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危机与政策危机——以印尼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永香[2]（2021）在《G20与非洲的贸易格局演化及贸易潜力分析》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贸易逐渐成为国家或地区对外交往的重要行为和衡量其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非洲因其重要的地缘区位、丰富的各类资源、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在国际政治舞台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争取的重要对象。G20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且其成员不仅考虑到地域分布,还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量比例均衡,因而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分析G20与非洲的贸易格局及潜力,既可了解世界大国与非洲贸易合作的相关进展,还可以给中国如何更好的与非洲开展贸易合作提供一些启示。因此,对G20与非洲贸易格局及潜力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选题。本文在对非洲经贸发展进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一是从贸易规模、贸易净额、贸易增速和贸易结构四个方面分析了G20与非洲的贸易格局;二是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贸易互补指数、显示性优势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进一步对G20与非洲贸易的互补性与竞争性进行分析;三是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G20与非洲的贸易潜力进行测度分析;四是根据研究的相关结论,提出中国对非洲贸易的相关启示。通过研究发现:第一,自G20成立以来,与非洲的贸易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快速增长、下滑调整、下降和启稳回升四个阶段。从贸易规模来看,北非、南非和西非是G20与非贸易的主要区域,G20成员中的欧盟、中国、印度、法国、美国等成员是与非贸易的主力军。通过贸易净额的分析发现,总体上G20与非洲贸易净额以低贸易逆差和低贸易顺差为主,双边贸易发展总体较为均衡。由于贸易基数和对非政策的差异,发展中国家性质的G20成员与非洲贸易增速快于发达国家性质的成员。发展中国家性质的成员对非出口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资源产品、低技术产品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发达国家性质的成员对非出口主要集中在中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G20从非洲进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第二,由于各成员对非贸易政策的差异,G20与非洲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强弱不一,且随时间不断变化。具体情况如下:（1）从G20各成员角度看,共有9个成员在研究时段内与非贸易联系紧密;从各次区域角度看,G20与中非的贸易联系最紧密。（2）G20中技术产品（加工业）与非洲的贸易互补性最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性质的成员与非贸易互补的产品和强度有区别。（3）从具有竞争力产品的数量看,法国和欧盟对非出口具有的竞争优势最强;从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及该产品具有的竞争力强弱来看,G20各成员各具优势。（4）从市场相似度角度看,中国和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韩国、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欧盟对非洲出口竞争较为激烈,竞争主要集中在中技术产品（工程行业）、低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其他）三类产品;从各次区域角度看,在北部非洲和南部非洲中国和土耳其的竞争最激烈,在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地区中国和意大利的竞争最激烈,在西部非洲地区中国和印度竞争最激烈。第三,G20与非洲贸易潜力巨大,具体可以分为潜力开拓型和潜力巨大型两种类型,其中属于潜力开拓型的有16个成员,属于潜力巨大型的有4个成员。G20与非洲各次区域贸易潜力巨大,且与各次区域贸易潜力大小各不相同,与东非的贸易潜力最大,之后是西非、南非、北非、中非。在非洲各次区域里G20成员具有的贸易潜力大小不一,G20成员中同一成员在非洲各次区域具有的贸易潜力也有所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国家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中非如何更好发展贸易的对策建议。
孙彤彤[3]（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马梦菲[4]（2021）在《美国对外教育援助模式研究》文中指出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教育援助,为受援国提高其教育发展能力和教育总体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教育援助的国家,援助规模大、援助金额多,并且及时建立起官方援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其对外教育援助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国际教育援助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模式进行分析,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我国参与国际教育援助,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有效的教育援助具有实践指导意义。本论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首先通过梳理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政策变化,发现其对外教育援助政策随着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经历了初期发展阶段、调整改革阶段和深入发展阶段,逐渐完善,发展到今天具有以下特点:援助总量巨大、活动丰富,援助依据一定的原则进行和援助重点领域为儿童和青年成长。然后,本文分别从援助动机、援助实施概况和援助后期评估三个方面分析美国对别国教育发展所提供的经济援助模式、人员配置模式和援建学校模式,探究美国对外教育援助模式。研究发现,美国对外教育援助在经费提供、人员配置和援建学校三方面的动机虽然都是为了通过教育和学习改善受援地区的生活,但是又因这三方面的针对性不同,各有其专门的动机。本章具体通过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经费来源、经费去向和成本预估;志愿者的选择与培训、志愿者的教育活动和归国志愿者的后期安排;援建学校惠及学生规模和教师职前培训来具体探讨三种模式的援助实施概况。其次,因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全部属于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故选择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实施的各种教育援助项目对其教育援助实践进行案例分析,进一步探究美国的对外教育援助模式。研究发现,美国在实施对外援助工作的过程中,包括对东南亚的教育援助工作,使用了自动化指令系统201中规定的“项目周期模式”对援助工作的流程进行指导。再次,通过对美国对外教育援助模式的探究,并结合受援国所接受教育援助的实际效果,从中总结美国对外教育援助具有注重评估的重要作用、重视与当地伙伴的合作以及致力于促进受援地区的自力更生的特征。与此同时,也存在对援助地区的文化了解不足、援助过程中输出美国价值观以及始终以实现美国利益为根本的问题。最后,我国作为教育援助的新兴援助国,对外援助历史短且经验不足,在近三年刚刚建立起我国的对外援助机构。美国的对外教育援助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地区进行独具中国特色的对外教育援助提供启示,即通过完善我国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发挥顶层设计作用;加强对外教育援助信息数据平台的构建,促进理解与支持以及注重提升受援国的“造血”能力,真正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国家走向自力更生。
孙艳晓[5]（2021）在《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国际援助体系的变革,三方合作作为沟通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桥梁,正呈现由小众议题发展成为主流议题的趋势。不同于经合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寄希望于通过三方合作将新兴援助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的立场,新兴援助国的态度则相对复杂。其中,印度的案例具有一定特殊性。印度拒绝接受传统援助国的援助理念与规范,与传统援助国开展三方合作似乎并不符合其逻辑,然而曾经偏于边缘的三方合作正在成为其对外援助的重要选项,从冷战时期的有限参与,到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后的谨慎开放,再到莫迪上台之后一系列三方合作文件的签署和大型旗舰项目的推进,印度主动布局三方合作的趋势愈加明显。印度看似相悖的行为背后是基于多重诉求形成的逻辑自洽。脆弱的国内基础限制了印度援助政策的选择,也赋予三方合作以解决国内发展问题的内在动力。印度视南亚地区为休戚相关的国际舞台,主导地区事务的诉求与自身处境的落差促使印度探索在可控范围内借重域外力量实现地区主导权的可能性。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紧迫感使印度将三方合作视为在南亚与中国对抗、在非洲与中国竞争的战略工具。而提升对外援助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渴望进一步激发了印度对三方合作的期待。印度的三方合作以传统和创新两种形式进行。传统形式上,一是将美国和英国视为最重要的传统援助国合作伙伴,主要面向南亚和非洲开展三方合作,二是以印巴南基金和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基金为典型,面向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开展由南方国家主导的三方合作。创新形式上,印度主要以搭建三方合作平台的形式凸显自己的主导地位,亚非增长走廊是印日发起的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平台,国际太阳能联盟是印法发起的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平台,而抗灾基础设施联盟是印度发起和主导的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平台。从冷战初期的零星参与到莫迪上台之后对传统形式三方合作的积极推进和三方合作平台的搭建与主导,印度开展三方合作的战略性日渐明朗化。印度在开展三方合作时展现出一定特殊性。一是合作伙伴的偏好。传统援助国是印度的主要伙伴,联合国机构次之。相较而言,联合国机构相对中立,而与传统援助国合作则情况相对复杂。二是合作形式的创新。除了参与传统形式的三方合作,印度十分注重合作平台的搭建,印度以“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的指挥棒”自居,以此凸显自身的主导地位。三是援助对象的差异。印美合作重点指向南亚,印英合作主要面向非洲,印日合作呈现战略布局态势,印度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面向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四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印度开展三方合作时以国家为主导,同时注重利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智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相对优势,调动更多资源。印度的三方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印度而言,在部分项目中印度既是援助国也是受援国,合作对其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印度在援助能力建设上有所推进,但是合作的政治化使得地区形势复杂化;对受援国而言,合作中受援国的参与度较高,并获得了一定收益;从援助方的协调配合来看,对主要案例的分析显示印度和合作伙伴基本实现了优势互补,并在部分项目中呈现战略对接态势。但与此同时,援助理念与规范的不相容、项目的可持续性、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瓶颈以及合作的过度政治化等问题成为合作继续推进的掣肘。
周岩[6]（2021）在《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整体关税水平的下降,生产环节的可分解性和中间产品的可贸易性日趋增强,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铺陈开来,掀起了一场“全球生产链革命”。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迅猛发展大幅降低了国际分工的参与门槛,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争相涌入来分享全球化红利。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2013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发展报告》显示,基于GVC的贸易量已占全球贸易总量的80%,GVC对发展中国家GDP的平均贡献率更是达到惊人的30%,可以说GVC已经完全渗透到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角落,俨然成为引导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重大结构性失衡”之中,即世界经济失衡和区域经济失调的问题依然凸出,严重制约中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这一双重失衡的原因错综复杂又众说纷纭,而日益兴起的GVC正好为解释和化解这些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为此,本研究将基于GVC分析框架,从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展示中国融入GVC空间差异的全景图,并试图寻找到转变GVC融入方式、缩小国家间和地区间差距的可行路径,以求利用GVC力量来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本文由八章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从理论研究角度回顾了GVC理论化和模型化之路,从应用研究角度评述了中国GVC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的现况。第三章为理论机理,系统性梳理了相关理论基础,探讨了内在的逻辑关系与作用机理,为GVC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第四章至第七章为本文主体部分,围绕GVC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这一主题分别从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第四章采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分别从贸易角度和生产角度剖析了中国融入GVC的异质性特征,描绘了GVC的来源和去向,回答了中国与世界各国GVC差异体现在何处的问题。第五章继续聚焦于全球层面,主要探讨影响GVC攀升的全球性因素和国别性因素,揭示了创新驱动价值链攀升的作用路径,提出了构建包容协调GVC的空间路径。第六章将研究视角从全球层面转向区域层面,在对Baldwin（2001）局部溢出模型拓展的基础上,研究了GVC的中间品关联效应,揭示了GVC与地区收入差距的逻辑关系,并以部门从业人员区位商为权重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进行结构性匹配,据此分析各个省份上下游关联强度的时空差异,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中间品关联效应及其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第七章从产品质量视角出发进一步完善了GVC的协调机制,同时为理解GVC对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提供了微观基础。该章揭示了GVC与地区质量差距的逻辑关系,并采用中国海关微观数据描绘了各个省份出口产品质量的时空差异,同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GVC产品质量效益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回答了如何通过GVC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问题。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归纳主要的研究结论,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在全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在全球视域下,中国与世界各国GVC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增加值结构的优劣、上下游角色的高低、跨境次数的多寡等方面。从贸易角度看,在中国总出口的垂直专业化中以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据了半壁江山,而美国、德国和日本主要来源于以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贡献。从生产角度看,中国制造业的前向融入度普遍低于后向融入度,以化学品、机械设备、汽车为代表的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前向融入度更是在所有样本国家中排名末尾,反映了中国扮演的是下游生产者角色而非上游供应者角色。中国中间品的跨境次数少,主要以浅度分工模式参与GVC,德国和日本则以深度分工模式为主,中国汽车制造业深度分工的数值远低于德国和日本,就连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的深度部分也落后于德国。其次,技术创新是缩小GVC地位差距、促进GVC协调发展的核心因素。通过对比GVC影响因素的系数大小和显着性水平可知,技术创新是世界各国攀升价值链的核心动力和普遍经验,而自然资源禀赋对GVC融入方式转变具有抑制作用,启示中国攀升价值链需要跳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陷阱”。此外,中国与日韩、俄罗斯、欧盟等国家间的中间品出口效率较低,有待发挥独特的地缘优势,扩宽贸易伙伴范围,进一步释放中间品出口潜力以缩小GVC地位差距。总之,推动技术创新变革、拓宽贸易伙伴范围是中国价值链攀升的关键。然后,在区域层面下,中间品关联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机制。中国各省域之间GVC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上下游关联强度的异同,横向比较来看,沿海地区的中间品关联指数普遍高于内陆地区,纵向比较来看,各省份下游关联指数逐渐浅化,而上游关联指数逐渐深化和广化,上游关联效应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又由于空间效应的存在,GVC不仅对本地区产生直接效应,还会对邻近地区产生间接效应,传统未考虑空间因素的模型高估了下游关联效应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并且内陆地区下游关联指数的间接效应相对较大,表明内陆地区“价值洼地”的特征属性使得空间溢出效应更强、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最后,GVC的产品质量效应是缩小地区质量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有效机制。产品质量作为协调机制实施的重要保障,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哑铃状”结构特征。GVC的深化与广化对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着的差异,GVC深化通过规模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效应显着提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出口质量,而东部地区GVC的深化作用却日渐式微,反映了GVC深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一旦超过特定阈值时就容易诱发跨国公司“俘获型”的限制与阻击。GVC广化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和协同联动效应提升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出口质量。从总体上看,GVC深化与广化对于中部地区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最大,即产品质量效应最强,这样有助于填补哑铃的凹状空缺,从而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是丰富了现有研究对中国区域层面融入GVC的测度,首次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细分行业进行结构性匹配,对区域融入GVC进行大样本和长时段的测度,这为辨析各省份GVC发展趋势提供了新技术和新结论。同时,在研究视角上完善了GVC促进协调发展的分析视角,质性讨论与实证检验相结合,为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经济协调发展双重目标提供新思路和新动力,这也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田人渠[7]（2020）在《“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农业深度融入世界农业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进展,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耕地投资更是为我国和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带来了重大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多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在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但部分国家的农业生产仍以粗放式为主,农业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效益低,与我国农业生产要素高度互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具有互利共赢的基础及广阔的投资前景。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落实的关键时期,粮食安全、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安全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问题,已日渐成为制约各国农业发展的瓶颈,亦是现阶段我国与“一带一路”成员急需深入协同合作、共同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对外耕地投资作为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耕地资源状况、双边距离及制度环境等因素对我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影响机制,可以丰富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耕地投资领域的研究,为优化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耕地投资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参考。在理论方面,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来探究影响我国在沿线地区耕地投资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双边经济距离、东道国制度环境和耕地资源水平影响中国对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理论假说,拓展了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方面,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综合评价东道国2008-2017年的耕地资源水平,并采用东道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依存度测算双边经济距离,将这两个变量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等区位特征纳入实证模型中,实证分析中国在沿线国家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基于资源配置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国家的投资合作模式。本文的实证分析补充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耕地投资的经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一带一路”国家耕地资源各指标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在耕地评价指标体系中,可再生淡水资源和可灌溉农田面积所占权重较高,反映了耕地质量本身的相对重要性。（2）中国的耕地投资在区位选择阶段和投资规模决策阶段既有相同的影响因素,也有差异因素。在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阶段,我国倾向于选择具有较近的双边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政府腐败水平较低的国家。在投资规模决策阶段,东道国的耕地资源水平、腐败水平、农业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和地理距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东道国的耕地资源水平对我国耕地投资的吸引力会受到腐败水平的负向调节,而政府有效性和市场规模有助于强化耕地资源对我国耕地投资的促进作用。（3）沿线国家的区位特征差异较大,我国需要结合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开展差异化的耕地投资合作,在欠发达的地区注重保护水土资源及农户生计,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注重农产品流通和销售环节,加强企业与当地市场的联系,保证沿线地区耕地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谨慎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企业层面:（1）在“一带一路”区域,中国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应重点关注双边经济距离较近及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2）跨国耕地投资应注重对当地资源环境的保护,确保耕地投资的可持续发展;（3）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地制宜的开展耕地投资合作。政府层面:（1）缩短双边经济距离,为中国的耕地投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制定和完善国际耕地投资规则标准。有效识别东道国投资风险,降低企业对外耕地投资的不确定性。
刘笑晨[8]（2020）在《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海外投资保险发端于美国,随后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生根发芽。尤其是当时间跨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动性增速迅猛,复杂的政治风险伴随着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资机遇一同到来,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推动了海外投资保险的快速发展。中国一方面通过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为这些企业提供“安全保障”,即效仿发达国家,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然而,中国海外投资起步晚、经验少,导致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略显羸弱。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值得深入研究,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在中国土壤上成长遇到的藩篱更具研究价值。经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与数据统计,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病灶”已见端倪。在“对症下药”的过程中,本文针对重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与修缮海外投资保单展开研究,旨在促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全文分为八章,自研究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为起始,阐发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继而展开对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以及代位求偿权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讨论。最后运用经济学方法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保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最终落脚于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本文第一章探讨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界定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虽然海外投资保险起源于上世纪的美国,但是现在已有最新的发展变化。2018年,美国通过《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取代了运营近50年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这一最新变化源于美国对外发展政策从“援助”向“发展”的转变,这也在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时对东道国和投资者的要求上得以凸显。第二章分别就外交保护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展开论述。首先,诠释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基于外交保护是指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以国家名义为该国民采取的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结合海外投资保险,一是论证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发挥类政府机构职能,其承保的是政策性风险,属于“以国家名义”;二是关于“其他和平手段”,基于“非武力”的手段即可认为是和平手段,海外投资保险可以认定是和平手段。其次,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为载体揭示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聚焦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作为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目前,普遍形成了三种立法模式:混合式立法模式、合并式立法模式和分立式立法模式。结合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鲜有采用分立式立法模式的国家,即专门出台一部“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国家尚未出现。采用混合式立法模式的国家亦不多见,并且混合式立法模式存在立法“碎片化”的缺陷。绝大多数国家选择合并式立法模式,在合并式立法模式中,以美国等国基于将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与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合并立法和日本等国将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立法最具代表性。这二者对比之下,后者日本式合并立法模式更能够聚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宗旨并且满足追求立法成本与立法效率平衡统一的目标。第四章厘清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还是财产保险合同的疑问。挑战了国内学者通常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归入信用保险合同的观点。鉴于信用保险订立的初衷是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投保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的一种保险。当债务人无法履行到期债务,由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对应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如果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特许协议,则债务人是东道国,债权人是被保险人。换言之,只有当被保险人是子公司时,海外投资保险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是信用保险。如果母公司是投保人（被保险人）,那么此时的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仍然归于财产保险合同,子公司相当于母公司的财产载体。第五章阐述了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美式双边投资条约极少或未规定代位权条款,而是通过与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公司签订单独的协议。这一做法是有风险的。无论是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还是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均与东道国地位不对等,难以签署合作共赢的协议;即使签署了这类协议,其地位无法与条约相比,东道国的违约责任亦无法上升为国际法的国家责任。区域性条约之下的代位求偿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规定缔约国之间承认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二是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行使代位求偿权。二者相比较,后者更具优势。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亦存在困境。这是源于多边条约的缔约国千差万别,加剧了细节的难度,并且国家在外国法院放弃管辖豁免,并不意味着也放弃执行豁免。投资者母国国内的保险公司在行使代位权时,如果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行使代位求偿权可能会遭遇主体不适格的问题。第六章是“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实证研究。本章在经济学研究方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的帮助下,揭开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的严峻态势,尤以征收风险和战争风险最为严重。但是即便如此,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亦尚未得到投资者的足够重视。第七章是对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首先,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问题包括两个层面:国内立法问题和国际立法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模式的问题,后者是关于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问题。中国属于混合式立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散见于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之中,缺乏诸如分立式立法模式的专门性规范。缘此,在实践中不得不依赖于“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约束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国际立法问题在于“旧”。中国虽然签订了数量众多的双边投资条约,但是这些双边投资条约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多数签订于2000年以前。这些双边投资条约中未明确准入时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导致间接征收风险,最低待遇中的充分的保护与安全条款的缺陷亦导致投资者面对恐怖主义风险难以得到足够的保障。其次,“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存在缺陷。实践中,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成为解决准司法和司法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其条款的“合规性”有待商榷。一是责任条款的表述难以认定间接征收,亦未另辟独立恐怖险险种;二是“中信保”免除责任的情形——除外责任条款未明确危害或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行为的判断标准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中违法行为与险别的因果关系难以判定;三是追偿条款无法约束东道国子公司;四是赔偿条款与“赫尔原则”存在距离。第八章是针对第七章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从国内立法入手,以合并式立法模式取代混合式立法模式。鉴于制定“海外投资保险法”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提出通过制定一部“海外投资保护法”,设专章规制海外投资保险的问题;二是经海外投资保险纠纷的实证分析,针对解决国内纠纷的另一个依据——“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进行完善;三是针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障碍,对于条款过时的BIT进行重新谈判或补充谈判。
杨薇[9]（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Verdianto Wirar[10]（2020）在《印尼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理论分析与实证 ——基于金融改革的视角》文中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例如印度尼西亚,出口被普遍认为是改善国家经济的好方法。而且影响一个国家出口的因素或变量有很多,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探究及分析。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所选择的汇率制度会影响其进出口价格的稳定性。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印尼时,印尼进行了汇率改革。并且两种不同系统对出口的影响也会不同。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影响印尼出口的所有变量,并探讨两种不同的汇率制度即管理的浮动汇率和自由浮动汇率对出口的影响。为了进行本研究,我们将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作为我们的分析方法,并使用SPSS进行OLS分析。结论是影响印尼出口的变量有5个,即:储蓄存款占GDP的比重,通货膨胀率,出口税,出口目的地国家的人均GDP,以及汇率改革（哑变量）。由于哑变量的值为正,印尼在金融危机前采用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比现行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更有利于出口。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印尼央行需要刺激居民储蓄的倾向,通过刺激储蓄来为银行提供更多的资本,从而引导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对需要融资的企业提供资金。使得从事出口业务的公司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源以提高出口。2)印尼央行需要控制通货膨胀因为通胀导致的商品价格提高将使得出口商品对国外消费者而言更加昂贵,将会降低出口价格的竞争力而抑制出口。3)印尼政府财政收入需要进行合理分配,在道路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帮助出口企业降低生产及运输成本,提高效率,并最终增加出口。4)印尼政府需要考虑把当前的汇率制度改为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因为在金融危机前采用的汇率制度已经被证明对出口有更好的影响。
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危机与政策危机——以印尼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危机与政策危机——以印尼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G20与非洲的贸易格局演化及贸易潜力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评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G20 对外贸易的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外关于贸易格局的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关于贸易潜力的研究进展 |
| 1.2.4 国内外关于非洲贸易发展及中非贸易合作的相关研究进展 |
| 1.2.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5.3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贸易格局概念的界定 |
| 2.1.2 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的概念界定 |
| 2.1.3 贸易潜力的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其他相关理论 |
| 第3章 G20 与非洲的贸易格局演化 |
| 3.1 非洲经济与贸易发展的整体形势 |
| 3.1.1 大陆层面 |
| 3.1.2 各次区域层面 |
| 3.1.3 国家层面 |
| 3.2 G20 与非洲贸易规模分析 |
| 3.2.1 G20 与非洲贸易规模的发展 |
| 3.2.2 G20 与非洲各区域的贸易规模分析 |
| 3.3 G20 与非洲贸易净额变化分析 |
| 3.3.1 G20 与非洲贸易净额的演变 |
| 3.3.2 G20 与非洲贸易净额的现状 |
| 3.4 G20 与非洲贸易增速分析 |
| 3.4.1 G20 整体与非洲贸易的增速分析 |
| 3.4.2 G20 各成员与非洲贸易的增速分析 |
| 3.5 G20 与非洲贸易结构分析 |
| 3.5.1 G20 对非洲出口产品的结构分析 |
| 3.5.2 G20 从非洲进口商品的结构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G20 与非洲贸易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 |
| 4.1 G20 与非洲贸易互补性分析 |
| 4.1.1 G20 对非洲贸易结合度分析 |
| 4.1.2 G20 与非洲贸易互补性分析 |
| 4.2 G20 对非贸易的竞争性分析 |
| 4.2.1 G20 对非洲出口产品的竞争性分析 |
| 4.2.2 G20 对非洲出口的市场相似度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G20 与非洲贸易的贸易潜力 |
| 5.1 模型的引入与设定 |
| 5.1.1 传统引力模型 |
| 5.1.2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
| 5.1.3 解释变量选取及测度模型的构建 |
| 5.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说明 |
| 5.3 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 |
| 5.3.1 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
| 5.3.2 模型估计结果 |
| 5.3.3 贸易潜力的测算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及启示 |
| 6.1.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6.1.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 不足之处 |
| 6.3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 1.2.7 研究述评 |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文章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的内涵 |
| 2.1.2 农业的内涵 |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美国对外教育援助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教育援助对世界教育发展起重要作用 |
| 1.1.2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历史悠久且经验丰富 |
| 1.1.3 中国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发展有责任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文献综述 |
| 1.3.2 对已有研究的思考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发展阶段及现状 |
| 2.1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政策的发展阶段 |
| 2.1.1 初期发展阶段(20 世纪40—60 年代) |
| 2.1.2 调整改革阶段(20 世纪70—90 年代) |
| 2.1.3 深入发展阶段(21 世纪初至今) |
| 2.2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现状 |
| 2.2.1 援助总量巨大,活动丰富 |
| 2.2.2 援助依据一定的原则进行 |
| 2.2.3 援助重点领域为儿童和青年成长 |
| 第3章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模式 |
| 3.1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经济援助模式 |
| 3.1.1 援助动机 |
| 3.1.2 援助实施概况 |
| 3.1.3 援助后期评估 |
| 3.2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人员配置模式 |
| 3.2.1 援助动机 |
| 3.2.2 援助实施概况 |
| 3.2.3 援助后期评估 |
| 3.3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援建学校模式 |
| 3.3.1 援助动机 |
| 3.3.2 援助实施概况 |
| 3.3.3 援助后期评估 |
| 第4章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实践——以东南亚为例 |
| 4.1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教育援助的流程 |
| 4.1.1 国家/地区战略规划 |
| 4.1.2 项目设计和实施 |
| 4.1.3 活动设计和实施 |
| 4.1.4 监测 |
| 4.1.5 评估 |
| 4.1.6 合作、学习和适应 |
| 4.2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援助活动 |
| 4.2.1 教育连结湄公河项目 |
| 4.2.2 青年工程公司项目 |
| 4.2.3 教育管治成效项目 |
| 4.3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人员配置活动 |
| 4.3.1 志愿者在菲律宾的教育活动:加强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交流 |
| 4.3.2 志愿者在柬埔寨的教育活动:提升当地教师的教学技能 |
| 4.3.3 志愿者在泰国的教育活动:促进学生和青年的个人发展 |
| 4.4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援建学校活动 |
| 4.4.1 提升基础教育质量 |
| 4.4.2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
| 第5章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特征和问题 |
| 5.1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特征 |
| 5.1.1 注重评估的重要作用 |
| 5.1.2 重视与当地伙伴的合作 |
| 5.1.3 促进受援地区的自力更生 |
| 5.2 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问题 |
| 5.2.1 对援助地区的文化了解不足 |
| 5.2.2 援助过程中输出美国价值观 |
| 5.2.3 始终以实现美国利益为根本 |
| 第6章 启示 |
| 6.1 发挥顶层设计:完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
| 6.2 理解与支持:加强对外教育援助信息数据平台的构建 |
| 6.3 注重“造血”: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国家自力更生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原因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概念界定与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兴起与发展 |
| 一、发达国家/国际组织支持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
| 二、传统援助关系转型语境下的三方合作 |
| 三、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语境下的三方合作 |
| 第二节 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概念界定 |
| 一、概念辨析:双边援助、多边援助与三方合作 |
| 二、概念界定:不同参与主体的界定 |
| 三、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构成要件 |
| 四、印度对三方合作概念的理解 |
| 第三节 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理论阐释 |
| 一、多维视角下的援助动机理论 |
| 二、角色理论对于解释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独特价值 |
| 第三章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有限参与时期(1947-1991) |
| 一、角色认知: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 |
| 二、角色选择:以受援国角色为主 |
| 三、角色实践:有限参与三方合作 |
| 第二节 谨慎开放时期(1991-2014) |
| 一、角色认知:由政治驱动转向经济崛起 |
| 二、角色选择:成为净援助提供国 |
| 三、角色实践:对三方合作的谨慎开放 |
| 第三节 从谨慎开放走向主动布局(2014至今) |
| 一、角色认知:领导型强国 |
| 二、角色选择:宏大的援助目标与有限的援助能力 |
| 三、角色实践:由谨慎开放走向主动布局 |
| 第四章 印度开展与推进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动因 |
| 第一节 内生动力:解决国家发展问题 |
| 一、脆弱的国内基础是印度寻求合作的最大现实 |
| 二、三方合作是解决印度自身发展问题的途径 |
| 三、印度同时作为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双重身份 |
| 第二节 地区因素:借重外力实现地区诉求 |
| 一、三方合作为印度管控周边国家关系提供选项 |
| 二、三方合作为印度推进地区互联互通搭建桥梁 |
| 第三节 中国因素:寻求合力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
| 一、三方合作是印度在南亚冲抵中国影响力的战略工具 |
| 二、三方合作是印度在非洲与中国展开竞争的战略工具 |
| 第四节 技术考量:提升援助能力和国际话语权 |
| 一、三方合作有利于提升印度的援助能力 |
| 二、三方合作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国际话语权 |
| 第五章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形式与案例 |
| 第一节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传统形式 |
| 一、印度与传统援助国开展的三方合作 |
| 二、印度与国际组织开展的三方合作 |
| 第二节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创新形式 |
| 一、对“三方合作平台”的理解 |
| 二、亚非增长走廊 |
| 二、国际太阳能联盟 |
| 三、抗灾基础设施联盟 |
| 第三节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案例研究 |
| 一、印度-美国-南亚区域能源一体化倡议三方合作项目 |
| 二、印巴南基金几内亚比绍三方合作项目 |
| 三、印度-日本-斯里兰卡科伦坡港东集装箱码头三方合作项目 |
| 第六章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评估 |
| 第一节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效果评估 |
| 一、印度的收益评估 |
| 二、受援国的收益评估 |
| 三、援助方的协调配合评估 |
| 第二节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现实困境 |
| 一、理念与规则的兼容性问题 |
| 二、政策与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 |
| 三、合作过度政治化 |
| 四、公民社会组织及私营部门的参与问题 |
| 结论 |
| 一、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自身逻辑 |
| 二、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特征 |
| 三、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一)专着、编着、论文集 |
| (二)期刊、报纸文章 |
| (三)学位论文 |
| (四)网络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一)专着、编着、论文集 |
| (二)期刊文章 |
| (三)学位论文 |
| (四)网络文献 |
| (五)档案资料 |
| 三、网站 |
| 附录:印度参与的主要三方合作项目 |
| 后记 |
（6）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 1.2.1 逻辑线索 |
| 1.2.2 内容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方法 |
| 1.3.2 可能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回溯 |
| 2.1.1 概念的演进 |
| 2.1.2 测度的改良 |
| 2.2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研究 |
| 2.2.1 全球层面 |
| 2.2.2 区域层面 |
| 2.3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发展研究 |
| 2.3.1 全球层面 |
| 2.3.2 区域层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的理论机理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全球化理论 |
| 3.1.2 国际分工理论 |
| 3.1.3 技术创新理论 |
| 3.1.4 空间结构理论 |
| 3.1.5 协调发展理论 |
| 3.2 作用机理 |
| 3.2.1 技术创新效应 |
| 3.2.2 中间品关联效应 |
| 3.2.3 产品质量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进及差异分析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 |
| 4.3 方法、指标和数据 |
| 4.3.1 测度方法 |
| 4.3.2 指标说明 |
| 4.3.3 数据来源 |
| 4.4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4.4.1 融入GVC的层次及其差异 |
| 4.4.2 融入GVC的方式及其差异 |
| 4.4.3 融入GVC的区位分布及其差异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及潜力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 |
| 5.3 模型设定、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 |
| 5.3.3 数据说明 |
| 5.4 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攀升潜力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球价值链、中间品关联与区域协调发展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 |
| 6.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
| 6.3.1 基础模型 |
| 6.3.2 均衡分析 |
| 6.3.3 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模型与数据处理 |
| 6.4.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变量选取 |
| 6.4.3 数据来源 |
| 6.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5.2 基准回归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5.4 进一步扩展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全球价值链、出口产品质量与区域协调发展 |
| 7.1 引言 |
| 7.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
| 7.3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及其空间差异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计算 |
| 7.3.3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计算 |
| 7.3.4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时空差异 |
| 7.4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 7.4.1 变量选择 |
| 7.4.2 模型设定 |
| 7.5 实证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7）“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及研究范围 |
| 一、耕地及耕地资源 |
| 二、对外耕地投资 |
| 三、区域投资合作 |
| 四、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内容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论文结构安排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二节 对外耕地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旧殖民时期与现代对外耕地投资 |
| 二、对外耕地投资的评价 |
| 三、全球耕地投资的主要投资国与目标国 |
| 第三节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动因 |
| 二、中国对外耕地投资规模及对东道国的影响 |
| 三、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
| 第四节 现有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二、新经济地理理论 |
| 三、资源配置理论 |
|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双边距离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
| 一、模型基本框架 |
| 二、双边距离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
| 第三节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 |
| 第四节 东道国耕地资源对产业聚集的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现状、优势及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对外农业投资及耕地投资现状 |
| 一、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分析 |
| 二、沿线国家的耕地投资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机遇和优势 |
| 一、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机遇 |
| 二、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优势 |
| 第三节 我国对外耕地投资面临的挑战 |
| 一、企业层面 |
| 二、宏观层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的测算 |
| 第一节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指标选择及系统构建 |
| 二、各指标空间集聚特征和异常值分析 |
| 第二节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评价模型构建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简介 |
| 二、沿线国家耕地资源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耕地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范围及模型设定 |
| 一、实证研究范围 |
| 二、计量模型选择及变量说明 |
| 三、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实证结果 |
| 二、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研究讨论及启示 |
|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
| 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耕地投资合作模式研究 |
| 第一节 东道国区位特征分析 |
| 一、对应分析基本原理 |
| 二、对应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基于优势互补的投资合作模式 |
| 一、中国与俄罗斯的投资合作分析 |
| 二、中国与缅甸的投资合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企业层面 |
| 二、国家层面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沿线国家外资获得东道国耕地使用权规定 |
| 附录2 沿线国家范围(第六章实证分析) |
| 附录3 2008 -2017年“一带一路”地区48个国家的耕地资源评价指标权重 |
| 附录4 2008 -2017年“一带一路”地区48个国家的耕地资源综合评价结果 |
| 附录5 沿线国家农业近似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计算结果 |
| 附录6 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农作物产业区位熵值 |
| 附录7 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农作物产业区位熵值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8）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中外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初始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和发展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体系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最新立法趋势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东道国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三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国际法体系 |
| 二、BIT的待遇条款的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三、区域性协定的待遇条款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四、多边公约——《汉城公约》之历程及修订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 |
| 第一节 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是“以国家名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是“其他和平手段” |
| 第二节 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 |
| 二、全球治理下的海外投资保险是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 |
| 三、MIGA为海外投资保险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分类与各国实践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外延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一、美国等国基于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二、日本等国基于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式立法模式 |
| 第三节 混合式立法模式难以成为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投资母国的普遍选择 |
| 一、混合式立法模式的立法体系呈碎片化 |
| 二、混合式立法模式过度倚重规范性文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存疑及厘清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的质疑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财产保险合同的诘问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于境外子公司的效力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无权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可以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 |
| 第一节 美式BIT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分析 |
| 一、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现实 |
| 二、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的原因及弊端 |
| 第二节 区域性条约中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一、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施加了严格条件的ACIA式区域性条约 |
| 二、《设立阿拉伯国家间投资担保公司公约》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第三节 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困境及其出路 |
| 一、由MIGA行使代位求偿权 |
| 二、MIGA代位求偿权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四节 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及路径 |
| 一、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 |
| 二、规避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
|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领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风险呈复杂性 |
| 三、中国企业未重视“中信保”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保障的作用 |
| 第二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性分析 |
| 一、“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传统政治风险定性 |
| 二、“中信保”尚未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遭遇的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定性 |
| 三、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关联性 |
| 四、MIGA给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治风险救济 |
| 第三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量分析 |
| 一、基于“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政治风险保险的定量 |
| 二、“中信保”调研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概述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的内涵及外延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外延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模式及BIT问题 |
| 一、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体系组成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国内立法“缺”在何处 |
| 三、中国签订的BIT之“旧”阻碍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的疑问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分属两种有名合同的情形 |
| 二、“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之缺失 |
| 第四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纠纷实证分析 |
| 一、被保险人与“中信保”纠纷的准司法救济分析 |
| 二、“中信保”与东道国之间的代位求偿权纠纷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外国立法模式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 |
| 第一节 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一、日本合并式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二、美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更加契应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内容的因应 |
| 一、“海外投资保护法”的具体立法建议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国际立法——BIT之“革新” |
| 第三节 弥补“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之缺失对策 |
| 一、规范保险责任条款 |
| 二、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中的免除责任条款 |
| 三、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征收险的赔偿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10）印尼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理论分析与实证 ——基于金融改革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改革 |
| 2.1.1 改革方案 |
| 2.1.2 改革成效 |
| 2.2 影响出口的因素 |
| 2.2.1 人工成本 |
| 2.2.2 金融体系 |
| 2.2.3 通货膨胀与国家出口的关系 |
| 2.2.4 出口补贴对出口影响 |
| 2.2.5 出口目的地国家的人均收入影响出口绩效 |
| 2.3 汇率制度与出口的关系 |
| 2.3.1 固定汇率制度 |
| 2.3.2 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
| 2.3.3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
| 2.4 文献述评 |
| 3 印尼出口增长理论分析 |
| 3.1 影响因素现状分析 |
| 3.1.1 内部因素 |
| 3.1.2 外部因素 |
| 3.2 印尼出口相关理论基础 |
| 3.2.1 重商主义的理论 |
| 3.2.2 绝对优势理论 |
| 3.2.3 比较优势理论 |
| 3.2.4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
| 3.2.5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3.2.6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3.2.7 出口需求理论 |
| 3.2.8 贸易政策的影响 |
| 3.2.9 经济一体化 |
| 3.3 印尼出口增长影响理论分析 |
| 3.4 模型构建 |
| 3.4.1 变量含义 |
| 3.4.2 模型构建方法 |
| 3.5 研究设计 |
| 4 印尼出口增长实证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2 描述性统计 |
| 4.3 回归结果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自相关检验 |
| 4.4.3 异方差检验 |
| 4.4.4 正态性检验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危机与政策危机——以印尼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G20与非洲的贸易格局演化及贸易潜力分析[D]. 徐永香.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4]美国对外教育援助模式研究[D]. 马梦菲.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9)
- [5]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研究[D]. 孙艳晓.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6]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D]. 周岩. 东南大学, 2021(02)
- [7]“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D]. 田人渠.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 刘笑晨.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9]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10]印尼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理论分析与实证 ——基于金融改革的视角[D]. Verdianto Wirar. 浙江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