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需方角度评价妇幼保健机构所提供的保健服务（论文文献综述）
刘铁诚[1]（2021）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自2009年我国新医改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以来,有效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便成为政府重要的政策目标。为保证这一政策目标的有效落实,各级政府强化措施建设,保证了相关工作的有序推进。但由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问题解决的复杂性,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成为目前研究的短板。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对实践工作的考察分析认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在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等项目上落实良好,但在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方面始终较差。为此,从研究角度有必要弄清楚哪些因素是决定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关键变量?供需双方在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作用关系及影响变量是什么?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有哪些?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阶段,厘清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有利于关键问题的解决。研究目的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从而为解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关键问题、完善相应措施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研究目标包括:（1）分析典型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及实施问题;（2）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主要影响因素;（3）分析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影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4）提出解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关键问题的措施和政策建议。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本研究将山东省济南市作为典型地区开展研究。资料来源包括三部分,包括（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结果。内容包括2018年济南市15个区县和449家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情况以及组织管理和资金管理工作得分和扣分原因。（2）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选取市区两级卫生行政部门、市区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基层卫生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和业务骨干35人作为供方关键知情人;采用偶遇抽样法收集基层卫生机构门诊患者90人作为需方关键知情人。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进行深入访谈。（3）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相关影响因素数据。通过卫生统计年鉴和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提取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的社会人口、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等指标数据。本研究首先采用方差分析和Student-Newman-Keuls检验分析比较各区县和机构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评估结果,总结典型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整合“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从供需双方角度构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形成影响因素分析的应用框架。通过文献研究收集既往研究结果中的影响因素,采用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方法对典型地区供需双方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核心编码,梳理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形成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最后基于分析框架筛选供需双方变量作为自变量,将以慢性病管理为核心的健康防控项目工作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先采用多水平线性模型分析区县和机构两层面上供需变量对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方向和效应大小,再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和交互作用分析探索机构层面供需双方变量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及实施问题。①各区县以慢性病健康管理为核心的项目工作指标距离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差距较大。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未达标的区县比例分别为100%、66.67%、73.33%和86.67%,机构服务项目工作指标在各区县间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妇幼保健、疾病防治、协查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在各区县间均已达成或超额达成。②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和基层卫生机构的组织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得分在区县间分布差异较大。区县组织管理平均得分11.4分（9-13.5分）,主要问题是制度建设、分工协调和问题整改等方面落实不到位;机构组织管理平均得分8.13分（2-10分）,主要问题为制度建设和绩效工作落实不到位。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绩效考核得分在区县层面无扣分,机构平均得分8.62分（5-10分）,得分在区县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主要问题为预算执行不到位和资金使用不合规。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首先构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和形成分析框架。具体过程是通过研究整合相关卫生服务模型,构建了“供方影响因素-需方影响因素-项目政策目标”理论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上系统收集影响因素建立分析框架。分析要素可以归纳为供方和需方两类,其中供方影响因素包括政策制度（配套政策、配套制度、项目设计）、资源保障（人力资源、项目经费、硬件设备）、组织保障（运行模式、部门协作、信息化建设）;需方影响因素包括倾向特征（人口学、社会结构、健康信念）、促进资源（经济能力、社会组织）、健康需要（感知需要、评估需要、效果评价）。其次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通过多水平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机构水平上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四个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不同程度上受区县和机构层面供需双方因素的共同影响。人力资源（区县每千人护士数、区县每千人公共卫生人员和区县每万人全科医生数）、硬件设施（区县基层卫生机构平均床位数）、项目经费（机构资金管理得分）、组织保障（区县和机构组织管理得分）等供方要素与不同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均为独立正相关;机构公卫医师人均负担目标人群数与四个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均呈独立负相关。区县基层需方社会人口要素中,区县人均GDP和人口增长率与不同项目工作指标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均为独立正相关,区县人口密度和死亡率均是独立负向影响因素。机构层面需方要素中,效果评价（辖区居民满意度）和健康信念（辖区居民知晓率）均是健康档案管理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正向影响因素,健康信念（辖区居民知晓率）同时是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负向影响因素。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影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辖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在供方变量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存在显着部分中介效应。在每机构公卫医师人均负担目标人群数、资金管理得分、组织管理得分、医生满意度等供方变量影响各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总效应中,居民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比例为50.30%～73.09%,居民知晓率的中介效应比例为13.04%～71.90%。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在影响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和糖尿病健康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与机构供方变量间存在交互效应。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高于全市平均值时,可以降低每机构公卫医师人均档案数对健康档案管理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负向阻碍作用、增强机构资金管理得分的正向促进作用、削弱医生满意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结论与建议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实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解决需要系统性制度安排。项目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项目建设的系统性措施落实不到位,包括项目设计结构与布局不尽合理、绩效考核制度不够完善等;（2）项目建设保障要素落实不协同,包括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等基层卫生资源保障水平不足;（3）组织管理工作执行不到位;（4）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不规范等,影响了以慢性病管理为核心健康防控项目政策目标的落实。这提示我国卫生行政部门需要从政策建设角度进行系统性制度安排,完善项目服务内容和绩效考核制度的制度设计,建立服务包动态调整机制,重视区县和机构间人力资源、硬件设施等方面的资源保障,加强区县和机构的组织管理和资金管理工作,促进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2.建立项目落实的动态评估模型,有助于及时发现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和管理工作执行中的问题。本研究从供方和需方两个角度系统地整理了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的核心、模块和要素三级维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在典型地区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个层面验证了“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模型的理论整合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影响因素研究领域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以上研究结果可作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动态评估模型构建的工作基础。3.政府牵头建立供需多方参与的协同机制可有效提高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效率和质量。实证研究验证了区县和机构层面上人力资源、硬件设施、项目经费、组织保障等供方要素和社会人口、健康信念、效果评价等需方要素共同影响机构层面服务项目政策目标的落实,进一步揭示了辖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在供方变量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交互作用,探析了供需双方因素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路径和潜在机制。研究结果提示应该重视需方要素在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中的重要作用,利用社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指标识别重点干预人群,切实提高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认知水平和利用水平。创新性1.本研究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服务本质出发,整合“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模型,从供需双方角度系统梳理了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的指标维度,构建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既考虑了影响因素分析理论上的规范性,也考虑到了分析过程中变量的可变性,为开展影响因素分析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变量筛选工具,从方法学角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本研究在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个层面上对供需双方影响因素在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作用强度和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定量测算,明确了供方因素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直接作用路径和通过需方因素的间接影响路径,探讨了需方关键影响因素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和政策干预意义。这对不同层面的政策制定者统筹卫生资源、制定干预策略、完善目标措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局限性本研究以山东省济南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考核评估问题发现和影响因素分析为例进行的研究,研究结果虽具一定的代表性,但结论外推至客观条件差异较大的地区时存在一定局限性。实证分析时尽管对典型地区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级变量信息挖掘较为详尽,但区县和机构两个层面难以涵盖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涉及的全部影响领域。同时由于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不能够反映时序变化的影响,也可能会对本研究方法学的推广应用带来一定的影响。
姚建森[2]（2020）在《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疾病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首要问题。我国糖尿病存在着“一高三低”的特点,即“高患病率、低知晓率、低治疗率和低控制率”,由此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疾病和经济负担。作为一种渐进性、尚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糖尿病控制要求为患者提供包括健康教育、行为干预、药物治疗、康复和护理等在内的长期的、多方面、多层级的医疗卫生服务。这就要求现有的卫生体系适应糖尿病控制的要求,朝着综合性、整合型的方向转变和发展。全球实践经验表明,以社区为基础的慢性病管理是实现糖尿病控制的关键策略。我国糖尿病管理的探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并逐渐从以医院为主导的管理方式转向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模式。2009年“新医改”实施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为指导,以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为平台,以社区为优选路径,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主要手段的糖尿病管理实施框架。然而,由于中国医疗资源的错位配置、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薄弱、以及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合作等,符合患者需要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在现有的实施框架难以有效地发挥出作用;与此同时,糖尿病患者管理最为关键的血糖控制指标在现有的管理体系下也未得到明显改善。如何从社区层面进一步提高糖尿病控制效果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迫切需要对我国现有的糖尿病社区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以找出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障碍因素,进而总结和提出具有推广价值的关键策略。通过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关于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和问题的分析大部分是基于患者层面的,涉及患者血糖控制、自我管理行为、服务利用和满意度等;从卫生系统层面的评价研究较少,也缺乏理论的支撑。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的这些研究多为定性或者定量的描述,缺少政策评价方法的应用,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内在的机制揭示不足。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的研究多关注患者个体的因素,较少的研究分析了卫生系统因素对社区管理效果的影响;同时,卫生系统因素与个体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被忽视。因此,现有的研究尚未能全面地提出改善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为此,本研究希望通过进一步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做出回答: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实施框架下,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如何?影响效果的因素有哪些,包括卫生系统因素和需求方的因素?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目标是基于卫生系统的视角,从供需双方两个层级,系统地分析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现状,探索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优化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具体目标为:（1）以WHO卫生系统框架和社会认知理论为指导,构建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和实证模型;（2）分析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现状,探索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社区管理服务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和机制;（3）从需方层面,分析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状况,探讨影响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关键的认知和心理因素;（4）从供方层面,分析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状况,探讨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差异以及造成该差异的关键卫生体系要素;（5）基于供方和需方两个层面的分析,系统地提出改善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和建议。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了横断面的研究设计,以宏观的WHO卫生系统框架和微观的社会认知理论为指导,构建了糖尿病社区管理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和实证模型。三个实证模型紧扣研究目标和分析框架,在关系上相互递进,以全面揭示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具体分为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细分为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两个子模型）、患者层面的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和卫生体系层面的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分析模型。实证模型中包含的指标主要有患者血糖控制指标、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指标、自我管理行为指标、患者认知和心理因素和宏观的卫生体系要素。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山东省糖尿病社区防治管融合试点项目》,项目实施时间为2016年4月-2018年4月。本研究以山东省八个县（区）作为样本地区,数据收集包括定量和定性两部分。定量数据主要为患者空腹血糖测试和问卷调查、机构问卷调查和医务人员问卷调查;定性数据主要为政策文件收集、关键人物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具体而言,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八个样本县（区）的72个社区（村）中,随机选取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慢性病管理系统的2型糖尿病患者2520名,对其进行空腹血糖测试和问卷调查;采用目的抽样,对为72个样本社区（村）提供糖尿病管理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在机构调查基础上,有目的地选取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以及糖尿病管理有关的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此外,从每个样本县（区）随机抽取一个样本社区（村）进行焦点小组讨论（成员:临床医生、公共卫生和卫生室成员6-8人）。本研究共收集有效患者空腹血糖和问卷调查数据2166份（完成率86.0%）;机构问卷86份,包括24家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和62家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共收集有效的医务人员问卷444份;完成访谈134人,焦点小组讨论8组。本研究中,定量资料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分类回归树模型、交互作用分析、多水平模型、潜在类别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等。Logistic回归分析主要用于分析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影响的主效应;分类回归树模型主要用于识别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中可能存在交互作用的因素,并进一步采用交互作用分析,验证和判定交互作用的大小;潜在类别分析主要用于分析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特征,将多维度的自我管理行为变量转变成单一维度变量;中介效应分析是在潜在类别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自我效能在糖尿病知识与自我管理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大小;多水平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卫生体系要素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定性访谈资料主要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研究结果（1）患者血糖控制状况分析:2166名2型糖尿病患者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为8.0mmol/L;血糖控制达标率为42.8%。不同疾病严重程度（依据患病时长和是否有并发症划分）的患者在血糖达标率上存在较大差异;疾病严重程度轻的患者血糖控制率要高于疾病严重程度重的患者（48.7%v.s36.9%,p<0.05）。（2）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服务利用的现状分析:在自我管理行为方面,患者进行饮食控制、体育锻炼、规律服药和自我血糖监测的比例分别为74.5%、54.6%、50.4%和25.8%。基于潜在类别分析,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分为积极自我管理和消极自我管理两个类别;患者归属两个类别的比例分别为65.7%和34.3%。在服务提供方面,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主要包括药物治疗、随访管理和健康教育,分为由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直接提供和由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直接提供两种类型,且以后者占大多数;调查的两类基层医疗机构报告为患者提供这些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比例均为100%。在服务利用方面,患者主要选择在基层医疗进行药物治疗、在基层医疗机构之外进行药物治疗以及不进行药物治疗的比例分别为36.7%、49.5%和13.9%;患者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规范的随访管理服务的比例为49.6%;患者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健康教育服务的比例为57.9%。（3）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分析:在疾病严重程度轻的患者中,患者是否进行药物治疗（OR=3.07,95%CI:2.05～4.60）、是否利用健康教育服务（OR=1.38,95%CI:1.05～1.80）对血糖控制具有主效应;同时,患者药物治疗服务利用与体育锻炼行为、随访管理服务利用与自我血糖监测行为以及健康教育服务利用与自我血糖监测行为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患者主要从基层医疗机构之外进行药物治疗且不进行体育锻炼（OR=0.87,95%CI:0.77-0.97）,较少地利用随访管理服务且自我血糖监测≥1次/月（OR=0.48,95%CI:0.30～0.78）,未利用过健康教育服务且自我血糖监测≥1次/月（OR=0.62,95%CI:0.41～0.94）,血糖控制不达标的可能性更大。在疾病严重程度重的患者中,患者的年龄（OR=1.61,95%CI:1.22～2.14）、婚姻状况（OR=1.67,95%CI:1.13～2.47）、人均家庭收入（p<0.05）、是否进行药物治疗（OR=6.22,95%CI:3.36～11.5）、规律服药行为（OR=0.71,95%CI:0.54～0.93）以及自我血糖监测行为（OR=0.62,95%CI:0.45～0.84）对血糖控制具有主效应。同时,患者随访管理服务利用和规律服药行为、饮食控制和规律服药行为、饮食控制和体育锻炼行为、体育锻炼和规律服药行为对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患者不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随访管理服务且不规律服药（OR=0.77,95%CI:0.63～0.89）,不控制饮食且不规律服药（OR=0.64,95%CI:0.47～0.87）,不控制饮食且不体育锻炼（OR=0.58,95%CI:0.35～0.95）,不体育锻炼且不规律服药（OR=0.60,95%CI:0.40～0.89）,血糖控制不达标的可能性更大。（4）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机制分析:患者糖尿病知识的平均得分为10.3分（满分16分）,正确回答率为64.7%;患者平均的自我效能得分为31.9分（满分40分）;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知识、自我效能和自我管理行为三者之间均为正向的相关关系（p<0.05）。中介作用分析显示,自我效能是糖尿病知识对自我管理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5.3%。（5）卫生体系要素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分析:在药物治疗和健康教育服务上,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管理的糖尿病患者对该服务利用的比例高于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管理的患者（p<0.001）;但在随访管理服务上,两类机构的患者服务利用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患者对乡镇级医疗机构提供的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受到该类机构所在地区、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每千服务人口机构卫生人员数和机构医务人员糖尿病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控制了糖尿病患者个体水平的差异后,患者对村级基层医疗机构所提供的药物治疗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该类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的影响;随访管理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每千服务人口机构卫生人员数、基层医疗机构间信息系统联通程度和基本公共卫生糖尿病管理绩效考核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健康教育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基层医疗机构间信息系统联通程度以及机构医务人员糖尿病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1）山东省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较差,亟待提升;（2）不同疾病严重程度患者血糖控制及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病情轻的患者血糖控制主要受到糖尿病管理服务利用因素的影响;病情重的患者血糖控制主要受到自我管理行为因素的影响;（3）患者糖尿病知识水平低和自我效能差是阻碍患者自我管理,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4）尽管糖尿病药物治疗服务、随访管理服务和健康教育服务在基层医疗机构有着较高的可获得性,但患者对这些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较差;（5）基层医疗机构糖尿病治疗药品种类不全、信息系统缺乏联通、卫生人员数量不足和能力较差以及绩效考核不合理等卫生体系问题制约着患者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影响着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基层慢性病分级管理制度建设,推动糖尿病患者分级管理;（2）重视患者健康赋能教育,有效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3）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改善患者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1）研究视角的创新:与以往单一地从供方和需方角度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了系统的思维,基于卫生体系的视角,从供需双方两个层面,系统地分析了目前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运行效果、问题和相关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改善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策略和建议。（2）分析模型的创新:本研究将宏观的WHO卫生系统分析框架和微观的社会认知理论相结合,构建了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并以此建立了相互关联、彼此递进的三个实证模型,实现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的有效揭示。（3）分析方法的创新:本研究的一大特色是依照研究框架,将多水平模型、路径分析、交互作用分析和主题框架法等多种定量和定性数据分析方法应用于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更加全面、科学、准确地反映了影响社区管理效果的关键因素,这在已有的研究中应用较少。本研究的不足:（1）本研究在探究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因素时,重点从卫生系统的角度分析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和服务提供层面的因素;对卫生系统之外的因素,如社会网络和支持、宏观的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较少,仍待进一步的研究。（2）本研究以山东省八个样本县（区）代表山东省整体状况,结论适用于山东,尚不能推广至全国。
邱馨瑶[3]（2019）在《“二孩”政策下云南省三个县级医疗机构儿科、产科医务人员执业能力及应对现况研究》文中指出[目 的]在“二孩”政策背景下对云南省供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开展调研,通过调查了解妇科、产科、儿科和儿童保健科等相关科室医务人员临床技能、科研、沟通能力,对医务人员专业基础技术掌握情况进行评分及调研相关医疗卫生机构为应对“二孩”政策带来的挑战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情况,并对卫生服务利用方就诊者的满意度及需求进行调研,探讨当前医疗服务提供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为更好的满足群众需求及提供优质健康服务提供决策依据。[方 法]以云南省平均出生率12.28‰为选择标准,选取云南省出生率较高13.83‰的A、B两个市和出生率较低9.39‰的C市共3个地方的11家医疗卫生机构。采用横断面调查的研究方法,将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对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院的妇科、产科、儿科和儿童保健科医务人员及就诊者开展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医务人员和就诊者问卷作为调查工具,并用Epidata3.1录入问卷数据,SPSS19.0统计软件分析收集到的数据,不同率间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水准取α=0.05。[结 果]1.调查对象基本结果:本次调查共获取有效问卷1015份（总发放问卷1022份,回收率为99.3%）。3个市总共调查医务人员321名,就诊者694人,其中A市调查医务人员101人,就诊者190人;B市调查医务人员151人,就诊者233人;C市调查医务人员69人,就诊者272人。医务人员男性13名（4%）,女性308 名（96%）;妇科 99 人（30.8%）,产科 102 人（31.8%）,儿科 1 12 人（34.9%）,儿童保健科8人（2.5%）;管理岗位21人（6.5%）,专业技术岗位300人（93.5%）。平均年龄（32.96±10.47）岁;就诊者男性151人（21.7%）,女性543人（78.3%）,平均年龄 34 岁（34.51 ± 22.22）。2.医务人员在专业技能部分掌握不够全面。产科102名医务人员“对常见的分娩期及产褥期并发症可以熟练处理”掌握情况一般（平均分为6.2分）,11项常见病症医护人员对产后出血（9.5分）等6项技能掌握较熟练,对先兆子宫破裂及子宫破裂（5.9分）等5项技能掌握薄弱;12项可以处理的病理妊娠（平均分为8.9分）中,大部分人掌握胎膜早破（9.2分）、早产（8.9分）这2项技能,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8.8分）、羊水过多或羊水过少（8.5分）等10项技能掌握较薄弱;对15项产科常见技术操作规范（平均分为6.8分）大部分人掌握妊娠中晚期检查法（产科四步触诊法、听胎心法）（9.6分）等8项技能掌握较好,对臀位阴道助产术（6.3分）等7项技能掌握较差。对妇科99名医务人员常见技术操作规范熟练掌握并操作情况（平均分为6.2分）进行调查,10项常见操作技术规范对阴道镜检查（8.0分）等4项技能掌握较好,对前庭大腺脓肿切开术（5.9分）等4项技能掌握一般。对112名儿科医务人员新生儿常见疾病能熟练处理情况（平均为7.8分）进行调查,8项新生儿常见疾病大部分人掌握红臀（9.5分）等6项技能掌握较好,对新生儿肺透明膜病（4.4分）和早产儿（6.5分）情况掌握较薄弱;12项儿科常见的操作技能大部分人只能掌握2项（平均分为3.70分）,除人工呼吸术（7.4分）和心电图操作常规（6.1分）这类十分基本医疗常规操作掌握较好,其余腰椎穿刺术（3.4分）等4项技能都掌握较差。3.“二孩”政策实施以来调查发现医院医务人员工作量增大,2015年到2016年A、B、C市孕产妇产前检查人数平均增加了 16.0%、45.0%、30.0%,64%的医务人员就认为工作压力较之前变化较大,其中年龄和文化程度都与医务人员压力产生有关（χ2=20.956,P<0.002;χ2=25.958,P<0.004）。压力来自于以下几方面,1)来自病人的压力:病人病情变化快（68.5%）、病人不合作导致加重工作量（67.7%）;2)来自病人家属及亲属的压力:亲属期望值高过度维权（85.7%）、亲属文化素质和医学知识水平（57.0%）、亲属认为医疗费用过高（44.5%）;3)来自专业的压力:人际冲突带来的压力（72.3%）、高要求专科技能带来的工作压力（63.2%）、医疗护理意外伤害带来的压力（59.2%）、工作负荷重（58.9%）、工作风险大待遇低（55.8%）、执业时间长短（29.6%）、工作和家庭冲突（29.3%）、学历层次要求高（24.3%）、工作环境差（23.4%）。不同科室医务人员压力来源不同,妇科中压力主要来源于学历层次要求高、工作负荷重（χ2=8.112,P<0.044;χ2=9.511,P<0.023）;产科压力主要来源于病人病情变化快、工作风险大待遇低（χ2=12.710,P<0.005;χ2=26.625,P<0.000）;儿科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环境差、工作有时和家庭生活冲突（χ2=16.921,P<0.001;χ2=11.230,P<0.011）;保健科压力来源于相对于原来固定的工作时间现在因儿童体检人数的增加导致工作执业时间长而薪酬并无变化（χ2=8.876,P<0.031）。4.自“二孩”政策推行以来,参加过所在的科室学习培训的有313人（97.5%）,参加每月一次的培训有137人（47.8%）,每月2-3次有74人（23.6%）。学习形式主要以培训222人（69.2%）,会议130人（41.5%）和专题讲座115人（49.5%）。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妇女儿童常见疾病诊治（78.3%）、产前筛查（60.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58.5%）、新生儿疾病筛查（52.7%）和助产技术服务（50.2%）。调查的科室均在政策设施后增加了对医务人员不定期的培训,但是管理考核制度依旧沿用政策实施之前的规定。5.就诊者中有148人表示总体上对本次医院服务很满意,占21.3%,372人比较满意,占53.6%,136人觉得一般,占19.6%,36人表示不满意,占5.2%,2人表示很不满意,占0.3%。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就诊者评价满意度有影响作用的因素只有文化程度（χ2=108.317,P<0.01）和个人月收入（χ2=93.637,P<0.01）两个变量。就诊者对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OR=0.028,95%CI:0.270-1.560）和医院治疗区设施环境（OR=0.024,95%CI:1.044-1.840）是影响满意度评价的显着性因素。就诊者对尊重保护患者个人隐私满意度比较高,对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态度较为满意;相对不满意的是诊疗过程中一些辅助科室的服务态度（B超室、影像科）;同时,就诊者对医院治疗区环境及室外环境、门诊办理程序的满意度有所欠缺;而最不满意的是就诊者对医院投诉的渠道不通畅。[结 论]“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医疗机构就诊量不断增长,医务人员工作量和压力增加,部分医务人员年龄小、职称低、临床经验不足,特别是产科、儿科医生临床执业水平参差不齐。在完善医疗和人力资源的同时,还应提高产科儿科医务人员临床常见操作技能、科研能力和沟通技巧,注重对就诊者服务态度的改变,从就诊者角度思考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提高医院竞争力,而更好的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挑战。
王曼丽[4]（2018）在《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及其绩效改进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本研究旨在明晰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运行目标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界定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绩效形成机制及绩效内涵,构建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绩效评价模型,并用此模型对样本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开展绩效评价实证,探索其绩效改进面临的问题和环境因素,提出适合我国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发展的绩效改进策略,为我国医疗联合体绩效管理提供一定参考。【方法】1.现场调查法对湖北省枝江市、宜城市、天津市、深圳市的10家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进行现场调研,搜集卫生统计报表、重点疾病病案首页医疗联合体相关政策等资料;对医务人员（核心医院539人、基层医疗机构311人）和患者（门诊患者345人,住院患者278人）开展工作满意度和医疗服务体验调查。2.定性研究方法（1）文献分析法:利用Pubmed、Web of Science等英文数据库和CNKI、万方等中国期刊网等数据库搜集国内外关于医疗联合体绩效的文献,以了解医疗联合体绩效研究现状和趋势;（2）个人深入访谈:基于扎根理论设计访谈提纲,对10家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所在区域的卫生管理人员、医疗机构绩效管理人员、医疗联合体专家等共43人开展访谈,以了解样本绩效发展现况;（3）专家咨询法:通过制定《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表》,对15名相关专家开展两轮咨询,用于筛选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4）专家评分法:通过选取18位医疗联合体专家对医疗联合体运行目标及其子目标打分,构建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运行目标体系;选择7位专家对绩效评价指标进行评分,检验该指标体系的内容效度;选择13专家对绩效评价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分,初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5）扎根理论:借助扎根理论原则,运用Nvivo10软件对43份访谈记录进行分析,用于界定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形成机制及绩效内涵;（6）内容分析法:通过对43份访谈记录开展内容分析,归纳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问题集合;（7）SWOT分析法:从优势、劣势、机遇、威胁的角度,探索样本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面临的环境因素;（8）利益相关者分析:用于了解样本绩效改进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利益博弈。3.定量分析方法（1）样本选择方法:通过典型抽样获取10家实证样本;通过理论、目的、滚雪球抽样开展对43位知情人的个人深入访谈;（2）数理统计方法: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分析10家样本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资源配置和服务提供现状;利用熵值法优化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运用功效系数法分别对5家县域和5家市区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绩效开展综合评价。【结果】1.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概念和特征界定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是指为了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上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以所有权和产权为纽带,通过人力、财力、物力、信息和技术等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配,依托重组、直管、托管、兼并等形式,在实施法人治理管理制度之下,建成的上下层级医疗机构之间的纵向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它具有统一性、集团性、协同性三个重要特征。2.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运行目标体系构建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运行目标体系可以概括为医疗服务需方、供方、管方和其他方的目标集合,其中需方是运行目标体系的主要目标维度（该维度与运行目标之间的重要性和紧密性的均值为4.71）,医疗卫生环境改善（4.88）、医疗资源配置优化和运行效率提高（4.79）、医疗服务体验良好（4.67）是运行目标子目标中排名前三的目标条目。3.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形成机制理论框架构建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共获取43份访谈稿,其中34份（90%）用于理论构建,剩余9份（20%）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在利用Nvivo10对访谈稿三级编码后,本研究构建了理论饱和、包含5个理论假设的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形成机制理论框架,即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的形成是前提条件（政府行政命令、基层医疗机构需求、上级医疗机构能力和意愿、居民需求、市场竞争）、行动策略（管理制度建设、资源共享、医疗服务协同）和维持条件（医保配套改革、政府配套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共同作用的结果。4.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内涵界定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内涵理论框架包括7个绩效层面（卫生服务可及性、卫生服务可负担性、卫生服务数量、卫生服务质量、卫生服务效率、卫生服务效果、卫生服务效益）、19个绩效点（医疗服务量、其他服务量、物质可负担性、精神可负担性、时间可及、地理可及、服务可及、期望寿命、健康素养、健康水平、学术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结果质量、过程质量、结构质量、医务人员工作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其他效率）、1个理论框架政策目标、6个相关理论假设。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是指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为了实现提高医疗服务提供质量和效率、改善医疗服务利用现状、优化医疗卫生环境以及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等目标,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通过完善内外部管理制度建设和人、财、物、信息等医疗资源共享等措施,结合其自身医疗服务提供和管理行为,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所带来的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卫生服务可负担性、卫生服务数量、卫生服务质量、卫生服务效率、卫生服务效果、卫生服务效益层面的综合变化及变化程度。5.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构建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概念框架包含卫生服务可及性、可负担性、数量、质量、效率、效果、效益7个维度。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6个维度24个一级指标,其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为0.758,各个指标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均在0.78以上、体系水平的内容效度为0.96,熵值法优化的指标权重分布中,x4、x8、x9三个指标的权重最高。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包含运行目标、绩效评价主体（政府相关部门）、绩效评价对象（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工具（6个维度24个二级指标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和实施（报表、政策、问卷等数据资料搜集和一年一次考评）、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反馈沟通、目标促进、工具完善、激励机制构建）等多个方面。6.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实证10家样本调研中,共回收上级医院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问卷539份,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问卷311份;回收门诊患者体验问卷345份,住院患者体验问卷278份。10家样本均在2010后建立,均为“二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地域模式。县域A1和市区D2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综合功效系数在两区域中最高,分别为3.3660和3.1723。A1和D2的共性特征为上级医院均具有建立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条件;政府有作为;区域信息化建设相对较佳;其他原因如A1的重点人群示范管理等。样本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面临的绩效改进问题为:（1）前提条件问题:政府不支持、不放权;基层医疗机构和上级医院的不愿意和能力不足;居民理念差、不认知;市场竞争不合理;社会经济水平低、疾病谱复杂等;（2）行动策略问题:整合模式选择不合理、业务管理不统一、内部规章制度不完善、功能定位模糊、绩效考核缺乏;人事制度不全、人事激励机制缺乏、信息化滞后、文化冲突、科室无合作;（3）维持条件问题:医保政策健全、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粗糙以及其他人事、财政、药品、价格等配套政策不完善等。7.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策略研究结果（1）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对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监督和绩效管理;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和制度;改革医保制度;引导居民合理就医;（2）上级医院要完善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完善分级诊疗标准;完善人员共享激励机制建设等;（3）基层医疗机构则需要着重发展全科,同时加强和上级医院的重点和特色专科以及各类服务协同,同时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4）非成员医疗机构则需要通过合理竞争实现与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的共同进步;（5）居民则需要主动关注医疗联合体相关信息、转变就医观念、提高自身健康素养、科学表达医疗服务需求。【结论】1.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运行目标是医疗服务需方、供方、管方等多方目标的整合,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理论和实践的开展应以目标为导向。2.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包含运行目标、绩效评价主体、绩效评价对象、绩效评价工具、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多方面内容。该模型科学性较强,可以为我国各地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3.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是一个多利益方博弈的过程。政府、上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其他非成员医疗机构以及居民应该共同行动,促进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绩效改进。【创新与不足】1.研究的创新性本研究把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作为研究对象,注重探索其运行目标和绩效内涵、开发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工具和模型,在研究视角和思路上具有一定的新意;本文综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不仅构建了科学实用的绩效评价模型,还据此模型的应用结果,提出了适合我国医疗联合体绩效运行特征的绩效改进策略,在研究结果层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研究的不足因样本所在总体较少,本研究仅选择10家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作为研究对象,在样本的代表性层面上有一定欠缺;因可操作性限制,本研究没有进行不同类型医疗联合体之间的绩效比较研究,也没有进行医疗联合体建设前后的绩效比较;基于结果视角评价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在评价指标选取、评价模型构建等方面可能较难顾及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结构和过程特征。
厉传琳[5]（2014）在《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査技术服务的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出生缺陷是影响人口素质和群体健康水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整合在常规孕产保健服务中的产前诊断和筛查服务,是出生缺陷防治的第二道防线,这类服务具有公共卫生属性、依托卫生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风险,且涉及人的基本权力。如何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不受损害,推动技术的发展使之惠及全体人民,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职责,政府规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研究目的：以《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作为核心案例规制,本论文旨在描述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规制过程,发现或确定有效规制的核心要素,分析规制活动的结果,提出改善规制的策略与建议。研究内容和方法：1.以政府规制理论为指导,梳理和分析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及服务所具有的特点,归纳规制的必要性和规制应当关注的关键环节；2.运用个人深入访谈和政策文本回溯、文献评阅等方法,回顾我国自本世纪初至2013年间,关于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制订和实施过程。重点关注不同时期的宏观环境下,选用的规制手段、规制活动的参与者和各方的作用；3.基于既往研究积累、现场调查、个人深入访谈,及二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以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服务的可及性及其改善程度为指标,衡量规制的结果；4.从规制内容、规制手段、参与者功能发挥等维度,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1.关于规制的必要性及关键环节卫生系统具有许多明显的特征使得卫生系统中市场失灵的情况较之其他系统更为多见,提示在卫生系统开展规制十分必要。对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必要性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我国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卫生系统改革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政府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利中的普遍责任及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定位,以及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特点和当前卫生资源配置和利用情况。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关键环节包括推动技术发展、提升服务可及性及保障需方权利三个方面。2.关于规制文本的制订和规制活动推行的过程《母婴保健法》出台后,为完善规制体系,针对全国范围内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服务提供存在的问题,在专家团队的倡导下,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启动了规制文本制订活动。依托有关决策咨询机构的支持,《管理办法》于2002年以卫生部部门规章形式发布,并于2003年正式实施。《管理办法》出台后,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管理办法》要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相关实施细则,指导本地规制活动的开展。部分省级行政区结合规制实践的结果,适时对规制文本进行了调整和修订。国家层面和各省级行政区层面规制活动运用的规制手段包括6大类,其中以指令与控制类手段的运用最为广泛,基于市场的治理与控制、行业自律的规制手段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在规制文本制订和规制推行的过程中,多类参与者参与进来,通过各种途径发挥作用,其权力与能力从其影响规制活动的效应中充分反映出来。3.关于规制活动的结果和规制目标的达成情况在规制文本出台之前,我国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出生缺陷发生率偏高,出生缺陷产前诊断的比例有待提升；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相关技术准入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技术准入缺乏统一的标准；从事产前诊断相关服务的医务人员数量不足,培训教育和个人发展有待强化；卫生行政部门对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技术的进步和服务的拓展缺乏支持；服务提供尚不能满足需求；服务质量的保证和改善尚停留在机构层面；卫生行政部门对产前诊断、产前筛查服务的质量监控和改善,缺乏有力的抓手；筛查服务与诊断服务的衔接不畅,有限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风险防范意识仍待建立；服务的经济可及和可接受问题尚未得到广泛关注。2006-2007年间,伴随规制活动的展开,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服务的可及性取得了一定的改善。全国6省12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唐氏综合征产前血清学筛查服务的利用率为35.8%,供方和需方报告的结果接近；筛查服务假阳性率偏高,在该时间阶段比较普遍；侵入性诊断服务由于提供仍不普遍,服务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产妇（及其家庭）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不同、分娩的机构类别不同,其唐氏综合征产前血清学筛查服务的利用情况不同。服务利用的弱势人群是农村、经济发生水平落后、收入有限、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引入接产机构进行多水平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在考虑了接产机构因素的情况下,来自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级行政区、省内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市,（教育、收入、城乡归属）综合指数高、健康风险大（高龄）、具有出生缺陷防治有关知识的需方服务利用程度较高。2009年以后,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引领下,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技术服务规制不断深化。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中,仅西藏自治区和重庆市未出台与产前诊断技术服务规制有关的省级规章制度,其余各省级行政区共出台了相关规制文本84项,包括上海市在内的部分省市已经结合技术的发展、服务需求的变化等,对规制文本作了修订。全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中,除西藏自治区外,均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开展了本省内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准入。30个省级行政区共设立产前诊断机构204家。与2001年的基线情况相比,服务的地理可及性和可获得性有了较为显着的改善。以上海市为例,根据有关产前诊断中心报告的数据,筛查服务的质量不断改善,诊断服务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国内技术标准的规定。国内也有多项大样本量筛查服务结果报告,在筛查的假阳性率和随访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改善。诊断服务方面,文献报告的服务量逐年增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也多在国内标准的低限值以下,提示技术的不断成熟,质量的不断优化。随着2009年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农村孕妇增补叶酸预防出生缺陷的项目纳入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并在全国铺开,山东、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级行政区先后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台了针对特定疾病、特定人群的干预项目,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服务由政府买单或由社会医疗保险覆盖,以提升服务的经济可及性。随着社会对于出生缺陷防治知识的了解和防治出生缺陷意识的增强,运用二级预防手段,识别出生缺陷的风险,并通过明确诊断,采取终止妊娠的手段来避免严重出生缺陷患儿降生的理念,已经得到需方的广泛认同。但筛查假阳性率过高,侵入性采样操作的流产风险不可避免,制约了筛查阳性者侵入性诊断服务的利用。研究结论：鉴于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服务的特点,政府在该领域应当发挥积极的规制作用。总体来看,规制文本的出台有多方力量的协同推进,规制文本的制订包含了很多循证决策亮点,规制在各地的推行有本地的特色和探索,是一个不断优化完善的过程。当然,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规制实施10年来,其预期目标部分实现,还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规制目标是否实现,不仅是规制文本的内容及其具体推行过程的结果,也受到规制手段的应用、规制活动中众多参与者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宏观环境的重要影响。服务体系健全、质量保证专业、人才队伍发展可持续、健康宣教深入普及、部门合作高效、信息统计科学是规制结果改善的重要途径。对于卫生系统而言,顶层设计的完善,借力于宏观环境、注重部门合作是改善规制效果的重要途径。政策建议：1.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分工,结合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技术服务的特点,创新规制实践,不断优化规制效果。2.建立健全规制过程的全程监管机制。3.强化部门合作,协同推进规制结果的改善。
和雯婷[6]（2012）在《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的技术评估》文中研究表明一、研究目的和意义孕产期保健,对于保障母婴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孕产期所占据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母婴安全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而孕产妇保健是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减少出生缺陷的有效方法。在过去,“母婴安全”是人们关注分娩过程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焦点。然而,随着当今生活水平和保健意识的提高,“安全”已不能成为孕产妇及其家庭唯一的需求,目前以医学为中心的保健模式已不能够满足现有需求。因此课题组在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了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这是一个将包含了孕产期基本保健、健康教育、高危妊娠和产后抑郁四部分的孕产期保健适宜技术承载于能够使供方、需方、管理方、社会方互动协作的“孕产期保健集体干预平台”之上的过程。并且最终形成了能够在社区操作的“孕产期保健集体干预方案”。该模式实现了针对孕产妇个体的全程性,贯穿“孕前-产前-产时-产后”全流程；从技术层面强调系统性,包括内容、时机、次数、地点,集生理-心理-社会全方面；从管理层面突出目的性,通过管理手段来保障其操作性,确保技术价值的实现。在通过对干预社区的干预实施之后,需要对该模式的效果进行评估。本研究运用卫生技术评估的方法对本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社会性评估,以期完善孕产期保健集体干预方案,为本模式更大范围的推广提供参考依据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二、研究方法本研究运用卫生技术评估的方法对干预模式的实施进行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社会性评估；循证医学作为理论依据对评估资料进行收集和获取；业务流程管理为干预模式实施流程形成和评估思路提供了方向；项目评估方法是评估框架形成的指导方法；干预的实施过程和评估过程都遵循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运用成本核算中的标准成本核算方法对本模式进行经济性评估。主要的资料来源与收集方法包括前期干预模式的构建和干预方案的研制形成；通过基线调查、中期调查和终末调查,以及用回顾性调查的方法完成的成本费用调查,为干预模式的实施效果评价提供数据资料；通过干预过程中的督导访谈和干预末期的案例分析,为干预模式的评估提供定性资料的收集。资料通过Excel和Epidata软件进行录入,分析工作全部在统计分析软件SPSS15.0中完成。除了对所有相关的数据资料进行一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来统计构成比、得分和率的变化外,还对孕产妇和其丈夫之间的评估表得分做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以评估孕产妇情绪随其丈夫变化的情况。三、主要研究结果（一）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的安全性评估干预只有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够淡及有效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本部分围绕使用技术的人、技术本身、技术的使用过程三部分来展开安全性评估。在针对人的安全性评估方面,通过对供方、需方、管理方在干预前的基本情况进行安全性预测、干预中所面临的会对参与者产生的安全性问题进行解决、干预后对安全性问题的回顾总结来完成评估；关于技术的安全性评估方面,通过对各层面适宜技术的研制过程和使用者对技术的评价来进行；对于使用过程的安全性评估,通过从参与者的角度对标准状态进行模拟,并对各个干预社区进行基线安全性调查,在干预开展过程中由于居住环境、信息环境、心理环境等出现的隐患及解决策略,以动态的方式来对整个过程进行安全性评价。通过定性定量数据结果显示,本模式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也完全达到了新需求对安全性更高的要求。（二）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的有效性评估在对本模式进行有效性评估时,主要聚焦的是孕产妇在通过干预使用适宜技术之后的变化效果。通过结果数据分析,孕产期保健知识的总体知晓率在干预前为59.5%,通过干预之后达到82.4%；态度认知程度由干预前80.0%提高到86.8%；行为认知程度由十预前52.4%提高到67.7%。在生理方面通过集体干预之后,孕产妇对孕前和孕期的知晓率提高明显,但是对产后重视程度较低,产后出现危险因素情况升高;在心理方面,出现产后失落感明显,主动就医率没有提高,可见对于心理问题的传统意识仍有局限作用。干预的目的就是让孕产妇能够通过干预中的学习、交流和自筛及早发现自身问题并能够早诊断早治疗,心理筛查量表和自评量表得分随着干预次数的增多而降低说明干预的效果理想；在社会方面,孕产妇对于参加干预予以肯定,但是对身边人群对自己的影响却容易忽略。孕产期生理-心理-社会三个方面的保健不是互相独立的,它们互相关联和影响。（三）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的经济性评估通过对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的实施成本进行标准成本核算,去测算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因为新模式的实施需要增加的成本。对于东部某发达地区的干预社区来说,按照标准配置举办一次集体干预模式的成本费用是1015.92元,高出实际费用185.2元,高出的部分主要由人力成本构成。按照每次干预10人的标准,相当于需要花费在每位参加培训的孕妇的成本是101.60元。由于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各个社区机构的软硬件基线水平各不相同,所以将不同基础级别的社区机构分为四大类进行分析,发现对总成本构成主要影响的是人力成本,占71.35%。按照不同的人数规模的集体干预模式进行测算出的单位成本是不同的。为了保证上课质量,也兼具考虑成本问题,每次干预人数控制在15-20人左右,干预效果较为理想。如果参加干预的人数超过30人,为了保证干预质量则需要在同期增加干预次数。（四）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的社会性评估在围绕孕产妇周围的群体中,丈夫、父母公婆、亲戚、同事朋友、医生、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各种媒体都可能对孕产妇的生理和心理情况产生影响。因为人不是独立而存在于社会中,在对干预对象进行干预的同时所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供需二者间的关系,还应该考虑共同存在于社会环境中的,周围人群对干预对象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本干预模式中的围绕在孕产妇周围的三类主要人群,丈夫、社区医生和管理者（尤其是前二者）对本干预的参与配合态度及通过干预发生的改变进行分析。发现丈夫在孕期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会影响到妻子的情绪。干预之后,从妻子对丈夫表现的评价发现丈夫危险行为降低。丈夫对于准爸爸学校的开展评价中,除了内容方面稍觉枯燥外总体评价较高；供方人员表示通过干预之后,服务水平、方式和能力都有较明显提高。对于所出现的问题也以积极地态度和方法应对解决；通过管理人员的调查反映,孕产妇自主认识、医生的技术水平和自主意识不够高都是影响干预开展的重要阻碍因素,并提出了对于干预内容需精简,干预方案应能够易操作、易复制的建议。最后通过对干预中出现问题较多的社区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在实际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下实施本模式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类分析,对供方操作人员进行深入访谈,挖掘问题根源和提出解决方案。本部分从孕产妇的丈夫、医生和管理者着手,了解本模式在实施中的社会阻力和动力情况。为下一阶段制定出更加完善的干预方案提供参考依据。四、研究结论本研究通过对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在干预试点实施的效果,运用卫生技术评估的方法进行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社会性评估,定性定量的论证了本模式具备较高的安全性；通过适宜技术的使用对于孕产妇来说提高了她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健康素养。对于社区机构人员来说提高了她们的服务水平和能力,使得她们在提供服务时更加自信；并且模式为供方、需方、管理方和社会提供了良好的互动沟通平台,模式的价值得到了各方肯定：干预社区能够在现有条件基础上进行增量服务,并亟待政府能够针对更大地域范围的不同社区情况进行买单。本模式是一项具有较大社会意义和实施价值的孕产妇保健模式。
白鸽[7]（2012）在《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研究目的孕产期保健的重要性已成共识,及时发现高危妊娠并给予干预是关键。其中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是首要环节,也是孕产妇系统保健的根本目的和核心。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国内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并不理想,根源在于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性。现行模式是以孕产期保健服务的供方（以下简称供方）为主导,供需方之间缺乏联动管理机制,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局限性愈发凸显。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在针对供方,社区在孕产期保健服务中优势明显,然而当前并未区分社区与医学中心的现实差异,社区供方缺乏针对性的筛查管理技术；另一方面表现在针对孕产期保健服务需方（以下简称需方）,其主动保健积极性未得到充分调动,需方亦缺乏针对性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为实现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的目的、突破现有模式的局限性,本研究针对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分别研制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并将这两项关键技术有机嵌入到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流程中,形成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即以社区为平台,供需双方联动的筛查管理模式。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综合考虑现实条件,形成干预方案,并在试点地区实施干预和效果评价。研究在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认知存在“非有即无”的认知偏差,因此为转变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研究根据评估结果探索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并进行软件化包装。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卫生技术评估、循证医学、行为改变理论等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性研究方法,以文献计量分析、专家咨询、定性定量多重论证、焦点组访谈、现场调查、健康信念模型、知信行理论、广义线性模型、软件编制等为具体的研究的方法。其中文献计量分析、专家咨询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即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分析和高危妊娠危险因素研究现状；专家咨询、定性定量多重论证、焦点组访谈和现场调查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即高危妊娠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筛查管理技术的研制和论证；焦点组访谈、现场调研、健康信念模型、知信行理论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五部分,即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模式干预及效果评估；广义线性模型、软件编制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六部分,即妊娠风险指数模型软件探索。三、研究过程及主要结果（一）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分析：引出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第一部分是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系统总结了高危妊娠筛查技术和管理现状。理论研究是对国内外期刊文献、保健指南等文献材料的分析,实证研究是对402名孕产妇的基线调查和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9名供方的焦点组访谈。研究发现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供需方之间缺乏联动的管理机制,具体体现在：（1）针对供方,高危妊娠筛查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然而目前该技术缺乏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单位现实条件的考量；（2）针对需方,已开始提高对孕产期保健的重视程度,然而目前尚无针对孕产妇自我筛查管理妊娠风险的工具。因此本研究为突破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提出建立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本着全程性、系统性和操作性的建立原则,该模式的特点包括基于社区供方、基于社区需方和供需双方共同参与三个方面。为提高供方参与,需依据社区现实,研制针对社区供方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为促进需方参与,需依据需方认知,研制针对社区需方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为促进供需双方共同参与,研究汇总两项关键技术,并将技术有机融合到现行筛查管理流程中,搭建共同参与平台和运行机制。（二）高危妊娠危险因素研究现状：为技术研制提供支撑为研制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提供技术支撑,研究第二部分首先对国内164篇权威文献和国内外27张高危妊娠筛查表进行了独立分析,最后对两类文献评阅的结果进行了汇总分析,共收集75种妊娠危险因素、18种危险因素的分类、2种危险因素评价方式等,同时明确了目前高危妊娠相关的危险因素,并应用文献计量法对相关危险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分析应该重视的常见高危妊娠危险因素,如年龄、流产史等危险因素。本部分研究为后续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的筛查管理技术研制提供理论依据。（三）高危妊娠社区供方筛查管理技术：弥补现行模式的社区供方技术不足前期研究表明高危妊娠筛查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研究第三部分是基于社区,为达成社区高危妊娠早期筛查的目标,以“科学性、操作性、时效性”等原则,综合考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设备、技术等基础条件,研制高危妊娠社区筛查表。在研制阶段,围绕着筛查表的框架、条目、条目指标值和条目评价方式四个方面,对第二部分研究结果运用文献评阅和专家咨询法遴选形成初稿。在论证阶段,采用专家论证和机构论证两轮论证模式,依次论证筛查表的科学性和操作性。其中专家论证采用焦点组访谈和名义团体法的方式,参与论证的产科和妇保专家共10名；机构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机构涉及上海市、常州市和北京市共37家机构的49名产科和妇保专家。论证专家一致认同筛查表的研制目的和意义,并依据原则进行评分并提出完善建议。在评价阶段,研究以筛查表为工具,选择江苏1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评分者信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46名,结果显示信度良好（Cronbach’s Alpha=0.954）。研究选择上海和江苏的6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效标效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235名,结果显示效度良好（灵敏度=89.7%,特异度=99.5%,约登指数=0.89,Kappa值为0.921）。最终形成的筛查表采用两级分级方式,包含50条条目指标值。（四）高危妊娠社区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弥补现行模式的社区需方技术匮乏前期研究表明健康教育是对需方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研究第四部分是针对准备怀孕妇女和孕产妇,研制高危妊娠自我筛查表和相关健康教育资料。自筛表从病史和疾病的症状出发,配合相关健康教育资料,旨在一方面作为孕产期保健健康教育的工具,提高她们的妊娠知识水平,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另一方面作为妊娠风险的筛查工具,帮助她们早期发现妊娠危险因素并及早就医。在研制阶段,围绕着筛查表的框架、条目和条目评价方式三个方面,对第二部分研究结果运用文献评阅和专家咨询法遴选,并对条目进行通俗化形成初稿。在论证阶段,采用专家论证、机构论证和需方论证三轮论证,依次论证筛查表的科学性、操作性和通俗易懂性。专家论证采用焦点组访谈和名义团体法的方式,参与论证的产科和妇保专家共10名；机构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机构涉及上海市、常州市和北京市共37家机构的44名产科和妇保专家；需方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对象为三地共542名育龄妇女。三轮论证供需双方一致认同筛查表的研制目的和意义,并依据原则提出完善建议。在评价阶段,研究以筛查表为工具,选择上海和江苏的6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筛查表的信效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235名,结果显示信度良好（各条目的重测信度均达到了0.7以上）,效度良好（灵敏度=84.6%,特异度=74.5%,约登指数=0.58,Kappa值=0.41）。最终形成的自筛表采用两级分级方式,包含40条条目。研究同时针对筛查表研制高危妊娠家庭指导手册,对表中每条危险因素的危害和应对措施进行解释和说明,用于指导个人和家庭使用筛查表并对筛查结果采取措施。研究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对指导手册的科学性和操作性进行论证,15名参与论证的专家认同指导手册的意义,并对部分表述进行了修改完善。（五）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模式干预及评估：促进供需双方共同参与为构建供需双方共同参与的平台和运行机制,研究第五部分整合社区供方和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嵌入到现行管理流程中,围绕着对象、内容、频率与时机、工具等方面,形成干预方案。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采用准实验干预设计,在上海市嘉定区、江苏省常州市、北京市朝阳区的社区实施干预方案,并对试点地区进行基线、过程和终末评估。其中,基线评估对三个试点地区16家试点社区、55名社区孕产期保健供方人员和542名孕产期保健需方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机构条件、供方和需方对高危妊娠的认识情况等；过程评估通过对试点地区32次干预督导、7次技术交流简报、186名孕产妇的阶段性随访评估和对常州4个社区的案例研究,结果发现干预方案进展良好,管理方和供方均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干预的进展,需方主动筛查意识也有较大的提高；终末评估通过对三地干预组1115名入组对象和对照组829名对象历时1年多的随访调查,结果显示干预构建出的供需方联动机制运行整体效果良好,100%的供方和99.5%的需方对于干预方案实施认同且满意,社区供方和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在干预过程中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同时三地干预社区需方对妊娠危险因素的认知、态度和主动就医行为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转变。（六）妊娠风险指数模型软件的探索研究在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存在偏差。当前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为“非有即无”,即“是高危／不是高危”（0/1）的概念,因此一旦筛查结果出现“不是高危”的情况,需方便会放松警惕,然而妊娠过程瞬息万变,时时都有可能出现高危,因而高危出现时,需方往往不知所措,酿成悲剧,产科医患纠纷也多源自于此。因此为转变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偏差,本部分研究致力于将现有两分类（0/1）的判决转换为具体的风险指数（0～1）,即对于需方而言,妊娠风险不再是“有或无”的概念,而是“高或低”的概念。研究利用三个地区试点社区随访1年得到的1632份有效随访资料,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根据数据导入情况,计算得出风险影响因素的系数,并对产生的模型进行修改完善。接着,通过模拟库对模型进行数据模拟,最后研究在模型模拟完善后,利用Excel VBA的强大数据处理后台,对建立的妊娠风险模型进行软件化包装,为模型的推广提供技术条件和支持。四、结论为实现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的目的、突破现行筛查管理模式局限性,本研究首先针对现行模式的局限性,分别研制了基于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的两项关键技术,并将这两项技术融合到现行筛查管理流程中,形成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之后,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考虑现实条件,建立干预方案,并在三个试点地区组织干预和效果评估。最后,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认知存在偏差,因而研究在方法学探索,在评估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妊娠风险指数模型,通过模拟库的验证后,利用Excel VBA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软件化包装。五、研究的创新点本研究在方法学上的创新是构建了遴选、论证和评估社区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的思路、步骤和方法。在技术上创新是基于社区现实,研制了出了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工具《高危妊娠社区筛查表》,并基于孕产妇妊娠生理周期和疾病的症状,研制出了高危妊娠自我筛查工具《高危妊娠自我筛查表》。本研究的集成创新是在技术研制的基础上,将研制的关键技术进行有机集成,嵌入到现行管理流程中,形成一整套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干预方案,并利用干预随访资料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并进行软件化包装。
杨德蓓[8]（2011）在《南通市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服务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县级妇幼保健机构为基层最广大的妇女儿童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是妇幼卫生工作的主体,也是基层妇幼保健服务网络的龙头,其发展好坏直接关系到妇幼保健服务是否真正落到实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卫生保健需求的不断扩大,在我国“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目的,保健与临床相结合,面向群体,面向基层和预防为主方针”指导下,南通市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是在现阶段,仍然存在政府投入少、机构规模小、人员素质低、服务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本研究以对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营现状调查为依据,对其运营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目的以对南通市5家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行现状调查、妇幼保健工作实施效果为依据,对其运营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南通市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和发展制订相关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1、定量研究：按照2005、2007、2010年度,在大量阅读文献基础上自行设计了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行情况调查表,回顾性调查南通市5县（市、区）妇幼保健所的政府投入、机构规模、人员、设备、妇幼保健服务等方面的相关情况。一共发放调查表66份,实际回收55份,有效问卷55份。2、定性研究：采取意图抽样和方便抽样方法。调查三类人群,一是目前在卫生行政部门工作,分管妇幼保健工作局长、科长,主要了解各地妇幼保健机构年度工作考核情况；二是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管理人员、医生、护士,主要了解机构目前运行情况及存在问题；三是基层助产机构工作人员,主要了解机构保健服务能力及存在的问题。所有被调查者愿意参加本研究,愿意表达真实观点。定性研究作为定量研究的补充,用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进行。结果1、大部分地区政府对妇幼保健所投入的绝对值逐年增加,但是政府对妇幼保健经常性投入、对妇幼保健所的投入占整个卫生投入的比例逐年下降。2、妇幼保健所的职工总数、固定资产金额、建筑面积水平变化不大。卫技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年龄构成、大专以上学历比例等方面没有显着变化。3、各地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财政补贴收入占比逐年上升。政府财政补贴收入正逐步成为妇幼保健所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4、各地按照妇幼保健工作的要求完成产前检查、孕产妇系统管理、产后访视、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新生儿访视、妇女病普查等工作；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5岁以下儿童死亡都控制在要求的范围内；婚前医学检查、3-7岁儿童视力筛查等工作,政府重视程度高、资金投入早的地区,开展的时间早,婚前医学检查率、3-7岁儿童视力筛查率高。5、D地区政府对妇幼保健所经常性投入值在五县（市、区）中最高,建筑面积、职工总数、人均业务收入均高于其他地区。对妇幼保健机构运行情况分别从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资源产出4方面进行综合评价,D地区妇幼保健机构综合评价最好。建议1、强化政府对妇幼保健工作的责任。要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建立经费绩效评估机制,完善财政补偿体制。要重新制定人员编制标准,重视妇幼保健队伍建设。2、加强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要以民生工程、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两个规划指标为抓手,以医改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为契机,加强妇幼保健机构规范化建设。妇幼保健机构内部要建立激励机制,促进机构发展。要加大人才引进培训,加强妇幼保健队伍建设。3、提高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和水平。要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识。要创新提高,积极拓展妇幼保健的服务领域,要加大科研发展,通过技术研发、集成、转化、推广和应用来解决妇幼保健工作中突出和迫切问题,提高技术水平。
胡敏[9]（2011）在《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策略研究 ——基于宁夏农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被确立为中国新一轮医改的战略目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含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是卫生系统的基础层次和核心部分,其公平性、效率和质量与居民的健康福利息息相关,对卫生系统整体绩效的优化有着重要影响。农村卫生工作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却也是薄弱环节。长期以来,对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其重要载体——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投入不足,更为严重的是,投入的资金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资源配置不合理,服务需求不合理,激励机制不合理则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导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低效率、低质量和浪费,严重影响了政府及公共投入的有效性,也阻碍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因此在加大投入的同时,需要寻求更加有效的策略以加强基本医疗卫生的公平可及性,保障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以提高农村地区卫生系统的绩效,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结果。在我国,政府投入和基本医疗保障是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其所提供服务的主要补偿渠道。公共资金投入卫生服务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政府利用一般性政府收入直接向自己下设的卫生服务提供者下拨预算；二是独立的购买机构或角色代表全体或特定群体向供方购买卫生服务。当前,国际卫生服务领域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趋势：政府重新定位为决策者和监督者,而卫生服务的提供及管理形式从等级性的集权方式（上述第一种方式）向基于服务购买和提供相分离的模式（上述第二种方式）转变。但是即使在第二种模式下,如果只是进行被动的事后付款而不采取具有战略性的购买措施,仍然不能解决卫生系统绩效低下的问题。因此,采用购买与提供职能分离的、且具有“战略性”的服务购买模式被认为是改善系统绩效的重要政策工具,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研究和实践命题。医改近期重点任务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在医改方案中体现了医疗卫生服务购买与提供分离的理念以及战略性购买的基本构想。然而,我国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在农村地区的购买实践尚处试点起步阶段,关于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的研究,也主要停留在概念导入阶段,对医疗卫生服务购买体系现状的认识,购买策略的设计研究,以及购买策略实施及效果评价研究都十分有限。在新医改背景下,从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卫生系统绩效目的出发,加紧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体系的研究则十分必要,尤其对基础薄弱、基层弱化的农村地区来说,在供方竞争有限、能力和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研究如何利用政府投入和医疗保险基金,战略性地发展服务购买策略,优先购买哪些服务,采取怎样的具体购买机制,如何改变购买方对供方支付方式的设定,才能最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供方形成有效的激励,从而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效率和质量,显得尤为重要。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通过规范性研究理清卫生服务购买体系中各方的利益关系和互动机制,形成服务购买策略研制和设计的基本思路框架,基于案例研究对理论进行应用,从农村基本医疗卫生系统绩效现况和主要问题着手,从服务购买角度进行问题诊断和根源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战略性服务购买策略的系统设计,特别是购买方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支付策略的设计,并对购买策略改革干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价。研究方法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应用了三个理论框架,即以政策循环理论指导研究的总体思路,从卫生系统问题出发,在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价值的背景下,经历问题诊断、政策设计、政治决策、政策实施和政策评价的环路；以卫生发展与改革理论框架指导分析影响卫生系统绩效及中间指标的问题根源,并与卫生服务购买要素相结合构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购买策略研制思路；以结果链逻辑框架指导对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策略,尤其是福利包调整和支付方式改革策略的实施和近期结果的监测与评价。运用案例研究法,实现基于现实的理论应用,以既有代表性又有改革基础的宁夏自治区农村地区为案例,加强研究的可借鉴性和示范意义。选取该区两个县（海原县和盐池县）,基于其卫生系统基线情况、问题及根源,在理论指导下发展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战略性购买策略,特别是支付方式改革策略,并通过对照的设立,对购买策略改革实施情况及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价。研究所需资料的调查方法包括：文献回顾、入户调查、机构调查和定性访谈。经文献回顾掌握国内外卫生服务购买理论与实践进展及调查地区农村卫生系统绩效干预前后情况；于2009年2月份别进行入户调查和机构调查,以了解宁夏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和利用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及业务开展基线情况；基于关键知情人和焦点组等定性访谈获知宁夏农村地区基本医疗卫生系统现状,问题及原因,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及购买策略实施后其行为变化、利益得失和主观看法与评价。此外,文中还运用PETS分析法对支付方式改革设计进行可行性分析,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对购买策略改革的效果进行初步评价。研究结果1.对战略性购买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战略性购买以改善卫生系统整体绩效为目标,强调满足公众的健康需要,追求服务的成本效果,注重供方激励机制的重塑,提倡竞争机制的运用和政府的宏观监管,以此在购买前战略性地做出“购买什么,如何购买,向谁购买”的决策并加以实施。在战略性购买体系中至少存在四个角色定位及三个委托代理关系,即需方委托购买方实现自身需要,政府委托购买方合理配置资源,购买方委托供方提供适宜服务,这些关系需要依靠相关手段和机制维系,使得代理方按照委托方的需要和目标做出行为。2.将购买理论与卫生系统模型相结合,形成服务购买策略研制思路：战略性卫生服务购买策略包括从购买方角度提出的“购买什么、如何购买、向谁购买”的核心策略,主要涉及购买方与供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从整个卫生系统角度提出的针对组织和制度环境,作用于购买方、需方、供方组织以及购买方与需方、购买方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确保战略性购买核心策略得以实施的支持保障策略。利用卫生发展与改革理论框架可以建立起购买策略与卫生系统绩效的联系,并系统地寻找战略性购买策略,运用此框架中的筹资、支付和组织阀门的相关政策工具构建购买核心策略,在组织、规制、行为阀门的相关政策工具基础上形成购买支持保障策略。3.应用理论结合实证分析农村基本医疗卫生绩效问题及根源：居民健康需要的重点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但实证数据显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差、效率低下、质量不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村卫生室能力薄弱、供给不足。服务购买与服务提供功能的分离已存在于这些体系中,但处于被动购买状态,购买策略不具战略性。目前的问题主要由购买核心策略的组合不当引起,即购买内容、购买方式和购买对象不恰当,问题根源是购买方对需方代表性不足、购买方对供方调控机制薄弱以及政府在服务购买过程中监管有限,即购买体系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4.根据购买策略研制思路,对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策略进行改进设计细化：从购买方（地方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新农合机构）角度设计了一系列购买核心策略,包括：整合公共卫生和新农合基本医疗筹资、调整福利包范围和报销比例的筹资策略,改变支付方式、提高供方收入、支付与绩效挂钩的支付策略,并在支付策略基础上发展了乡村一体化和引入竞争机制的组织策略。从系统角度,提出由政府加以实施或监管的明确乡村两级定位、建立居民监管问责机制、开展群众健康教育、提高供方专业及管理能力等购买支持保障策略。5.对购买体系核心机制支付方式及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设计：以乡村整体为支付对象,采用复合型支付方式以权衡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多重目标,以人头费预付公共卫生服务及基本医疗门诊服务,引导供方节约服务成本,实现效率目标；按项目支付村医门诊服务的诊疗费和出诊费,促进村医提供更多服务,增强服务可及性；同时按绩效支付预算的30%,以提高供方服务质量。根据设计,上述支付方式下经济激励机制的设置可衍生出“乡村一体化”、“竞争机制”等组织变革,进一步优化系统资源的配置。此外,本文在构建支付方式中的激励因素作用机制模型基础上,提出支付方式必须与其他规制、管理手段相互协同和促进,应当建立管理信息系统、制定诊疗规范及制度、制定监测评价系统并加强供方内部管理。6.运用结果链逻辑框架对购买策略改革干预的监测评价：所设计的购买策略已在宁夏自治区两个试点县启动实施,第一阶段聚焦于福利包的调整和支付制度的改革。虽然项目还在试点初期,尚缺乏有关干预措施效果及影响的明确证据,但基于实证,各项试点工作在稳步推进中,各方反应基本良好,预期行为改变发生。基层门诊服务利用大幅上升,两试点县基层医疗机构2010年新农合门诊量分别是2009年同期2.5倍和4.0倍,且试点县乡、村两级人均就诊次数增加量分别高于对照县；资源利用效率有所提升,两试点县新农合住院率下降,新农合门诊就诊率则分别从年人均0.99次和0.41次上升至2.61次和1.43次,试点县内由新农合支付的乡村两级门诊服务中,超过或接近一半发生在村一级,基本医疗服务下沉效果显着,乡村两级机构次均门诊费用呈下降趋势,且实施支付制度干预的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较对照乡镇卫生院下降得多；项目进展总体趋向与设计相符。政策建议1.在农村地区进行卫生服务公共资金投入时,以系统整体绩效改善为目标,逐步引入“战略性购买”的理念和策略。即将卫生服务的购买功能与提供功能适度分离,实施以公众需要为基础、成本效益理念、竞争理念、契约理念、绩效评估为核心的目标型管理,科学发展“购买什么、怎么购买、向谁购买”的购买核心策略以及作用于组织、制度,确保核心策略顺利实施的购买支持保障策略。2.重视居民预防保健和常见病、多发病及慢性病诊治的需要,基于此类服务的成本效果特点,调整农村的医疗卫生福利包,即购买保障的范围和水平,从以前关注重大疾病／住院服务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新农合门诊服务,尤其是基层机构报销比,用经济激励机制调控需方的需求和服务利用行为。3.整合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筹资。现阶段可将政府下拨的公共卫生经费与新农合补助及居民缴付的参合资金进行整合,从中划拨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经费,并在对供方进行支付时,与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整体绩效挂钩,以此实现资金整合的效果,提高购买方对供方的调控力,加强资金的使用效率。4.为平衡卫生服务可及性、公平性、效率、质量等目标,建议采用复合型支付方式。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原有单纯按项目付费机制,采用按人头付费、按项目付费、按绩效支付的协同方式,以促使供方在服务量、效率和质量方面的同步提升。5.建议通过适当的薪酬、合理的职能定位、诊疗规范以及强化培训,引导并保障供方人员的保留和生产力的提高,向卫生专业人员提供适当的激励以解决西部农村村级卫生人员不足、生产力低下的问题。6.通过经济激励机制的设计,给予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收入的考核分配权和结余留用权,强调卫生院对村卫生室绩效的连带责任,并与卫生院的绩效收入挂钩,以调动乡镇卫生院的积极性,落实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的管理,推进“乡村一体化”,从而优化乡村资源配置,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村医服务能力,实现卫生服务的下沉以及效率的提升。7.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过程中,建立需方参与机制。可以通过建立居民管理小组、监管理事会等形式,充分发挥居民在购买决策、绩效考核、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话语权,强化购买方对需方的代表性。同时加强对居民的健康教育,帮助居民正确表达其健康需要。8.中央和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及购买机构下放购买决策权和行动权,以增强购买方对需方的反应性。地方政府及购买机构必须加强自身对卫生服务购买的进一步理解、信息收集和分析、与供方谈判协商、对供方绩效监测评价等能力以及公信力的建设。9.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与保障,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强调政府在服务购买中的监管。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以战略性购买政策方向和法规框架的确立,信息收集和利用,各方利益的平衡为主要干预与规制范畴,需要特别加强对地方购买机构的监督和考核；同时作为公立机构所有者,在目前阶段还要通过“补供方”形式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加强供方的能力建设。10.战略性服务购买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对供方日常卫生服务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需求量以及处理方式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被动性购买方式下对信息的要求,因此必须加强管理信息系统的投入和建设。此外,还必须通过明确供方定位、制定诊疗规范、提高供方能力和自主性、加强供方的职业道德教育、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等一系列作用于供需双方的管理和规范等支持保障策略,来促成购买核心策略的实施,并放大服务购买的效应。11.对本研究所涉及的相关购买策略进行严格而全面的监测和评估,其他卫生服务购买干预项目亦如此。研究总结本文引入卫生服务战略性购买理念,在对购买相关理论实践总结基础上,与卫生系统模型结合提出战略性购买策略的研制思路,并通过案例在现实中对理论进行应用,从服务购买角度对宁夏地区基本医疗卫生系统问题进行分析,之后对具体的购买策略进行改进设计,并在实践中进行验证。本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理念和策略研制思路、所设计的购买策略及支付方式改革策略具有可扩展性和可借鉴性,对其他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具有示范意义。
陶春海[10]（2010）在《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DEA和SFA方法的组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理论界出现了大量从生产效率角度考察我国制造业、农业、商业等领域生产效果的文献,使得对中国改革过程中经济运行质量及其效果的研究成为理论界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在对制造业、农业、商业等领域生产效率研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也开始了对医疗服务业生产效率的研究。随着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生产效率的概念。但是,当人们尝试界定、测量、评价或者改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又常常难以摆脱传统生产效率的思维方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尝试以传统生产效率的方式来理解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因而在实践中,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常被粗糙地使用,从而也使其常被不合适的测量与评价。所有这些已经给人们提出了大量的问题。例如,医疗服务质量如何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投入的决定因素和产出的决定因素到底有哪些?医疗服务产出的异质性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有何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投入因素如何转化成为产出因素?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在概念层次上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医疗服务投入、产出及医疗服务质量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目的就在于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进行测量与评价,进而提出改善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有效措施。首先,本文详细分析和阐述了传统生产效率概念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不适用性。医疗服务及其生产过程的特点决定了传统生产效率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于医疗服务生产效率,以至于不能完全、准确地描述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生产效率。理由为：（1）传统生产效率定义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传统生产效率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建立起来的,而且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患者显然无法排除在封闭系统之外。因此,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定义为一个封闭系统的投入与产出的函数显然不合适。（2）一般物质产品的产出能够用纯粹的数量来定义和测量的传统观点无法完全反映出医疗服务产出的质量水平。而且,由于医疗服务的特点,用传统的质量观点来解释医疗服务质量也显然是不够的。（3）由于医疗服务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及不可存储性,因而医疗服务是不可以预先生产并存储以备销售的。这就决定了在评价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仅以实现的产出来衡量生产效率高低显然是不够的,卫生资源的利用程度也应成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要素之一。可见,传统的生产效率已经不能满足医疗服务业的基本要求,非常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来定义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其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并详细分析了构成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要素。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定义为：“特定国家或区域内,通过对医疗服务机构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产出物的经济价值与产出该价值的投入物经济价值之比的计算而获得的该医疗服务机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卫生资源利用程度以及患者感知的医疗服务质量的度量。”这一概念包括构成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几个方面,即医疗服务投入、医疗服务产出以及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外部因素——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机构的投入资源是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存在的基础,分为医疗机构的投入和患者的投入两类。医疗机构的生产要素投入类似于传统制造业的投入要素,其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影响也类似于传统的制造业。患者在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制造业不同,在医疗服务领域,患者并不简单只是一个医疗服务需求的来源,而是医疗服务生产投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患者通过表达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在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中提供了部分投入。根据参与到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及其对医疗服务产出的贡献,可将医疗服务产出分为医疗机构的服务产出和患者的服务产出。医疗服务的特点决定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产出要素不同于传统生产效率的产出要素（传统生产效率中的产出要素仅包括最终产品,因而封闭系统外的顾客行为并不会影响生产效率）,因而在定义医疗服务产出时,仅仅包括生产的最终结果是不够的,还应包括产出的质量,而且医疗服务产出的质量对其生产效率产生着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感受是衡量患者医疗服务产出的重要因素,因而论文运用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评价来调整医疗服务产出。同时,为反映患者的感知对医疗服务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中国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新模型,同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运用耐抗性分析的双截面数据处理模型测算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并首次将顾客满意度指数纳入到医疗服务产出的调整指标中。再次,基于所界定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设计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目前测算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常用的方法是生产前沿分析方法。前沿分析方法根据是否已知生产函数的具体的形式分为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前者以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称SFA）为代表,后者以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e Analysis,简称DEA）为代表。我国学者已将这两种方法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但大量研究实践也表明,两种方法都有其优越性和固有的局限性,不能简单地评价哪种方法更好,必须根据具体问题和实际度量结果做出判断。因此如何正确合理地使用这两种方法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法来测算我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并在统计检验的基础上对测算结果进行组合研究,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两种方法的优越性,同时又尽可能克服它们固有的局限性。鉴于本文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定义为投入和产出的比值,且产出要素涵盖了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因素,因而,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测算实际上是通过选取一系列的投入、产出数量和质量指标,构成一个指标体系,来反映被测算对象的医疗服务水平状况。由于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测算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本文在充分分析国内外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构建实践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可测性、可比性等原则,并使用科学的方法,从医院和患者不同的角度设计了一套既包含医院的投入、产出,同时也包含患者的投入、产出的符合中国实情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进而,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进行测算,并利用样本配对T检验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比较分析两类方法的研究结果,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行业的基础存在差异,导致各地区卫生资源的投入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地区医疗服务产出的质与量,进而影响到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第二、各地区医疗服务综合效率值不高,尤其是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其医疗服务的综合效率值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在现有的医疗服务产出规模下,卫生资源投入存在大量冗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地区的卫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第三、各地区医疗服务综合效率偏低的原因不是医疗服务规模效率偏低,而是医疗服务技术效率偏低；第四、中、东、西部地区的医疗服务技术效率值比较接近。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医疗服务技术效率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第五、与东、西部地区相比,虽然中部地区卫生资源投入不足的情况较为突出,但中部地区医疗服务生产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水平均高于东、西部地区；第六、大部分地区医疗服务生产均存在规模不经济,而其中,大多数地区医疗服务生产又都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第七、我国卫生总费用配置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最后,笔者提出了提高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有效措施：一是强化政府供给职能；二是加强政府监管职能；三是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四是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五是加强其他配套改革。
二、从需方角度评价妇幼保健机构所提供的保健服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需方角度评价妇幼保健机构所提供的保健服务（论文提纲范文）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公共卫生服务实施状况的国际研究 |
| 2.2 公共卫生服务实施状况的国内研究 |
| 2.3 国内外同类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3.1 相关概念 |
| 3.2 理论基础 |
| 3.3 资料来源 |
| 3.4 质量控制 |
| 3.5 研究方法 |
| 3.6 技术路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 |
| 4.1 基本公卫项目绩效考核结果 |
| 4.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现状 |
| 4.3 基本公卫项目建设存在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构建 |
| 5.1 影响因素文献研究 |
| 5.2 关键知情人访谈 |
| 5.3 扎根理论质性分析 |
| 5.4 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6.2 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 |
| 6.3 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 |
| 6.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
| 6.5 交互作用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讨论 |
| 7.1 研究方法学选择与应用 |
| 7.2 基于研究发现有关问题的明确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完善项目政策目标落实措施的策略 |
|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方案(济南市) |
| 附件2 关键知情人访谈问卷 |
| 附件3 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整理示例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术语缩写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和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4 本论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糖尿病管理的概念和理论模型 |
| 2.2 糖尿病管理全球实践和经验探索 |
| 2.3 糖尿病管理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
| 2.4 糖尿病管理研究的总结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理论框架 |
| 3.3 实证模型 |
| 第四章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4.1 资料来源 |
| 4.2 样本地区和调查对象 |
| 4.3 调查工具和调查内容 |
| 4.4 资料收集过程和质量控制 |
| 4.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4.6 医学伦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患者基本情况与血糖控制 |
| 5.1 调查患者的基本特征 |
| 5.2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患者自我管理与服务利用的现状分析 |
| 6.1 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状况 |
| 6.2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状况 |
| 6.3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自我管理行为和卫生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分析 |
| 7.1 患者血糖控制单因素分析 |
| 7.2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的两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
| 7.3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的分类树模型 |
| 7.4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机制分析 |
| 8.1 糖尿病患者认知和心理特征的分析 |
| 8.2 糖尿病知识、自我效能对自我管理行为的作用路径分析 |
| 8.3 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卫生体系要素对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分析 |
| 9.1 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要素特征分析 |
| 9.2 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能力特征分析 |
| 9.3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
| 9.4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定性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方法学讨论 |
| 10.2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状况及影响因素的讨论 |
| 10.3 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与机制的讨论 |
| 10.4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与利用差异的讨论 |
| 10.5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附录1 样本县(区)基本情况 |
| 附录2 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
| 附录3 样本县(区)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政策概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二孩”政策下云南省三个县级医疗机构儿科、产科医务人员执业能力及应对现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目的 |
| 4 研究理论框架 |
| 材料与方法 |
| 1 调查工具 |
| 2 调查地点 |
| 3 调查对象 |
| 4 调查内容 |
| 4.1 问卷调查 |
| 4.2 定性访谈(半结构访谈) |
| 5 研究方法 |
| 5.1 文献研究法 |
| 5.2 样本量及抽样方法 |
| 6 分析方法 |
| 7 质量控制 |
| 结果 |
| 1 医务人员情况 |
| 1.1 医院调查基本情况 |
| 1.2 医务人员人口学特征 |
| 2 医务人员执业能力 |
| 2.1 临床执业能力 |
| 2.1.1 产科医务人员对专业能力掌握情况 |
| 2.1.2 妇科医务人员对专业能力掌握情况 |
| 2.1.3 医务人员对儿科专业能力掌握情况 |
| 2.2 沟通执业能力 |
| 2.2.1 就诊者对医务人员沟通评价 |
| 2.2.2 医务人员自评沟通能力 |
| 2.3 科研执业能力 |
| 2.4 执业能力总评分 |
| 2.5 不同区对调查科室常见技术操作规范掌握情况比较 |
| 2.5.1 产科常见技术操作规范掌握情况比较 |
| 2.5.2 妇科专业技术操作规范熟练掌握情况 |
| 2.5.3 儿科新生儿常见疾病熟练处理情况 |
| 2.6 执业能力自我认知 |
| 3 医疗机构工作量 |
| 4 医务人员压力 |
| 4.1 医务人员健康状况自我评价 |
| 4.2 医务人员压力状况 |
| 4.3 医务人员压力来源分析 |
| 5 医疗机构应对情况 |
| 5.1 科室开展学习培训情况 |
| 5.2 对医疗机构满意情况 |
| 6 就诊者部分 |
| 6.1 就诊者人口学特征 |
| 6.2 就诊者对医院满意度评价的多因素分析 |
| 6.3 各项服务满意调查情况 |
| 6.4 不同地区就诊者满意度情况比较 |
| 6.5 就诊者对医院的总体满意度 |
| 6.6 不同科室医务人员满意度结果及同执业能力总分的比较 |
| 讨论 |
| 1 调査的相关科室医务人员专业知识操作技能部分掌握情况较薄弱 |
| 2 医疗机构人力资源综合素质水平参差不齐 |
| 3 卫生服务利用方人数增加导致妇产科、儿科医务人员工作量增加 |
| 4 医疗机构为应对二孩政策积极采取措施 |
| 5 提高医疗技术质量是确保就诊者满意的核心 |
| 6 优化医院服务是就诊者满意的关键 |
| 结论 |
| 建议 |
| 本研究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4）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及其绩效改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资料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质量控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3.5 论文结构框架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研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医疗联合体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内涵界定 |
| 2.1.3 绩效评价和绩效改进策略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纳入 |
| 2.2.1 公共政策分析理论 |
| 2.2.2 目标导向理论 |
| 2.2.3 绩效评价和绩效改进相关理论基础 |
| 2.2.4 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及其绩效改进相关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3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运行目标分析及发展现状研究 |
| 3.1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相关政策分析 |
| 3.1.1 国家级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政策分析 |
| 3.1.2 地区级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政策分析 |
| 3.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政策目标内容分析 |
| 3.3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运行目标体系构建 |
| 3.3.1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运行目标体系初建 |
| 3.3.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运行目标体系的专家论证 |
| 3.4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发展现状研究 |
| 3.4.1 各地区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发展现状分析 |
| 3.4.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的必要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形成机制及绩效内涵界定 |
| 4.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概述 |
| 4.1.1 扎根理论原理分析 |
| 4.1.2 扎根理论分析步骤 |
| 4.2 研究设计和样本选择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资料收集和整理 |
| 4.3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形成机制理论框架构建 |
| 4.3.1 三级编码过程分析 |
| 4.3.2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4.4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内涵及其特征界定 |
| 4.4.1 系统绩效概念及其本质分析 |
| 4.4.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内涵界定 |
| 4.4.3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概念及特征释义 |
| 4.5 本章小结 |
| 5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
| 5.1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政策背景和目标导向概述 |
| 5.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概念框架选择 |
| 5.2.1 国内外常用绩效评价概念框架概述 |
| 5.2.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概念框架确定 |
| 5.3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
| 5.3.1 绩效评价指标的筛选 |
| 5.3.2 绩效评价指标的方向分析和内涵解释 |
| 5.3.3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5.3.4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 |
| 5.4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主体选择 |
| 5.4.1 以医院内部管理部门为主体的绩效评价 |
| 5.4.2 以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绩效评价 |
| 5.4.3 以政府相关部门为主体的绩效评价 |
| 5.5 绩效评价实施方式和评价结果应用的可能性分析 |
| 5.5.1 绩效评价指标数据资料搜集 |
| 5.5.2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可能性分析 |
| 5.6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建立 |
| 5.6.1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结构图 |
| 5.6.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释义 |
| 5.7 本章小结 |
| 6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 6.1 样本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基本情况 |
| 6.1.1 样本地区基本情况 |
| 6.1.2 样本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基本情况 |
| 6.2 样本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 |
| 6.2.1 绩效评价方法的选择 |
| 6.2.2 县域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综合评价 |
| 6.2.3 市区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综合评价 |
| 6.2.4 样本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
| 6.3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问题集构建 |
| 6.3.1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问题分析 |
| 6.3.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问题集构建 |
| 6.4 本章小结 |
| 7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策略研究 |
| 7.1 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概念模型构建 |
| 7.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的组织分析 |
| 7.2.1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的SWOT分析 |
| 7.2.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
| 7.3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分析结果归纳 |
| 7.3.1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运行目标体系结果归纳 |
| 7.3.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形成和界定结果归纳 |
| 7.3.3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构建结果归纳 |
| 7.3.4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实证研究结果归纳 |
| 7.4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策略分析 |
| 7.4.1 政府方绩效改进策略 |
| 7.4.2 上级医院方绩效改进策略 |
| 7.4.3 基层医疗机构方绩效改进策略 |
| 7.4.4 非成员医疗机构方绩效改进策略 |
| 7.4.5 居民方绩效改进策略 |
| 7.5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保障措施分析 |
| 7.5.1 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
| 7.5.2 落实多部门合作 |
| 7.5.3 积极宣传引导 |
| 7.5.4 制定并完善考核办法,建立配套监督反馈机制 |
| 7.5.5 积极推进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果与结论 |
| 8.1 研究结果 |
| 8.1.1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概念和特征界定结果 |
| 8.1.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政策分析和目标体系构建结果 |
| 8.1.3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形成机制构建结果 |
| 8.1.4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内涵界定结果 |
| 8.1.5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构建结果 |
| 8.1.6 样本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综合评价结果 |
| 8.1.7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面临问题分析结果 |
| 8.1.8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概念框架构建结果 |
| 8.1.9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SWOT分析结果 |
| 8.1.10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利益相关者博弈结果 |
| 8.1.11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改进策略提出结果 |
| 8.2 研究结论 |
| 9 总结与展望 |
| 9.1 研究的创新性 |
| 9.1.1 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利用的创新 |
| 9.1.2 研究结果层面的创新 |
| 9.2 研究的不足 |
| 9.3 研究展望 |
| 9.3.1 研究样本的扩展 |
| 9.3.2 研究思路的扩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评价及改进策略访谈提纲 |
| 附件2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表 |
| 附件3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上级医院补充调查表 |
| 附件4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基层医疗机构补充调查表 |
| 附件5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核心医院医务人员满意度问卷 |
| 附件6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基层医务人员满意度问卷 |
| 附件7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门诊患者就医体验调查问卷 |
| 附件8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住院患者就医体验调查问卷 |
| 附件9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第一轮专家咨询名单 |
| 附件10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第二轮专家咨询名单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5）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査技术服务的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出生缺陷及其防治 |
| 二、出生缺陷的产前诊断和筛查(以唐氏综合征为例) |
| 三、推进与强化出生缺陷防治的有关规制 |
| 四、结语 |
| 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的意义 |
| 四、现有的研究及结果概述 |
| 五、论文内容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学 |
| 第一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规制理论 |
| 二、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理论 |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 一、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理论分析 |
| 二、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实证研究 |
| 三、研究的质量控制 |
| 四、研究的伦理 |
| 第三章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卫生系统的宏观环境 |
| 一、我国经济社会宏观环境 |
| 二、我国卫生系统的转型发展 |
| 三、卫生行政组织与卫生业务组织架构 |
| 第二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
| 一、卫生系统的特点和规制的必要性 |
| 二、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定位和特点 |
| 三、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必要性 |
| 第三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
| 一、概述 |
| 二、服务供方 |
| 三、服务需方 |
| 四、服务的组织方 |
| 五、服务质量和结果的评估方 |
| 六、服务支付方 |
| 七、服务供方的供应商 |
| 八、其他利益相关者 |
| 九、各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及相互关系 |
| 第四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关键环节 |
| 一、供需双方在服务提供/利用过程中面临的潜在风险 |
| 二、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关键环节 |
| 第四章 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概述 |
| 一、研究时段的确定和划分 |
| 二、研究内容的细化 |
| 三、研究数据的来源 |
| 第二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规制过程-第一阶段(1994-2002年) |
| 一、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面临的宏观环境 |
| 二、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领域存在的问题 |
| 三、采取的对策 |
| 第三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规制过程-第二阶段(2003-2008年) |
| 一、规制活动面临的宏观环境 |
| 二、规制推行的过程 |
| 三、规制活动的效果—国家层面 |
| 四、省级行政区和机构层面的效果评价 |
| 五、讨论与建议 |
| 第四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规制过程-第三阶段(2009-2013年) |
| 一、规制活动面临的宏观环境 |
| 二、上海市的基本情况 |
| 三、规制推行的过程 |
| 四、规制活动的效果(以上海市为例) |
| 第五节 规制的手段 |
| 一、概述 |
| 二、规制手段之一—指令与控制 |
| 三、规制手段之二—基于市场的治理与控制 |
| 四、规制手段之三—行业自律 |
| 五、规制手段之四—基于激励的制度 |
| 六、规制手段之五—要求信息公开 |
| 第六节 规制的参与者 |
| 一、规制的参与者 |
| 二、规制参与者的功能 |
| 三、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五章 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评价和展望 |
| 第一节 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评价 |
| 一、对规制文本制订的评价 |
| 二、对规制决策推行的评价 |
| 第二节 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展望 |
| 一、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实践总结和讨论 |
| 二、对宏观环境的展望 |
| 三、对未来规制活动的展望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优化规制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特点和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附件1：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2：研究的规制 |
| 附件3：数据收集工具 |
| 附件4：发表文章 |
（6）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的技术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 孕产妇保健的重要性 |
| (二) 现行孕产妇保健的服务模式仍有局限性 |
| (三) 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适宜技术的研制 |
| (四) 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的构建 |
| (五) 本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一) 安全性评估 |
| (二) 有效性评估 |
| (三) 经济性评估 |
| (四) 社会性评估 |
| 材料与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一) 指导性研究方法 |
| (二) 资料来源与收集方法 |
| (三) 干预评价方法 |
| (四) 评价资料收集 |
| (五) 资料分析方法 |
| 二、质量控制 |
| 三、技术路线 |
| 结果与分析 |
| 第一部分 基于社区的孕产妇集体干预模式的安全性评估 |
| 一、针对干预对象的安全性评估 |
| (一)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妇幼保健人员 |
| (二) 对于孕产妇 |
| (三)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人员 |
| 二、针对干预技术的安全性评估 |
| (一) 从干预技术的研制评估其安全性 |
| (二) 从干预技术的使用评估其安全性 |
| 三、针对干预过程的安全性评估 |
| (一) 标准配置下的干预条件 |
| (二) 对环境的安全性基线调查 |
| (三) 干预中的情况反映 |
| 四、小结 |
| 第二部分 基于社区的孕产妇集体干预模式的有效性评估 |
| 一、生理方面 |
| (一) 高危妊娠保健情况 |
| (二) 母乳喂养情况 |
| (三) 分娩情况 |
| (四) 产科异常情况 |
| (五) 新生儿健康结局 |
| (六) 产后访视情况 |
| (七) 产后42天检查 |
| (八) 对孕产期生理危险因素的知晓率、态度认知与危险行为的变化 |
| 二、心理方面 |
| (一) 孕产期心理危险因素自我筛查表变化情况 |
| (二) 孕期心理状况自我评估表变化情况 |
| (三) 对孕产期心理危险因素的知晓率、态度认知与危险行为的改变 |
| 三、社会方面 |
| (一) 参加集体干预的情况 |
| (二) 对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的满意度 |
| (三) 对孕产期社会性危险因素的知晓率、态度认知与危险行为的改变 |
| 四、小结 |
| 第三部分 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的经济性评估 |
| 一、标准成本核算 |
| (一) 集体干预举办规模 |
| (二) 集体干预配置标准及成本构成 |
| (三) 拟定实际费用调查表 |
| (四) 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标准成本核算 |
| (五) 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单位成本 |
| 二、敏感性分析 |
| (一) 按照不同已有条件基础上,举办干预所需成本 |
| (二) 随着不同人数规模变化的单位成本 |
| 三、小结 |
| 第四部分 基于社区的孕产妇集体干预模式的社会性评估 |
| 一、孕产妇的丈夫 |
| (一) 丈夫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自评情况 |
| (二) 丈夫对集体干预的评价 |
| 二、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的服务提供方 |
| (一) 供方满意度 |
| (二) 督导情况 |
| 三、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的管理方 |
| 四、大环境中的各方——从案例研究 |
| (一) 人口 |
| (二) 地域面积 |
| (三) 经济 |
| (四) 医疗机构情况 |
| (五) 孕产妇基本情况 |
| (六) 干预方案简介 |
| (七) 干预方案的措施 |
| (八) 案例研究地区干预情况 |
| 五、知情同意及伦理考量 |
| 六、小结 |
| 讨论与建议 |
| 一、建立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十分重要 |
| 二、本模式实现了孕产期保健适宜技术的全程性、系统性和管理性 |
| 三、基于社区是本模式能够以较高安全性开展的重要保障 |
| 四、需求凸显,关注心理和社会的孕产期保健势在必行 |
| 五、集体干预平台为供、需、管理、社会方的良好互动创造了条件 |
| 六、亟需建立按照单价计费的孕产期保健服务包 |
| 七、本研究的局限和后续研究的方向 |
| 正文参考文献 |
| 论文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7）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与分析 |
| 第一部分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分析 |
| 一、材料和方法 |
| 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理论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
| 三、高危妊娠筛查管理实证研究现状 |
| (一)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需方 |
| (二)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供方 |
| 四、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提出 |
| (一) 与现行模式的异同 |
| (二) 模式的建立原则 |
| (三) 模式的特点 |
| (四) 模式的构成要素 |
| 五、讨论与建议 |
| 六、小结 |
| 第二部分 高危妊娠危险因素研究现状 |
| 一、材料与方法 |
| 二、期刊文献评阅结果 |
| (一) 文献基本情况 |
| (二) 研究者情况 |
| (三) 文章类型和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内容 |
| 三、国内外高危妊娠筛查表评阅结果 |
| (一) 资料基本情况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两类文献评阅结果汇总 |
| (一) 危险因素的概况 |
| (二) 危险因素的严重性排序 |
| (三) 常见高危妊娠危险因素分析 |
| 五、讨论与建议 |
| 六、小结 |
| 第三部分 高危妊娠社区供方筛查管理技术 |
| 一、筛查表的研制思路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筛查表的研制 |
| (一) 筛查表框架的确立 |
| (二) 筛查表条目的遴选 |
| (三) 筛查表条目指标值的遴选 |
| (四) 筛查表条目评价方式的遴选 |
| 四、筛查表的论证 |
| (一) 研究过程和步骤 |
| (二) 专家论证 |
| (三) 机构及使用者论证 |
| 五、筛查表的评价 |
| (一) 信度分析 |
| (二) 效度分析 |
| 六、讨论与建议 |
| 七、小结 |
| 第四部分 高危妊娠社区需方筛查管理技术 |
| 一、自筛表的研制思路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自筛表的研制 |
| (一) 自筛表框架的确立 |
| (二) 自筛表条目的评价方式 |
| (三) 自筛表条目的遴选 |
| (四) 自筛表条目的通俗化 |
| 四、自筛表的论证 |
| (一) 研究过程和步骤 |
| (二) 专家论证 |
| (三) 机构论证 |
| (四) 需方论证 |
| 五、自筛表的评估 |
| (一) 信度分析 |
| (二) 效度分析 |
| 六、高危妊娠家庭指导手册的研制及论证 |
| (一) 研制 |
| (二) 论证 |
| 七、讨论与建议 |
| 八、小结 |
| 第五部分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干预及效果研究 |
| 一、干预方案 |
| (一) 框架 |
| (二) 内容 |
| (三) 集成 |
| (四) 实施 |
| 二、干预评估 |
| (一) 评估方案 |
| (二) 基线评估 |
| (三) 过程评估 |
| (四) 终末评估 |
| 三、讨论与建议 |
| 四、小结 |
| 第六部分 妊娠风险指数模型探索 |
| 一、材料与方法 |
| (一) 资料来源 |
| (二) 随访内容和检测指标 |
| (三) 疾病及危险因素的判定标准 |
| (四) 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
| 二、妊娠风险指数模型的建立 |
| (一) 模型1 |
| (二) 模型2 |
| (三) 模型3 |
| 三、妊娠风险指数模型的模拟 |
| (一) 建模组与模拟组的同质性 |
| (二) 妊娠风险指数模型的判别能力和预测准确性 |
| (三) 妊娠风险指数模型使用的注意事项 |
| 四、妊娠风险模型的软件化 |
| (一) 开发环境介绍 |
| (二) 总体设计架构 |
| (三) 流程演绎 |
| 五、讨论与建议 |
| 六、小结 |
| 研究小结 |
| 一、研究小结 |
| 二、讨论与建议 |
| 三、研究的创新性 |
| 四、研究的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8）南通市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服务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内容 |
| 3. 调查工具 |
| 4. 统计分析方法 |
| 5. 研究技术路线 |
| 结果与分析 |
| 1. 定量研究 |
| 2. 定性研究 |
| 讨论与分析 |
|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附录7 |
| 附录8 |
| 附录9 |
| 附录10 |
| 附录11 |
| 附录12 |
| 综述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策略研究 ——基于宁夏农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内涵 |
| (二) 农村地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面临的问题 |
| (三)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的实现方式 |
| (四) 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的实践及研究现况 |
| 二、研究目的与目标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理论框架 |
| 1. 政策循环理论 |
| 2. 卫生发展与改革理论框架 |
| 3. "结果链"逻辑框架 |
| (二) 案例研究 |
| (三) 资料来源和调查方法 |
| 四、技术路线 |
| 五、研究意义 |
| (一) 社会意义 |
| (二) 学术意义 |
| 六、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卫生服务购买的理论与实践 |
| 一、卫生服务战略性购买的理论 |
| (一) 服务购买与服务提供的分离 |
| (二) 卫生服务战略性购买的内涵和特点 |
| (三) 卫生服务战略性购买体系中的各方利益关系及互动机制 |
| (四) 影响卫生服务购买结果的因素 |
| 二、卫生服务购买的国际实践及经验总结 |
| (一) 典型国家的实践 |
| 1. 英国 |
| 2. 西班牙 |
| 3. 德国 |
| 4. 捷克 |
| (二) 国际经验总结及对我国的启示 |
| 三、卫生服务战略性购买策略研制思路 |
| 第三章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系统问题及其归因 |
| 一、社会人口经济及卫生事业基本情况 |
| 二、农村基本医疗卫生系统绩效及其问题 |
| (一) 可及性 |
| 1. 医疗保险可及性 |
| 2. 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 |
| 3. 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 |
| (二) 资源配置效率 |
| (三) 技术效率和质量 |
| 1. 基本医疗服务的技术效率和质量 |
| 2. 公共卫生服务的技术效率和质量 |
| 三、问题聚焦及归因 |
| (一) 购买什么的问题:福利包设计不合理 |
| (二) 如何购买的问题:供方经济激励扭曲 |
| (三) 向谁购买的问题:村卫生室服务能力不足 |
| 四、从服务购买角度分析基层医疗卫生绩效问题的根源 |
| (一) 基本医疗服务 |
| 1. 购买机构 |
| 2. 购买方与需方之间的关系 |
| 3. 购买方与供方之间的关系 |
| 4. 购买方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
| (二) 公共卫生服务 |
| 五、讨论与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策略改进的设计 |
| 一、购买策略改进的目标及原则 |
| 二、购买策略改进的细化 |
| (一) 购买核心策略 |
| 1. 购买什么——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的筹资策略 |
| 2. 怎么购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的支付策略 |
| 3. 向谁购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的组织策略 |
| (二) 购买支持保障策略 |
| 三、讨论与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支付制度设计 |
| 一、支付制度的理论研究 |
| (一) 不同支付方式的比较 |
| (二) 支付方式的发展趋势 |
| 1. 财务风险从购买方向供方转移 |
| 2. 从单一方式向复合方式发展 |
| 3. 在传统方式中融入对服务结果或绩效的考核 |
| (三)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支付方式的选择 |
| (四) 支付方式中的激励因素及作用机制 |
| 1. 激励因素及影响因素 |
| 2. 支付方式中的经济激励因素作用机制 |
| 二、支付方式的设计 |
| (一) 目标及原则 |
| (二) 方式选择 |
| (三) 具体设计 |
| 1. 明确支付范围 |
| 2. 年度预算及预拨 |
| 3. 预算调整 |
| 4. 决算及结余分配 |
| (四) 可行性分析 |
| 1. 与当前医改重点相吻合 |
| 2. 满足参与约束均衡条件 |
| 3. 符合新农合基金约束 |
| 4. 建立在先前改革试点基础之上 |
| 三、支付方式改革的预期效应 |
| (一) 村卫生室 |
| 1. 公共卫生服务 |
| 2. 基本医疗服务 |
| 3. 服务结构及重点 |
| (二) 乡镇卫生院 |
| 1. 公共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服务 |
| 2. 乡村一体化 |
| 四、配套措施的设计 |
| 五、讨论与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策略的实施与监测评价 |
| 一、投入 |
| 二、活动 |
| 三、初步产出及结果 |
| (一) 各方理解及意识增强,预期行为改变发生 |
| (二) 基层卫生机构门诊利用大幅上升 |
| (三) 卫生资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 |
| 四、讨论与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 |
| (二) 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1: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绩效评估指标 |
| 附件2:综述 |
| 参考文献 |
（10）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DEA和SFA方法的组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医疗服务提供技术效率低下 |
| 1.1.2 卫生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效率理论回顾 |
| 2.1.1 古典经济理论关于效率的分析 |
| 2.1.2 新古典经济理论关于效率的分析 |
| 2.1.3 X效率理论关于效率的分析 |
| 2.1.4 西方经济理论关于效率的分析 |
| 2.2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度方法述评 |
| 2.2.1 参数方法 |
| 2.2.2 非参数方法 |
| 2.2.3 简要述评 |
| 3.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概念的界定及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医疗服务的相关概念 |
| 3.1.1 服务的界定与评析 |
| 3.1.2 医疗服务的界定与评析 |
| 3.1.3 医疗服务的属性评析 |
| 3.2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相关概念 |
| 3.2.1 生产效率的涵义 |
| 3.2.2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界定 |
| 3.3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3.1 完全市场经济下的效率 |
| 3.3.2 市场失灵 |
| 3.3.3 委托代理理论 |
| 3.3.4 生产前沿面理论 |
| 3.4 本章小结 |
| 4.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构成要素分析 |
| 4.1 医疗服务投入 |
| 4.1.1 医疗服务投入概述 |
| 4.1.2 各地区医疗服务投入现状分析 |
| 4.1.3 卫生总费用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影响分析 |
| 4.2 医疗服务产出 |
| 4.2.1 医疗服务产出的分类 |
| 4.2.2 医疗服务产出的性质 |
| 4.2.3 医疗服务产出核算的现状 |
| 4.2.4 医疗服务产出核算的思路 |
| 4.3 医疗服务质量 |
| 4.3.1 医疗服务质量的概述 |
| 4.3.2 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 |
| 4.3.3 基于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的医疗服务质量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的方法和指标体系研究 |
| 5.1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测算方法 |
| 5.1.1 数据包络分析法 |
| 5.1.2 随机前沿分析法 |
| 5.1.3 两种方法的比较 |
| 5.2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
| 5.2.1 指标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 |
| 5.2.2 测算指标选取的方法 |
| 5.3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指标的选取 |
| 5.3.1 国内外测算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使用的指标综述 |
| 5.3.2 本研究使用的投入指标 |
| 5.3.3 本研究使用的产出指标 |
| 5.3.4 相关指标的调整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实证分析 |
| 6.1 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测评 |
| 6.1.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
| 6.1.2 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的估计方法 |
| 6.1.3 基于耐抗性分析的双截面数据处理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2 医疗服务投入产出指标分析 |
| 6.2.1 投入、产出指标的确定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产出指标的调整 |
| 6.2.4 投入产出指标分析 |
| 6.3 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 |
| 6.3.1 基于DEA方法的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 |
| 6.3.2 基于SFA方法的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 |
| 6.3.3 两种方法测算结果的相关性和一致性检验 |
| 6.4 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差异分析 |
| 6.4.1 综合效率分析 |
| 6.4.2 技术效率分析 |
| 6.4.3 规模效率分析 |
| 6.4.4 松弛变量分析 |
| 7. 结论与政策 |
| 7.1 结论 |
| 7.2 提高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政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从需方角度评价妇幼保健机构所提供的保健服务（论文参考文献）
-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D]. 刘铁诚. 山东大学, 2021(12)
- [2]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D]. 姚建森. 山东大学, 2020(02)
- [3]“二孩”政策下云南省三个县级医疗机构儿科、产科医务人员执业能力及应对现况研究[D]. 邱馨瑶. 昆明医科大学, 2019(06)
- [4]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绩效评价模型及其绩效改进策略研究[D]. 王曼丽.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3)
- [5]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査技术服务的规制研究[D]. 厉传琳. 复旦大学, 2014(01)
- [6]基于社区的孕产妇保健集体干预模式的技术评估[D]. 和雯婷. 复旦大学, 2012(03)
- [7]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D]. 白鸽. 复旦大学, 2012(08)
- [8]南通市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服务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D]. 杨德蓓. 复旦大学, 2011(03)
- [9]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策略研究 ——基于宁夏农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胡敏. 复旦大学, 2011(12)
- [10]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DEA和SFA方法的组合研究[D]. 陶春海. 江西财经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