2）以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均位于0.94至0.99的区间内,较为真实、准确地反映了银行、证券和保险集聚同产业发展指数之间的线性关系。其次,以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整个观察期内金融产业银行及证券领域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且银行领域的回归系数显着大于证券领域回归系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细分领域回归系数呈现出交替上升但总体平稳发展的态势;而保险领域对所在区域乃至周边邻接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完善和升级的影响还相对较小,其能够发挥的促进作用还不是十分明显。再次,以动态面板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东北地区,其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均表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且主要来源于银行和证券领域的集聚,而保险领域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尚不明显。与此同时,在个体固定效应的总体框架下,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截距项在观察期内均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而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截距项在观察期内则持续波动、震荡。第四,以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观察期内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在全局范围内都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特征或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普遍为高值—高值空间关联关系,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普遍为低值—低值空间关联关系。基于时间固定效应下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集聚在地理空间上对所在和邻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间接和总体溢出效应在不同的显着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作用方向有正有负,各不相同。最后,以耦合匹配的角度来看,虽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经济子系统的系统功效在观察期内的不同该阶段处于不同的相对位置,但在总体上呈现出交互领先、相互带动,最终实现共同提升的发展态势,而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域的系统耦合程度在观察期内都呈现出由低阶耦合向高阶耦合持续演进的态势,其测度结果数值稳步提高。基于上述结论,在迅速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宏伟战略的总体背景下,本研究认为应当通过实施以增强聚集能力为核心、以优化金融生态为基础,以扩大辐射范围为导向、以实现产融互动为目标的政策组合,有效促进金融集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动二者达成并维持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有利态势,进而形成并确立区域内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良性且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
张玄[10]（2017）在《金融集聚影响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机理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论文是关于金融集聚与区域民营经济成长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动力和重要组成部分,支撑着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在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民营经济的成长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而金融集聚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金融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金融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过程和结果,既能促进金融总量的增长,又能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作为特殊的产业集群,金融集聚不仅可强化金融业的基本功能,还可通过集聚效应,来提升金融系统的融资分配效率,通过增加可用资本总额和改善融资环境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研发生产技术和提升管理能力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从而促进民营经济成长;而民营经济成长也通过企业资本增加为金融集聚提供承载空间,通过投融资服务的需求增长为金融集聚提供动力源泉。系统研究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构建了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厘清了金融集聚和民营经济的相关概念,丰富了其内涵;分析了金融集聚通过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对区域内和周边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影响;并确定了金融集聚度和民营经济成长水平的测度指标。（2）统计分析了中国金融集聚和民营经济成长的现状及问题。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省际金融集聚度,分析了民营经济成长的现状,并分时间和区域维度分析了金融集聚和民营经济成长的特征,以及两者间的相关性。并基于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金融集聚和民营经济成长的问题。（3）运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总体影响;然后运用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别实证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区域民营经济规模水平和生产效率的影响。（4）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并结合中国当前金融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设计了金融集聚促进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协同机制,并提出了发挥金融集聚效应促进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中国金融集聚和民营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且有向东部集聚的趋势。样本区间（2004-2014年）内,中国金融集聚水平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即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成长迅速,各地区基本维持了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且同样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东部民营经济成长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东部民营经济增长率却低于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成长的区域差异主要源自三大地区内部,而非三大地区之间,而三大地区内部的差异,又主要源于东部地区民营经济成长的差异。（2）金融集聚对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长期或短期,东部地区金融集聚显着促进民营经济成长;而中、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民营经济成长均没有显着促进作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即门槛效应,中、西部地区金融集聚没有达到门槛值,因此没有发挥显着作用。（3）从全国来看,中国金融集聚未能显着有效促进区域民营经济规模增长,且区域发展并不平衡。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金融集聚比较成熟,“涓流效应”开始显现,促进区域内和周边区域民营经济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中、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尚处初期,“极化效应”比较明显,既不能促进区域内民营经济规模增长,还对周边区域民营经济规模增长有一定负向影响。这也印证了第3点得出的门槛效应。（4）从全国来看,中国金融集聚尚未显着有效促进民营经济生产效率提升,且区域发展并不平衡。金融集聚主要通过促进民营企业生产技术进步而非经营管理能力提升,来促进区域民营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但是民营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以经营管理能力提升为基础: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已经比较成熟,经营管理能力较强,民营经济TFP提升主要源自生产技术进步;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还处于发展初期,经营管理能力较弱,民营经济TFP没有提升;西部民营企业还偏重于投资规模的扩张,中部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偏重于管理和技术的提升。（5）要充分发挥金融集聚对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促进作用,需要从资金有效供给、风险防范化解、金融产业合作和外部环境优化方面构建协同机制。资金有效供给机制从银行业、证券业和金融租赁业方面进行了阐释;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从保险业和民间金融方面进行了阐释;外部环境优化机制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进行了阐释。3.研究的重要观点（1）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织部分和庞大经济体系,民营经济发展能促进国民经济成长,优化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拓展民间投资和就业渠道。因此,促进民营经济成长意义重大。（2）金融集聚是金融产业在特定地区内集中,金融资本在该地区汇聚的过程和结果,既能促进金融总量的增长,又能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既是特殊的产业集聚,又是金融发展的表现之一。金融集聚同时具备“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促进区域内民营经济成长,后者包括“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对周边区域民营经济成长产生先抑制再促进的作用。（3）金融集聚能通过强化金融业的资源配置功能,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民营经济成长。反过来,民营经济成长带来的投融资需求的增长,通过提供承载空间和动力源泉促进金融集聚。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4）民营经济成长包括经济规模增长和生产效率提升,因此金融集聚对民营经济成长的促进作用须表现在规模增长和生产效率提升两个方面。4.研究的政策建议（1）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引进金融机构人才,促进金融服务创新,优化金融产业环境,以促进各区域金融资源的有效集聚。对于金融集聚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还需国家层面政策倾斜,以及地方层面制定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来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开发。（2）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通过加强金融行业的市场竞争来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3）制定相关政策,成立相关机构,拓展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并因地制宜,通过相关政策引导发展本地民营企业,增强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4）民营企业应转变发展观念,注重管理进步和技术创新,从投资拉动型向技术推动型发展方式转变。（5）制定相关地方政府间合作措施,实现区域间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缓解区域间由于争夺金融资源而对民营企业带来的融资困难;建立区域间相关行业的交流合作机制,促进区域间同行业民营企业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交流,并制定相关政策,消除技术溢出的区域壁垒。（6）构建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的良性互动,各地区都应首先打破制约本地金融资源的行政约束,为民营企业提供必需的资金支持,促进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市场的力量吸引更多金融资源的汇聚,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二、试论西部地区保险业成长的制约因素及发展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西部地区保险业成长的制约因素及发展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文化的涵义及其层次 |
| 2.1.2 文化产业的内涵 |
| 2.1.3 文化产业的分类 |
| 2.1.4 文化产业的融资约束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发展理论 |
| 2.2.2 产业发展理论 |
| 2.2.3 产业安全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文化产业的研究综述 |
| 2.3.2 文化产业安全的研究综述 |
| 2.3.3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研究综述 |
| 3 我国文化产业及其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分析 |
| 3.1.1 我国文化产业现状分析 |
| 3.1.2 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比较 |
| 3.2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
| 3.2.1 文化产业的政府财政支持现状分析 |
| 3.2.2 文化产业的社会资本支持现状分析 |
| 3.3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财政税收投入的有限性与文化产业的资金需求量大的矛盾 |
| 3.3.2 政府制度的制约机制与文化产业的高风险性的矛盾 |
| 3.3.3 商业银行的风险规避性使得中小文化企业难以获得贷款支持 |
| 3.3.4 风险投资的发展缓慢不能满足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 |
| 3.3.5 资本市场对文化企业融资存在诸多限制 |
| 4 金融支持对我国文化产业的效应分析 |
| 4.1 金融支持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效应分析 |
| 4.1.1 我国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1.2 基于区域差异性的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应分析 |
| 4.1.3 我国金融支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
| 4.2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的效应分析 |
| 4.2.1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效应的理论分析 |
| 4.2.2 文化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
| 4.2.3 综合评价方法选取与数据采集 |
| 4.2.4 文化产业安全的实证评价分析 |
| 4.2.5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 |
| 5 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撑:基于部分国家的经验与借鉴 |
| 5.1 美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 5.1.1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保证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 |
| 5.1.2 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 |
| 5.1.3 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
| 5.2 日本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 5.2.1 日本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资本支持 |
| 5.2.2 社会多渠道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 |
| 5.2.3 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 |
| 5.2.4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文化企业提供直接融资 |
| 5.3 韩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 5.3.1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促进金融业支持文化企业 |
| 5.3.2 金融业增加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扶持 |
| 5.3.3 社会资本通过多渠道支持韩国文化产业 |
| 5.4 启示与借鉴 |
| 5.4.1 政府在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
| 5.4.2 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渠道的多样化 |
| 5.4.3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
| 5.4.4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
| 6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设计 |
| 6.1 我国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6.1.1 金融支持体系组成要素及其职能界定的模糊 |
| 6.1.2 金融支持体系运行架构的不完善 |
| 6.1.3 金融支持政策与监管架构的不完善 |
| 6.2 构建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构成要素 |
| 6.2.1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交易主体 |
| 6.2.2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组成要素 |
| 6.3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设计 |
| 6.3.1 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3.2 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3.3 资本市场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3.4 风险投资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4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与监管架构设计 |
| 6.4.1 货币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 6.4.2 金融监管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 6.4.3 财政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 6.4.4 构建连接各项文化金融各项政策的协调和信息反馈机制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金融竞争力的界定 |
| 2.1.2 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 |
| 2.1.3 金融竞争力多角度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竞争力的界定 |
| 2.2.2 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 |
| 2.2.3 金融机构竞争力 |
| 2.2.4 区域金融竞争力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理论分析 |
| 3.1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内涵 |
| 3.1.1 区域金融与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3.1.2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3.1.3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特征 |
| 3.2 区域金融竞争力相关理论 |
| 3.2.1 区域金融相关理论 |
| 3.2.2 竞争力相关理论 |
| 3.3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3.3.1 影响因素识别 |
| 3.3.2 影响因素机理分析 |
| 第4章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 |
| 4.1 区域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及原则 |
| 4.1.2 指标体系构建选择 |
| 4.1.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2 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方法选择 |
| 4.2.1 测算方法的选择 |
| 4.2.2 权重的确立 |
| 4.3 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结果分析 |
| 4.3.1 区域金融竞争力整体测算结果 |
| 4.3.2 银行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 4.3.3 保险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 4.3.4 证券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 4.3.5 财务公司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比较分析 |
| 5.1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横向比较分析 |
| 5.1.1 综合测算结果比较 |
| 5.1.2 分维度测算结果比较 |
| 5.2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纵向比较分析 |
| 5.2.1 全国测算结果比较 |
| 5.2.2 东部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 5.2.3 中部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 5.2.4 西部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 5.2.5 东北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6.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选取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实证检验 |
| 6.2.1 综合测算结果实证检验 |
| 6.2.2 分维度测算结果实证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做好区域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 |
| 7.2.2 提升区域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需要的匹配度 |
| 7.2.3 实现区域金融发展各主体的精准定位 |
| 7.2.4 加强区域金融发展的软硬环境建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五、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
| 一、金融发展概念及相关理论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概念及测算 |
| 三、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
| 四、金融发展促进TFP增长的途径和差异 |
| 第二节 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与现实意义 |
| 一、企业家精神的基本概念 |
| 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
| 三、企业家精神的现实价值 |
| 第三节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
| 一、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家精神的途径 |
| 二、金融体系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
| 三、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 |
| 一、动员储蓄投资技术进步项目 |
| 二、信息处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 三、风险管理分散技术创新风险 |
| 四、激励和监督改善公司治理 |
| 第二节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区域性差异 |
| 一、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 三、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描述 |
| 第三节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
| 一、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 |
| 二、计量模型、指标测算与数据描述 |
| 三、实证结果、检验及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状况和衡量指标 |
| 一、选取民营企业代表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二、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历程 |
| 三、企业家精神衡量指标 |
| 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区域性差异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家精神融资约束事实描述及存在问题 |
| 一、银行业发展现状与企业家精神 |
| 二、证券业发展现状与企业家精神 |
| 三、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家精神 |
| 四、区域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小结 |
| 第三节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实证分析 |
| 一、计量模型构建 |
| 二、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
|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
| 二、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三、计量模型主要结论及建议 |
| 第六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附录 国外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TFP增长的实践和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案例及启示 |
| 一、美国TFP增长与金融发展现状 |
| 二、美国金融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支持 |
| 三、美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经验 |
| 四、美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促进TFP增长的启示 |
| 第二节 德国案例及启示 |
| 一、德国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 |
| 二、德国金融体系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
| 三、德国金融发展经验小结 |
| 第三节 英国案例及启示 |
| 一、英国金融发展基本情况 |
| 二、英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
| 三、英国金融发展经验小结 |
| 第四节 典型国家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启示 |
| 一、资金流向企业家精神聚集的创新企业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 二、通过解除融资约束来培育企业家精神 |
| 三、风险投资基金助力企业家大胆创新 |
| 参考文献 |
| 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6）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进展 |
| (二) 国内研究进展 |
| (三) 国内外研究进展评价 |
| 三、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视角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技术路线 |
| 四、田野调查选点说明 |
| (一) 羌区四县 |
| (二) 羌族村寨 |
| (三) 旅游景区 |
| 五、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重点 |
| (三) 研究难点 |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机制及形态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产业融合理论 |
| 二、产业链理论 |
| 三、系统动力学理论 |
| 四、全域旅游发展观 |
| 第二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 |
| 一、旅游产业的内涵与外延 |
| 二、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 |
| 第三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一、机制及动力机制 |
| 二、旅游产业融合的系统结构 |
| 三、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第四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形态 |
| 一、旅游业与第一产业的融合 |
| 二、旅游业与第二产业的融合 |
| 三、旅游业与其他第三产业的融合 |
| 第五节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形态 |
| 一、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基础 |
| 二、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主要形态 |
| 三、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综合性融合 |
| 四、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典型案例 |
| 五、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普遍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形态及机制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基本情况 |
| 一、羌族与羌族地区 |
| 二、自然地理状况 |
| 三、历史文化状况 |
| 四、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 |
| 一、旅游资源 |
| 二、旅游业发展现状 |
| 三、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基础 |
| 一、产业发展水平 |
| 二、市场发育程度 |
| 三、灾后重建 |
| 四、资源条件 |
| 第四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形态 |
| 一、羌族地区的农文旅融合 |
| 二、羌族地区的文商旅融合 |
| 三、羌族地区的文体旅融合 |
| 第五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主体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客体 |
| 三、政府部门在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中的作用 |
| 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过程 |
| 第六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结构分析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动力机制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制约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评价体系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一、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二、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的选择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一、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二、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三、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四、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一、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二、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三、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羌族地区县域旅游产业融合评价与预测分析 |
| 第一节 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汶川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二节 理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理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理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理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三节 茂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茂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茂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第四节 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北川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五节 羌区四县旅游产业融合的预测分析 |
| 一、农文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 二、文商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 三、动态仿真模拟分析 |
| 第六节 羌区四县旅游产业融合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一、整体评价 |
| 二、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羌族地区村镇与景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与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茂县坪头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坪头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坪头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理县桃坪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桃坪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桃坪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三节 北川县石椅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石椅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石椅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四节 汶川县水磨古镇文商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水磨古镇基本情况 |
| 二、文商旅融合现状 |
| 三、文商旅融合评价 |
| 四、水磨古镇文商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五节 茂县中国古羌城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中国古羌城基本情况 |
| 二、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现状 |
| 三、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评价 |
| 四、中国古羌城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六节 五个田野调查点的对比分析 |
| 一、旅游产业融合基础的对比分析 |
| 二、旅游产业融合形态的对比分析 |
| 三、旅游产业融合路径的对比分析 |
| 四、旅游产业融合水平和效应的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探析、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探析 |
| 一、旅游产业融合形态单一 |
| 二、旅游产业融合深度不够 |
| 三、旅游产业融合水平不高 |
| 四、旅游产业融合效应不足 |
| 五、旅游产业融合的配套支撑和公共服务不成熟 |
| 六、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区域水平不协调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 |
| 一、原生动力不足—产业基础较为薄弱 |
| 二、拉力不足—市场机制发育欠成熟 |
| 三、推力不足—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滞后 |
| 四、阻力重重—融合主体、融合客体和政府部门的障碍因素 |
| 五、斥力较大—区位交通不便的先天劣势和自然灾害的突发障碍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化思考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化目标 |
| 二、羌族地区县域旅游产业融合的优化路径 |
| 三、羌族地区村镇和景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优化路径 |
| 第四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政府方面 |
| 二、企业方面 |
| 三、村委会方面 |
| 四、居民方面 |
|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展望 |
| 主要结论 |
| 一、羌族地区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取得的成效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特点 |
| 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
| 五、进一步优化和推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思考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及科研项目 |
（7）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8）金融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金融集聚 |
| 2.1.2 经济增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集聚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3 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2.3.1 缓解融资压力 |
| 2.3.2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 2.3.3 提供分担风险和管理机制 第3章 我国金融集聚发展与经济增长现状 |
| 3.1 我国金融集聚的发展现状 |
| 3.1.1 金融发展规模现状 |
| 3.1.2 银行业集聚现状 |
| 3.1.3 证券业集聚现状 |
| 3.1.4 保险业集聚现状 |
| 3.2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
| 3.2.1 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长 |
| 3.2.2 投资结构更趋优化 |
| 3.2.3 区域发展不均衡 第4章 我国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金融集聚度的测算 |
| 4.2 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4.2.2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4.2.3 参数估计与结果分析 第5章 我国金融集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
| 5.1 我国金融集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1.1 金融集聚的发展进程缓慢 |
| 5.1.2 金融业发展不足 |
| 5.1.3 金融业协调发展效率不高 |
| 5.2 制约我国金融集聚发展的因素 |
| 5.2.1 金融业态发展不平衡,结构比较单一 |
| 5.2.2 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
| 5.2.3 金融业整体的创新能力不足 第6章 金融集聚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
| 6.1 金融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思路 |
| 6.1.1 政府统筹规划,制定各项政策 |
| 6.1.2 明确提升金融集聚功能 |
| 6.1.3 打造多层次金融中心格局 |
| 6.2 金融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对策 |
| 6.2.1 提高金融机构的协调发展效率 |
| 6.2.2 加快金融业多样化发展 |
| 6.2.3 加强金融监管能力 |
| 6.2.4 引导金融集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
（9）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区域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厘清与辨析 |
| 1.2.1 产业集聚与金融集聚 |
| 1.2.2 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 |
| 1.2.3 耦合关系与协同发展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存在的不足之处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金融发展理论 |
| 2.1.2 金融地理学理论 |
| 2.1.3 产业集聚理论 |
| 2.1.4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及述评 |
| 2.2.1 金融集聚相关研究 |
| 2.2.2 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研究 |
| 2.2.3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相关研究 |
| 2.2.4 空间计量相关研究 |
| 2.2.5 耦合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适用性分析 |
| 2.2.6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第三章 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理论分析 |
| 3.1 金融集聚的外在特征与引致动因 |
| 3.1.1 金融集聚的外在特征 |
| 3.1.2 金融集聚的引致动因 |
| 3.2 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及效应分析 |
| 3.2.1 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 |
| 3.2.2 金融集聚的效应分析 |
| 3.3 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与影响因素 |
| 3.3.1 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 |
| 3.3.2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
| 3.4 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4.1 资金催化机制 |
| 3.4.2 资本形成机制 |
| 3.4.3 资源配置机制 |
| 3.4.4 风险管理机制 |
| 3.4.5 产业整合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我国金融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与现状 |
| 4.1 数据来源及区域划定说明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区域划定 |
| 4.2 金融产业集聚的现状 |
| 4.2.1 金融产业集聚的总体状况 |
| 4.2.2 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 |
| 4.3 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 |
| 4.3.1 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状况 |
| 4.3.2 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时间视角考察 |
| 5.1 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简介 |
| 5.1.1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
| 5.1.2 区位熵指数 |
| 5.2 金融集聚水平的实证分析 |
| 5.2.1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及N指数测度结果 |
| 5.2.2 区位熵指数测度结果 |
| 5.3 金融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截面数据分析 |
| 5.3.1 模型的建立 |
| 5.3.2 截面数据回归计量结果 |
| 5.4 金融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面板数据分析 |
| 5.4.1 模型的建立与变量的说明 |
| 5.4.2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5.4.3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
| 5.4.4 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 |
| 5.5 本章小结 第六章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1 空间计量方法概述 |
| 6.2 金融集聚及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6.2.1 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
| 6.2.2 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
| 6.3 金融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面板分析 |
| 6.3.1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说明 |
| 6.3.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第七章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发展的实证检验 |
| 7.1 耦合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
| 7.2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发展模型的建立 |
| 7.2.1 系统发展功效函数 |
| 7.2.2 系统耦合程度函数 |
| 7.2.3 耦合匹配程度函数 |
| 7.2.4 耦合匹配类型释义 |
| 7.3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匹配程度实证分析 |
| 7.3.1 系统耦合匹配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3.2 系统耦合匹配程度的测度 |
| 7.4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发展的现实解读 |
| 7.5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合理定位节点城市职能,不断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内涵 |
| 8.2.2 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建设,充分发挥金融集聚辐射作用 |
| 8.2.3 切实依托产业梯度转移,全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8.2.4 全力推进产融协同发展,促进建立全面耦合发展关系 |
| 8.2.5 重点关注生态环境约束,保障区域经济绿色健康发展 |
| 8.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致谢 |
（10）金融集聚影响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机理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1 绪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背景 |
| 1.2 研究的目标及思路 |
| 1.3 研究的假设及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及资料 |
| 1.5 研究的特色及创新 2 基础理论、文献回顾与实践经验 |
| 2.1 相关理论借鉴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金融发展理论 |
| 2.1.3 产业集聚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金融集聚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 |
| 2.2.2 金融集聚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2.3 相关研究述评 |
| 2.3 实践经验借鉴 |
| 2.3.1 美国经验借鉴 |
| 2.3.2 日本经验借鉴 |
| 2.3.3 香港经验借鉴 |
| 2.4 本章小结 3 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的理论框架 |
| 3.1 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的概念界定 |
| 3.1.1 金融集聚的概念界定 |
| 3.1.2 民营经济的概念界定 |
| 3.2 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的关系原理 |
| 3.2.1 金融基本功能影响民营经济成长 |
| 3.2.2 金融集聚效应影响核心区域民营经济成长 |
| 3.2.3 金融扩散效应影响周边区域民营经济成长 |
| 3.2.4 民营经济成长影响金融集聚 |
| 3.2.5 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的相互作用机理 |
| 3.3 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的测度指标 |
| 3.3.1 金融集聚的测度指标体系 |
| 3.3.2 民营经济成长的测度指标 |
| 3.4 本章小结 4 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的现状及问题 |
| 4.1 中国金融集聚的现状及特征 |
| 4.1.1 金融集聚度评价 |
| 4.1.2 金融集聚度的特征 |
| 4.2 民营经济成长的现状及特征 |
| 4.2.1 民营经济成长的历程 |
| 4.2.2 民营经济成长的水平 |
| 4.2.3 民营经济成长的特征 |
| 4.3 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的相关性 |
| 4.3.1 相关性分析方法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4 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的问题 |
| 4.4.1 金融资源区域分布不协调且金融资本“脱实向虚”显现 |
| 4.4.2 民营经济区域发展不协调且民营企业发展严重受阻 |
| 4.4.3 国有与民营经济发展不协调且“国进民退”现象见端倪 |
| 4.4.4 民营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大但科技转化能力不足 |
| 4.4.5 金融行业经营风险加剧并且民营企业破产现象频发 |
| 4.5 本章小结 5 金融集聚对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影响效应考察 |
| 5.1 引言 |
| 5.2 金融集聚影响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理论分析 |
| 5.3 金融集聚影响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实证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样本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5.3.3 相关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5.3.4 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 |
| 5.4 金融集聚影响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门槛效应分析 |
| 5.4.1 面板门槛模型构建 |
| 5.4.2 门槛效应检验 |
| 5.4.3 门槛值估计 |
| 5.4.4 门槛效应分析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6 金融集聚对区域民营经济规模水平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金融集聚影响区域民营经济规模水平的理论分析 |
| 6.3 金融集聚影响区域民营经济规模水平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3 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7 金融集聚对区域民营经济生产效率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金融集聚影响区域民营经济生产效率的理论分析 |
| 7.3 金融集聚影响区域民营经济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设计 |
| 7.3.2 民营经济TFP测度 |
| 7.3.3 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8 金融集聚促进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机制设计 |
| 8.1 资金有效供给机制 |
| 8.1.1 银行业资金供给机制 |
| 8.1.2 证券业资金供给机制 |
| 8.1.3 金融租赁业服务机制 |
| 8.2 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
| 8.2.1 保险业风险保障机制 |
| 8.2.2 民间金融规范化机制 |
| 8.3 金融产业合作机制 |
| 8.4 外部环境优化机制 |
| 8.4.1 财政政策服务机制 |
| 8.4.2 货币政策服务机制 |
| 8.5 本章小结 9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促进各区域金融资源的有效集聚 |
| 9.2.2 实现各区域金融市场的有序竞争 |
| 9.2.3 加强各区域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 |
| 9.2.4 提升各区域民营企业的生产水平 |
| 9.2.5 形成区域间金融合作和技术交流 |
| 9.2.6 促进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良性互动 |
| 9.3 研究展望 致谢 参考文献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四、试论西部地区保险业成长的制约因素及发展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 刘晓飞.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2]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雯. 辽宁大学, 2020(08)
- [3]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4]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D]. 邢晓东. 武汉大学, 2019(05)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6]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张莞.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7]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8]金融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董炯辉. 吉林大学, 2019(12)
- [9]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区域比较研究[D]. 岳松毅. 兰州大学, 2018(11)
- [10]金融集聚影响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机理与实证研究[D]. 张玄. 重庆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