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计师：蒙羞与思痛的2002（论文文献综述）
赵飒飒[1]（2018）在《V.S.奈保尔旅行写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方游记-旅行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伴随地理大发现与全球交往时代的到来,这一体裁也呈蓬勃发展的态势。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时期,游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已经成为西方作家书写前殖民地的主要方式之一,殖民性是这些作品的典型特征。而在后殖民时期,以前殖民地作家为主的后殖民写作力量开始用各种方式“逆写帝国”,企图重塑被西方遮盖的第三世界的本来面目。身为后殖民作家的V.S.奈保尔的旅行写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作为“游牧作家”,奈保尔的旅行写作既是他的人生需要,也是他的必然选择。他的家世背景、移民迁徙、文化伤痛,他的经济需要、精神需要与写作需要,都促使他去旅行和创作旅行作品。作为前殖民地居民,奈保尔大半生的旅行都游走在与自己背景相关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区域,作家不仅敏锐地观察和思考了后殖民时代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也在旅行中进行自我探索和发现。本文描绘了奈保尔的旅行地图,从加勒比地区、印度、美国南方,到伊斯兰世界和非洲,作家访问了三大洲,分别写下了《重访加勒比》、“印度三部曲”、《南方的转折》、《信徒的国度》与《超越信仰》,《刚果日记》与《非洲的假面剧》等9部旅行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不仅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更深刻地分析了“夹生文化”下第三世界的当下状况与未来的发展。通过细读这些作品,本文分析了作家旅行写作发展成熟的过程。从最初对西方维多利亚时期游记的模仿,到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旅行写作,奈保尔经历了从“看”、“听”到“思”的重要转变,反映了作家写作姿态的调整和问题风格的演化,也见证了奈保尔本人的精神历程。这些旅行写作,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复杂的奈保尔,一个应该被多层面评判认识的作家。奈保尔的人生总是与写作纠缠在一起。笔者认为:这些作品某种程度上既是他的自传,又弥补了他缺失的背景知识,也是他不断靠近殖民地的心路历程;复杂的背景让他同时具有“旁观”与“进入”的视角观察事物,但这两种写作姿态既不对等,也因所访国不同而差异巨大;小说技巧在作品中的融入是奈保尔突破旅行写作体裁限制的成功尝试,“混杂”使其作品兼具“虚构”和“纪实”体裁的优势。本文最后探讨了奈保尔旅行写作多层面的意义。其文学意义在于,作家营造了独特的文学世界、推动了文学体裁的创新实践、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旅行文学。其深刻的社会意义,一方面体现在作家对所访国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的关注,如传统与现代、停滞与发展、宗教与世俗等方面的冲突;一方面体现在他不同于社会学家,而是以“一叶知秋”式的敏锐视角洞悉与总结社会问题。其更深远的哲学意义在于,作家将自己对印度传统哲学“湮灭”、“无常”的人生感悟和对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荒诞”、“焦虑”、“恐惧”的沉思,带入了自己对人类存在的思考,渗透在他旅行写作的字里行间。作家在写作中为自己找到了“存在”方式。显而易见,奈保尔的旅行、写作与人生高度统一。旅行成就了作家的写作,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生活与人生。因为人生没有抵达的时候,人需要再上路,再旅行。不断地旅行、思考与写作正是他追求的生活,写作反过来又成为作家一生经历与思考的真实呈现。
孙莹[2]（2016）在《恩庇主义视野下的菲律宾华侨华人群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华侨华人是菲律宾最突出的少数民族群体,移居菲律宾的历史十分悠久。虽然与东南亚其他主要国家相比,菲律宾华人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但是菲律宾华侨华人对该国的贡献和影响力不容小觑,凭借其作为菲律宾商贸发展的主导者以及同当地原住民密切的融合关系,使华侨华人成为菲律宾政治、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菲律宾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置否的角色。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遭受殖民统治历时最久的国家,先后历经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在菲律宾土着和华侨华人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的漫长斗争历程,最终建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并为实现政治民主转型而继续前进。菲律宾同样也是东南亚地区受恩庇主义影响深远的典型国家,菲律宾的恩庇主义发展历史久远,经历了从以土地为核心的传统道义恩庇向以国家资源分配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恩庇的转变。无论是在菲律宾传统社会,还是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恩庇主义都能够顺应历史变迁不断演变,对菲律宾现代政治生活和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菲律宾社会发展重要参与者的华侨华人,在受恩庇主义政治传统影响下的菲律宾社会是怎样生存和发展的,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置于菲律宾历史演变的背景下,结合具体案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恩庇关系网络下华侨华人参与形式、参与程度和相互影响的分析,探讨从前殖民时期到现代民主转型时期,恩庇主义影响下的当地社会同菲律宾华侨华人群体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所反映的制度与文化方面的特点。西殖时期华侨被迫卷入依附于西班牙殖民者金字塔式的恩庇关系网络,华侨遭受西班牙人的剥削与压迫,同当地土着隔离开来。华侨为了生存,被动同殖民政府确立恩庇关系,具体表现在经济上实施头家制度,充当西菲贸易的中介商,政治上借助华侨甲必丹官员制度寻求政治恩庇。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植入和美统时期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华侨萌生主动参与恩庇关系网络的意识,但是美统时期菲华隔离的政策和差别对待的态度,使得华侨依旧处于被动地位,参与恩庇主义政治的程度十分有限。菲律宾光复后,受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菲化”运动的影响,华侨面临独立政府的严厉排斥,仍然被动依附于政府当局的恩庇关系,经济上利用代表华商权益的菲华商联总会同自治政府发展恩庇关系。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现代选举恩庇关系和民主制度相结合,使菲律宾家族政治发展到顶峰。马科斯需要华人成为其政治同盟来巩固自身建立的威权体制,出现了华人集体入籍和菲华融合的社会趋势,这皆为华人提供了宽松的参与恩庇主义政治活动的社会环境。富有华商发展“密友资本主义”,参与高度依附于马科斯的金字塔型恩庇关系网络之中。民主转型时期,菲律宾恩庇型政党政治不断发展,华人以个人身份积极岛内恩庇政治活动,华人政党精英和华人企业集团“大班”成为这一时期恩庇关系网络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总之,恩庇主义在菲律宾长期盛行。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族群,在殖民时期便处于弱势地位,而独立后又被视为归化对象。华侨华人群体只有不断调适以适应恩庇主义政治传统,演化为当地恩庇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者,才能在菲律宾获得更好和更持久的发展。虽然菲律宾恩庇关系会滋生腐败、金钱政治和政治分肥、贫富分化等不良后果,并且原住民尚未看到内化的恩庇主义的本质影响,反而将矛头对准华人,阻碍了菲华民族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融合。但是华侨华人参与恩庇关系网络,突破了种族、阶级等横向因素的限制,对华人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环境和提高社会地位具有积极意义。根深蒂固的恩庇主义主导菲律宾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放缓菲律宾政治民主化进程,华族若想彻底全面参与菲律宾政治,必须主动参与菲律宾恩庇关系网络,保障华人在菲律宾长久稳定发展。
简婉[3]（2013）在《台湾现代诗的中国书写 ——二十世纪五0年代到八0年代》文中认为文化认同在当今台湾社会是一个争论不休、难解难分的议题，尤其「去中国化」意识升起，造成了台湾文化场域的巨大震荡，使得原为文化母体的中国竟变成了他者。但台湾文学根植於中国文化，是不争的事实。本论文的研究重点在於探究一九四九年之後台湾历经两岸政治的突变以及西方思潮的冲击，在社会环境剧烈震荡以及文化场域变迁下，现代诗如何穿越历史波澜与政治暗流，将中国在地理、历史、文化、思想、政治等方面之影响与冲击，带入不同时期各类型的书写，融汇西方文学主义思想以及本土意识，深刻表达出各时代不同的创作精神与风格，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以中国为脉络的书写路线。探讨的时间范畴，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迄八十年代，横跨战前「前行代」及战後「新世代」两代诗人，涵盖现代主义及现实主义两个诗潮。探讨的内容，系以台湾现代诗体现的「中国（情结/意识）」书写为范围，它可以是具体的，例如地理的、政治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包括历史的、文化的、或情感的，综合归纳为四个层面：一是「政治中国」，一个造成两岸分裂、握有实体政权的中国，那是反共复国的目标，政治抗争的对手；一是「离散中国」，一个令人魂牵梦系的乡愁中国，那是先祖埋葬的地方，是亲人等候重逢的家园，那也是民族血缘关系不可分割的乡土故国；一是「古典中国」，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优美的中国，是诗人至死不渝的精神信仰，也是诗人渴望回归的精神原乡；一是「临履中国」，一个出现在眼前的真实中国，解严开放之後，许多有人回到朝思暮想的故园，或探望亲人，或祭拜先祖，也有人回到书本上的历史现场，或文化凭吊，或旅游探索。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中国情怀（意识）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场域都有着不同的解读、反思与展现，彼此重叠交错，相互应声和鸣，共构成台湾现代文学中最严整的中国书写内容与辩证美学。
林国荣[4]（2011）在《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迄今还没有论着或者论文阐述其内在的合理性,以及经由这种合理性而投射出的意义,本文试图填补这个空白。本文以发生在19世纪后期欧洲史学传统中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重大变迁为轴线,尝试探讨《历史学笔记》借以缘起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为应对这一转折时代所付出的个人努力,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历史学笔记》,这是马克思平生的最后作品,也是他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本文并非没有推断性质,毋宁说这只是代表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因此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专题论文,本文无意在全面、详尽的意义上探讨《历史学笔记》笔记本身,诸如它的内容、选材以及编排,而只是满足于将《历史学笔记》放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这一时代精神和时代背景中去,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项要素进行比较性质的分析和阐述,众所周知,《历史学笔记》正是诞生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政治精神和背景当中；众多重要的论题因此要么不得不完全省去,要么只能是一带而过,如果本文能够提醒人们持续地注意这部作品,或者更进一步地要求人们以较之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历史学笔记》,或者以更充分的方式看待《历史学笔记》,也就算达到目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以及经济学预言在实践中、以及在人们的日常感觉中所经历的严重失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的理论和思想区分为“科学”和“价值”两个断裂的部分。一些人在本质上坚持社会民主党的魏玛观点,认为即使抛开马克思理论中的“价值”部分,也并不会影响到就其“科学”部分进行技术性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方面的确认；另一些人则坚持宗教式的、充满着信仰色彩的观点,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作品的分割式研究都是对马克思的亵渎,并坚决要求人们就像面对宗教典籍那样,学着去“体悟”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思想和理论中的“价值”诉求的绝对优先性。于是,作为发生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欧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战的重大结果之一,马克思的理论被决定性地划分为“科学”和“价值”两个断裂性的部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熊彼特在总结马克思理论的这种命运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认定马克思及其思想中存在着本质性的“价值”方面的或者宗教意义上的诉求,他评论说：“他[马克思——本文作者加]是一位先知,为了弄懂这个成就的性质,我们必须在他自己时代的背景中理解它。当时是资产阶级成就达到顶峰、资产阶级文化落入低谷而机械唯物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还没有透露出新艺术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孕育在它的母胎里的信号,仍放纵在最令人厌恶的陈腐当中。社会和所有阶级急剧地消失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与此同时,惟一的一线光明在工人世界中熄灭了,而知识分子则声称他们对穆勒的《逻辑学》和济贫法甚为满意。此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学说,对于千百万人的内心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如果你愿意,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宗教为冒牌货,或者是一幅对信仰的讽刺画,——对这个看法有许多话可说,但不要忽视或者不去称赞这个成就的伟大。不要介意这千百万人中几乎全部不能懂得和正确评价这个教义的真正意义。那是所有教义的命运。”（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然而,熊彼特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从来都是明确拒绝承认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意味着在他身上并不存在熊彼特所谓的那种单纯的“价值”或者宗教诉求,无论这种诉求是教义性质的和独断的,还是出于个体内心体验的；事实上,马克思对人类的愚蠢和不幸既不抱幻想,也不报同情。他将历史事实融入他的经济理论,在这方面他表现得同施穆勒、李斯特同样伟大；不过施穆勒和李斯特通过诉求国家主义或者民族自由主义,尝试将资本主义制度稳定下来,从而使自己处于较之马克思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即使这种诉求有可能在日后演变为极端而庸俗的国家社会主义形态,他们也不会再往前走哪怕一步,看一看资本主义的未来。如果不能在广阔的历史前景中规划当前,当前的生活必然会因为这种短视而走向灾难。没有直觉是办不成大事的,思想和经验也许能够丰富这样的直觉,但这种直觉本身必定是天生的。理论和经验都不可能替代政治上的洞察力、以及在观察世事方面的那种虽然悲观但仍然积极的态度。这样的洞察力再典型不过地体现在马克思关于法兰西内战的经典文本中。《雾月十八》的着名开篇说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84页）对人类命运的这种失败主义的和宿命论的此种认知无疑是非常深沉的,这种认知自1848年以来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马克思的通信和报刊文章当中,这些通信和报刊文章显示出他对人类生活中所呈现出的历史事实抱有冷漠的旁观者态度。这种态度使人自然地回想起爱德华·吉本关于世界历史的格言式评论：历史不过是记录了人类的罪恶、愚蠢和不幸。《共产党宣言》充满热情,并号召共产党人参加一切革命运动,但人们往往由于其中的宗教式召唤和热情而忽略了马克思在作出这项呼吁时所持的吉本式的反讽式的启蒙姿态。这种反讽姿态不仅针对资产阶级,也同样针对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对革命的成功不抱幻想,马克思始终避免了任何的乐观主义错觉；恰恰是因为他始终能够避免这种乐观,所以才热切地号召共产党人参加“一切”革命活动。他是这样评价二月革命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91页）革命的形式理想同实情之间的反差和对照没有比马克思刻画得更具喜剧效果了,即使在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人类的命运也不过如此,革命也许不过是最淡化的非实质形式而已。对于巴黎公社的“社会共和国”行动,他甚至没有表现出1830年代、甚至1848年代的那种纯粹热情。如果说他的历史哲学将资本主义视为只能部分地解救人类困难的悲剧英雄,那么巴黎公社的英雄主义行动在他的分析中则不过是一种“悲喜剧”,其中不存在任何的悲剧意味。在他看来,巴黎公社的终极行动不过是宣称了“社会共和国”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是行动中的人所作的语词上的表达,在这些语词背后,并没有实际的内容作为支撑；也许没有人愿意在马克思事后所刻画的这幅漫画中认出自己,然而,第二帝国全部的现代化发育使种种矛盾更趋强化和尖锐化,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同时又如此顺其自然,最终使绝大多数人在无望中发疯。在恐惧和憎恨的支配下,发疯的大多数人就把口号和纲领的紧身衣套在少数赋有决策权和立法权的政治人物身上,迫使其在未经反思的情况下,仅仅凭借政治本能或者眼前的利益诉求而采取即刻的行动,历史便由此获得推进。这一切都表明了马克思对于历史运动的复杂性、歧义性和多面性的深刻认知。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代表性评论中所透露出那种严重的曲解,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的今天,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仍然据此来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学,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学以规律和必然性压制了人类生活中的特殊性和主动性。正是这种误解导致了一种宿命论的观念,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解为类似自然必然性的东西,比如说,资本主义终将消亡,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接受或者并不反对这一说法,但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并非人类自身的努力可以阻挡的自然进程,如同太阳终将冷却和死亡那样。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往往倾向于不将当代事件同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评判,而只是将这些当代事件视为既定的、无可更改的僵化事实,一种物化了的事实,在人们的头脑中,事情的关键似乎也就变成了如何看待或者解释这些事实,而不是如何改变事实。换言之,这也许就是马克思通常所谓的“异化”现象的题中之义。此种非历史的思维和认识模式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犬儒论和失败主义,其中重大表现就是人们不觉得可以富有情感和变革意愿地去谈论具体的社会制度,也许仍然存在日常的理解和批判,但对象则不过是生活的所谓常态,对于这种常态,似乎并不存在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可能性；于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尝试去谈论并评价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本身,因为人们实在觉得这种做法已然无足轻重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后期的人们通常都会借助二元论的认知结构,逃逸到种种呈现为“价值”形态或者“文化”形态的直觉和体验当中。正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最强有力辩护者卢卡奇所评论的那样：“在我们把现在的问题看成一个历史的问题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的这种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核心,就以非常显眼的形式呈现出来……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完全无力把当前世界的历史性事变理解为世界历史,这一点,自从这次世界大战和这次世界革命以来,必定在一切头脑清楚的人们中留下糟糕的回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3页）正是这一点最终解释了19世纪后期的转折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为什么在人们当中激起如此重大的情感和理智的混乱和震荡,“非理性的裂缝”最终吞噬掉了整个欧洲。正如马克思精确刻画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第938页）然而,这只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那些本质要素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和分析后,得出的一般性结论。这个世界从本质上来看是“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但就现实而言却并非整齐划一,在政治、历史这样的人为技艺领域则尤其如此。从对1848年法国民主宪法的一段代表性评论中,我们并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社会整体的复杂、错位以及基于偶然性的变革有着非同寻常的直觉和深刻的见解：“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会权利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7,第48页）同样,马克思对于英格兰宪章运动的评述则进一步显示出,他对由于传统、当前的社会和宗教环境所造成的议会改革的“政治幻象”,对于斗争中被压迫阶级的情感有着何等强大的吸引力和塑造力,以至于能够最终缴获宪章运动的本质性目标。马克思曾对死板的教条主义者提出含蓄的警告：“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力的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第275页）正是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极其复杂的多面性、及其饱含着现实主义的历史和当代眼光,将我们引向他最后的、也是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历史学笔记》。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时发现了大量的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4,第3页）《历史学笔记》所呈现出来的也是同样的面貌。从罗马帝国衰亡到宗教战争,历时十六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仅仅按照编年意义上的时间顺序展现在书中。马克思多次强调过：“像其他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第707页）也就是说,许多重大事件通常并不属于就本质性要素进行高度抽象的范围,而这个范围里的工作实际也就是《资本论》的工作。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历史事件就影响人类命运而言并不重要,《资本论》第一卷充满了这样的事件。恩格斯正确地拒绝了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进行“理论”梳理这一任务,对《历史学笔记》也只是尽了一个编者的基本职责,以“未加工”的面貌呈现出来。这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一幅仅供魔鬼战斗和赛跑的世界历史画面。很显然,这样的画面并非伏尔泰式的,而是马克思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并理解这样的画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需要我们更为贴切地去了解作为“人”的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为此,我们首先就必须抛弃掉充斥在古代、中世纪以及今天的传记作品中的“圣徒传记”的一切痕迹,唯此,方能避免在人云亦云的不断重复中将人物及其思想进行无意识的美化和定型；或者至少我们应当意识到,生活在现世并非一件反历史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庸俗的标准,当然更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一信念正是马克思看似无穷的思想动力的源泉所在。追寻此一反讽和现实主义的冷漠态度的来源,想必事关重大。正是这一尝试使得人们有必要以完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并将之视为一部完整而独立的历史学作品。确实,很难将这部以历史事件汇编面貌呈现出来的纯粹编年史视为独立作品,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更倾向于将这部不具备任何理论形态和逻辑萌芽的作品仅仅视为单纯的“笔记”,不过是为一部未来的理论作品所进行的资料搜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往往不习惯将马克思的某部作品单独挑出来进行研究,因为人们通常会担心这种割裂的行为会损害一部作品在整体中将会获得的更多意义,许多魅力将会在这一过程中消失。本文反对前一种观点,并将论证,《历史学笔记》作为纯粹的编年史,根本不足以支撑任何酝酿中的“目的论”的理论或者任何的“规律性”诉求,确切地说,“历史学”笔记并非某种“历史哲学”笔记。对于后一种观点,本文将论证,放弃总体性的思考框架,并尽可能地沉湎于对《历史学笔记》本身的反复阅读,这当然会招致总体性魅力的丧失,但也能够因此获得部分的真理,这部分的真理将同样激动人心。《历史学笔记》以罗马帝国的崩溃作为开始,以三十年战争所导致的崩溃作为结束。其中并没有传达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崩溃、动荡、病变以及没有尽头的偶然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中的暴力性碰撞,构成了全部编年史叙述的惟一特征和惟一性格。只是在某些极具限制性的条件下,也确实会形成一些进行斗争、信仰、统治或者反抗的人类共同体,但这样的共同体组织及其行动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完全不具备“社会变迁”或者“历史规律”的意义,确切地说,他们并不身负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目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赋予“世界历史人物”的那种“世界精神”完全不存在于《历史学笔记》的叙事当中,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些共同体纯粹以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意志、激情或者欲望为基础,在诞生和行动之后,便要么缓慢要么迅疾地走向腐败和解体,崩溃之后没有复兴,只是以碎片和败坏的形式散落各处,也没有循环,这包括法兰克人和东哥特人在高卢和意大利建立的伟大王朝,包括查理大帝梦想中的基督教欧洲帝国,也包括教皇及其教宗体系、以及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各个力量和教派,即使是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也不例外。换言之,历史辨证法以及有关总体性社会和历史变迁的唯物主义叙述在历史学笔记中完全消失了；人类的一切努力都从苦难、欲望和恐惧中诞生,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又都以苦难、恐惧和欲望结束,所有的行动都基于意志-行动的内在循环,完全没有以“规律性”为基础,进而传达某种历史性目的和意义的可能性；这一切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人们永远没有为满足设定界限；历史仿佛是没有边界的日耳曼森林、或者神秘的黑夜,人类在其中无声无息地诞生,又无声无息地死亡。偶尔会有亮光闪现,比如意大利早期的王朝以及后期的城市共和国所进行的抗争,再比如英格兰平民在威克利夫运动时期的抗争,也会有伟大个人的出现,比如狄奥多西、腓特烈二世、黎塞留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闪光同历史的黑幕相比,就成了暗淡的微光,死亡将迅速终结所有的人类权力和行动,将其碎裂,并重新释放到历史流变的自然根基当中。在《历史学笔记》中,只有痛苦、厌倦和宗教式的出世和禁欲主义才有可能构成此种欲望和意志循环的外部界线,就像查理五世终于顶不住一再重复的厌倦,突然选择退出游戏,从而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与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宗教和权力纠葛那样。然而,事态只不过是游荡在两堵绝壁之间的波涛,与其说是结束,不如说只是简单的平息。在编年史的结构和单纯因果关系的叙述模式中,一切曾经存在于世的事物都获得了存在的权利,但一切的存在权利都终结在没有止境的欲望游戏当中,失败导致痛苦,成功则带来新的欲望。人们尽可能地用种种声明和法权形式为自己的动机作出解释,其中一些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但在历史的动荡和流变当中,这一切似乎都只不过是为了表明了人类意志的盲目和人类理智的失败。那么,《历史学笔记》的意义何在?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全面剖析《历史学笔记》本身的内容及叙事风格,对于这样一部纯正的编年体史学作品而言,做这样的剖析实际上既无意义,也不可能从中得出任何的结论,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充分的理解角度；本文的主旨是尝试将《历史学笔记》置于同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当中,通过比较和对照的方法,予以辨析；进行这种辨析的轴心则是此一时期欧洲史学传统当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本文尝试为《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作出定位。本文第一章,尝试从总体上回顾19世纪中晚期欧洲的政治和历史思想状况；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各种问题在欧洲纷纷浮现,尽管不像启蒙和革命年代那样呈现得那么尖锐和明确,但这些问题本身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扎根之深则至少不会在启蒙和革命年代之下,对普通公民、政治人物以及思想家们都提出了知识和判断力方面的要求甚至还超越了启蒙和革命年代,同时,这些问题也要求议会、政党以及各个立法机构的成员们去直接面对,而不是以模棱两可的言辞和行动予以扭曲、拖延或者回避。这些大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但都最为集中地表达在历史领域当中,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理解方式通常都意味着对今天的理解方式,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人们如何理解今天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过去。在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最为人瞩目的事件就是普选权在欧洲各个大国的迅速推进,民主对于19世纪的欧洲可谓意义重大,正如同自由对于18世纪欧洲的意义那样,民主问题在1830年代之后,也就是说,在法国的七月王朝、英格兰《改革法案》以及普鲁士改革法令之后,迅速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势力关注的核心,无论是共和派还是君主派。大问题的浮现同时也意味将会造就出第一流的政治人物、活动家和第一流的思想家。马克思当然跻身这个行列当中。《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惟一一部纯正意义上的历史学作品,也是马克思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然而,《历史学笔记》作为一部贯穿了十六个世纪的“世界史”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当中,可谓特立独行,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部作品所采用的编年体体例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堪称绝无仅有,而且也因为这部作品本身的散文式的叙事风格,不带偏见,没有超历史的诉求,在此,我们必须考虑到,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的几乎全部精力都锚定在某种“文明史”或者“文化史”之上,其基本意识无不透露出某种本质论的或者进步论的诉求,而《历史学笔记》则全然避免了这一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本章在大致概述出19世纪中晚期欧洲总体思想状况的基础上,将尝试以民主问题为核心,进一步揭示出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所表现出的一般性特征,由此而凸显出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独特而鲜明的地位。本文第二章承接第一章的论述,第一节尝试深入考察19世纪中晚期欧洲政治和经济生活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迁。经济生活中涉及范围最广泛、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个人主义的衰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变迁则与之相应,那就是古典议会制度的逐渐衰弱（比如在英格兰）或者败落（比如法国）或者夭折（比如德国）。第二节则着重探讨这一时期欧洲统治阶层以及社会中上层当中的精神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本文将这些方面统称为“心理条件”,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欧洲统治阶级并不如启蒙和革命年代的社会精英阶层那样,有着强烈的纯粹精神上的诉求,至少,这一时期的欧洲宗教生活一方面大幅度淡化了传统的天主教独断论的教义体系诉求,另一方面也淡化了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以来的那种强烈而又纯粹的绝对信仰,感觉论的色调日益趋于浓重并开始占据主要战场。这一切都同个人主义的衰落紧密相关。经济-政治生活和心理条件这两方面从总体上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基础性背景,《历史学笔记》本身也正是借助这个背景才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也是很自然的。本章第三节则接续前两节的论述,着重探讨作为马克思思想核心的辩证法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没落,这种没落的最深刻也是最显着标志就是欧洲统治阶层以及资产阶级方面统治信心的动摇或者丧失,其具体的表达方式便是不再相信社会凭借自身力量造就并推进历史性运动的可能性。统治阶级的“内在虚弱”同“辩证法的没落”,实际上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相；作为其结果,就是作为辩证法的替代物的各种直接性的、非运动性的“世界观”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崛起。和《资本论》一样,《历史学笔记》也正是在同此类“世界观”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抗争的基础上诞生的。我们在第二章详细阐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二元主义催生了种种非理性的“世界观”,所有这些“世界观”的共同特征便是从根本上认同历史-政治以及社会-经济事实的物化,并据此否认社会自身的运动力量以及重大变革性的可能性。这一切恰恰是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的。本文第三章承接第二章,从正面论述资产阶级历史观如何在此种二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又是如何在对抗此种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基础上而得以成形的。第三章第一节从作为整体的西方观念史的角度来相应阐述马克思有关“哲学的消亡”的论题,以此为后面章节中有关19世纪中晚期欧洲历史学的论述充分地铺垫哲学的前提和基础,论述将围绕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第三章第二节将主要阐述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如何在普遍性的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确立起来,这部分论述主要围绕这一时期欧洲史学传统的两个主要奠基者尼布尔和兰克进行,此二人所确立的具体治史方式——包括叙事方式、材料选取等等——尽管在19世纪后期遭遇瓦解,但这一传统中所固有的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却完整地得到传承,——实际上兰克本人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敌对者,并在19世纪后期表现为更为激进的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渗透并主宰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史学领域,其影响力遍布欧洲各个角落；同时,这种影响力和统治力非常强大,足以超越史学领域,进入并掌控着新兴的社会科学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生平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抗拒这一非理性潮流为基础和前提的,如果说《资本论》在一般性的社会科学领域发挥着这种抗拒作用,《共产党宣言》在现实的政治纲领领域发挥着这种抗拒作用,那么《历史学笔记》则是在史学这个19世纪欧洲思想最为传统的堡垒内部,发挥着同样的对抗作用。由此便注定了《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关键性地位,那就是同整个这一传统的对抗。本章第三节将正面论述《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定位问题,论述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一方面是以恰当的篇幅剖析《历史学笔记》当中所蕴涵着的深刻的一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诉求,这种诉求无论是在历史选材上还是在叙事体例和叙事风格上都充满着理性主义,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本质性要素；在这个方面,《历史学笔记》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乃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本章也会在第三节的第一部分花费适度的笔墨用于阐述马克思思想中理论与行动的关系,借此阐明,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和行动之间并非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所认定的那种对立关系,相反,理论和行动乃是二而一的关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对“哲学的消亡”这一论题的进一步扩展,确切地说,是在史学领域的扩展；因此,很自然地,马克思有关法兰西内战和党派斗争的一系列着名论断在这一部分将成为关注的重心。《历史学笔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定位问题也正是借此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第三章第三节第二部分的主题就是对《历史学笔记》本身进行比较性质的阐述。在这个部分,本文尝试选择19世纪中后期欧洲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史”史学作品和史学家,当然也包括自文艺复兴以来有代表性的欧洲“世界史”作品和史学家,依据对照性分析的原则,同《历史学笔记》进行参照和对比,从正面揭示出双方的对峙,从根本上讲,就是一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对峙；本文认为,这种对峙是本质性的,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前者是本质上的理性主义,后者则是本质上的非理性主义。《历史学笔记》正是从此一对峙当中获得了自身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的定位。如果从这一定位出发,将很有可能对《历史学笔记》本身进行更为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很可能是以前所没有的,至少是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本文第四章是结论部分,也是伸展性论述的部分。第四章尝试在前面各章节论述的基础上,概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中后期所遭遇的扭曲性解读,这里所谓的扭曲性解读,意思是指将马克思思想体系人为地分裂为“科学”和“价值”两个彼此不相连接的部分,仿佛确实存在这样的两元格局一样,这种解读习惯实际上从19世纪中晚期开始,穿越了整个“漫长的20世纪”,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形成一种扎根于人们心灵当中的思维习惯。第四章以结论的方式认为,此种割裂式解读方法的根源,就在于前文所描述的那种二元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将此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运用于一元论的马克思思想体系身上,无论如何都势必要造成本质上的伤害,这种伤害对于马克思思想本身来说,也注定了会是致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笔记》也获得了自身在马克思本人的庞大作品库中的定位,因为《历史学笔记》正是一副针对非理性主义二元论的富有教益的、有效的解毒剂；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将《历史学笔记》视为《资本论》的序言,当然也可以视为《资本论》的余论。
郭斌[5]（2003）在《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注册会计师职业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1853年苏格兰爱丁堡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成立，时至今日，这一“伟大”的职业已经走过150年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审计服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注册会计师的核心（core）业务，被认为是“推动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和最强大的动力（林启云，2002）”。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自20世纪80年代，注册会计师职业界的业务结构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非审计服务的收入比例与日俱增，并逐步取代了审计服务成为注册会计师业务体系中的“主角”。例如，从1985年到1995年期间，世界上“六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由58％降低到不足46％（杜兴强，2001）。1999年，“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安达信、普华永道、安永、德勤、毕马威的审计收入比例分别为18％、35％、34％、31％、36％。非审计服务的迅猛发展使之成为众“宠”之物，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职业界的争论，社会公众的质疑最终使得政府监管部门不得不涉足其中。200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其主席阿瑟·利维特（Arthur Levitt）的极力推动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独立性规则修订运动，从而点燃了非审计服务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大论战——“独立战争”的导火索。2001年岁末，“安然大厦”轰然倒地，“百年老店”安达信被“扫地出门”，“五大”变“四大”，更是将这场“战争”推向高潮。2002年7月，美国政府以立法形式出台了限制非审计服务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跟从”。 在此背景下，从理论高度对非审计服务进行全面、系统地审视与剖析，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以下三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是非审计服务概论，首先介绍了非审计服务的定义与类别，其次回顾了现代非审计服务的发展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后以“史”为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深刻剖析了非审计服务的发展动因。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如果以时间为线索（纵向）来看全文的结构，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前面非审计服务发展简史的延续。本部分以“西方”国家注册会计师行业（主要是“四大”）以及非审计服务的发展现状（20世纪90年代中内容提要期至21世纪初）为背景，以安然事件为素材，从理论分析和实务政策两个层面详尽透彻地论述了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得出最后的结论:非审计服务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利锋”和“弊锋”在会计师事务所的不同发展时期会发挥不同的作用。 第三部分，在对我国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的发展现状进行深人分析的基础上，指明了当前我国发展非审计服务的策略，并对鼓励和引导当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积极发展非审计服务的可行性作了详细的论证，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果以地域为线索（横向）来看全文的结构，文章的前两部分是针对“西方”的分析，本部分则回归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时空”。
黄俊[6]（2003）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册会计师行业已经成为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行业，随着近几年银广夏、安然事件的发生，注册会计师诚信问题也日益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作者凭借在注册会计师行业多年的实践经验并结合MBA课程学习的理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诚信建设的措施和对策。 全文根据课题研究的一般规律，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分四章展开。第一章介绍了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阐述了注册会计师行业起源、发展，并分国际、国内两节叙述了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现状；第三章从外部环境、行业自身两个层面分析了诚信问题产生的根源；第四章作为全文的重点，着笔叙说了解决诚信问题的构想，并分行业环境、行业本身、事务所、从业人员四个层面分别与以概括总结，形成了诚信建设的较完整的措施和方法。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对行业诚信建设前景进行了展望。 整篇文章脉络分明，层次清晰，有理有据，运用了理论结合实际及案例分析法对注册会计师诚信建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相信业界人士能从其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二、会计师：蒙羞与思痛的2002（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会计师：蒙羞与思痛的2002（论文提纲范文）
（1）V.S.奈保尔旅行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西方游记文学传统与奈保尔的旅行写作 |
| 一、西方游记文学传统及其发展 |
| 二、奈保尔的“旅行写作”与游记传统的发展 |
| 三、“创造性非虚构写作”——双重角色 |
| 四、“地理政治学轴线”与奈保尔旅行写作的评论分歧 |
| 五、国内外奈保尔研究概要 |
| 六、本文的写作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永远的漂泊者与旅行写作 |
| 第一节 奈保尔旅行写作的背景 |
| 一、移民与再移民：文化之痛 |
| 二、人生经历：成为自己 |
| 三、无根：“房间”不是家 |
| 第二节 奈保尔旅行写作的动力 |
| 一、作为经济需要的旅行写作 |
| 二、缓解精神焦虑的旅行写作 |
| 三、作为写作需要的旅行写作 |
| 第三节 奈保尔旅行写作的时空 |
| 一、自然景观的淡化与社会历史的关注 |
| 二、奈保尔旅行的文化地图 |
| 三、奈保尔的精神归宿：书桌为家 |
| 第二章 奈保尔世界旅行的文化考察 |
| 第一节 美洲之旅 |
| 一、《重访加勒比》：夹生社会与夹生写作 |
| 二、《南方的转折》：种族政治的挽歌 |
| 第二节 印度之旅 |
| 一、《幽暗国度》：悲愤考察故国的旅行写作 |
| 二、《印度：受伤的文明》：作为“社会评论员”的旅行写作 |
| 三、《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深入采访的旅行写作 |
| 第三节 伊斯兰世界之旅 |
| 一、《信徒的国度》：思考在旅途中生成 |
| 二、《超越信仰》：小“故事”背后的大“历史” |
| 第四节 非洲之旅 |
| 一、《刚果日记》：失败的日记体尝试 |
| 二、《非洲的假面剧》：被动摇的古老信仰 |
| 第三章 奈保尔旅行写作的特征 |
| 第一节 与人生纠缠的旅行写作 |
| 一、自传性的旅行写作 |
| 二、充实人生的旅行写作 |
| 三、走入内心的旅行写作 |
| 第二节 “旁观”与“进入”的写作姿态 |
| 一、作为“旁观者”的旅行写作 |
| 二、“进入”姿态的旅行写作 |
| 三、旅行写作的双重视角 |
| 第三节 “虚构”与纪实交织的文体 |
| 一、体裁高度融合的混杂式写作 |
| 二、“虚构”与纪实：创造性感知 |
| 三、不为形式所缚的旅行写作 |
| 第四章 奈保尔旅行写作的意义 |
| 第一节 奈保尔旅行写作的文学意义 |
| 第二节 奈保尔旅行写作的社会意义 |
| 第三节 奈保尔旅行写作的哲学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恩庇主义视野下的菲律宾华侨华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述评 |
| (一) 关于恩庇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二) 关于菲律宾华侨华人史的研究 |
| (三) 关于菲律宾华侨华人在恩庇关系网络中不断调适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比较研究法 |
| (二) 具体案例分析法 |
| (三) 跨学科研究法 |
| 第一章 菲律宾华侨华人与恩庇主义 |
| 第一节 菲律宾华侨华人概论 |
| 第二节 菲律宾恩庇主义传统与发展 |
| 一、恩庇主义的内涵 |
| 二、菲律宾恩庇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
| 三、菲律宾恩庇主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影响 |
| 第二章 菲律宾传统恩庇关系影响下华侨华人的发展 |
| 第一节 探颐前殖民时期社会与恩庇主义的兴起 |
| 第二节 西属菲华社会的发展与华侨华人的被迫参与 |
| 一、西殖政府屠杀限制、以华养菲的对华政策 |
| 二、华商经济扩张与头家制度的经济参与方式 |
| 三、甲必丹制度下华侨政治领域的参与 |
| 四、特殊的土生华人——密斯蒂佐阶层的融入 |
| 第三节 排华与维权——美治时期菲华社会主动参与意识的觉醒 |
| 一、美统时期的殖民统治及其对华政策 |
| 二、“排华”影响下菲华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 |
| 三、美统时期华侨华人参与恩庇政治主动性的提高 |
| 小结 |
| 第三章 威权体制下现代恩庇网络的确立与华侨华人的融入 |
| 第一节 西方民主试行时期菲华社会的调适 |
| 一、菲律宾现代恩庇网络的形成及对华“菲化”政策 |
| 二、华侨经济初显现代化 |
| 三、菲华社会的顺应与调适 |
| 四、菲华商联总会与现代恩庇网络的合作 |
| 第二节 支持与响应——马科斯军管法统治时期华侨华人的参与 |
| 一、家族政治的变相发展和高度个人化恩庇模式的形成 |
| 二、“同化”利用的对华政策及菲华融合的发展趋向 |
| 三、“密友资本主义”下官商合作的恩庇模式 |
| 四、个案分析：高祖儒与马科斯“密友情深” |
| 五、对“密友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客观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主转型时期政党恩庇制和华人社会的政治融合 |
| 第一节 菲华企业集团的发展及政治参与 |
| 一、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 |
| 二、华人企业集团发展的驱动力 |
| 三、官商合作——华人企业集团融入恩庇政治 |
| 四、案例分析：陈永栽家族企业集团 |
| 五、华人企业集团的局限 |
| 第二节 民主制下的多党制选举政治与华族踊跃参政 |
| 一、恩庇型政党选举政治的运作 |
| 二、华族踊跃参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台湾现代诗的中国书写 ——二十世纪五0年代到八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
| 一、 台湾文化认同的转移：从中国到乡土、从中心到边缘 |
| 二、 文学史观的争议：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 |
| 三、 「中国」主题在台湾现代诗中的脉络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现况分析 |
| 一、 台湾对於中国文化认同之研究回顾与现况 |
| 二、 大陆及海外对於台湾现代诗「中国意识」的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一、 「中国情意结」的意涵与演变 |
| 二、 「中国」书写主题与范围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论述架构 |
| 第二章 文化场域变迁中台湾现代诗发展及其中国书写 |
| 第一节 文学场域自主原则：世代诗人内部结构及其创作趋向 |
| 一、 战前「前行代」诗人：现代主义的兴起及没落 |
| 二、 战後「新世代」诗人：现实主义的回归与转向 |
| 第二节 文学场域不自主原则：现实外在环境对现代诗发展影响 |
| 一、 文艺政策与媒体传播对现代诗发展的压抑与推进 |
| 二、 社会结构转型以及文化思潮变迁下现代诗的勃兴与转换 |
| 第三节 文化场域思潮更迭对现代诗的中国书写冲击与影响 |
| 一、 殖民化的混语书写 |
| 二、 现代化的异质书写 |
| 三、 「去中国化」的叛逆书写 |
| 第四节 现代诗「中国」书写的因应调整与表现 |
| 一、 中国书写在思潮变迁中的因应与自我调整 |
| 二、 文化场域变迁中现代诗的中国书写表现 |
| 第三章 政治中国：从反共诗、政治抒情诗到抗议诗 |
| 第一节 政治即非政治是名政治 |
| 一、 「政治」与「诗」之间 |
| 二、 「政治」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意涵 |
| 三、 「政治中国」在台湾现代诗中的界说与表现 |
| 第二节 “国仇家恨”的五○年代：反共战斗诗 |
| 一、 国家机器主导下的反共文艺政策 |
| 二、 反共狂飙时期集体吹奏的战斗诗歌 |
| 三、 反共诗歌的特质及其作品表现 |
| 第三节 放逐压抑的六○年代：政治感伤诗及忧患意识诗 |
| 一、 现代主义兴起的背後：失根与放逐 |
| 二、 存在的荒谬感：放逐於内在世界的政治感伤诗 |
| 三、 飘泊在历史迷雾的忧患意识诗 |
| 第四节 风起云涌的七○年代：民族回归的中国意识诗 |
| 一、 「美」梦初醒的民族回归浪潮 |
| 三、 重返现实与回望乡土：「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合体 |
| 四、 民族主义热潮中的中国意识诗 |
| 第五节 风云变色的八○年代：游移的两岸诗 |
| 一、 认同摇摆的年代 |
| 二、 乡土变调：谁的乡？谁的土？ |
| 三、 认同游移中的统独意识 |
| 第四章 离散中国：乡愁诗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
| 第一节 动乱时代中的生命迁徙：从离散、流亡到回归 |
| 一、 「怀乡」之路：「离散」与「放逐」 |
| 二、 中国文学史上的「离散」与「离伤」 |
| 三、 台湾现代史上的离散文学──「怀乡」书写 |
| 第二节 一九四九年後台湾「怀乡」文学的书写特质 |
| 一、 时空变异中的怀乡书写：外省（迁台）第一代诗人 |
| 二、 异域想像中的乡愁书写：外省第二代诗人 |
| 第三节 以母体为圆心的乡愁：永远的「乡愁诗人」余光中 |
| 一、 母亲是乡愁的起源 |
| 二、 母亲是家国的化身 |
| 第四节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远更生：外省第一代的原乡记忆 |
| 一、 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怀乡 |
| 二、 悲莫悲兮生别离：怀亲 |
| 第五节 万里关山万里愁：战後新生代想像的乡愁 |
| 一、 血脉寻根：本省新生代诗人的想像乡愁 |
| 二、 祖籍追想：外省第二代的继承乡愁 |
| 第五章 古典中国：现代诗人的古典追寻 |
| 第一节 现代诗的古典路径探微 |
| 一、 五四新诗的传统基因：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过渡 |
| 二、 现代主义的古典倾向：断绝？欲拒还迎？还是拥抱 |
| 三、 现实主义的古典风潮：从反传统到返传统 |
| 第二节 古典传统的现代性与继承性 |
| 一、 古典传统的现代意涵 |
| 二、 古典的继承形式 |
| 三、 古典的继承内容 |
| 第三节 传永不熄灭的古典灵火 |
| 一、 古典意绪的重铸 |
| 二、 古典诗句的化用 |
| 三、 古典诗题的新写 |
| 第四节 塑永不凋零的古典形影 |
| 一、 诗人源祖的追摩 |
| 二、 诗人群像的再塑 |
| 第六章 临履中国：解严後多元混声中探亲诗、旅游诗 |
| 第一节 原乡神话的变貌：中国意识的转折与失落 |
| 一、 後现代与後殖民的去中心化理论在台湾 |
| 二、 从中土到他土的意识转换及认同的位移 |
| 三、 返乡现实冲击下「家」乡的再思考与再定义 |
| 第二节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返乡诗或探亲诗 |
| 一、 往事并不如烟：外省第一代诗人的返乡之路 |
| 二、 家国的追梦：外省第二代的返乡诗 |
| 第三节 重访故国旧游踪：文化乡愁诗 |
| 一、 遇见江南的古典诗意 |
| 二、 探访江河的文化流源 |
| 三、 走进城市的历史记忆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一节 文化场域变迁中诗人的世代交替及其中国意识 |
| 第二节 思潮更迭中现代诗的中国性演义 |
| 第三节 中国书写在现代诗中的起承转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4）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第2章 《历史学笔记》的工作背景和条件 |
| 第一节 经济生活 |
| 第二节 心理条件 |
| 第三节 辩证法的没落和"世界观"的崛起 |
| 1. 内在的虚弱 |
| 2. 辩证法的没落 |
| 3. "世界观"的崛起 |
| 第3章 哲学与历史 |
| 第一节 哲学的消亡 |
| 第二节 19世纪的"史前史"叙事与《历史学笔记》的现身 |
| 1. 导论 |
| 2. 尼布尔 |
| 3. 兰克 |
| 4. 尼布尔-兰克传统的瓦解 |
| 5. 19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建立 |
| 第三节 《历史学笔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比较与阐释 |
| 1. 理论与行动:马克思与社会主义政党 |
| 2.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比较和解释 |
| 第4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第一部分 非审计服务概述 |
| 一、 定义及分类 |
| 二、 发展简史 |
| 三、 非审计服务发展的动因 |
| 第二部分 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 |
| 一、 以往研究文献的回顾与比较 |
| 二、 审计独立性的诠释与剖析 |
| 三、 非审计服务对审计外在独立性的影响 |
| 四、 非审计服务对审计实质独立性的影响 |
| 五、 各个国家现实政策的比较与剖析 |
| 第三部分 我国当前阶段发展非审计服务的策略选择与建议 |
| 一、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现状 |
| 二、 当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非审计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
| 三、 协调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意义及研究目标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第2章 注册会计师行业起源发展及诚信现状 |
| 2.1 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起源与发展 |
| 2.2 外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现状 |
| 2.3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现状 |
| 第3章 当前中国注册会计师诚信问题产生的根源 |
| 3.1 外部环境缺陷 |
| 3.2 行业自身不规范 |
| 第4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的构想 |
| 4.1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环境的建设 |
| 4.2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制度的建设 |
| 4.3 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诚信品牌的建设 |
| 4.4 中国注册会计师从业人员诚信素质的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会计师：蒙羞与思痛的2002（论文参考文献）
- [1]V.S.奈保尔旅行写作研究[D]. 赵飒飒. 西北大学, 2018(01)
- [2]恩庇主义视野下的菲律宾华侨华人群体研究[D]. 孙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3]台湾现代诗的中国书写 ——二十世纪五0年代到八0年代[D]. 简婉. 苏州大学, 2013(09)
- [4]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问题研究[D]. 林国荣. 首都师范大学, 2011(09)
- [5]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研究[D]. 郭斌. 东北财经大学, 2003(03)
- [6]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研究[D]. 黄俊. 武汉理工大学, 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