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和实施内部会计控制的若干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华清君[1]（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张力丹[2]（2020）在《责任落实导向的A广播电视大学财务内部控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国家针对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日益增多,相较于企业财务内部控制方面的研究,高校的财务内部控制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而且重视程度往往不够。A广播电视大学作为一所国家开放大学（即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体系中的地市级分校,根据广播电视大学（简称电大）的办学特色,A电大向上由中央以及省级电大统筹规划向下设有分校与教学点分工协作,本文选取A电大为研究对象,既有电大系统成人高校的特殊性又具备了高校财务内部控制研究的代表性。本文的主体内容撰写首先从A电大财务内部控制现状及原因出发,介绍学校概况、组织结构以及财务部门的基本情况,对研究对象近5年的人事状况与大事记、财务内部控制现状的了解进行介绍,并以收支业务为具体案例描述了相关财务内部控制情况;接着,对A电大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展开全面的问卷调查,并对问卷结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对比现状与调查之间的问题点;再根据现状与调查分析的结果,对研究对象的宏观层面风险点以及规章制度层面风险点进行归纳总结;最后,根据A电大财务内部控制现状及风险点分析结果,依据责任落实导向从宏观层面以及规章制度层面提出适用于电大管理特点的优化设计。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相对于会计层面内部控制管理,A广播电视大学作为典型的公办非营利组织,从领导责任导向、部门责任导向、岗位责任导向三个方面设计落实实际责任人的财务内部控制治理结构,更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控制环境也减少控制管理带来的内耗;（2）财务人员作为实施财务内部控制的关键参与者,其专业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控制的执行效果,有效的提高财务人员专业技能水平就是降低学校的财务风险;（3）规章制度作为学校执行财务内部控制的理论依据,在根据要求建立的财务内部控制规章制度的同时,还应当贴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避免制度形同虚设抬高管理风险。
杜俊奇[3]（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陈兰英[4]（2019）在《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兴盛,教育先行。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所决定的,同时,一个民族国家的教育进步和文明又必须依赖法制和法治这一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国,警察、警察制度以致警察教育及其法制化却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可以说,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是经科学和理性启蒙的民族国家所为的有法可依、依法而行的制度实践。近代中国警察教育和近代中国法制建设是相契合的,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客观事实存在,在中国教育史、中国法制史及中国警察史上,被认为是较为成功的,但其重要性往往被学界所忽视。只有保有高度的历史自觉及对现实问题的警觉,才有可能意识到研究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的重要价值。本文的研究路径是在系统阅读、考察及整理大量近代中国警政及警察教育方面的历史档案、立法文本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选取警察教育法制问题这一专题即对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律制度做出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在时间跨度上限定在1901年～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这一历史阶段在中国发生的警察教育法律制度进行一个纵向梳理,尽可能展示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律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制度进步的全貌,对其多样性发展要素及特点予以理性认知和历史解释。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经历了一个建构式的、移植式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发展历程。本研究以历史描述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力图系统完整地呈现这份曾是无数先贤为之奋斗近半个世纪的辉煌事业,通过这一尘封已久的历史痕迹的再现,以管窥豹,寻历史逻辑,以史为鉴,通古明今。本文主要从近代化（现代化）范式的角度展示且阐释这一主题的。法律是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基础,警察制度及警察教育法律制度诞生于近代社会,可谓一个历史性的跃进,一个现代化的早期物种。警察制度及警察教育法律制度在近代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社会法律演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是华夏民族走出中古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鲜明的特点便是近代化或现代化。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是一个时代的表征,是一个在由传统封建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共和社会转变中,处于动荡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整体性的发生根本变化和不断调适的历史过程。一般而言,政法领域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这三大标准是因思维领域的理性化而导致的。近代社会变革是整体的、连续性的过程,处于这一社会变革中的警察教育法制是中国法制现代化典型代表。法制与近代化或现代化存有密切关系。本文对这一专题的研究是将近代警察教育的内容和历史置于法制这一概念框架内加以审视和讨论的,尤其专注于警察教育与法律的关系以及二者是如何相辅相成又是如何进步的,其中,对有关规范、组织结构、制度机制及运行实践等教育教学制度进行实证分析和系统性理论研究。通过对警察教育立法规范体系、教育组织管理制度及警察学校教育教学制度的建构,以及其教育教学宗旨的确立和课程体系的设置,等等依法而立,依法而行的法制模式的研究,进而揭示这一制度实践背后合理化运动的法律逻辑、科学逻辑和社会逻辑。无疑,近代中国警察教育及其法制化进程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及其不断演进变革的一个集中反映,是中国政法体制一种革命性的进步。这一始于清末终于新中国建立近半个世纪的特殊法律制度现象,不仅扮演了拉下中国长期置于封建统治历史帷幕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揭开了近代中国走向法制以至法治历史篇章的重要一页,更是成为现当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建设的不可轻视的历史基石。
马薇[5]（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审计监督作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的一项关键制度安排,通过权力监督权力的根本形式发挥制约功能,进而在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维护国家财政经济安全、提升政府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审计监督建设愈发显得迫切。为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审计领域的改革将要走进“深水区”,触碰深层次的体制、结构等问题,以更好发挥审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党中央已然进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之时,地方层面上的跟进和创新情况更为值得关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地方各级政府和审计机关既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审计署的改革部署,又结合本地特色实现创新发展,使得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始终在路上”。作为国家治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现行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在诸多方面上已然无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而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具有了显着地必要性。事实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已然为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过程、趋向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有效开展分析研究,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梳理以及国家治理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等相关理论工具,搭建起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它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在内部主要由组织、权力、制度、机制等要素构成;在外部则由党的领导、审计体制、审计价值构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先后经历旧审计阶段、红色审计阶段、现代审计阶段、新时代审计阶段四个时期。通过回顾和梳理历史,能够清晰认识其发展成就,并归纳出发展规律以更深入的理解审计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之路”。当然,现阶段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基于分析框架,这主要体现在组织设置与国家治理需求不相匹配、权力划分与国家治理趋势相违背、审计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脱节、审计机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难以契合。针对现实困境,部分地区已经展开了改革尝试。本文选取南京、广州、重庆、贵阳四地进行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既具象化展示当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也试图从典型案例中获得建设性启示。基于分析框架和案例研究,本文提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首先明确两个前提条件,即价值取向和审计体制模型。前者包含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价值的树立;后者则强调应保持行政型审计体制基本不变。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应当从组织、权力、制度、机制四个方面上具体展开。其中,组织设置包括审计机构的增减、地方审计委员会的建设以及组织关系厘定;权力优化涉及管理权限确认、审计职能转型和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既要注重静态层面上的良法和制度建设,也要注重程序设计以保证动态层面上的依法执法落实;机制修缮则分为内生机制、外部机制和联接机制三个方面。这四部分既相互独立,发挥独特作用,又相互统一,共同构成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内容。总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体现,是紧跟党中央和国家有关审计改革步伐的重要举措,亦是推进地方审计事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陈春梅[6]（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苏娜[7]（2019）在《基于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十九大报告强调“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对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为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完善和优化指明了方向。同时,“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加强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列为《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重点任务,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从2013年开始,财政部先后密集出台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关于全面推进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指导意见》、《财政部内部控制基本制度》,并在法律、政策制定、预算编制和执行、公共关系、部门运转、岗位利益冲突、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制定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办法,加强财政风险管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初步建立。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与企业内部控制有差异性,财政管理的公共性、安全性要高于企业管理。在借鉴企业内部控制经验的同时,要根据财政管理的特点,因地制宜,形成一套符合财政运行规律的内部控制体系。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财政管理权责失衡,职能交叉或“缺位”问题频发;预决算差异较大,预算编制和执行对于决算的约束力偏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低下,合规性有余,合理性不足;财政监督乏力,被动监管方式导致效果较差等。究其原因,各级政府财政管理过程中缺乏强有力、可持续性的内部控制机制,导致财政管理“控制失效”。构建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是一项涉及多层级、多部门的复杂系统工程,从纵向看,中央到地方政府、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建立上下联动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从横向看,财政部门内部、财政部门与各个预算单位之间需要建立协同合作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格局。然而,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现行的财政管理内控制度存在着基层政府推进缓慢、风险预警和评估效率偏低、信息共享渠道不畅通、内部控制落实和管理处于“静态”、内部监督以“查”为主等突出问题,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推进和落实进入了“瓶颈”,而“善治”无疑为系统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善治”更加强调系统性、协调性和联动性,将“善治”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中,能够有效防范和降低系统性财政风险,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显着提升财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能够有效地改善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等方面的“软约束”,加强财政资金的“硬约束”;能够有效地防范财政资金的“跑冒滴漏”、“挤挪占串”等一系列问题,保证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为研究主题,运用公共治理、内部控制、绩效评估和激励理论等理论基础,探究了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突破点,以善治的理念系统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通过设计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找准关键抓手,构建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并实证分析了影响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的影响因素,设计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激励方案,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本文的创新点以及基本概念的内涵和界定。第二章主要归纳总结公共治理、内部控制、绩效评估和激励等相关理论基础。第三章善治视角下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发展现状分析。首先阐述了善治的标准及各标准的内涵。其次以善治的标准分析了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发展现状。第三从响应性、效率性、透明度、有效性、问责制等五个标准出发,深入分析了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最后明确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突破点:以善治的理念系统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第四章选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作为样本,借鉴先进的经验和做法,推动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建设和发展。第五章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构建及影响因素分析。首先构建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的指标体系,分析了“善治”指数构建的复杂性,明确了“善治”指数构建的标准和指标的选取原则,阐述了指标体系修正与预评估程序,确定了权重工具以及各项指标的权重。其次,利用GMM模型,对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六章善治视角下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优化研究。首先对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进行必要性分析,深入分析了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以下简称COSO）新风险管理框架调整和升级的内容,从善治的视角出发,充分借鉴新COSO风险管理框架,结合我国财政管理的实际,从优化原则、核心要素、系统运行机理、各要素内部机制分析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基于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第七章走向“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激励方案设计。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明晰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激励机制的作用机理,以激励要素作为基于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有效实施的关键抓手。其次,分析了财政激励方案（Fiscal Incentive Program,以下简称“FIP机制”）的原理及发达国家的典型实践。最后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国家的实践和典型做法,结合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目标和实际情况,设计了FIP机制,从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引导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省级以下相关部门形成竞争激励、自我约束的良好内控氛围。第八章对完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从指数标准、选取原则、指标修正、评估程序、权重确定等方面,构建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的指标体系,利用GMM模型,对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偏离度和财政风险均具有显着的反向抑制作用,财政激励力度越大,越能够减少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偏离程度,越能够降低地方政府财政风险,表明激励机制对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均具有显着的反向抑制作用,财政透明度越高,越能够降低地方财政风险;而治理结构的优化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偏离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从而对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水平的提升具有反向抑制作用,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以“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为主的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整体推进的并不充分,以“省直管县”为例,由于缺乏与之相配套的行政管理改革,单纯的财政体制改革整体推进地并不充分,脱离了行政管理下的省级政府财政直管仅仅表现为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结算方式的改变,县一级政府财政在相关政策优惠、转移支付、财政资金运行等方面未能发生太大变化,全面落实相关改革措施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因此,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优势未能充分释放,内部控制等财政管理制度的推进受到一定程度阻碍,从实证结果来看,这种“单兵突进”的管理体制改革方式不仅不能促进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实施,反而会抑制相关制度规范的落实。2、从“善治”的视角出发,充分借鉴新版的COSO风险管理框架,结合我国财政管理的实际,构建了基于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并运用管理学PDCA动态循环模型对体系运行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3、在研究激励要素推动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作用机理方面,借鉴OECD国家的实践和典型做法,结合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目标和实际情况,设计了FIP机制,从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引导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省级以下相关部门形成竞争激励、自我约束的良好内控氛围。
阮琪智[8]（2018）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以X财政专员办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内部控制是保障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公共权力规范有序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与之不相匹配的是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改革仍不彻底,暴露出了管理机制不健全、管理水平落后、权力缺乏制约等突出问题。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是在2014年以后才陆续开展实施的,直到2016年末各单位才基本完成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学术界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相关理论研究的滞后、行政事业单位缺乏激励监督机制而对内部控制的忽视,都对公共资源分配科学性产生了严重阻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在国家统一部署和推动下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颁布实施,吹响了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全面内部控制的号角,标志着我国内部控制实践从企业正式扩展到了行政事业单位。2016年下半年财政部在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范围内组织了第一次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内部控制评价实践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目前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仍存在理论与实践不足的缺陷,如没有建立一个综合的、完整的内部控制评价理论体系。本文将从内部控制相关文献研究为切入点,对国内外内部控制理论进行总结和梳理,分析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特殊性,介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内部控制评价相关理论。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构建上,通过内部控制评价三种模式对比选择,采用整合评价模式,在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内部控制理论与经验上,将系统工程学中的PDCA循环理论与内部控制评价理论结合,构建充分考虑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特殊性的、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框架。最后,本文以X财政专员办内部控制有效性综合评价为例,综合运用AHP-FCE模型,将评价指标及框架运用到了实际的行政部门,验证了指标及框架构建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理论,并为单位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提供了案例依据。
王旭辉[9]（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研究说明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李本灿[10]（2015）在《企业犯罪预防中的合规计划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总体趋势上看,经济刑法规范在不断扩张,以应对多样化的经济犯罪形态。但从经济犯罪的现状看,犯罪态势并未随着犯罪圈的逐步严密而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有必要反思传统单一的刑罚控制手段在经济犯罪控制上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担当。刑罚是一种事后控制手段,与之相配套的发现违法犯罪的监管措施多是一种例行性的行政行为,而企业内部的经济犯罪多发生在常态化的经营管理之中,因而难免出现规制效能的低下。鉴于传统单一控制手段在企业犯罪预防上的低效能,因此需要其他手段的功能补给。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合规管理在企业风险控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合规管理的实施同时也表明了企业的守法姿态,降低了其罪责程度。合规管理在犯罪控制上的积极作用及其与刑事责任的天然联系使得合规计划制度得以出现。所谓合规计划,简单讲就是,企业自觉实施的合规管理得到刑事法规范的激励,即通过刑事责任的加重或者减轻、缓起诉或者免于起诉来推动企业合规管理的自觉实施。合规计划源于自制理念,但又在刑事责任意义上与企业自我管理相区别。从刑事责任形式的角度考量,替代责任为企业自觉合规提供了动力,集合责任、组织责任与文化责任推动了合规计划的蓬勃发展。《萨班斯法案》的出台使得合规管理具有了域外效力,从而进一步极大推动了合规计划的发展。可以说,合规计划已经形成了世界潮流。对于我国的企业犯罪控制来说,同样呈现逐步严厉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立法上新罪名的增加、犯罪形态的改变以及法定刑的提高。此外,特例的立法技术,例如口袋罪名的存在、概括性立法技术的使用等都在客观上起到了犯罪堵截的功能。司法上,各种专项治理活动从未间断。归结起来可以说,我国的企业犯罪控制呈现高压的政策导向。问题是,企业犯罪态势并未因此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是否可以借鉴企业合规理念,构建两元的企业犯罪控制体系,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合规管理具有借鉴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现实基础。首先,出于对传统控制模式的反思,有必要引入企业合规这一新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萨班斯法案》404条款的域外效力使得我国企业具有合规义务。其次,合规管理具有犯罪控制的有效性。这一点尽管有相反的实证研究予以否认,但是从逻辑以及实际效果上看,肯定的实证研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最后,合规管理具有现实基础。国内金融业普遍实施的合规管理为合规管理的普及和推广提供了现实基础。遗憾的是,尽管国内已经局部展开合规管理,但是合规理念并未深入企业,因此,如何推动合规管理的深入展开是刑法应该有的担当,因为合规管理是为了防范风险、控制犯罪,既然如此刑法就不能袖手旁观。具体讲,可以赋予合规管理一定的刑罚意义,激励企业自觉实施合规管理,这同时也是对替代责任的部分矫正,因为合规管理是企业良好品行的表征,其责任也因此降低了。从刑事政策上看,合规计划贯彻了其制度原初地轻轻重重的基本刑事政策。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具有相似的政策内含,即区别对待。因此,合规计划的刑事政策意义也应该被加以借鉴。尽管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经济犯罪刑罚设置偏重,但是同时呈现出部分规范缺失,刑罚偏轻的特点。企业犯罪的司法现状更是出现了防卫重心的偏离,即由于打击不力导致犯罪黑数畸大,刑事案件行政化处理现象严重,刑罚普遍偏低。司法处置的偏轻客观上消解了立法的严厉性。然而,由于企业犯罪现状的严峻性以及危害后果的严重性,对于企业犯罪的惩治应当趋向偏重的政策选择,这也是合规计划所包含的刑事政策意义。这一点从《萨班斯法案》显着加重财务等犯罪的刑罚也可以看出。基于此,一方面应当完善我国的企业犯罪罪名体系,加强部分犯罪的刑罚配置,另一方面应当严厉司法,使得立法的严厉性得到真正的体现。文章提倡加大企业犯罪的惩罚力度,这一点与经济犯罪惩治轻缓化的时代趋势并不冲突。首先,总体的轻缓化趋势并不排斥特定时期对于特定种类犯罪惩治的强化。其次,从立法上严厉刑罚客观上增加了合规计划的激励空间,更加彰显了合规计划的刑罚意义,激励企业认真合规。更进一步地延伸,可以构建由合规管理、强制的自制以及刑罚组成的多元双层的企业犯罪预防体系。与合规管理不同,强制的自制结合了自我管理和强制法规制两方面的优点,一方面由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管理规则,另一方面国家具有规则的审批权限,规则一旦获得认可就具有特定拘束力。与布雷斯维特的由合规管理、强制的自制和刑罚组成的“三元三层”的体系不同,笔者认为合规管理和强制的自制应当是并列关系而非立体层级关系。尽管并列,但两者分工不同。强制的自制中的任意性规则需要国家审批,行政资源的有限性决定其不可能普遍实施,而只能在某些涉及国民安全、健康的关键领域展开,其他非关键领域可以实施合规管理。在笔者的多元双层的规制体系中,刑罚具有最后手段性以及严厉性。只有足够严厉的刑罚才能够促进自我管理的实施。这也呼应了文章提出的严厉企业犯罪的刑罚配置的主张。在该体系中,严厉的刑罚促进了自我管理的实现,同时,刑罚的最后手段性客观上消解了其严厉性。合规计划的借鉴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的行政化管理与合规管理所要求的自治环境是否冲突;我国特殊的人文环境是否适合合规的推行等。同时,合规计划本身也面临着诸多的质疑,例如由此带来的对公平正义的冲击问题,合规管理造成的刑事诉讼手段私人化的问题以及私权平衡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建立和实施内部会计控制的若干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立和实施内部会计控制的若干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2）责任落实导向的A广播电视大学财务内部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内部控制相关制度与框架 |
| 1.2.2 内部控制的必要性与财务风险 |
| 1.2.3 影响财务内部控制的因素 |
| 1.2.4 高校财务内部控制的问题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财务内部控制的概念 |
| 2.1.2 责任导向的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财务内部控制相关理论 |
| 2.2.2 责任导向相关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A广播电视大学财务内部控制现状及原因分析 |
| 3.1 A广播电视大学基本情况介绍 |
| 3.1.1 A广播电视大学概况 |
| 3.1.2 A广播电视大学组织结构 |
| 3.1.3 财务部门基本情况介绍 |
| 3.2 A广播电视大学财务内部控制现状 |
| 3.2.1 近5年人事状况与大事记 |
| 3.2.2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现状 |
| 3.2.3 A广播电视大学收支业务案例 |
| 3.3 关于A广播电视大学财务内部控制制度问卷调查 |
| 3.3.1 A广播电视大学调查问卷设计思路 |
| 3.3.2 A广播电视大学问卷调查数据结果 |
| 3.4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问卷调查分析 |
| 3.4.1 被调查者参与单位经济活动相关性 |
| 3.4.2 单位财务内部控制规章制度的建立 |
| 3.4.3 单位财务内部控制规章制度的健全 |
| 3.4.4 单位财务内部控制规章制度的可行性 |
| 3.4.5 单位财务内部控制规章制度的执行 |
| 3.4.6 单位财务内部控制规章制度的有效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A广播电视大学财务内部控制风险点 |
| 4.1 财务内部控制宏观层面风险点 |
| 4.1.1 管理体系与治理结构不合理 |
| 4.1.2 财务人员专业素养不足 |
| 4.2 财务内部控制规章制度层面风险点 |
| 4.2.1 规章制度设计不够健全 |
| 4.2.2 规章制度流程缺乏可行性 |
| 4.2.3 规章制度实施缺乏有效性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责任落实导向的财务内控制度优化 |
| 5.1 优化原则 |
| 5.1.1 整体性原则 |
| 5.1.2 重点突出原则 |
| 5.1.3 可调节原则 |
| 5.2 财务内部控制宏观层面优化设计 |
| 5.2.1 完善内部控制文化建设 |
| 5.2.2 建立稳定的领导组织结构 |
| 5.2.3 清晰划分部门岗位职责 |
| 5.2.4 提高财务岗位专业技能 |
| 5.3 财务内部控制规章制度层面优化设计 |
| 5.3.1 健全贴合学校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 |
| 5.3.2 定期对规章制度调整完善提高可行性 |
| 5.3.3 形成与业务循环促进框架保证制度有效性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对决策层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文献的解读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若干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与构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阐释 |
| (一)“公职人员”的概念 |
| (二)“党外”的概念 |
| 二、党外公职人员来源与构成 |
| (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党外公职人员”的来源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分类构成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 |
| 一、党外公职人员培养选拔政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任用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任用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任用政策 |
| (三)进入21世纪后的任用政策 |
| (四)新时代选拔任用的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管理 |
| (一)对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引导 |
| (二)优化党外干部管理结构。 |
| (三)选好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 |
| (四)选好选准主委。 |
| 四、党外公职人员从政优势 |
| (一)政治优势 |
| (二)智力资源优势 |
| (三)利益表达优势 |
| (四)社会活动优势 |
| 五、党外公职人员不同时期在体制内的作用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时期 |
| 六、党外公职人员使用现状 |
| (一)中央越来越重视,阵营越来越壮大 |
| (二)实职正职比例增大,切实保障有职有权 |
| 七、制约党外公职人员培养使用的因素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内容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二、社会公众与媒体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三、民主党派对担任公职的党内成员内部监督 |
| 四、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概述与成效分析 |
| 一、内部监督内容 |
| 二、内部监督实践 |
| 三、内部监督成效 |
| 四、在内部监督中对腐败问题的处置 |
| 五、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 |
| 一、制度基础 |
| (一)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 |
| 二、法理依据 |
| (一)根本法依据 |
| (二)专门法依据 |
| (三)行业法依据 |
| (四)有关法规依据 |
| 第六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意义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补充 |
| 三、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 |
| 四、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要求 |
| 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国家监察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监督雏形显现 |
| 二、建国初期,监督方针确立 |
| 三、整风反右时期,监督出现挫折 |
| 四、“文革”时期,监督遭受破坏 |
| 五、改革开放时期,监督恢复完善 |
| 六、“十八大”后,监督成熟定型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成效 |
| 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
| 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 |
| 三、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不够清晰,监督观念亟待提高 |
| (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监督体系亟待完善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特殊性给监督带来的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界别分布具有特殊性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 |
| (三)党外公职人员任职情况具有特殊性 |
| (四)党外公职人员廉政意识具有特殊性 |
| (五)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倾向具有特殊性 |
| (六)政治参与呈现多元化、差异性 |
| 三、特殊领域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难点 |
| (一)宗教界 |
| (二)工商联 |
| (三)村委会 |
| 第三章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与特点分析 |
| 一、不同层级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特点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共同点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不同点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共同点 |
| (一)个人私欲恶性膨胀 |
| (二)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不同点 |
| (一)内外监督不力 |
| (二)外部环境影响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意义与成效 |
| 第一节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意义 |
| 一、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 |
| (一)为反腐彻底性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
| (二)为反腐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证 |
| (三)为反腐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机制保证 |
| 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 |
| (一)强化了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领导 |
| (二)实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全面覆盖 |
| (三)法定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权力来源 |
| (四)创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方法路径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尚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 |
| (一)提升政治站位,以大作为彰显监督的权威性 |
| (二)遵循五条原则,以科学性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
| 第二节 监察法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和惩治的效用 |
| 一、监察法对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的积极意义 |
| (一)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
| (二)实现了监察范围的全覆盖 |
| (三)界定了监察职能和监察权限 |
| (四)创新了以“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两指”措施 |
| (五)强化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
| 二、监察法对于预防和惩治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特殊作用 |
| (一)统领推进作用 |
| (二)警示威慑作用 |
| (三)法治保障作用 |
| 三、监察法尚需进一步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与惩处的操作性 |
| 第五章 加强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立体监督 |
| 四、坚持务实管用 |
| 五、坚持理论创新 |
| 六、坚持用权公开 |
| 第二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路径 |
| 一、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 |
| 二、加强廉政宣传教育 |
| 三、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
|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
| 五、加强党派本体内部监督 |
| 六、加强反腐统筹协调 |
| 七、加强社会舆论制约 |
| 第三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
| 一、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机制 |
| 二、专项巡察监督机制 |
| 三、谈心谈话机制 |
| 四、失察责任追究机制 |
| 五、廉政诫勉机制 |
| 六、重要情况报告与通报机制 |
| 七、法治制约权力机制 |
| 八、自律约束权力机制 |
| 第四节 对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对村委会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学习宣传监察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强大法律震慑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关紧“不能腐”的权力制约制度笼子 |
| (三)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营造“不想腐”的廉政勤政氛围 |
| 二、对宗教界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依法进行政治监督,精准贯彻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 |
| (二)依法进行财务监督,对宗教界财务实行规范化管理 |
| (三)依法进行组织监督,确保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高素质宗教界代表人士手中 |
| (四)依法进行思想监督,增进宗教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 三、对工商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私企腐败监督,填补党和国家反腐综治体系空白点 |
| (二)精准做好考察评价,把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入口关节点 |
|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聚焦严控政商交往活动廉政风险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数据表格 |
| 附录二 关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关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专题调研提纲 |
| 附录四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 后记 |
（4）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3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2 基础概念界定 |
| 1.2.1 警察教育 |
| 1.2.2 警察教育法制 |
| 1.2.3 警察教育法律关系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体例安排 |
| 2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的历史沿革 |
| 2.1 “警政”开端:清末的探索(1901年～1911年) |
| 2.1.1 1901年“京师警务学堂” |
| 2.1.2 1902年《京师警务学堂章程》 |
| 2.1.3 高等巡警学堂 |
| 2.2 民初和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927年):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体系初步形成 |
| 2.2.1 民初:“整顿警政,先从改良警学入手” |
| 2.2.2 北洋:“统一警政”,健全警察教育体制 |
| 2.2.3 警察教育立法取得新进展 |
| 2.3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1949年):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体系确立和发展 |
| 2.3.1 创建首都警察厅,确立中央与地方警察的建制 |
| 2.3.2 成立中央警官学校,加强中央对警察的培训教育机制 |
| 2.3.3 《警官高等学校教育章程》和《警官学校章程》 |
| 2.4 小结 |
| 3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立法 |
| 3.1 立法概况 |
| 3.1.1 1901～1911年警察教育立法的启动 |
| 3.1.2 1912年～1927年警察教育立法的形成 |
| 3.1.3 1927年～1949年警察教育立法的确立和发展 |
| 3.2 警察教育立法体制与法律渊源 |
| 3.2.1 警察教育立法主体 |
| 3.2.2 警察教育立法权限 |
| 3.2.3 警察教育法渊源 |
| 3.3 近代警察教育立法特点评析 |
| 3.3.1 统一而多层次的警察教育立法体制 |
| 3.3.2 近代警察教育立法的规范化 |
| 3.3.3 近代警察教育立法的系统化 |
| 3.3.4 警察教育立法的科学化 |
| 3.4 小结 |
| 4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
| 4.1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
| 4.1.1 清末时期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
| 4.1.2 民初时期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
| 4.1.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
| 4.2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管理机构职权 |
| 4.2.1 清末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职权及其隶属关系 |
| 4.2.2 南京临时国民政府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职权及其隶属关系 |
| 4.2.3 北洋政府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职权及其隶属关系 |
| 4.2.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职权及其隶属关系 |
| 4.3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管理机制 |
| 4.3.1 警察教育经费 |
| 4.3.2 警察教育章程及规则的制定 |
| 4.3.3 警察教育学科设置 |
| 4.4 小结 |
| 5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的基本要素及其规制 |
| 5.1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教学组织机构的构建 |
| 5.1.1 清末警察教育教学组织机构 |
| 5.1.2 南京临时国民政府警察教育教学组织机构 |
| 5.1.3 北洋政府时期警察教育教学组织机构 |
| 5.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察教育教学组织机构 |
| 5.2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教学机构教职员制度 |
| 5.2.1 近代警察教育教学机构内部组织成员及其职权 |
| 5.2.2 警察教育教学教职员职务制度 |
| 5.2.3 警察教育教学教师的培训和培养 |
| 5.3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学员制度 |
| 5.3.1 警察教育机构招生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
| 5.3.2 警察教育学警考核制度的变迁 |
| 5.3.3 警察教育机构学警毕业选送制度的变迁 |
| 5.4 小结 |
| 6 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化模式分析 |
| 6.1 警察教育的建构移植模式及其历史逻辑 |
| 6.1.1 建构路径:以建构为主的模式 |
| 6.1.2 移植方式:制度移植的典范 |
| 6.1.3 动力系统:多方合力的作用 |
| 6.2 警察教育的近代化模式及其科学逻辑 |
| 6.2.1 近代化\现代化的模式 |
| 6.2.2 健全的法制化样式 |
| 6.2.3 因地制宜的教育宗旨 |
| 6.3 警察教育的社会变革及政治逻辑 |
| 6.3.1 社会秩序变革的影响 |
| 6.3.2 维护政治秩序的需要 |
| 6.3.3 民主与法制的理性启蒙 |
| 6.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主要内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一个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剖析 |
| 一、国家治理 |
| 二、国家审计 |
| 三、地方审计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分析 |
| 一、国家治理理论 |
| 二、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进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搭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的沿革及评述 |
| 第一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的沿革 |
| 一、旧审计阶段:封建社会及民国时期 |
| 二、红色审计阶段: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 |
| 三、现代审计阶段:改革开放之后 |
| 四、新时代审计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二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发展取得的成就 |
| 一、及时有效披露相关信息,提升了政府透明度 |
| 二、发挥权力制约和监督作用,保障了国家治理稳定有序 |
| 三、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提高了审计质量 |
| 四、丰富审计内容和审计形式,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
| 第三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发展的基本规律 |
| 一、审计法制化趋向 |
| 二、审计功能不断扩展 |
| 三、审计民主化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的困境及生成机理 |
| 第一节 现实困境 |
| 一、组织设置与国家治理需求不相匹配 |
| 二、权力划分与国家治理趋势相违背 |
| 三、审计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脱节 |
| 四、审计机制与国家治理运行难以契合 |
| 第二节 生成机理 |
| 一、审计体制的制约 |
| 二、政府职能转型滞后 |
| 三、对审计的认识有待提高 |
| 四、利益协调困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若干典型个案: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概述 |
| 一、南京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二、广州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三、重庆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四、贵阳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第二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比较研究 |
| 一、组织建设层面的比较 |
| 二、权力配置层面的比较 |
| 三、制度建设层面的比较 |
| 四、机制修缮层面的比较 |
| 第三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高扬党的旗帜 |
| 二、坚持协调发展,理顺多重关系 |
| 三、坚持全面改革,谋求深化发展 |
| 四、坚持效益目标,提升审计质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前置设计 |
| 第一节 根本条件: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
| 一、毫不动摇的思想指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二、鲜明的主题设置:强调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定性 |
| 三、有效的改革原则: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价值的保障 |
| 第二节 基础条件:国家审计体制确认 |
| 一、审计组织模式优化 |
| 二、审计领导体制模式调整 |
| 三、国家审计体制确认的意义阐明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组织及其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和权力优化的原则坚守 |
| 一、独立性和联系性的把握 |
| 二、一致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
| 三、全面性和重点性的兼顾 |
| 第二节 地方审计组织设置及关系优化 |
| 一、组织设置之“加减法”应用 |
| 二、发挥地方审计委员会的作用 |
| 三、组织关系厘定 |
| 第三节 审计权力优化与规范 |
| 一、审计管理权限确认 |
| 二、审计职能转型 |
| 三、权力清单制度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制度与机制 |
| 第一节 制度与机制建构的条件设立 |
| 一、价值取向:公共性确立 |
| 二、要素供给:可行性把握 |
| 三、注意事项:衔接性处理 |
| 第二节 审计制度建设 |
| 一、良法:夯实改革创新的合法性 |
| 二、制度:强化改革创新的规范性 |
| 三、程序:提升改革创新的秩序性 |
| 第三节 审计机制修缮 |
| 一、内生机制 |
| 二、外部机制 |
| 三、联接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混合经济”的发展 |
| 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 |
| 三、“混合所有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渗透 |
| 第二节 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可靠性 |
| 五、研究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依据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三、对已有研究的思考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生态系统理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三、产权理论 |
| 四、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节 第三方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及其内部治理的研究与启示 |
| 第一节 社区学院公私合作探究 |
| 一、概况简介 |
| 二、案例分析 |
| 三、特征归纳 |
| 四、启示 |
| 第二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公私合作 |
| 一、概况筒介：营利性高等教育发展前景不乐观 |
| 二、案例分析：普渡大学收购卡普兰大学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内部治理 |
| 一、戴维瑞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 二、阿波罗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 三、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 |
| 第一节 内涵、特征及其二元选择 |
| 一、概念解读 |
| 二、主要特征 |
| 三、二元选择 |
|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一、企业的利益诉求 |
| 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 |
| 三、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 |
| 第三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及相关建议 |
|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发展趋势 |
| 三、相关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影响因素 |
| 一、政府的支持 |
| 二、校长的魅力 |
| 三、产权的设计 |
| 四、文化的交流 |
| 五、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 |
| 六、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运行 |
| 一、董事会(理事会)决策 |
| 二、校长(院长)及各职能部门执行 |
| 三、党委及监事会监督 |
| 四、运行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激励约束机制 |
| 一、校长(院长)年薪制 |
| 二、管理层及骨干教师持股 |
| 三、教师薪酬、发展空间及退休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内部治理的分析、发展趋势及“悬置”的问题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 |
| 一、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缺失 |
| 二、组织机构作用的发挥不充分 |
| 三、运行保障机制不完善 |
| 第二节 发展趋势预测 |
| 一、政府支持力度加大 |
| 二、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更为完善 |
| 第三节 “悬置”的问题 |
| 一、关于独立法人的问题 |
| 二、关于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 |
| 三、关于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 |
| 四、关于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7）基于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五节 基本概念的内涵 |
| 一、“善治”的概念和内涵 |
| 二、财政管理内部控制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公共治理理论 |
| 二、内部控制理论 |
| 三、绩效评估理论 |
| 四、激励理论 |
| 第三章 善治视角下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发展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善治”的标准 |
| 一、标准的分类 |
| 二、各标准的内涵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发展现状 |
| 一、“法治性”: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 |
| 二、“参与度”:基本实现多部门多业务领域的全覆盖 |
| 三、“共识性”:各级政府部门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意识逐步强化 |
| 四、“包容性”:地方政府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 |
| 第三节 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
| 一、“响应性”:制度推进呈现横纵向不平衡性 |
| 二、“效率性”:风险预警和评估效率偏低 |
| 三、“透明度”:信息共享渠道不畅通 |
| 四、“有效性”:部分控制活动处于“静”运行状态 |
| 五、“问责制”:重点依然集中于财政专项检查和事后监督 |
| 第四节 解决问题的关键:以“善治”理念系统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 |
| 第四章 发达国家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典型经验 |
| 一、美国 |
| 二、澳大利亚 |
| 三、英国 |
| 四、法国 |
| 第二节 经验借鉴和启示 |
| 一、完善的法律体系框架为内部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
| 二、职责明晰、各负其责,持续优化内部控制的治理结构 |
| 三、建立绩效评估体系和问责制,创造了良好的内控组织环境 |
| 四、客观独立的审计制度有效地推动了财政管理内控的落实 |
| 第五章 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构建及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构建 |
| 一、“善治”指数构建的复杂性分析 |
| 二、“善治”指数构建的标准 |
| 三、指标的选取原则 |
| 四、指标设计的程序 |
| 五、指标体系修正与预评估 |
| 六、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 第二节 善治视角下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简介 |
| 二、计量指标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
|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五、研究结论 |
| 第六章 善治视角下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优化研究 |
| 第一节 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
| 一、系统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是解决现存问题的有效突破口 |
| 二、系统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是借鉴经验、补足短板的关键 |
| 第二节 基于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构建 |
| 一、“善治”与新COSO风险管理框架关系分析 |
| 二、优化目标 |
| 三、优化原则 |
| 四、核心要素 |
| 五、系统运行机理 |
| 六、各要素内部机制分析 |
| 第七章 走向“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激励方案设计 |
| 第一节 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关键抓手:激励机制 |
| 第二节 财政激励方案(FIP)的原理及典型实践 |
| 一、财政激励方案(FIP)的原理 |
| 二、设计思路 |
| 三、激励方案设计 |
| 第八章 完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政策建议 |
| 一、依法“善治”,完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法律法规体系 |
| 二、加强内部审计,为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
| 三、提升“响应性”:积极推进县一级政府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
| 四、提高“效率性”:稳步完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 |
| 五、增强“透明度”:有效联通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信息孤岛” |
| 六、改善“有效性”:着力提高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人员的专业素养 |
| 七、强化“问责制”:建立健全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监督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词 |
（8）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以X财政专员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相关研究评价 |
| 1.3 本文创新点 |
| 1.4 研究途径与方法 |
| 2.相关理论综述 |
| 2.1 内部控制相关理论概述 |
| 2.1.1 内部控制定义 |
| 2.1.2 COSO框架 |
| 2.2 行政事业单位的概念与特点 |
| 2.2.1 行政事业单位的概念 |
| 2.2.2 行政事业单位的特点 |
| 2.3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理论概述 |
| 2.3.1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涵义 |
| 2.3.2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要素 |
| 2.4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理论概述 |
| 2.4.1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内涵 |
| 2.4.2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目标和作用 |
| 2.5 PDCA循环理论概述 |
| 2.5.1 PDCA循环理论的产生与特点 |
| 2.5.2 PDCA循环的阶段与实施 |
| 3.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构建 |
| 3.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
| 3.1.1 全面性原则 |
| 3.1.2 重要性原则 |
| 3.1.3 问题导向原则 |
| 3.1.4 适应性原则 |
| 3.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模式的选择 |
| 3.2.1 三种评价模式的概述和比较 |
| 3.2.2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模式选择 |
| 3.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3.0 PDCA循环与内部控制理论结合 |
| 3.3.1 计划阶段(P) |
| 3.3.2 执行阶段(D) |
| 3.3.3 检查阶段(C) |
| 3.3.4 改进阶段(A) |
| 3.4 综合评价的方法 |
| 4.X财政专员办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案例与分析 |
| 4.1 X财政专员办概况 |
| 4.2 X财政专员办内部控制实施状况 |
| 4.3 X财政专员办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 4.3.1 P环节内部控制指标构建 |
| 4.3.2 D环节内部控制指标构建 |
| 4.3.3 C环节内部控制指标构建 |
| 4.3.4 A环节内部控制指标构建 |
| 4.4 对X财政专员办内部控制综合评价分析 |
| 5.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体系运用启示 |
| 5.1 评价主体的选择 |
| 5.2 评价的频率与周期 |
| 5.3 评价的组织与流程 |
| 5.4 评价的常用方法 |
| 5.5 评价报告的形式 |
| 6.研究结果与展望 |
| 6.1 研究结果与局限性 |
| 6.1.1 研究结果 |
| 6.1.2 本文局限性 |
| 6.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理解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回顾 |
| 1.3.1 对高等教育供求话题的一般分析或整体讨论 |
| 1.3.2 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高校专业设置的研究 |
| 1.3.3 关于学生专业选择方面的研究 |
| 1.3.4 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 |
| 1.3.5 文献简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
| 1.5 本文的内容与结构 |
| 1.6 研究方法及技术说明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变量说明 |
| 1.6.3 样本和数据说明 |
| 第二章 高校招生(供给)的专业/科类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2.1 宏观层面:高校招生的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分布 |
| 2.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2 中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类别分布 |
| 2.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3 微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分布 |
| 2.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三章 不同专业/科类的第一类需求表现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3.1 宏观层面:不同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条件对比 |
| 3.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2 中观层面:不同专业类别生源条件对比 |
| 3.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3 微观层面:不同专业生源条件对比 |
| 3.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矛盾评估 |
| 4.1 第一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2 第二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3 事实评估小结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中的若干现象剖析 |
| 5.1 大类招生受学生欢迎吗? |
| 5.2 专业越来越不重要了吗?——基于专业“好坏”维度的讨论 |
| 5.3 专业也和学校一样有层次性吗? |
| 5.4 第一类需求中的“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
| 第六章 处理高等教育双重供求矛盾的规范研讨 |
| 6.1 研究逻辑的价值转向 |
| 6.1.1 非正规逻辑和后实证主义 |
| 6.1.2 把事实和价值结合起来 |
| 6.2 从“配给式”供给走向市场性供给是调节矛盾的必要条件 |
| 6.2.1 以市场为导向是走向任何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 |
| 6.2.2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供给管理中存在的两个典型问题 |
| 6.2.3 改进的思路 |
| 6.3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是化解矛盾的最佳策略 |
| 6.3.1 现实中高等教育供求均衡的三种模式 |
| 6.3.2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最具综合合理性 |
| 6.3.3 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理论根据及其超越 |
| 第七章 构建理想:在向学生需求的倾斜中走向综合协调 |
| 7.1 从三个“不矛盾”看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综合合理性 |
| 7.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在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政策创新 |
| 7.3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本科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二: 高职高专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三: 合并后的50个本科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四: 合并后的40个高职高专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
| 后记 |
|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后面加*号） |
（10）企业犯罪预防中的合规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合规计划的研究概况 |
| 二、具体综述 |
| 三、综述结论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进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进路 |
| 第一章 合规计划: 一个源于企业犯罪的新理念 |
| 第一节 合规计划的概念 |
| 一、该词的起源 |
| 二、合规计划概念的界定 |
| 三、合规计划与相关概念关系的厘清 |
| 第二节 合规计划的产生及发展与企业犯罪 |
| 一、企业犯罪推动了合规计划的出现 |
| 二、系列公司丑闻促进了合规计划的蓬勃发展 |
| 第三节 合规计划在企业犯罪预防中的效用 |
| 一、关于合规计划是否可以有效预防犯罪的争论 |
| 二、关于合规计划效用的实证研究 |
| 三、关于合规计划效用的逻辑思辨 |
| 四、合规计划在企业犯罪预防中作用的肯定性分析 |
| 第四节 合规计划预防企业犯罪的作用路径 |
| 一、刑罚的抑制和激励作用 |
| 二、合规组织及合规关联措施的客观作用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行制度困境:不断完善的刑事法规范体系与日益严峻的企业犯罪态势的背反 |
| 第一节 企业犯罪概述 |
| 一、企业犯罪与单位(法人)犯罪、经济犯罪及公司犯罪关系的厘清 |
| 二、关于企业是否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争论 |
| 三、我国企业犯罪立法的历史梳理 |
| 第二节 立法层面的刑罚结构及法网疏密 |
| 一、企业(单位)犯罪法网疏密问题 |
| 二、企业犯罪的刑罚结构问题 |
| 三、对我国刑事法网与刑罚结构的总体评述 |
| 第三节 传统打击模式下我国企业犯罪的现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问题解决的思路之一:引入合规计划理念 |
| 第一节 引入合规补充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
| 第二节 引入合规计划的正当性分析 |
| 第三节 引入合规计划的现实基础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问题解决的具体举措:合规计划制度借鉴的展开 |
| 第一节 由STICK模式向STICK-CARROT模式的转变 |
| 一、通过量刑激励推动企业内控 |
| 二、培育企业伦理和合规文化 |
| 三、司法及立法上的改进 |
| 第二节 企业犯罪惩治负外部效应的克服与我国企业犯罪刑事政策的重构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安然事件后美国企业犯罪刑事政策的变化 |
| 三、我国企业犯罪刑事政策的重构——个人与企业本体两元化刑事政策的建构 |
| 四、个人和企业本体两元化刑事政策可能面临的质疑与回应 |
| 第三节 合规计划的引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一、合规计划中的私权保护问题 |
| 二、替罪羊现象 |
| 三、对公平正义理念的冲击问题 |
| 第四节 合规计划与中国法律及社会环境 |
| 第五节 国有企业的行政化管理是否阻碍合规计划的推广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进一步延伸:自我管理、强制的自制及刑罚多元立体犯罪防控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法律在企业犯罪预防中效用的争论 |
| 第二节 企业犯罪预防多元替代模式的提出及践行 |
| 第三节 多元替代模式中的刑罚量的问题 |
| 一、自我管理及合作管理需要严厉的刑罚加以保证 |
| 二、严刑峻法是否违背刑罚的谦抑性 |
| 第四节 替代模式概念对我国企业犯罪预防发展方向的指引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和待发表的文章 |
| 后记 |
四、建立和实施内部会计控制的若干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2]责任落实导向的A广播电视大学财务内部控制研究[D]. 张力丹. 南华大学, 2020(01)
- [3]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4]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研究[D]. 陈兰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9(05)
- [5]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马薇. 苏州大学, 2019(07)
- [6]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 [7]基于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优化研究[D]. 苏娜.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8]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以X财政专员办为例[D]. 阮琪智. 云南大学, 2018(01)
- [9]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D]. 王旭辉. 厦门大学, 2017(01)
- [10]企业犯罪预防中的合规计划研究[D]. 李本灿. 南京大学,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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