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四届中华医学会地方病学会学科组委员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郭薇薇[1]（2021）在《民国时期《民国医学杂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目的:《民国医学杂志》是1923年由侯毓汶在北京发起创办,1933年改名为《东方医学杂志》。《民国医学杂志》（《东方医学杂志》）是办刊时间较长,在20世纪20、30年代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医学期刊,在推动医学学术进步,尤其在推进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刊先后在北京、沈阳、长春多地办刊,刊发了大量学术论文,记载了当时重要的医学活动,呈现了医学与社会、医学与文化、医学与政治等多维度的互动与交流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研究方法:本文以《民国医学杂志》（《东方医学杂志》）为研究蓝本,从传媒视角、学术发展视角、医事活动视角探讨杂志在当时的发展情况以及产生的影响,并结合清末留日医学生归国后的医学活动,以及他们在民国及伪满时期的医学普及、医学教育、医药卫生行政、医药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贡献,对民国及伪满时期医学发展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民国及伪满时期社会医疗卫生发展状况研究,《民国医学杂志》形态研究、民国及伪满时期医学学术发展状况研究、传媒视角的医疗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民国及伪满时期医学政策及医事活动研究等。研究结论:该杂志在办刊的过程中,发挥了传播医学思想、推动医学进步、完善医学制度、扩大医学交流、展示医学成果的作用。同时,由于该杂志的主办者多有日本医学教育经历,深受德日医学思想的影响,其杂志观点,也受到其他医界同仁批评。杂志迁址沈阳后,该刊成为伪满时期重要医学期刊,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一部分。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全平[3]（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表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田力[4]（2020）在《学会发展问题研究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政府职能的转变,为社会组织发展腾出了空间,学会是社会组织中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作用逐渐凸显。服务型政府推进过程中,学会也迎来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学会成为承接政府职能的重要载体,这对学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更多的营利性企业也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压力下,学会如何面对挑战,秉承学会宗旨实现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笔者从多元化治理出发,将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调查法、访谈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运用治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并结合多年来在学会工作经验与实践,旨在理顺学会改革后的发展路径,从而促进学会健康发展。通过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的研究发现虽然学会体制改革后发展平稳,但是仍然存在政社分离缓慢、依赖政府性强、内部管理滞后和社会地位不高等问题,制约了学会的进一步发展,笔者在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后,借鉴国内外学会发展经验,提出明确功能定位、拓宽筹资渠道、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品牌建设等建议,为推动学会在新形势下科学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孙菡[5]（2019）在《南天竹的生药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南天竹的根、茎、叶、果实进行系统的形态组织学研究,为其真伪鉴定提供依据;通过对南天竹的不同药用部位进行总成分的分析及对抗肿瘤药三氧化二砷减毒作用的药理研究,为南天竹的深度开发应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来源鉴定方法对南天竹的植物形态进行描述;采用性状鉴定方法对南天竹各药用部位进行外观特征描述;采用石蜡切片技术和粉末制片技术对各药用部位如根、茎、叶、花、果实等横切面和粉末的显微特征进行观察,绘制墨线图并拍照;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10批南天竹根、茎、叶、果实中的总多酚、总黄酮及总生物碱的含量;采用大鼠慢性三氧化二砷中毒模型,测定各组血肌酐（Scr）及尿肌酐（Ucr）水平,在此基础上计算内生肌酐清除率（Ccr）,同时检测各组大鼠肝脏、肾脏中总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过氧化氢酶（CAT）的水平,观察肾脏及肝脏组织的病理切片。结果:1、南天竹各药用部位横切面的主要鉴别特征有:（1）茎的皮层中断续成环的纤维束及木质部内侧的帽状纤维束;（2）叶主脉中主脉维管束周围的纤维束成环,具有1-2列栅栏细胞;叶柄皮层中8-15层的纤维束间断排列成环状;有晶鞘纤维。（3）中果皮中有多层石细胞排成环带。南天竹各药用部位粉末的主要鉴别特征有:（1）根及茎的粉末特征均有含晶石细胞;（2）叶有晶鞘纤维,气孔不定式;（3）花粉粒具3孔沟,外壁网状雕纹明显,花冠顶端表皮细胞分化成乳头状绒毛并有网状角质纹理,有较多的网纹细胞、纤维、石细胞及厚壁细胞,薄壁细胞含草酸钙方晶;（4）果实有大量分枝状石细胞及草酸钙方晶。2、南天竹叶中所含总多酚最高,约为果实的1.1-4.0倍,根的3.0-7.5倍,茎的3.3-8.3倍;叶中总黄酮含量也为最高,约为果实的1.1-5.8倍,根的4.2-19.8倍,茎的9.7-31.2倍;生物碱类成分在南天竹根、茎中含量较高,且根中大多高于茎中,约为其1.1-3.4倍,约为叶的1.7-6.3倍,约为果实的1.4-4.6倍。3、对比模型组,南天竹根、茎、果实给药组中大鼠体重相对较重,肾脏系数降低,大鼠Ucr和Ccr水平显着升高,肾组织与肝组织匀浆中MDA水平下降,SOD和CAT水平升高,大鼠肝、肾损害病理损伤减轻;南天竹叶给药组除肝脏中SOD水平与模型组无明显差异外,其余指标与以上三组变化一致。结论:（1）本研究确定了各药材的性状鉴别特征及显微鉴别特征,为南天竹的真伪鉴别、质量标准及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2）南天竹叶中所含总多酚和总黄酮含量为最高;南天竹根、茎中总生物碱成分含量较高,且根中含量大多高于茎中。以上三类成分在不同产地的南天竹根、茎、叶、果实中含量差异较大,这可能与土壤、气候、栽培、采收和生态环境等因素有关,需要进一步研究。（3）四个药用部位都可以改善三氧化二砷引起的体重减轻,同时降低肾脏重量所占的比率;四个药用部位对三氧化二砷因氧化应激引起的肾损伤都有较好的保护作用;除南天竹叶外,南天竹根、茎、果实对三氧化二砷氧化应激所致肝毒性均提供了显着的保护效果。本研究确定了南天竹不同药用部位对慢性三氧化二砷中毒模型大鼠的减毒药理活性,为其深度开发为降低广谱抗癌药三氧化二砷的毒副作用的新药材提供了研究基础。
李春亭[6]（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王媛[7]（2015）在《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状况及特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等医学教育史研究是一项重要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我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起源于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时期由西方传教士带入我国开办的教会医院和西医学教育。在民国时期那段动荡不堪的年代,西医学教育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为我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和医学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立中正医学院是基于打破当时我国主要医学教育力量受控于外国人和发展我国“公医制度”等原因,由着名生理学家林可胜博士倡议所成立的,王子玕担任了首任也是唯一的一位院长。学院于1937年在江西南昌成立,历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7次受战争影响而搬迁办学校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南昌医学院。在以“国立中正医学院”为名的短短13年艰辛办学历程中,中正医学院不仅没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从历史上消失,反而在不断经历战火洗礼的过程中,坚持办学发展,呈现出顽强成长的生命活力,培养出一大批在我国医学史和高等医学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影响的医学专家和精英。梳理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历史,理清其发展成长道路,探究其旺盛生命活力渊源,挖掘其办学特色在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中对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作用,探索其对我国当前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启示,不仅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意义。诚然,历史的研究需要大量详实的史实资料支持。当前对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历史和办学特色的研究,在国内外还处于空白阶段,由于研究资料的数量和研究认识的深度尚存在不足,本论文着重采用了文献调研、现地勘察和深入访谈等研究方法,通过广泛采集、系统梳理、深入分析所掌握的原始资料,力争真实而全面的呈现国立中正医学院的办学历史,总结凝炼其办学特色,并进一步探讨其对推动当前及未来一个阶段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启示。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与方法、基本概念的界定。文献综述了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特色研究的现状,提出了研究的重要历史意义,界定了中华民国、高等医学教育、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状况、办学特色等相关概念,从整体上探讨了课题研究思路,提出具体研究方法,设计了研究技术路线。第二部分是对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历史的研究。从分析国立中正医学院建立的社会背景入手,探索了国立中正医学院成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通过史料线索追溯,梳理和探究了国立中正医学院成立后的校址变迁路线,勾画出国立中正医学院建立后的整体发展变迁路线图。第三部分是对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状况的研究。对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治校理念与培养目标进行了挖掘和总结。通过史料整理,对国立中正医学院的课程设置情况、师资力量情况、教员授课特色、学生成绩及淘汰管理、人才培养质量情况、教学管理情况以及校园文化建设进行历史再现,为下一步凝炼办学特色提供依据。第四部分是对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特色的凝炼。通过对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状况的梳理总结,研究归纳出其中所透视出来的带有普遍规律和特点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国立中正医学院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和无私奉献的办学思想,谋求发展的世界眼光,百折不饶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以及追求卓越的理想信念等独特的办学特色。第五部分是对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特色对现代医学教育改革借鉴与启示的探讨。立足于对当前生命科学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带来的形势任务分析,探讨了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特色对军医大学和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启示。第六部分是全文总结。主要对整个论文研究进行了概况性总结,提出了研究创新点和不足部分,并对下一步的深入研究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姬凌辉[8]（2015）在《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文中认为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除了物质与制度方面的引入外,还有隐而不彰的知识与理论的交流,中国近代细菌学说史即是其中重要一环,对中国近代细菌学引入概况的探讨也是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题中之义。鸦片战争以前,中西医学仅仅是通过极少数耶稣会士互相交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条约口岸的逐渐建立和传教士医学传教行为的逐渐合法化和内地化,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最先走向世界的一批国人在日记中对显微镜、细菌均有零散记载,细菌由此渐入国人视野。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之间,沿海地区的报刊、杂志等知识传播媒介和翻译馆、医学院校、书院等知识传授机构是细菌学知识的主要引介载体。1894年广东和香港发生的鼠疫检验了时人的防疫手段和观念。虽然鼠疫杆菌的发现消解了鼠疫的神秘感,但是在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下,中西医未能有效控制疫情和病情,这反映出细菌学说形成初期尚未能影响当时的医疗技术。清末十年,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和留日学生对细菌学说译介所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时国人对细菌学知识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复合。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让东北成为了当时国际医学专家的实验场,东北鼠疫的防治与肺鼠疫杆菌的发现均具有国际性。瘟疫除了带给普通民众死亡的恐惧感之外,还带动了细菌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新文化运动期间,人们对细菌学的认识已经从腺鼠疫杆菌、肺鼠疫杆等菌种扩大到对细菌的性质、分类、培养、作用等知识的系统把握,并呈现出由专业知识走向工农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趋势。1917—1918年华北地区暴发了严重的腺鼠疫,虽然有东北鼠疫的防疫经验可资借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防疫工作窒碍难行。1919年中央防疫处正式成立,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完整建制、系统运作的中央级卫生防疫机构。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中央防疫处从最初的“一处三科”演变为“一处二室三科”。虽然它在1919年全国性霍乱中仅能维持京畿一带的防疫工作,但是随着人事和职能的日益完善,其影响渐及全国。总之,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历经晚清政府、民初北洋军阀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历史时期,其大体随清末民初历次重大疫情不断变动,与当时的国家与社会变迁亦有内在关联,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知识引介到制度构建的“在地化”过程,在中国大地上画出一张从通商口岸到东北三省,从东北三省到晋绥直隶,从晋绥直隶再到全国各地的文化版图。
张小龙[9]（2014）在《医学统计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1840-1937）》文中研究说明医学统计事业是近代公共卫生与流行病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近代中国有一个漫长的起步、发展以及完善的过程,并对中国的医学科学与卫生建制产生了较大影响。与整个西方医学在华传播历程一样,医学统计事业受复杂的外来因素影响。它随着欧洲势力向中国的扩张,与殖民者操控的海关产生了密切联系。并伴随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医学统计实践的主体、方式及原因等都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正文部分主要从四点进行梳理和分析：首先是考察了1840-1911年医学统计在中国的起步过程。通过对晚清催生医学统计概念与实践的多种因素进行挖掘,发现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传教士医生的医疗实践、海关统计制度的推动以及晚清社会变革的自我需求等三个方面。而晚清的医学统计活动又可划分为传教士医生的个人行为、海关主导的制度化行为、清政府的自主行为三个时期,并揭示了依据不同的时期,他们开展医学统计的目的、实施的侧重点都不尽相同。最后论述了晚清医学统计的成果与影响。基于持续的调查与研究,传教士医生与海关医务官在医学统计工作上取得了丰富成果。虽然清末政府在医学统计事业上起步较晚,但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主动参与其中也是历史的进步。其次是探讨了1912-1927年医学统计的初步发展。在卫生行政方面,无论是从官制的设置来看,还是从卫生行政法规的颁布来看,北洋政府的卫生行政基本是处于警察制度的管辖范围。虽然强化了警政管理卫生的职能,但是实践中存在许多弊端。在卫生统计机构的建立方面,由于卫生行政沿用了清末巡警旧制,导致国家卫生机构设置不健全,把统计职能引入卫生行政中主要以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为代表,无法在地方普及。在统计活动的开展方面,通过对中央和代表性城市的考察,发现警察体系下传统的调查与统计方式控制着居民的生命轨迹,统计中存在许多遗报、漏报现象。在传染病调查统计方面,民国初传染病流行频繁且危害巨大,政府颁布了法定传染病条例,中央防疫机构开始对全国发生的重大传染性疾病进行常规性的信息收集和统计工作。再次是对1928-1937年医学统计的开拓与完善进行了考察。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卫生部,中央和地方的卫生行政体系逐步完善,卫生法规和统计职能都得到了完善和加强。从参与主体来看,参与统计的主体除了卫生行政机构,还包括医疗服务机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众多医务人员等。从统计方式来看,由于卫生行政职能的扩展,参与统计实践的主要以专业的卫生行政机构为主体,受过训练的稽查员或统计调查员逐步被应用其中,数据的可靠性和专业化的程度得到提升。从传染病的统计来看,民国中后期,国内传染病流行态势依然很严峻,卫生部成立后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实施细则》,中央和地方卫生机构对传染病调查和统计做出多次加强与改进。最后主要就近代医学统计实践的影响进行讨论。医学统计的实践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促进传染病报告、普及传染病知识；了解疫病分布、种类与伤亡；促进预防医学与疾病分类学的发展；促进公共卫生事业进步、了解入口增长态势以及引导社会福祉发展等等。文章通过梳理和总结发现：作为始终困扰人类健康主要因素的传染病,是近现代医学统计工作的重心之一；医学统计是完善现代防疫体系、发展预防医学的关键；国家力量是推动医学统计事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死因统计是近代医学统计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现代公共卫生行政的重要议题等几个方面。
施亚利[10]（2013）在《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血吸虫病最早在日本发现。中国从1905年起,陆续从病原学证实有血吸虫病流行。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使用“血吸虫病”这个病名,但是,传统医典中有大量的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血吸虫病在江苏流行历史悠久,流行范围广泛,造成的危害性大。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江苏省卫生处在吴县木渎镇建立了苏南地方病防治所,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防治工作未超出草创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华东当局首先发现血吸虫病在江南一带流行严重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南京市、苏南区、苏北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初步展开,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1953-195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现血吸虫病在我国长江流域造成的极大危害。1955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宣告成立,长江流域十二个省市建立了血防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制定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措施,召集有关高等院校及科学研究单位的专家、教授开会,解决了防治的技术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中共中央对防治工作的正确领导,使全国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江苏建省后,贯彻执行了华东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不仅制定了防治工作的规划,提出了 1956-1958年的防治工作计划,而且对血防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江苏省的群防群治工作随即展开,防治工作在全国率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开始了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要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更快的速度来进行,为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发出“鼓足革命干劲,全面跃进,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提出了血防“大跃进”的目标,鼓励各地打破常规,树立“血防跃进”典型,发动了“血防大跃进”。江苏省委积极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江苏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随即出现了大跃进运动。整个运动可以分为“空前跃进”、“继续跃进”和“持续进行”三个阶段。血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跃进后却留下了不少的问题,如:机构裁撤,人员裁减,血防工作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螺情、病情大幅度回升,急性感染非常严重;建国初年血防工作中形成的科学工作方法和踏实作风多被破坏;三年经济困难使政府主要应对浮肿病或其他疾病,血吸虫病疫情雪上加霜。大跃进过后,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各省市,由于粮食紧张,浮肿、消瘦等疾病突出,群众都忙搞生产,防治浮肿病,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逐渐放松。血吸虫病疫情的快速回升和急性感染的不断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健康和当地的农业生产。这些现象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后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作出调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从1961年初陆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血防工作调整”方针,并且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调整。江苏省党政当局随即贯彻执行,调整了血防工作的总目标。1961-1965年,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的调整（1961、1-1962、5）、重点阶段的调整（1962、5-1963、12）和后期阶段的调整（1963、12-1965）。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功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左”的路线的影响,1964-1965年,江苏省在血防工作中贯彻“阶级观点”。“血防工作调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一部分,是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推行,它逐渐偏离了调整的轨道。1966-1967年,江苏省按照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制定的工作计划,对各项防治工作进行部署。1967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血防战线,江苏省的血防工作陷入停滞。1970年,由于疫情再度严重,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专门文件。从1970到1973年,江苏省的防治工作再度重启。1976年10月,江苏省在防治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宣布全省实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二、第四届中华医学会地方病学会学科组委员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四届中华医学会地方病学会学科组委员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民国医学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背景与意义 |
| 2.文献综述 |
| 3.论文的主要内容 |
| 4.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部分 《民国医学杂志》创办及发展历程 |
| 1.民国时期的医学发展状况 |
| 1.1 近代医学知识的传播 |
| 1.2 医学杂志的兴起 |
| 2.杂志创办及发展 |
| 2.1 《民国医学杂志》的创办 |
| 2.2 《民国医学杂志》的发展 |
| 3.杂志特点 |
| 3.1 《民国医学杂志》形态 |
| 3.2 《民国医学杂志》主要栏目 |
| 3.3 《民国医学杂志》征稿与稿酬 |
| 4.创办人与编辑队伍 |
| 4.1 侯毓汶及其团队 |
| 4.2 阎德润及其团队 |
| 5.影响与作用 |
| 5.1 医学研究成果的专业化呈现 |
| 5.2 医学界消息的传播平台 |
| 6.小结 |
| 第三部分 民国时期医学学术发展状况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分析 |
| 1.《民国医学杂志》刊载学术论文概况 |
| 2.《民国医学杂志》刊载医学学术论文分析 |
| 2.1 基础医学 |
| 2.2 临床医学 |
| 2.3 公共卫生与防疫 |
| 2.4 中医学 |
| 3.主要作者 |
| 3.1 侯宗濂 |
| 3.2 金宝善 |
| 3.3 石增荣 |
| 3.4 刘曜曦 |
| 3.5 冈西为人 |
| 3.6 周颂声 |
| 4.小结 |
| 第四部分 传媒视角的医疗与社会的互动研究:基于杂志广告的分析 |
| 1.《民国医学杂志》广告概述 |
| 1.1 《民国医学杂志》广告刊登价格 |
| 1.2 《民国医学杂志》广告类型 |
| 2.《民国医学杂志》医药广告与社会文化 |
| 2.1 补药广告与医疗观念 |
| 2.2 西药入侵与文化融合 |
| 2.3 常见疾病与社会环境 |
| 3.小结 |
| 第五部分 民国伪满时期医学政策及医事活动研究:基于医学消息的分析 |
| 1.《民国医学杂志》刊载消息类型 |
| 2.民国时期医学教育状况研究——以北京医专学潮事件为例 |
| 3.民国伪满时期医学学术团体研究——以奉天医学会为例 |
| 4.民国伪满时期医学政策研究——以医师考试令为例 |
| 5.小结 |
| 第六部分 结语 |
| 本文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介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学会发展问题研究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问题及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学会和社会组织 |
| 2.1.2 服务型政府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资源依赖理论 |
| 第3章 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及原因 |
| 3.1 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现状 |
| 3.1.1 开展党建工作 |
| 3.1.2 承接政府职能 |
| 3.1.3 积极服务会员 |
| 3.1.4 获取运营资金 |
| 3.1.5 多方监督管理 |
| 3.2 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存在问题 |
| 3.2.1 政社分离缓慢 |
| 3.2.2 依赖政府性强 |
| 3.2.3 内部管理滞后 |
| 3.2.4 社会地位不高 |
| 3.3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3.1 政社不分历史传统 |
| 3.3.2 过分依靠政府资源 |
| 3.3.3 缺乏完善管理机制 |
| 3.3.4 学会公信力不足 |
| 第4章 国内外学会发展经验借鉴 |
| 4.1 国内学会发展经验 |
| 4.1.1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
| 4.1.2 上海市医学会 |
| 4.2 国外学会发展经验 |
| 4.2.1 世界卫生组织 |
| 4.2.2 北美放射学会 |
| 4.3 启示 |
| 4.3.1 建立良好关系 |
| 4.3.2 增强调适能力 |
| 4.3.3 坚持学会宗旨 |
| 4.3.4 完善管理体系 |
| 第5章 完善学会发展的建议 |
| 5.1 明确功能定位 |
| 5.2 拓宽筹资渠道 |
| 5.3 提高管理水平 |
| 5.4 加强品牌建设 |
| 第6章 结论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人员列表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南天竹的生药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注释表 |
| 引言 |
| 综述 |
| 1 化学成分 |
| 2 药理研究 |
| 3 临床应用 |
| 4 讨论 |
| 第一章 、南天竹的形态组织学研究 |
| 1 材料 |
| 1.1 实验原料 |
| 1.2 实验仪器 |
| 1.3 实验试剂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3.1 形态特征描述 |
| 3.2 性状鉴定 |
| 3.3 显微鉴定 |
| 4 讨论 |
| 第二章 、南天竹根、茎、叶、果实中总多酚、总黄酮和总生物碱的含量测定. |
| 1 材料 |
| 1.1 原料 |
| 1.2 实验仪器 |
| 1.3 实验试剂 |
| 2 方法 |
| 2.1 总多酚含量测定方法学考察 |
| 2.2 10批南天竹根、茎、叶、果实中总多酚含量测定 |
| 2.3 总黄酮含量测定方法学考察 |
| 2.4 10批南天竹根、茎、叶、果实中总黄酮含量测定 |
| 2.5 总生物碱含量测定方法学考察 |
| 2.6 10批南天竹根、茎、叶、果实中总生物碱含量测定 |
| 3 小结与讨论 |
| 3.1 小结 |
| 3.2 讨论 |
| 第三章 、南天竹不同药用部位对三氧化二砷肾毒性与肝毒性的保护作用 |
| 1 材料 |
| 1.1 药物与试剂 |
| 1.2 动物 |
| 1.3 仪器 |
| 2 方法 |
| 2.1 实验药物制备 |
| 2.2 动物分组、给药方法与模型建立 |
| 2.3 实验大鼠生物样品采集 |
| 2.4 指标检测与方法 |
| 2.5 肝脏及肾脏组织病理切片的观察 |
| 2.6 统计学处理 |
| 3 结果 |
| 3.1 各组体重变化与肾脏系数的测定 |
| 3.2 各组大鼠Ucr及 Ccr的变化 |
| 3.3 各组大鼠肾脏及肝脏匀浆中MDA、CAT、SOD水平的变化 |
| 3.4 大鼠肾脏及肝脏组织的病理变化 |
| 4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答辩委员会名单 |
（6）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状况及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言 |
| 1.1 选题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2 当前研究现状 |
| 1.3 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与方法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国立中正医学院的建立、发展与迁址办学史研究 |
| 2.1 国立中正医学院的建立背景 |
| 2.2 国立中正医学院的建立情况 |
| 2.3 国立中正医学院的历次变迁史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状况研究 |
| 3.1 国立中正医学院的办学治校理念和教育目标 |
| 3.2 国立中正医学院人才培养 |
| 3.3 国立中正医学院教学管理 |
| 3.4 国立中正医学院文化建设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特色研究 |
| 4.1 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特色的凝炼 |
| 4.2 为国家和民族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担当 |
| 4.3 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开放包容的办学精神 |
| 4.4 严谨治学的办学态度 |
| 4.5 追求卓越的办学方向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特色对现代医学教育改革的借鉴与启示 |
| 5.1 我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面临的形势任务及发展趋势 |
| 5.2 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特色的当代启示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文总结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研究局限 |
| 6.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国立中正医学院的办学历程及办学特色探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 附录 2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8）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医疗史的兴起 |
| (二) 细菌学说史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选题价值及主要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选题价值 |
| (三) 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医学概况与早期出洋国人的观察 |
| 一、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公共卫生学 |
| 二、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医学 |
| (一) 温病学说的形塑和发展 |
| (二) 医事制度、医学教育与分科 |
| 三、如蝎如蟹:使西日记中的观察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甲午战争前后细菌概念的引介与通商口岸防疫的改进 |
| 一、19世纪中后期通商口岸传教士对细菌概念的引介 |
| (一) 通商口岸医学传教士对细菌概念的译介 |
| (二) 通商口岸非医学传教士对卫生知识的译介 |
| 二、避疫·检疫·治疫:1894年香港鼠疫与鼠疫杆菌 |
| (一) 1894年香港鼠疫与港口检疫的推行 |
| (二) “气”与“细菌”:中西医抗击鼠疫的不同方法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时期细菌学知识的传授与东北鼠疫的防疫实践 |
| 一、清末教会医学院校对细菌学的传授和留学生的译介 |
| (一) 教会医学校的细菌学教育 |
| (二) 留学生对细菌学的译介——以留日学生为中心 |
| 二、细菌学与宣统鼠疫期间东北的卫生防疫 |
| (一) 鼠疫、报刊与知识:《盛京时报》中的细菌学 |
| (二)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议报告》中的细菌学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细菌学知识的推广与晋绥鼠疫的防控 |
|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细菌知识的推广 |
| (一) 细菌学专业知识的译介 |
| (二) 细菌学知识与生产、生活之关系 |
| 二、1917-1918年鼠疫的防治与新文化运动时期防疫观 |
| (一) 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 |
| (二) 清洁与消毒:以《大公报》为中心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中央防疫处的设置与细菌学知识传播和实践的一体化 |
| 一、中央防疫处的设立及沿革 |
| 二、中央防疫处防治传染病与细菌学知识的应用 |
| (一) 上海与京畿:1919年霍乱防治的两个面相 |
| (二) 预防传染病与接种疫苗 |
| 三、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硕士) |
| 致谢 |
（9）医学统计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内涵与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现状与资料来源 |
| 1.3 研究方法、内容、创新 |
| 第二章 医学统计的起步(1840-1911) |
| 2.1 晚清医学统计产生的原因 |
| 2.1.1 传教士医生实践的影响 |
| 2.1.2 海关统计制度的推动 |
| 2.1.3 晚清社会变革的需求 |
| 2.2 晚清医学统计活动的开展 |
| 2.2.1 传教士医生的个人行为(1840-1860) |
| 2.2.2 海关主导下的制度化行为(1860-1900) |
| 2.2.3 清政府的自主行为(1900-1911) |
| 2.3 晚清医学统计的成果与影响 |
| 2.3.1 成果 |
| 2.3.2 影响 |
| 第三章 医学统计的初步发展(1912-1927) |
| 3.1 北洋政府体制下的卫生行政 |
| 3.1.1 警察行使卫生行政职能 |
| 3.1.2 卫生行政法规的颁布 |
| 3.1.3 警察卫生行政的社会功效 |
| 3.2 卫生统计机构的建立 |
| 3.2.1 统计机构建立的背景 |
| 3.2.2 统计机构的设置 |
| 3.2.3 统计机构建立的意义 |
| 3.3 统计活动的开展 |
| 3.3.1 统计实施概况 |
| 3.3.2 统计数据的可靠性 |
| 3.3.3 医学统计事业发展的整体性评价 |
| 3.4 传染病调查统计 |
| 3.4.1 民初传染病流行概况 |
| 3.4.2 传染病法规的颁布 |
| 3.4.3 传染病调查的实践 |
| 第四章 医学统计的开拓与完善(1928-1937) |
| 4.1 医学统计拓展的有利因素 |
| 4.1.1 卫生行政的扩展 |
| 4.1.2 统计职能的加强 |
| 4.1.3 卫生法规的完善 |
| 4.2 参与主体的多样化 |
| 4.2.1 卫生行政机构 |
| 4.2.2 科学研究机构 |
| 4.2.3 医疗服务机构 |
| 4.2.4 医务人员 |
| 4.3 统计方式的转变 |
| 4.3.1 卫生行政的专业化 |
| 4.3.2 统计方式的专业化 |
| 4.3.3 产生效果 |
| 4.4 传染病统计的加强 |
| 4.4.1 国民政府时期传染病流行概况 |
| 4.4.2 传染病法规的完善 |
| 4.4.3 传染病统计的实施 |
| 第五章 医学统计的影响 |
| 5.1 促进传染病防治 |
| 5.1.1 促进传染病报告,普及传染病知识 |
| 5.1.2 了解疫病分布、种类与死亡 |
| 5.1.3 推动科学防疫 |
| 5.2 有利于医学科学发展 |
| 5.2.1 促进预防医学发展 |
| 5.2.2 促进疾病分类与死因分类发展 |
| 5.3 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 |
| 5.3.1 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
| 5.3.2 了解人口增长态势,引导社会福祉发展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国家力量是推动医学统计事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
| 6.2 医学统计是完善现代防疫体系、发展预防医学的关键 |
| 6.3 作为始终困扰人类健康主要因素的传染病,是现代医学统计工作的重心之一 |
| 6.4 死因统计是近代医学统计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现代公共卫生行政的重要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问题说明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目的与路径选择 |
| 五、资料的使用 |
| 第一章 1949年以前血吸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流行史 |
| 一、医学界发现和证明血吸虫病的经过 |
| 二、病原与病症 |
| 三、传统医典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江苏省的防治情况 |
| 一、江苏境内的流行状况 |
| 二、江苏当局的血防活动 |
| 第二章 1953年建省之前的血防工作（1949-1953）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一、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第二节 华东当局发现疫情的过程与措施 |
| 一、发现的过程 |
| 二、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江苏三地防治工作的启动 |
| 一、南京市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二、苏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三、苏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开展血防工作的决策与部署 |
| 一、中央核心层发现疫情严重的过程 |
| 二、建立血防工作的领导机制 |
| 三、制定防治工作方针和计划 |
| 四、开展对血吸虫病的研究 |
| 五、解决防治的技术问题 |
| 六、典型经验的推广 |
| 第四章 “一五”时期江苏省的群防群治(1953-1957) |
| 第一节 省当局对中央方针的执行 |
| 一、江苏建省的过程 |
| 二、对华东局血防工作指示的执行 |
| 三、制订1956-1958年的工作计划 |
| 第二节 科研工作的部署与开展 |
| 一、科研机构的成立与工作部署 |
| 二、科研工作的开展 |
| 第三节 血防经费的管理 |
| 一、血防经费的管理规定 |
| 二、经费执行情况的调查 |
| 三、经费管理办法的调整 |
| 四、医疗欠费问题的解决 |
| 第四节 群防群治的展开 |
| 一、治疗 |
| 二、灭螺 |
| 三、管理粪便 |
| 四、水源管理 |
| 第五章 中共中央发动“血防大跃进 |
| 一、提出血防“大跃进”的目标 |
| 二、对各地党委的要求 |
| 三、鼓励各地打破常规 |
| 四、树立“血防跃进”典型 |
| 第六章 江苏省的“血防大跃进”(1958-1960) |
| 第一节 省“血防跃进”的目标 |
| 一、“纲要”颁布后的江苏计划 |
| 二、中央目标提出后的江苏规划 |
| 第二节 推动“血防大跃进”的举措 |
| 一、宣传血防大跃进的必要性 |
| 二、明确各级党委的责任 |
| 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
| 四、树立医疗跃进典型 |
| 五、推广快速疗法 |
| 六、放宽治疗对象与修改经费管理 |
| 第三节 “血防大跃进”的三个阶段 |
| 一、“空前跃进”阶段 |
| 二、“继续跃进”阶段 |
| 三、“持续进行”阶段 |
| 第四节 成绩分析与遗留问题 |
| 一、成绩分析 |
| 二、遗留问题 |
| 第七章 中共中央的“血防工作调整”方针 |
| 一、血防工作调整的原因 |
| 二、血防工作调整方针的内容 |
| 三、为贯彻调整方针采取的措施 |
| 第八章 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1961-1965) |
| 第一节 总目标的调整 |
| 第二节 初期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1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开展灭螺工作的试点 |
| 三、积极治疗 |
| 四、重抓粪便管理 |
| 第三节 重点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2-1963年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防治队伍 |
| 三、进行防病再教育 |
| 四、组织查螺 |
| 五、把责任落实到生产队 |
| 六、合理解决报酬问题 |
| 七、抓好预防工作 |
| 第四节 后期阶段的调整 |
| 一、1964-1965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领导班子 |
| 三、树立血防战线上的样板 |
| 第五节 血防研究的进展 |
| 一、科研工作的部署 |
| 二、治疗及预防药物 |
| 三、查螺灭螺方法研究 |
| 四、急性感染研究 |
| 第九章 尾声:“文革”期间的江苏血防工作(1966-1976) |
| 第一节 前期防治工作(1966-1967) |
| 第二节 后期血防工作的重启(1970-1976) |
| 结语 |
| 一、中央政府的决策作用 |
| 二、不同时期社会动员的效益 |
| 三、不同阶段医疗福利制度的功能 |
| 四、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第四届中华医学会地方病学会学科组委员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民国医学杂志》研究[D]. 郭薇薇.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01)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4]学会发展问题研究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为例[D]. 田力. 东华大学, 2020(01)
- [5]南天竹的生药学研究[D]. 孙菡.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19(02)
- [6]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7]国立中正医学院办学状况及特色研究[D]. 王媛. 第三军医大学, 2015(05)
- [8]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D]. 姬凌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9]医学统计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1840-1937）[D]. 张小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4(12)
- [10]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D]. 施亚利. 南京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