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机械工业利税增长,亏损下降（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周建超[3]（2020）在《媒体报道框架与东北形象的变迁 ——《人民日报》对东北地区报道的历时性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主要从区域形象的媒介呈现角度出发,通过探究建国后《人民日报》对东北报道的叙述,分析其呈现出的具体形象。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借助不同历史时段重大的经济政治事件,勾勒出东北形象的变迁。对《人民日报》东北报道的具体材料进行框架分析,并结合区域媒介形象的相关理论分析其媒介形象呈现的内在动因。本研究的重点有两个,其一是描述东北形象的具体呈现,二是这种形象得以形成的经济政治因素,这同时也是本研究论述的核心内容。在研究的最后一部分,通过分析东北形象的历史共性及现状,探讨当下东北形象的形成,并对其中呈现的问题做出思考和总结。东北是一片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文地理区域,“铁人精神”和“大国重器”都诞生于此,在70年的风雨历程中,东北经历过辉煌的过往也饱受转型的阵痛。在具体的媒介呈现上,东北主要以三种面貌呈现:建国初期斗志昂扬、火热建设的东北（1949—1965）,上世纪末积重难返、转型艰难的东北（1978—2002）,新世纪以来逐渐边缘、弱势的东北（2003—2019）。这三种面貌在《人民日报》中对应着三种报道框架,分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下的“宣扬框架”,转型阵痛下的“问题与策略框架”,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边缘框架”。东北形象的面貌和东北报道的框架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决策密不可分,“宣扬框架”下的东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线,是国家工业投资的重点区域,媒体的报道量甚至能与首都北京持平,塑造的形象也是丰富且正面的。“问题与策略框架”下的东北则饱受经济发展落后,文体教育、生态环境、社会民生等报道无法扭转负面经济报道的颓势,“落后”成为当时东北形象的标签。“边缘框架”与国家出台振兴东北的政策相关,国家政策的扶持会提升一个地区的形象,东北地区在媒体关注上确实受益于振兴政策,但是也形成媒体关注与振兴政策关联的窘境。简单来说,国家出台振兴政策,东北获得媒体关注;国家不出台政策,东北就被媒体忽视。即使在不是振兴政策出台的相关年份,《人民日报》的东北报道也大多与振兴相关。东北自身获取媒体资源的能力薄弱,缺乏媒体关注东北日益边缘化的现象即是“边缘框架”。由于东北形象中经济形象占有突出地位,想要扭转东北形象的弱势一是要加强经济建设,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二是树立主动传播意识、主动发声,改进传播观念,将东北各地方形象的有益成分都纳入到东北形象的旗帜下,打出东北传播的组合拳。
阎晓莹[4]（2018）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 ——基于改革历史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执政基石,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国有企业的改革更是具有最深远的意义。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这段历程,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路径、相关举措的实施效率和成果的探讨与尝试,在学术界与实践界均未曾间断过。国内外太多学者从各个纬度、各个层次都进行了大量的、详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总的来说,以往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所展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是对改革效果的分析,这一类分析绝大多数着眼于分析改革前后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变化、委托代理关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企业产出能力或产权效率的提升,以证明这一阶段改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第二类研究则是对改革动因的分析,此类文献致力于发现并验证改革的触发机制,将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和内部动机分别归因于国内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和企业自身绩效提升的需求;还有一类研究是从不同角度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路径,主要的分析角度包括了企业效率改善、财政体制改革、产权制度变迁、委托代理关系演变,等等。前两个研究方向往往聚焦于具体某一阶段或某一项改革举措的落实效果,后一类研究则多是对改革历程的理论性描述。然而,回顾中国国有企业40年的改革历程,在国有资产（资本）产权关系重构的过程当中,作为改革重要的推动因素,政府作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这一动机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在前辈们的若干成果当中,鲜有通过梳理改革的全过程来提炼触发并作用于改革各个阶段的同一动因的研究。尤其缺少对时间跨度较长的、相对完整的、宏观产权制度变迁的研究。籍此,笔者撰写了这篇论文,以期对理论领域的知识分享尽一己之贡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以政府身份的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挖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动因。本文以政府的双重身份对利益的不同诉求作为改革动因来考察改革方向与路径选择的必然性。在以往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内容是将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来考察改革的成果,还有一部分是以单一的社会管理者视角去审视政府对改革的作用。这两类研究都忽略了政府身份和职能的双重属性,对认清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体作用并没有直接帮助。而其他研究即便考虑了政府身份的二重性,也并未将其用作分析改革动因的工具。因此,尽管政府身份的二重性并非笔者率先提出,但以政府的双重性质利益诉求作为改革动因的研究,在笔者极为有限的研究生涯中还未曾发现。因此,这一点可以视作是本文的一个理论创新。笔者在研究中将政府视作国有资产所有者,假设其对国有资产的经营行为会提出经济利益;同时考虑政府的社会管理者身份对政治利益的追逐。对这两类利益的追逐、混淆和廓清存在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过程,并直接影响着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选择。这一设置不仅与政府的双重身份相契合,更方便研究者以双重视角去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外在动因,也使文章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与困难的解释更加符合逻辑。2.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及本质的判断。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真实动因——政府动机。既有文献在分析国有企业的改革原因时,大多基于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前后对比。但这种研究看似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真实原因,实则论证了改革路径选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非改革路径选择的必然性。而此前依据政治庇护理论来论证改革动因的文献也都聚焦于改革的某一阶段,而非改革的全过程。因此,本文首次以政府行为的逐利性为假设,将改革中各个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利益关系,系统地梳理了改革不同阶段各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竞取、综合和取舍,得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选择的真实依据,是政府对其职能收益的追求”这一判断。3.对更长时间跨度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再探讨。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时期为1979年至2016年,而非1979年至2007年。绝大多数既有文献的分析都止于2007年,因为许多研究者认为,在此之后国有资产的产权结构趋于稳定,后续的改革行为均是对之前改革的巩固与深化。但在2008年至今的这10年中,国有资产产权存在的空间边界在不同方向上发生了不止一次的变化。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这一改变同样属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内容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分析价值,尤其在处置国有资产产权效率的问题上,为改革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现实依据。因此,本文将2008年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行为也纳入到分析当中,以期更加全面地审视这盘“还未下定的棋局”。4.可能的方法创新。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各个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其他使用微观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不同,本文第五章采用的是宏观经济指标——国有企业利税金额增长率、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来检验各个阶段的改革成效,为考察国有企业改革效率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反映的是在制度变迁中各主体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改革对各主体收益变化的作用,为后续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奠定现实基础。全文以七大部分完成了对创新的实现。绪论作为本文的第一部分,除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思路之外,列出论文的主要内容、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同时陈明研究将会用到的理论与方法。第二章是对既有文献的回顾与述评,通过梳理此前国内外学者们在研究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各类观点,绘制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演进图谱。由此,笔者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加清晰地审视问题。也正是基于对既有文献的回顾,才使笔者能够发现此次研究的创新基础。第三章是正文的开始,笔者以白描的笔法勾勒出了不同产权主体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各自的表现,根据其利益分配关系变革将2017年之前的改革划分为六个阶段,标注出各个阶段的起止点和标志性事件,并对与既有文献不一致的阶段划分作出详细说明。第四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改革的主线与延伸路径,为后续得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基于政府追求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动机而发起的产权制度变迁”这一结论做铺垫。在这一章中,笔者还描述并分析了不同阶段改革所遭遇的困难以及政府化解难题的具体措施,以备用在第六章中分析不同产权主体在改革过程中对行动策略的选择动机。第五章与第六章共同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内容。前者以国有企业的产权效率、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财政的获利能力作为评价指标,展示了各个阶段的改革效果,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证明了不同的改革阶段对产权主体利益诉求的贡献度。第六章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笔者通过分析各产权主体、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利益分配方案的收益预期和效果评估,不仅验证了此前对国有企业改革触发机制的判断,也解释了改革几度遭遇困难的原因。最后,结论中提出了此次研究的主要结论:1.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以政府动机引发的、被动式的产权制度变迁。产权结构作为收益分配的基础,是各个阶段改革的核心;对获取收益数量以及获利能力的提升,则是改革过程中全部措施的政府动机。每一次改革的触发,都源于产权主体对当期实际利益分配额与改革收益期望之间差距的不满。每一次产权结构的重新划分,包括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国有经济的产权边界,都伴随着产权收益分配方式与利益关系的重构。2.在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与国有企业这三者中,中央政府作为领导者,引导、并在必要的时候强制改革沿着有利于提高自身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方向向前推进;地方政府作为改革的跟随者,尽管不能对抗改革,但其逐利性能够对改革效果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事实证明,只有这三者之间形成利益综合的关系时,改革才能顺利推行。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路径选择的基础。3.当改革围绕产权系统内部既有利益的分配方式而展开时,产权结构将沿着中央政府收益与获利能力提高的方向而改变;当改革延伸至国有资产产权系统之外,产权存在的空间边界将会沿着中央政府产权收益增加的方向改变。4.国有企业的获利能力、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能力这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获利能力与中央、地方两级财政之间形成利益综合关系,前者对后两者贡献正向作用,但后者并不会对前者构成事实影响;两级财政之间形成利益竞取关系,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能力的提高起正向激励作用,但地方对中央财政收入能力的提高不起到任何作用。5.政府的二重身份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正常的改革内容的落实依靠产权主体行使产权即可完成,一旦陷入困境,政府则通过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化解矛盾。当改革发生偏差时,政府的二重身份在处理方式上会产生矛盾一—当政府获利的总和符合或高于预期时,政府并不会去处理偏差;当整体利益下降,尤其是政治成本支出高于改革偏差获利时,政府则会选择修正偏差。纵观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笔者发现,凡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改革举措都能为产权主体提供更高的产权效率与政府利益,而将“最容易”的环节作为切入点所收获的改革红利则是不可持续,对获利能力的强化更是没有任何贡献。未来国有企业持续改革的路径选择,也可以此作为判断标准,才能少遇曲折、顺畅前行。
邱娟[5]（2017）在《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8年至1984年是湖北省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湖北改革开放新时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湖北省委和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为了实现现代化,由上而下,从试点开始逐步向前推进的。十年“文革”使得国民经济及湖北经济发展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摆脱困境,中共中央于1978年底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在此背景下,湖北省逐步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一时期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轨迹,分为单项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两个阶段,其中单项改革主要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利改税、工业企业改组联合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为主要内容;而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起初是从试点（沙市、武汉市）开始,逐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湖北省委、省政府还从宏观方面（流通体制、价格体制、财政体制、外贸体制等）采取多项改革措施来弥补单项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不足。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试点,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果,经济实力显着增强,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在取得积极成果的背后仍然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扩权让利过程中企业自主权落实不到位,利改税过程中税种设置单一、以利代税未能真正落实到位等问题。综上所述,本文在系统梳理湖北省六年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取得的积极成果及分析其潜在的问题,这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系统地研究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打赢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延才[6]（2016）在《中国酒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三次（扩大）会议2015年中国酒业工作报告》文中研究表明报告首先从规模企业数量、产量、销售收入、上缴税金、出口量等方面对白酒、啤酒、葡萄酒、黄酒、其他酒类等我国酒业各酒种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酒行业总体增长,其中白酒、啤酒产业微略增长,但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额增长了18.80%。市场需求更加丰富,消费者的选择呈多样化、差异化态势,在此形势下,各企业应该从客观研判市场形势、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导向、积极探索新型营销渠道、优化酿酒产业布局、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长远谋划。其次,报告就《中国酒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的编制进行说明,对"十二五"时期中国酒业发展成就与面临形势、中国酒业"十三五"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酿酒产业"十三五"经济指标等方面进行了详尽介绍,最后,对中国酒业协会2015年主要工作进行了归纳总结。
赵庆超[7]（2014）在《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研究》文中认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源。然而，落后的发展模式阻碍了中国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加快向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模式转变来提升竞争力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产业竞争力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分别建立了产业竞争力研究的方法体系和理论体系，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产业特征、构成要素、评价模型及提升对策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包括资源禀赋、市场基础、融资能力、企业素质、产业组织结构、支持行业及制度环境等7要素在内的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影响因子概念模型。同时，在模型研究过程中，结合研究对象的行业特征，对钻石模型及相关模型展开了一定的优化与改进。构建的评价模型为开展对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横向与纵向测评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建立一个更为科学的中国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奠定了基础。本研究运用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等分析方法，对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特征、构成、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再根据对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给出了提升其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最为重要的4个特征分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特征明显、原材料缺口大、人造板产业集群态势明显、产业关联度大。（2）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资源禀赋、市场基础、融资能力、企业素质、产业组织结构、支持性行业及制度环境等；其中企业素质、融资能力与产业组织结构组成了是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的核心竞争力。（3）建立了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参照波特的钻石模型及其产业特点分析，确立了中国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25个评价指标，进而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产业竞争力的二级指标，即显性竞争力、基础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这些内容从不同角度、层面反映了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特征，为产业竞争力的实证测评提供了指标变量，并为制定提升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了支持。（4）对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测评，并根据测评结果进行排名，再对排名的结果展开聚类分析。实证测评包括横向、纵向测评两方面的内容，其中横向测评的结果显示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存在明显差别，运用聚类分析法将其划分为5个梯队，即第1梯队的江苏、山东；第2梯队的广东、辽宁、河南、福建和浙江；第3梯队的湖南、上海、吉林、广西、湖北、四川和安徽；第4梯队的内蒙古、河北、江西、天津、黑龙江、北京、重庆和陕西；第5梯队的贵州、海南、山西、云南、新疆和甘肃。（5）本文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对2012年综合竞争力排名前10的江苏、山东、广东、辽宁、河南、福建、浙江、湖南、广西和吉林进行了纵向测评，纵向测评的结果显示20082012年间10省的综合竞争力水平呈现明显的分化态势，苏鲁两省在20092011年间的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广东与河南在2009年以后呈现滑落趋势；辽宁的发展形势比较平稳，其他省份的产业发展速度集中于同一水平。（6）给出了提升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及思路。基于对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提升驱动力和路径的分析，本文从宏观和中观两个方面分别给出对策，宏观上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制定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在中观领域针对不同梯队的具体特点和战略定位，给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对策。
刘来平[8]（2012）在《从独立生产体系到参与全球分工的中国石化产业 ——以中国石化第十建设公司为例（1970-200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石油化工是一个全球化特点十分鲜明的产业，又是一个资源依赖性非常强的产业。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石油跨国公司就是以全球资源为基础，通过对全世界石油资源的开采、加工和销售而发展起来，至今仍掌握着全球产业的主导权。中国石化产业的发展历程有所不同，是在国内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基本封闭和独立的生产体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独立的体系与外部世界发生了越来越广泛的联系。本文用全球化的视角研究中国石化集团第十建设公司（以下简称TCC公司）1970—2008年间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这个企业的研究，分析中国石化产业是如何从一个独立体系逐渐参与到世界生产体系过程中的。近代石油产业19世纪60年代发源于美国，不久即成为一个全球性产业。从美国、委内瑞拉、墨西哥、荷属东印度、俄罗斯等地开采的石油经过美国、英国、荷兰石油公司的加工提炼成各种油品，在世界各地销售。一战后跨国石油公司联合起来垄断了中东石油的开发权，二战以后开始大规模开发。凭借中东的“廉价石油”，以“七姊妹”为代表的大石油公司在生产技术和销售市场方面取得了绝对优势，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化工产业。产油国为了石油利益持续抗争，四次中东战争是石油资源矛盾的集中爆发。中国的石油化工产业是建国后完全在国内资源的基础上独立发展的，70、80年代通过大规模引进技术形成了一个基本封闭和独立的体系。TCC公司就是在中国原油勘探开采取得历史性突破后，大规模发展炼油和化工生产的背景下组建的。公司依托大型石化项目的建设，到90年代初期发展成为大型石化建筑企业。9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经济体制转变、内需不足的形势，受此影响石化产业发展缓慢，乃致亏损。在这种宏观背景下，虽然TCC公司想方设法承揽工程，涉足多种业务，但一直难以摆脱困境。为扩大总需求，中国开始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由于石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还缺乏竞争力，出口政策对石化产业的影响短期内并不明显。从企业内部来说，TCC公司90年代后期在集团统一政策安排下采取大力减员下岗、脱离社会职能等措施，企业负担有所减轻。不过企业状况真正有所好转、效益逐渐提高是进入21世纪后。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促进出口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到21世纪初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出口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多是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和以初级石化产品为原料的制造品，大量的纺织、服装、玩具、电子等产品使石化原料需求猛增。为满足这些产品需求，中国加速扩大石化生产能力。大量石化项目的投资建设使TCC公司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是企业形式好转的根本原因。虽然如此，不过从全球石油化工产业分工形势来看，TCC公司与其他的中国石化企业一样还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对石油资源的需求增长放缓。不过从全球来看，只是消耗资源多的产业环节转到了中东、南亚、印度等后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增长迅速，导致石油供应紧张、价格持续上涨，竞争更加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紧了对石油资源的控制。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直至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都含有争夺石油资源控制权的因素。在政治、军事力量的保护支持下，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占据产业链高端，通过历史形成的技术垄断优势继续保持产业主导权。由于石油化工产业鲜明的资源依赖特点，且石油作为能源又是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石油化工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尤为需要政府的扶助与支持。目前的全球石化产业分工体系主要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凭借军事武力控制世界石油资源，另一方面又借助其在石油勘探、开采和加工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垄断石油产业链条的高端。中国石化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过程中无疑受到这个分工体系的制约，一方面缺少外部石油资源供应的可靠保障，另一方面在勘探、开采和加工等技术方面又落后于西方，处于石油生产加工链条的低端。历史上和今天，很多国家都曾经通过采用贸易保护和幼稚工业辅助等经济政策，支持和推动自己国家的各种产业发展，以期提高它们的国际竞争力。而对于石化产业这种资源依赖性特别强的产业来说，西方国家在过去和今天采用的不仅仅是经济政策，有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和发动战争，为自己国家的石油工业抢占国际石油资源。中国是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国家。那么在当今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如何用国家力量来支持中国的石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胡晓微[9]（2011）在《管制下的中国烟草行业绩效研究》文中认为烟草产品由于独特的上瘾性和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政府部门通常对其采用“寓禁于征”的高价高税政策,又使其成为重要的税收来源。西方国家对烟草行业的管制侧重于社会性管制措施,更多从保护公众健康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出发。而我国现行的烟草专卖体制在1980年代初期产生的原因既是为了规范行业秩序、保护公众健康,也是为了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具有鲜明的财政收入职能。正是基于其产生的背景和职能,烟草行业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后,逐渐形成两大矛盾：一是我国烟草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和专卖体系,贡献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但其本身却呈现“大而不强”的特征,竞争力远远落后于国际烟草巨头；二是我国对烟草行业的管制更多是经济性甚至是行政性的,通过许可证制度、税收和价格管制等维持其高收益、高利税贡献,与公众健康有关的全国性控烟措施和对烟草企业较严厉的管制却一直未能实质性开展。本文作者长期供职于烟草行业,对这些不同维度绩效之间的矛盾及其对中国烟草行业长远发展的制约深有感触。烟草行业是典型的受管制行业,规范的管制理论、政府管制烟草行业的理论依据、管制绩效的衡量方法和相关研究成果等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进一步的,对于烟草行业而言,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的划分和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不对等成为烟草这一“有害”物品的管制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从社会性管制的视角来看,结合烟草制品本身的特点和影响,烟草消费具有巨大的内部成本（购买支出、对健康的危害等）和外部成本（二手烟、工作时间的减少等）,且其低需求价格弹性、低替代性、稳定的客户群等市场结构特征使得提税等单纯的经济性管制措施成效有限,因此社会性管制的存在和强化成为必然途径。社会性管制措施重在积极营造控烟氛围、推行控烟举措；《烟草控烟框架公约》旨在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控烟,对烟草企业的绩效产生显着影响。我国对烟草行业的社会性管制虽然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得到开展,但由于文化、价格等因素对吸烟率的影响和控烟活动开展乏力,成效微弱。进一步的,囿于实务层面的这一情况,学术界对社会性管制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医药、卫生领域,通过一系列的观察性、试验性研究和大范围的统计调查指出吸烟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如呼吸道疾病、癌症等；而经济学领域针对吸烟产生的危害的衡量,如失业成本、医疗成本、死亡带来的劳动力损失成本等研究则较少。从经济性管制的视角来看,传统的对管制行业的分析一般基于SCP范式（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由于我国烟草行业为垄断经营,受到国家的高度管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从1982年建立现行专卖体制开始）市场结构和厂商分布相当稳定,若干次大的调整（如禁止新建烟厂、工商分离等）也都是在国家局的部署下有序开展,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在此市场结构上,各地烟草工业公司和烟草商业公司受到国家局的统一指导,各项业务和经营活动同质化程度较高,市场行为更多体现为具体程度和细节上的差异。但在此高度统一的管制模式和管理体制下,各地烟草企业的绩效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主要系上述的管理体制在早期逐步形成了较强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各地烟草企业的绩效更多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烟草消费能力相关。2003年以后,国家局通过工商分离和联合重组,明显通过内部的体制调整减弱了原先的地方保护主义,促进了烟草工业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有限竞争,其绩效分化和优势厂商的显现逐渐明显。本文结合这一背景,对我国烟草行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利用数据分析、实证模型等对市场结构、市场绩效等进行了衡量和对比,发现：1、我国烟草工业领域在工商分离后通过重组整合,其市场集中度已显着提高,但基于MES和PCM模型的计量结果也发现市场结构的变化对经营绩效无显着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大规模跨省重组提高集中度。2、我国烟草行业的市场行为主要呈现出品牌培育乏力、品牌竞争力低；价格受到严格管制、卷烟销售结构中中高档烟的比例迅速提升；广告投入巨大但水平较低、重复严重,成效不明显等问题。3、我国烟草行业的经营绩效和财政绩效虽然很高,但产业链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收益分配不均：国家通过税收形式占到50-60%,烟草行业本身获得30-40%,两端的烟农和零售商所获份额很小且日益减少。此外,运用财务比率,从行业整体层面和企业层面对我国烟草行业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发现行业内部竞争格局较为清晰,龙头企业已经形成,但分化严重,仍存在大量缺乏竞争力的厂商,有待进一步兼并整合。在对烟草行业本身进行分析（多为纵向比较）的基础上,本文还通过全社会范围内的多个行业的横向比较来明确烟草行业的整体绩效水平,发现烟草行业除了盈利能力特别高,其他指标都一般化,因此有理由认为其是通过垄断地位和专卖管制维持了其高经营绩效水平。进一步的,本文运用DEA方法进行投入产出测算,从整体上对我国烟草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计量和分析,发现我国烟草行业的的资源配置效率虽有大幅提升,但资本、成本、人员等投入仍然严重富余。此外,结合上述结论,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烟草行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烟草工业企业主要依靠资本、中间投入的扩大实行粗放式发展,商业企业由于行业的原因在依靠规模扩张的同时更侧重于经营效率的提升。最后,本文对我国烟草行业不同维度绩效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总结,并从我国烟草行业管制的起源、评价依据（绩效考核标准）和管制手段等方面分析原因,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总体而言,本文对烟草行业多个维度的绩效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析,尤其是进行了较长时期的DEA分析衡量资源配置效率,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但对社会性管制的论述和定量分析略显不足,在进行DEA分析时没有不同时期的价格因素,对烟草行业更深层次的内部管理细节的论述也较少,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郝晓燕[10]（2011）在《中国乳业产业安全研究 ——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文中指出我国乳业经过6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产业链条长,部门关联效益显着,利益相关主体依存度高的产业经济系统。这个产业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关系到乳品企业和奶农的经济利益,也关系到广大乳业投资者的利益,更关系到广大乳品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近年来,乳业质量安全问题频发,影响到整个乳业的正常运行,乳业的产业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文章首先梳理了产业安全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继而分析了我国乳业的发展阶段;在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乳业的产业安全分析范式进行了设计,并提出了产业经济学视角的乳业安全研究框架（S-L-O-R）;基于该理论框架,全文先从产业经济理论的四个方面:产业结构、布局、组织、规制作了单因素分析,继而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进行了多因素综合分析;最后根据前文分析的结果提出维护乳业产业安全的相关政策建议。全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1）第一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乳业研究和产业安全研究的文献资料,对国内外产业安全的相关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总结,这一部分体现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全文的研究基础。（2）第二部分从乳业产业发展的概况出发,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分析了产业周期与产业转移对我国乳业产业安全影响的机理,第三章就此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3）第三部分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设计了我国乳业产业安全理论分析范式（第四章）,继而分别从产业结构、组织、布局、规制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乳业产业安全的隐患机理（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4）第四部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乳业安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九章）,即对产业结构、组织、布局、规制四大因素的综合分析,为政策建议部分提供实证依据。（5）第五部分基于前文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结果提出我国乳业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组织、布局、规制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第十章）。文章的主要研究发现:（1）产业安全与产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于处于幼稚和衰退阶段的产业而言,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和衰退产业的转移,而对于处在成长和成熟阶段的产业而言,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和监管显得尤为重要,而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乳业正处于成长期阶段,其产业规制处于亟待完善阶段。（2）产业安全的结构因素存在安全隐患,表现为:奶源生产的不稳定性已经成为乳业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技术进步贡献率呈下降趋势,产业劳动密集程度显着上升,乳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成为影响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畜牧业、饲料加工、乳业机械加工制造、批发零售业等这些后向关联产业发展滞后,也会影响乳业的稳定发展;我国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单一,受乳品企业营销影响较大;我国乳品进口的结构与国内消费结构不匹配,乳品进口的快速增长对我国乳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3）产业安全布局因素的隐患表现为:一方面我国乳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出现均等化现象;另一方面我国乳业发展存在空间的波动性。（4）产业安全组织因素的隐患表现为:我国乳业产业组织模式在保障奶农利益方面还存在改进的余地,保障奶农的利益已经成为稳定乳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乳制品加工环节的SCP分析表明乳业整体绩效较好,但在规模绩效和产权绩效方面已经存在产业安全隐患,外资企业的绩效高于国内乳品企业。（5）产业安全的规制因素分析表明,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包括安全监管的机构体系、政策法律体系、技术标准与安全控制体系在内的政府规制体系。但是该体系在运行中存在机构职能交叉重合、产业政策尚未成熟等现实问题,集中表现为政府对乳业的安全规制存在严重失灵。（6）产业安全因素的综合分析表明,从空间的维度考虑,我国区域安全隐患因子主要有奶源因子、规模因子、消费水平因子、获利因子、资源禀赋因子、成长因子、后向关联产业因子、前向关联产业因子。从时间维度考虑,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影响乳业安全最显着的变量是政策变量,该结果表明维护乳业安全政府责无旁贷。基于以上研究,文章主要的创新点有:（1）文章首次尝试运用产业经济学的广义理论分析范式（S-L-O-R）,从产业结构、布局、组织、规制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乳业产业安全的内外因素,并对四个因素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综合评价。该研究视角同很多学者强调外资与外贸等外部威胁因素来考察产业安全的研究观点有所区别。（2）文章运用龚柏兹拟合曲线分析法和计算判断法对我国乳业所处的产业生命周期进行了识别,计算结果表明我国乳业正处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的发展阶段,这与以往学者定性描述乳业的发展阶段有所区别;基于此判断,文章指出乳业受所处生命周期的影响,其安全隐患存在动态性,分析了我国乳业安全面临的共性和特性因素。（3）文章构建了包含技术进步因素的乳业增长模型,运用生产函数和增长速度方程法,测度了技术进步对我国乳业发展的贡献率。计算结果表明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下降而劳动投入的贡献率明显上升,说明乳业的稳定发展已经日益影响到我国就业问题,而乳业从业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乳业的产业安全。（4）文章运用我国投入产出表（2007）的基础流量数据,对乳业进行了产业关联分析,从投入产出分析的视角测度产业安全问题引发的乳业与其关联部门间的风险波及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后向关联产业部门的发展滞后会成为乳业安全的重要隐患。
二、四川机械工业利税增长,亏损下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四川机械工业利税增长,亏损下降（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媒体报道框架与东北形象的变迁 ——《人民日报》对东北地区报道的历时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问题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1.框架理论 |
| 2.媒介形象理论 |
| 3.区域媒介形象理论 |
| 4.关于区域媒介形象的研究范式 |
| 第三节 东北形象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重难点 |
| 第二章 历史的回溯:东北形象的媒介呈现 |
| 第一节 《人民日报》报道中的东北形象 |
| 一、东北形象的历史呈现 |
| 二、东北报道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不同报道领域的东北形象 |
| 一、明显“盛衰二分”的经济形象 |
| 二、政策约束下的东北形象 |
| 三、报道分散的社会文化形象 |
| 第三节 东北形象的转变 |
| 第三章 媒体报道框架与东北形象的媒介建构 |
| 第一节 恢复与建设(1949—1965):“宣扬框架”下的东北 |
| 一、以“建设者”为特征的工业形象 |
| 二、富饶的农业生产形象 |
| 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样板的外事形象 |
| 第二节 政治风波(1966—1977):东北形象的削弱 |
| 第三节 积重难返(1978—1990):“问题框架”下的东北 |
| 一、负面经济形象出现 |
| 二、负面政府形象显现 |
| 三、以社会文化、农林生态报道充实东北形象 |
| 第四节 艰难转型(1991—2002):“问题”与“策略”框架下的东北形象的塑造 |
| 一、负面经济形象的固化 |
| 二、其他领域塑造正面形象的实践 |
| 第五节 振兴战略提出(2003—2019):“边缘框架”下的东北 |
| 一、东北报道与政策发布高度相关 |
| 二、东北形象传播力弱 |
| 第四章 东北形象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70年来东北形象的共性 |
| 第二节 当下东北形象的处境 |
| 第三节 关于东北形象提升的思考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之处 |
| 三、研究不足之处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4）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 ——基于改革历史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基本思路 |
| 一、研究视角 |
| 二、分析的出发点 |
| 三、分析的依据 |
| 四、分析指标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安排 |
| 第三节 主要理论依据 |
| 一、交易费用理论 |
| 二、产权理论 |
| 三、制度变迁理论 |
| 四、软预算约束理论 |
| 五、政治庇护理论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第一节 国有经济存在的空间 |
| 一、国有经济存在的正当性 |
| 二、国有企业存在的空间边界 |
| 第二节 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
| 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
| 二、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改革动力机制的解释 |
| 一、内在动因: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诉求 |
| 二、外在动因:国家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途径分析 |
| 一、明晰国有企业产权以实现企业独立 |
| 二、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以提高企业改革效率 |
| 三、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描述 |
| 第一节 改革伊始国有经济面临的增长困境 |
| 一、微观层面:“国营工厂”的经营模式 |
| 二、宏观层面:国家的财政收支特征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划分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
| 一、起步探索阶段(1978-1986):放权让利以激发企业活力 |
| 二、制度稳定阶段(1987-1992):推行承包制以巩固改革成果 |
| 三、制度创新阶段(1993-2002):转机建制以提高资产效率 |
| 四、纵深推广阶段(2003-2008):优化产权边界以提升盈利能力 |
| 五、国有经济扩张阶段(2008-2012):规模扩大以谋取更多收益 |
| 六、巩固深化阶段(2013年-):国家以社会管理职能重塑企业经济身份 |
| 第四章 产权改革的路径与所遭遇的困难 |
| 第一节 改革之前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 |
| 第二节 起步探索阶段: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初次分离 |
| 一、路径选择:尝试重构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 |
| 二、面临困难:平衡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 |
| 第三节 制度稳定阶段: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二次分离 |
| 一、路径选择:固化两权分离的产权结构 |
| 二、面临困难:厘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
| 第四节 制度创新阶段: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
| 一、路径选择:提高国有资产的产权效率 |
| 二、面临困难:化解转轨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矛盾 |
| 第五节 纵深推广阶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
| 一、路径选择:塑造独立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 |
| 二、面临困难:拆散松散的利益集团 |
| 第六节 国有经济扩张阶段: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建 |
| 一、路径选择:产权主体对收入来源的重新界定 |
| 二、面临困难:应对日渐稳固的“集团垄断” |
| 第七节 巩固深化阶段:以社会管理职能巩固改革成果 |
| 一、路径选择:管理层监督制度的建立 |
| 二、面临困难: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
| 第八节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路径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成效评估 |
| 第一节 微观视角:国有企业改革前后的基本状况比较 |
| 一、国有企业微观统计数据的变化 |
| 二、对微观层面改革成果的评析 |
| 第二节 宏观视角:国家财政改革前后的基本状况比较 |
| 一、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变化 |
| 二、财政依存度变化 |
| 三、对宏观层面改革成果的评析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改革与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 |
| 一、研究设计 |
| 二、计量模型 |
| 三、实证结果释义 |
| 第六章 改革路径的选择基础:政府动机 |
| 第一节 研究视角的选择依据 |
| 第二节 企业产权结构既定时的利益竞取 |
| 第三节 基于政府动机的产权改革路径选择 |
| 一、政府经济利益对政治利益的代偿 |
| 二、企业经济利益向政府政治利益的转化 |
| 三、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取舍 |
| 四、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 |
| 第四节 小结:政府动机选择改革路径的作用机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由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的现状 |
| 1.2.1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 |
| 1.2.3 关于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 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2. 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 |
| 2.1 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国内环境 |
| 2.1.1 “文革”给国民经济和湖北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
| 2.1.2 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充分思想准备 |
| 2.1.3 “文革”结束后党的领导人逐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
| 2.2 湖北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利条件 |
| 2.2.1 安徽、四川等地率先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示范效应 |
| 2.2.2 湖北省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 |
| 3. 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
| 3.1 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单项改革的探索阶段 |
| 3.1.1 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 |
| 3.1.2 实行经济责任制 |
| 3.1.3 试行利改税 |
| 3.1.4 工业企业改组联合 |
| 3.1.5 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
| 3.2 湖北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沙市市、武汉市 |
| 3.2.1 中国第一个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沙市市 |
| 3.2.2 全国第一个省会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武汉市 |
| 4. 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措施 |
| 4.1 推进企业内部制度改革以激发企业活力 |
| 4.2 推动流通、外贸、价格改革以改善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
| 4.3 开启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为企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
| 5. 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
| 5.1 湖北初步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
| 5.1.1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初步显现 |
| 5.1.2 工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 |
| 5.1.3 商品市场规模明显扩大 |
| 5.1.4 第三产业开始酝酿发展 |
| 5.1.5 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
| 5.2 湖北初步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
| 5.2.1 企业经营自主权落实不到位 |
| 5.2.2 税种设置比较单一,以税代利落实不到位 |
| 5.2.3 基建固定投资规模过大,重复生产、建设问题严重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中国酒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三次（扩大）会议2015年中国酒业工作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部分2015年中国酒业发展回顾总结 |
| 1 2015年中国酒业经济运行情况及分析 |
| 1.1 经济运行情况 |
| 1.2 行业经济形势分析和认识 |
| 2 2015 年中国酒业发展形势及市场特点 |
| 2.1 发展形势 |
| 2.2 市场特点 |
| 3 中国酒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1 社会关注度高,预警机制亟待健全 |
| 3.2 产能增长过快,市场应变能力滞后 |
| 3.3 利润有所下滑,影响企业发展后劲 |
| 3.4 创新能力不足,现代工业进程缓慢 |
| 第二部分 《中国酒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编制说明 |
| 1 关于“十二五”时期中国酒业发展成就与面临形势 |
| 2 关于中国酒业“十三五”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和主要目标 |
| 3 关于中国酿酒产业“十三五”经济指标 |
| 4 关于中国酒业“十三五”的主要任务 |
| 第三部分2015年中国酒业协会主要工作 |
| 1 成功举办“2015 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 |
| 2 组织召开全国酒界人大代表座谈会 |
| 3 参加民政部社团组织评估被评为5A协会 |
| 4 召开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并成功换届 |
| 5 对美国DDGS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
| 6 成立酒与社会责任促进联盟并发起首个全国理性饮酒日活动 |
| 7 召开2015 年度酒行业工会工作座谈会 |
| 8 成功举办2015 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国际酒类技术装备精品展 |
| 9 开展“2014 年中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奖”评选工作 |
| 10 开展中欧葡萄酒合作项目 |
| 11 编制《中国酒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 |
| 12 举行白酒品酒师职业技能大赛 |
| 13 日常为会员服务工作 |
| 14各分支机构主要工作 |
| 14.1酒精分会 |
| (1)召开2015年中国酒精工业年会 |
| (2)召开2015年中国酒精生产工艺与装备新技术发展论坛 |
| 14.2 白酒分会 |
| (1)召开“中国白酒领袖峰会” |
| (2)召开中小型白酒企业转型升级创新论坛 |
| (3)召开2015年白酒分会技术委员会(扩大)会议 |
| 14.3 啤酒分会 |
| (1)召开“2015 中国酒业年度峰会暨‘赢在未来,开启后5000时代’主题论坛” |
| (2)召开中国大型啤酒集团市场发展环境座谈会 |
| (3)举办2015国家级啤酒评酒委员换届选拔 |
| (4)召开啤酒分会技术委员会2015年度工作会议 |
| 14.4 葡萄酒分会 |
| (1)召开2015年中国葡萄酒技术委员会年会暨技术委员会换届会议 |
| (2)召开2015 届国家级葡萄酒评酒委员选拔暨《品酒师》国家职业资格鉴定会 |
| 14.5 文化委员会 |
| (1)开展向行业楷模赵迎路同志学习的活动 |
| (2)开展酿酒行业博物馆调查 |
| (3)启动中国酒业协会“一带一路”摄影行 |
| (4)中国酒业协会摄影俱乐部成立大会暨“天塞杯”摄影展在新疆召开 |
（7）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产业竞争力理论基础 |
| 2.1 产业与产业竞争力的界定 |
| 2.2 产业竞争力理论解释 |
| 2.2.1 一般理论 |
| 2.2.2 波特理论 |
| 2.3 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 |
| 2.3.1 国际竞争力的评价 |
| 2.3.2 区域竞争力评价 |
| 2.3.3 区域产业竞争力评价 |
| 2.4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研究 |
| 2.4.1 产品竞争力 |
| 2.4.2 产业竞争力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概况及其竞争力构成要素 |
| 3.1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发展现状 |
| 3.1.1 产业规模 |
| 3.1.2 产品结构 |
| 3.1.3 进出口情况 |
| 3.2 中国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布局及竞争态势综述 |
| 3.2.1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划分 |
| 3.2.2 东部地区 |
| 3.2.3 中部地区 |
| 3.2.4 西部地区 |
| 3.2.5 竞争态势综述 |
| 3.3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特征分析 |
| 3.3.1 劳动密集型特征明显 |
| 3.3.2 人造板产业集群态势明显，其他产业的集群态势不明显 |
| 3.3.3 原材料缺口大，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
| 3.3.4 产业关联度大 |
| 3.4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主要构成要素 |
| 3.4.1 资源禀赋 |
| 3.4.2 市场基础 |
| 3.4.3 融资能力 |
| 3.4.4 企业素质 |
| 3.4.5 产业组织结构 |
| 3.4.6 支持性行业 |
| 3.4.7 制度环境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
| 4.1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设计 |
| 4.1.1 评价指标体系的功能定位 |
| 4.1.2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
| 4.1.3 评价指标的选取方法 |
| 4.1.4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 |
| 4.2.1 评价方法的选取 |
| 4.2.2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的步骤 |
| 4.2.3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无量纲化的方法 |
| 4.2.5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实证测评 |
| 5.1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横向测评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测评对象 |
| 5.1.3 显性竞争力测评 |
| 5.1.4 基础竞争力测评 |
| 5.1.5 核心竞争力测评 |
| 5.1.6 环境竞争力测评 |
| 5.1.7 综合竞争力测评 |
| 5.1.8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聚类分析 |
| 5.2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的纵向测评 |
| 5.2.1 显性竞争力测评 |
| 5.2.2 基础竞争力测评 |
| 5.2.3 核心竞争力测评 |
| 5.2.4 环境竞争力测评 |
| 5.2.5 综合竞争力测评 |
| 5.3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地区差异性及成因分析 |
| 5.3.1 最强竞争力地区特征分析（第 1 梯队） |
| 5.3.2 强竞争力地区特征分析（第 2 梯队） |
| 5.3.3 弱竞争力地区特征分析（第 3、4 梯队） |
| 5.3.4 最弱竞争力地区特征分析（第 5 梯队）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对策研究 |
| 6.1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驱动力分析 |
| 6.2 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协调发展对策 |
| 6.2.1 引导产业转移，加强产业衔接 |
| 6.2.2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集聚 |
| 6.2.3 构建融资保障，增强融资能力 |
| 6.3 不同梯队之间的产业竞争力提升对策 |
| 6.3.1 第 1 梯队产业竞争力提升对策 |
| 6.3.2 第 2 梯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对策 |
| 6.3.3 第 3、第 4 梯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对策 |
| 6.3.4 第 5 梯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对策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论与展望 |
| 7.1 总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 附录 E |
| 在读期间的学术研究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8）从独立生产体系到参与全球分工的中国石化产业 ——以中国石化第十建设公司为例（1970-200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创新点 |
| 第二章 全球石油化工产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近代石油产业在美、荷、英等国的产生和发展 |
| 2.1.1 美国石油产业的形成 |
| 2.1.2 荷兰和英国大石油公司的产生和扩张 |
| 2.1.3 一战后美国石油产业的发展 |
| 2.1.4 大石油公司对炼油技术的垄断优势 |
| 2.1.5 大石油公司的矛盾和勾结 |
| 第二节 二战后西方国家石油化工产业的迅速发展 |
| 2.2.1 “七姊妹”开发中东石油 |
| 2.2.2 “七姊妹”成为石油巨头的原因 |
| 2.2.3 战后美国、西欧和日本石化工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石油输出国与国际石油公司的斗争 |
| 2.3.1 1973 年以前石油输出国使用“石油武器”的失败 |
| 2.3.2 1973、1978 年两次石油危机与石油输出国夺取定价权 |
| 第四节 石油危机后世界石化产业的调整 |
| 2.4.1 20 世纪 80 年代石油需求增长缓慢 |
| 2.4.2 冷战结束后石油控制权对美国的意义 |
| 第三章 中国石化产业的大规模技术引进与 TCC 公司的早期发展（1970—1989） |
| 第一节 TCC 公司的组建和技术引进项目的建设 |
| 3.1.1 20 世纪 70 年代 TCC 公司建设的主要工程 |
| 3.1.2 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项目 |
| 3.1.3 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的背景 |
| 3.1.4 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对中国石化产业发展的意义 |
| 第二节 TCC 公司建设大型乙烯工程 |
| 3.2.1 第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的曲折 |
| 3.2.2 大规模技术引进对中国石化产业发展的作用 |
| 3.2.3 20 世纪 80 年代 TCC 公司建设齐鲁乙烯 |
| 第三节 TCC 公司归并入中国石化总公司 |
| 3.3.1 组建中国石化总公司的目的 |
| 3.3.2 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成立 |
| 3.3.3 石化总公司成立对中国石化产业的意义 |
| 第四章 从繁荣到困难（1990—1997） |
| 第一节 TCC 公司的施工和效益状况 |
| 4.1.1 20 世纪 90 年初期的繁荣 |
| 4.1.2 90 年代中期以后效益下滑 |
| 第二节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石化产业的变化 |
| 4.2.1 产业体制的变革 |
| 4.2.2 由原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 |
| 第三节 宏观环境对石化产业和 TCC 公司的影响 |
| 4.3.1 工业品市场从短缺到相对过剩的转变 |
| 4.3.2 出口导向政策的实施 |
| 4.3.3 中国石化产业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
| 第四节 国企改革对石化行业和 TCC 公司的影响 |
| 4.4.1 企业承包制对 TCC 公司的成效 |
| 4.4.2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石化企业的作用 |
| 第五章 困境中的变革（1998—2002） |
| 第一节 1998 年中国石油化工产业的重组 |
| 5.1.1 重组前石化产业的情况 |
| 5.1.2 两大石油集团成立 |
| 5.1.3 两大石油集团公司的重组和上市 |
| 第二节 TCC 公司的减员与改制 |
| 5.2.1 减员的宏观背景：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
| 5.2.2 TCC 公司的下岗和减员 |
| 5.2.3 改制分流与脱离社会职能 |
|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世界石化产业的状况 |
| 5.3.1 大型石油公司的重组 |
| 5.3.2 跨国石油公司经营战略的转变 |
| 第四节 “入世”对中国石化产业的影响 |
| 5.4.1 入世协议中有关石化市场承的承诺 |
| 5.4.2 “入世”对中国石化业的影响 |
| 第六章 参与全球石油化工产业体系（2003—2008） |
| 第一节 TCC 公司经营状况的好转 |
| 6.1.1 TCC 公司的施工任务和效益状况 |
| 6.1.2 中国石化产业的产能扩张 |
| 6.1.3 中国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 |
| 第二节 面向世界市场的 TCC 公司和中国石化 |
| 6.2.1 TCC 公司在国外施工的情况 |
| 6.2.2 全球产业链中的 TCC 公司和中国石化产业 |
| 6.2.3 中国石油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 |
| 第三节 21 世纪以来全球石化产业体系的变化 |
| 6.3.1 发达国家石油化工产业的变化 |
| 6.3.2 投机资本进入原油市场 |
| 6.3.3 发达国家对石油资源的竞争和控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管制下的中国烟草行业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我国对烟草行业的管制及其特殊性 |
| 1.1.2 我国烟草行业的高财政绩效和低市场绩效 |
| 1.1.3 管制下我国烟草行业绩效目标的多元化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本文框架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管制理论 |
| 2.1.1 管制的概念 |
| 2.1.2 经济性管制 |
| 2.1.3 社会性管制 |
| 第二节 政府管制烟草行业的理论依据 |
| 2.2.1 吸烟的负外部性 |
| 2.2.2 上瘾物品(烟草)需要管制 |
| 第三节 政府管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
| 2.3.1 管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3.2 政府管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
| 第四节 管制绩效的衡量 |
| 2.4.1 企业绩效评价方法 |
| 2.4.2 管制绩效衡量方法的选择 |
| 2.4.3 管制绩效衡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烟草行业社会性管制 |
| 第一节 烟草制品的“有害性”需要社会性管制 |
| 3.1.1 烟草消费的内部成本 |
| 3.1.2 烟草消费的外部成本 |
| 第二节 烟草产品独特的市场形态削弱经济性管制效果 |
| 3.2.1 弱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品缺乏 |
| 3.2.2 卷烟消费稳定的结构性特征 |
| 3.2.3 提税可能激化走私、假烟等问题 |
| 第三节 全球的烟草行业社会性管制 |
| 第四节 社会性管制对烟草企业绩效的影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烟草行业社会性管制 |
| 第一节 现状分析 |
| 4.1.1 我国现行控烟措施 |
| 4.1.2 国际公约对我国烟草行业的影响 |
| 第二节 困境与不足 |
| 4.2.1 非价格因素显着影响吸烟率 |
| 4.2.2 浓厚的烟文化氛围 |
| 4.2.3 控烟活动难以开展 |
| 第三节 分析与建议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烟草行业的经济性管制 |
| 第一节 全球烟草行业经济性管制模式 |
| 第二节 我国烟草行业的经济性管制分析 |
| 5.2.1 许可证制度 |
| 5.2.2 价格管制 |
| 5.2.3 税收管制 |
| 第三节 不同管制手段的关系分析 |
| 5.3.1 许可证制度构建了基本的市场结构 |
| 5.3.2 价格管制形成了基本的市场行为 |
| 5.3.3 稳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决定了市场绩效 |
| 5.3.4 税收管制奠定了基本的利益分配格局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烟草行业(工业)的市场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烟草工业企业区域结构分析 |
| 6.1.1 行业区域分布特点 |
| 6.1.2 行业规模指标区域分布 |
| 6.1.3 行业效益指标区域分布 |
| 第二节 市场结构变革：工商分离 |
| 第三节 我国烟草行业市场集中度测算 |
| 6.3.1 测算指标：CR_n和HI |
| 6.3.2 全国市场集中度测算 |
| 6.3.3 区域市场集中度测算 |
| 第四节 市场结构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
| 6.4.1 研究背景 |
| 6.4.2 基于MES的整体分析 |
| 6.4.3 基于PCM的企业层面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烟草行业的市场行为分析 |
| 第一节 品牌集中度与品牌培育 |
| 7.1.1 品牌集中度显着提升 |
| 7.1.2 与国际品牌差距明显 |
| 7.1.3 品牌培育体制尚不健全 |
| 第二节 价格行为 |
| 7.2.1 卷烟结构中高档化提升平均价格 |
| 7.2.2 价格波动极小 |
| 7.2.3 不同群体的需求满足度差异明显 |
| 7.2.4 品牌卷烟价格管理尚显不足 |
| 第三节 广告促销策略 |
| 7.3.1 烟草广告投入的特点分析 |
| 7.3.2 控烟压力下的烟草广告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我国烟草行业的市场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烟草行业产业链的利益分配 |
| 8.1.1 烟草行业产业链概述 |
| 8.1.2 烟草产业链绩效与利益分配 |
| 第二节 烟草行业经营绩效总体分析 |
| 8.2.1 烟草工业领域 |
| 8.2.2 烟草商业领域 |
| 8.2.3 国际竞争力 |
| 第三节 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
| 8.3.1 行业背景说明和研究设计 |
| 8.3.2 工业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 8.3.3 商业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我国烟草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
| 第一节 烟草行业与其他行业经营绩效比较 |
| 第二节 基于DEA方法的烟草行业管制绩效衡量 |
| 9.2.1 DEA方法介绍 |
| 9.2.2 相关研究成果 |
| 9.2.3 运用DEA方法的若干说明 |
| 9.2.4 烟草工业企业管制绩效衡量 |
| 9.2.5 烟草商业企业管制绩效衡量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 |
| 第一节 我国烟草行业不同维度绩效 |
| 10.1.1 经营绩效 |
| 10.1.2 财政绩效 |
| 10.1.3 资源配置绩效 |
| 10.1.4 社会责任 |
| 10.1.5 不同维度绩效的冲突 |
| 第二节 我国烟草行业不同维度绩效冲突的原因 |
| 10.2.1 从管制的起源分析 |
| 10.2.2 从管制的评价依据分析 |
| 10.2.3 从管制的手段分析 |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附录A：18家中烟企业演变历程 |
| 附录B：2002-2009烟草工业企业投入产出数据描述性统计 |
| 附录C：2004-2009烟草商业企业投入产出数据描述性统计 |
| 附录D：世界范围内主要烟草企业的概况 |
| 一、四大跨国烟草公司发展状况 |
| 二、部分地区性烟草公司发展状况 |
| 三、两大跨国烟叶公司发展状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国乳业产业安全研究 ——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现状与进展 |
| 1.2.1 乳业相关研究 |
| 1.2.2 产业安全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2 产业安全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的分类 |
| 2.1.2 产业安全的定义与种类 |
| 2.1.3 产业安全的特征 |
| 2.2 产业安全的理论体系 |
| 2.2.1 产业安全思想的理论溯源 |
| 2.2.2 产业安全思想的总结 |
| 2.2.3 产业安全理论的进展 |
| 2.3 主要国家维护产业安全的实践 |
| 2.3.1 发达国家 |
| 2.3.2 发展中国家 |
| 2.4 本章小结 |
| 3 乳业的发展阶段与空间转移 |
| 3.1 中国乳业发展概况 |
| 3.1.1 上游奶源 |
| 3.1.2 中游乳制品加工 |
| 3.1.3 乳品外贸 |
| 3.2 中国乳业的产业周期 |
| 3.2.1 产业生命周期的含义与各阶段特征 |
| 3.2.2 产业生命周期的识别指标与方法 |
| 3.2.3 中国乳业产业生命周期的识别 |
| 3.2.4 产业周期与产业安全的关系 |
| 3.3 乳业的扩张与产业转移 |
| 3.3.1 世界乳业发展概况 |
| 3.3.2 产业转移现状 |
| 3.3.3 产业转移与产业安全的关系 |
| 3.4 本章小结 |
| 4 产业安全的研究框架设计 |
| 4.1 乳业产业安全问题的提出 |
| 4.1.1 乳业产业安全的相关概念 |
| 4.1.2 乳业安全的现状 |
| 4.2 乳业产业安全理论框架的构建 |
| 4.2.1 分析范式——产业经济学视角 |
| 4.2.2 理论模型 |
| 4.2.3 产业安全因素评价体系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产业安全的结构因素分析 |
| 5.1 供给因素 |
| 5.1.1 乳业内部结构 |
| 5.1.2 乳业的产业关联结构 |
| 5.2 需求因素 |
| 5.2.1 内部需求 |
| 5.2.2 外部需求 |
| 5.3 本章小结 |
| 6 产业安全的布局因素分析 |
| 6.1 中国乳业的区域分布 |
| 6.1.1 影响产业分布的一般因素 |
| 6.1.2 影响我国乳业区域分布的因素 |
| 6.2 中国乳业产业布局的安全因素分析 |
| 6.2.1 研究现状 |
| 6.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6.2.3 中国乳品制造业空间差异性的测算 |
| 6.2.4 计算结果与启示 |
| 6.3 本章小结 |
| 7 产业安全的组织因素分析 |
| 7.1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 |
| 7.1.1 基本概念 |
| 7.1.2 产业组织理论形成与发展 |
| 7.2 SCP 范式的我国乳业产业安全组织因素分析 |
| 7.2.1 我国乳业的产业组织模式 |
| 7.2.2 原奶环节 |
| 7.2.3 乳制品加工环节 |
| 7.3 本章小结 |
| 8 产业安全的政府规制因素分析 |
| 8.1 中国乳业政策及其法律法规的演变 |
| 8.1.1 乳业主要政策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 |
| 8.1.2 中国乳业主要政策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涉及的领域 |
| 8.2 中国乳业安全的规制现状 |
| 8.2.1 安全监管的机构体系 |
| 8.2.2 安全监管的制度体系 |
| 8.2.3 我国乳品安全规制存在的问题 |
| 8.3 中国乳业安全规制的效果 |
| 8.4 国外主要乳业政策及其安全监管体系 |
| 8.4.1 主要发达国家的乳业政策及其安全监管体系 |
| 8.4.2 主要发展中国家的乳业政策及其安全监管体系 |
| 8.5 本章小结 |
| 9 产业安全隐患的综合分析 |
| 9.1 产业安全隐患的因素识别——空间维度 |
| 9.1.1 研究方法 |
| 9.1.2 数据来源 |
| 9.1.3 分析过程 |
| 9.1.4 计算结果与启示 |
| 9.2 产业安全隐患多因素分析——时间维度 |
| 9.2.1 模型设定 |
| 9.2.2 分析过程 |
| 9.2.3 计算结果与启示 |
| 9.3 本章小结 |
| 10 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
| 10.1 产业结构方面 |
| 10.1.1 存在的问题 |
| 10.1.2 政策建议 |
| 10.2 产业布局方面 |
| 10.2.1 存在的问题 |
| 10.2.2 政策建议 |
| 10.3 产业组织方面 |
| 10.3.1 存在的问题 |
| 10.3.2 政策建议 |
| 10.4 产业规制方面 |
| 10.4.1 存在的问题 |
| 10.4.2 政策建议 |
| 10.5 本章总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观点 |
| 二、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四、四川机械工业利税增长,亏损下降（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媒体报道框架与东北形象的变迁 ——《人民日报》对东北地区报道的历时性研究[D]. 周建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4]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 ——基于改革历史的分析[D]. 阎晓莹.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5]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D]. 邱娟. 武汉大学, 2017(06)
- [6]中国酒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三次（扩大）会议2015年中国酒业工作报告[J]. 王延才. 酿酒科技, 2016(05)
- [7]中国各省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产业竞争力研究[D]. 赵庆超.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14(11)
- [8]从独立生产体系到参与全球分工的中国石化产业 ——以中国石化第十建设公司为例（1970-2008）[D]. 刘来平. 南开大学, 2012(07)
- [9]管制下的中国烟草行业绩效研究[D]. 胡晓微. 南京大学, 2011(08)
- [10]中国乳业产业安全研究 ——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D]. 郝晓燕.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