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末流警察作家的心迹表白（论文文献综述）
赵冬旭[1]（2021）在《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丁西林身为物理教授,却凭借独树一帜的话剧作品赢得了知识分子读者/观众的普遍青睐,无疑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本文以丁西林剧作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以及中西论者之间的对话为切入点,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中西文献的对比、文本的细读,重新定位丁西林剧作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中的具体坐标,考察中西文化对丁西林创作的影响,探究历史语境下丁西林的创作动机和策略、美学倾向、编剧技法和语言主张。通过对艺术形式的革新,他创作了具有现代特征和丰厚艺术价值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戏剧,尤其是早期话剧建立了全新的创作模式（pattern）。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绪言部分首先对研究对象丁西林予以简要介绍。在厘清国内外研究现状后,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英语世界高度认可丁西林剧作的原因为何?丁西林剧作的哪些艺术特征具有创新意义,并如何起到了范本的作用?继而陈述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意义与创新之处。第一章探讨英语世界对丁西林剧作的接受。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英语世界不断有人在介绍、翻译、研究、甚至搬演他的剧作。无论是专题论文还是戏剧史,大都强调作家通过采用文雅的语言,融合唯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喜剧形式,使作品拥有了独特而隽永的艺术价值。中外论者对丁西林剧作的评价有别,体现了美学观念和理论体系上的差异,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形式与语言也具有足以建构戏剧范式的重要性。第二章探讨丁西林在中西文化双重影响下的美学主张和戏剧策略,以及他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的作用。对比中西戏剧史会发现,中国早期新剧转向以知识精英主导的“爱美剧”,和19世纪欧洲情节剧过渡到现实主义戏剧的历史如出一辙,这其中既有西学东渐的作用,又有戏剧发展、更迭的历史必然性。丁西林及其社团同人都是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业余爱好者进入新剧场域。他们再三申明审美愉快与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是为了厘正前期新剧对高台教化的过分强调。因此他们另辟蹊径,提出了以知识分子为潜在观众/读者群的新剧策略,并在此框架下探索新的戏剧主题、形式与舞台实践。第三章探讨丁西林对西方编剧技法和喜剧精神的移植和改造。丁西林在编剧上融合了西方近现代戏剧的技巧和本土化的主题与素材,以吸引知识阶层观众/读者的兴趣。他以戏剧的暗示性和情境为关键突破点,并适当“留白”以调动观众/读者的能动性,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以形式为重、内容居次的编剧模式。此外,他对乔装扮演技巧的反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人类的游戏天性和男性的欲望,这为“涕泪交零”的现代戏剧带来了一丝珍贵的愉悦。其喜剧传达出温和而折衷的精神,又和英国风俗喜剧的强烈讽刺精神有着很大不同。第四章探讨丁西林对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所做的革新与调和。他始终致力于探索一种整合了文言与白话、中英语法的白话文,它既比纯粹口语更书面文雅,又比传统文言文更加活泼且更加具有日常口语化特征。同时,他用意义丰裕、富于美感的语言构建多重的意义,增添了剧本本身的文学维度,也重现了修辞的价值。因此,其戏剧语言呈现出文学化的、跨文化的、现代性的特征,引领了风靡一时的“西林风”。处女作《一只马蜂》实际上可被视作作家对其白话文试验的一个讽喻,也是其“西林风”戏剧创作的开拓之作。最后,结语部分指出,通过对编剧技法与语言风格的不断钻研和探索,丁西林创作出了具有技巧性、游戏性、杂糅性和现代性的戏剧,为中国现代戏剧,尤其是早期话剧提供了新的创作范本与模式。在以高台教化的戏剧观为主流的时代,丁西林践行了与众不同的美学与戏剧理念,其作品是独立自足、精雕细琢的艺术,而非“主义”和“思想”的附庸。这构成了其剧作的内容狭窄化和受众局限性,但也造就了英语世界对他的高度肯定。如果说还有评论家困扰于如何从丁西林的剧作中发掘出深刻的社会立意,那么,本文希望能够证明它们在艺术形式上的革新,就已经蕴蓄了独特的美学价值,为中国戏剧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丛海霞[2]（2020）在《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1874至1949年的巴蜀词坛为研究对象,考察此期巴蜀词学思想、词人生态、题材内容、艺术特质、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全面展现其多元风貌及在词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是千年巴蜀词史发展新变的又一座高峰。巴蜀词坛曾在五代及两宋时期有着辉煌的历史。然金、元、明及清代前中期却十分薄弱,直至晚清才逐步觉醒。近百年时间内,巴蜀词坛不仅唱和活动频繁,创作数量陡然增加,而且质量上乘,出现了不少情格兼重的词史佳作。纵向比较而言,确实堪与五代两宋相提并论。其次,它是晚清民国巴蜀文学不可缺失的一章。与其他文体相比,词之“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特质在面对不易言说的语境下,有其显着的优势。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新诗、戏剧、小说等新文学都不免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局限性,而词这类旧形式,因自五四以来不断被压缩的前期处境,使得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私有化,反而不再受政治宣传的掣肘。遂更能深入地反映战时人民的真实生态。第三,它是中国地域词史研究的重要方阵。巴蜀地处西陲,有山奇水秀自然风光的陶冶,亦有根深蕴厚词学传统的滋育。无论在地域上,还是文化上,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天府”特色。然当下对巴蜀词坛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宏观上存在“头重脚轻”现象,即五代、两宋时期词人受到格外关注,而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词人研究则相对薄弱;其二,文献整理的不足;其三,词学批评重视不够;其四,研究方法及视角比较单一。基于此,本文采取知人论世与文学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便于准确抽绎作家作品的特质;后者有利于作群体性现象的考察与反思。巴蜀词坛有着悠久的词学传统,晚清民国时期对此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综合来看,此期词学观念有三大特点:第一,推尊词体,强调诗词同源;第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第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在建构巴蜀词学历程中,李调元《雨村词话》是词坛浙、常二派此消彼长之间的过渡性存在,也是巴蜀词学星火相传的关键人物。姜方锬《蜀词人评传》则是巴蜀词坛由传统词话向现代词学转型的重要成果。基于以上思想理念的考察,及对创作成就和词史发展的整体观照,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1874年,张之洞成功创办尊经书院,成为巴蜀文学崛起的重要转折点。书院培育了众多眼界开阔、学识渊博的人才,他们为巴蜀文化的兴盛打下扎实的基础。巴蜀词坛也开始摆脱萧条冷寂的局面,如张祥龄、胡延、朱德宝、宋育仁、周岸登等人开始活跃文坛,他们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凭借精工富艳的才情与坚韧不屈的性格,终在词坛博得一席之地。张祥龄是唯一一个串联北京、吴中两大词群并与湖湘词群交往密切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学步姜、张之醇雅,后转师二晏,终以意炼警辟、淳质闳约的独特风貌屹立于巴蜀词坛。胡延与朱德宝都是沉沦下僚的文人,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鼎革易代之际,朱德宝站到了维新阵营,试图通过变法来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而胡延则坚守在守旧阵营,试图以个人辛勤的付出来切实改变地方百姓的生活。二人从不同视角记录了动荡政局下人民的复杂心声。周岸登是晚清向民国过渡的典型。早期因强调声律,一直以“二窗词客”的身份被划入梦窗一派。其实,《蜀雅》词特别重视情感抒发,整体上呈现出由哀婉凄艳到沉雄霸悍风格的转变趋势。在近百年蜀中词坛,周氏理当胜任探花之誉。第二,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锦城词社是近代巴蜀第一个词学社团,它是词坛由觉醒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该词社成立于四川成都,活跃于1916至1920年间,先后组织三十余次雅集活动,刊刻《春禅词社词》《花行小集》两部词集,参加人数先后达二十四人,比较着名的有赵熙、邓潜、邓鸿荃、张慎仪、江子愚、林思进等。当时四川频繁的军阀混战并未引起中国词坛其他文人的关注,而锦城词社则从文人角度客观记录了发生在身边的各种动乱,所写作品具有透视普通民众生态、补正史之缺的词史价值。赵熙是锦城词社的重要参与者,其《香宋词》不仅是袁枚性灵说的现代回响,而且真切地反映了清民异代之际遗老耆旧的复杂心声。邓潜受赵熙影响较大,他们有着相似的亡国经历和乱世处境,其词呈现出寄托幽深、孤悲沉郁的整体风貌。张慎仪和江子愚则从各自角度展示内心的不甘和挣扎,是彼时人心思变的一个缩影。第三,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众多高校及文人迁徙至此,巴蜀成为继南京、上海、京津之后,又一引领潮流的诗词重镇。首先,创作力量和数量都陡然猛增;其次,诗词社团、雅集唱和等群体性文学活动更加活跃;第三,词体社会功能显着增强;第四,描写内容由个性生活转向抗日战争;第五,词作风格由崇尚花间的独抒性灵向豪雄悲壮、沉郁顿挫等多元风貌拓展。此期巴蜀籍词人向迪琮和刘冰研成就十分突出。向词提出师法北宋、情格兼重的创作思路;刘词推崇音律,并强调以词记史。二者是认识民初梦窗风流弊和见证抗战词坛苏辛词风崛起的独特窗口。总而言之,在1874至1949年间,巴蜀经历了从词坛边缘向词坛重镇的发展演变过程。终以兼具巴蜀地域文化特色、倡导抒情的性灵本色和立体呈现当地人民复杂心声的三大特质屹立于中国词坛。
张晓芳[3]（2020）在《“秋瑾文艺”研究》文中提出秋瑾是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1907年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牺牲不久,文艺界便出现了以秋瑾为题材的时评杂感、诗、词、散文、传记文学、小说、戏剧、曲艺、话剧,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影视剧等,一百多年来不曾消歇,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一种文艺现象。本文的研究对象便是这些以秋瑾为题材的文艺创作。本文的核心议题在于:“秋瑾文艺”创作何以经久不衰?“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以何种艺术手法来塑造秋瑾形象?秋瑾艺术形象的发展演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文艺类型为纲,以时间为轴,对秋瑾题材的文艺作品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不同文艺作品的艺术手法及社会价值,“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对秋瑾的“改编策略”及背后的书写逻辑。贯穿全文的是社会思潮与文化演进影响下的秋瑾形象的演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秋瑾文艺”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便是“秋瑾文艺”的内在书写逻辑,也因此,每个时代呈现出的秋瑾的艺术形象各不相同。晚清民国时期,“秋瑾文艺”推动着社会变革,秋瑾的艺术形象也初次偏离了历史真实,文艺作品中的秋瑾,一面是女学和新学的倡导者,一面是“男女革命”的受害者形象。民国初年,在表彰革命先烈的纪念活动中及辛亥革命的旗帜下,秋瑾的革命功绩得到了承认,其形象也实现了由弱女子向革命先烈的跨越,并成为妇运的一面旗帜和党派斗争的缓和剂。抗战时期,为了动员全民抗战,在民族大义的书写立场下,秋瑾“女革命家”的事迹被广为颂扬,“秋瑾文艺”成为启蒙与救亡的革命范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秋瑾女革命家的身份在人性解放的思潮下得以重置,增添了“女性”“母性”等内涵,为其大义之举增添了悲壮的色彩,但却偏离了基本史实。秋瑾的形象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经多重合力而形成,可以说,时代的需要造就了秋瑾的艺术形象,在动态演变中,秋瑾的形象不断转换新生,文艺作品中的秋瑾形象正代表了秋瑾在国人心中的形象。“秋瑾文艺”创作反映出了文艺的社会属性,这也是“秋瑾文艺”的使命与担当。
杨丽霞[4]（2019）在《“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文中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反抗外敌入侵取得胜利的伟大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和象征。同时,民族危亡催生中国文化裂变与新生,抗战促进现代文学由启蒙的“精英姿态”到人民性转变,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改造“隐忍”、“谦和”的国民精神,开掘新的、鲜活的“刚性”文化力量以抗击暴敌,成为抗战的重要内容。老舍是中国抗战时期众多作家的典型之一,抗战前的自由知识分子老舍,于战争全面爆发后,毅然投身抗战革命洪流,特别在“家”“国”矛盾、“尽忠”与“尽孝”、“新文学”与“旧文艺”的两难选择中,他做出非比常人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作家其转变历程更具代表意义,老舍以自己最具长处的“笔”服务抗战,为抗战第二条战线胜利做出一个作家、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本论文试图在以往优秀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抗战中老舍的启蒙思想与民族精神建构,开掘抗战中老舍“士”“卒”转变的机制与心路历程,揭示老舍个体生命体验对文本创作潜在规约作用,从而再现一个“士卒”合一的老舍形象。老舍处在“传统”和“现代”融合非常复杂的时代,他接受“五四”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对中国国民性格进行反思和批判,期望以西方文明来烛照东方人格。而抗战改变了老舍的生活境遇与创作理念,为他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提供机缘。他把目光聚焦到开掘传统文化精华上来,挖掘民众几千年“礼”文化规范下所形成的“谦和”、“隐忍”人格中潜藏的无限战斗力量。老舍把“五四”启蒙志士建构的文化批判路径与“改造民族灵魂”主题延伸到抗日救亡“大时代”,救亡亦即启蒙。本文以老舍投身抗战的心理困境——在抗战中突围——《四世同堂》正好印证抗战中老舍思想的理路设置框架。老舍完成对民族国家的曲折体认,由新文学自由知识分子转变为抗战文艺界“小卒”,从疏离政治到亲近政治、参与抗战宣传到建构抗战文艺,在政治和抗战文艺实践中,其思想产生了“现代”和“传统”二元纠缠的复杂关系,老舍在“士”与“卒”之间、“政治”与“国家”之间、新文学与旧通俗文艺之间徘徊纠结。但老舍毕竟是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尽管在抗战中,他饱含情感激越与思想犹疑,却无法阻挡他“舍予”为国的脚步。他对启蒙进行创作性转化,启蒙是实现现代性手段,而救亡又是另类形式的“启蒙。”在“国家至上”这意义层面上,老舍又完成“自由知识分子”到抗战“小卒”的沟通,即“卒”也是“士”,为新文学向“功利性文学”转化提供可行性通道,同时成功从思想禁锢、政治困境、文学规约的泥沼中突围。抗战中的老舍,既是“士”也是“卒”,在沟通“士卒”的基础上,表达对民族文化建构与民族精神更新的思考。《四世同堂》即是老舍抗战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以小说人物由“士”到“卒”而“士卒”统一的艰难历程,折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抗战时期老舍的心理困境与人生突围,并寄予他们启蒙大众的先锋期待。从老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士”大夫文化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裂变与重生;能够感受到其文化心理演变的轨迹,譬如觉醒与怀旧,追求与失落,保守与激进、困惑与挣扎。抗战中老舍思想纠结与转变,归根到底,属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范畴。传统文化现代化主要包含“继承而扬弃与改造并创新”两个路径,传统文化是根脉,现代化则是灵魂。老舍创造性地把以“个体觉醒”为基点的“五四”启蒙理路,转向“群卒”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在知识精英引领下,开掘“刚性”精神与“猎人文化”特质,打破文化“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模式,强调文化融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在现代性与传统性融合基础上,衍生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文化,更新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人民主体精神建构,完成由个体“士”带动“群”的道德轨迹进而达到人人皆可为“卒”的伦理站位。
吕姝焱[5]（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提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郭建鹏[6]（2018）在《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文中认为南社作为晚清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社团,通过办报活动来完成“革命文人”的“文人革命”活动。他们投身于国族建构中,也是成为晚清民初文学变革中的健将。南社通过政治、报刊、文学三者的联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力图通过对南社报刊及南社报刊文学的梳理,揭示南社不仅是一个引领“政治革命”的团体,也引领了中国报刊媒介的发展,更重要的在文学变革时代亦走在了前列,他们属于启蒙、递变的一代,其磅礴的文学气势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在绪论部分,首先明确了研究的对象、内容与目的,即从南社报刊所刊载的文学史料入手,多角度地去考察南社时期南社人的社会、文学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为其“正名”。其次,概述了南社研究的现状与不足,提出南社研究的价值。第一章主要是对南社的兴起与报刊业产生关系进行一个总结性的概说,南社通过报刊来代表整体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将个体内在的政治价值取向聚集到一起,并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集政治性、文化性、商业性于一体的“南社报刊编辑群”。同时对南社人的“笔名文化”进行了分析,还有部分作者与笔名的考证。第二章以时间为序,从南社成立前的海外办报到国内鼓吹革命再到南社社刊《南社丛刻》的出版,进行数据与内容上的分析,进而梳理出此阶段的报刊在政治、文学革命上的特色,作为《南社丛刻》,从与之密切相关的雅集活动进行分析,得出《南社丛刻》无论是从编辑人员的更换还是从内容的选择、编辑来看,它代表了南社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缺陷,同时也是古典文学终结路上最灿烂的一幕。本章还将于右任主办的“竖三民”及南社女社友的办报活动纳入研究的视野,尤其是在倡导性别平等的南社群体,女性共同参与社事和政治活动,为晚清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民元后,随着政治空间的突变,南社报刊出现分化,一部分坚持鼓吹革命,形成“反袁文学”,一部分走向消闲,并入通俗文学,成为主流。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的诞生,承载着新旧文学的转变,也是南社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可以说,在《民国日报》上的“唐宋诗之争”只是南社堡垒垮塌的一角,也是其历史必然性的真实再现。第三章以分类文体进行研究。南社作为文学社团,其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领域取得的文学成就引领了晚清民初文学的发展导向。南社的小说是古典小说与翻译小说结合下的产物,它接受西方悲剧美学思想,打破了传统“大团圆”结局模式,书写了“革命+恋爱”模式的典范。书信体、日记体及第一人称叙事等创作方法的革新,给五四作家诸多启示。南社诗歌吸纳、融汇中西传统,从本质上超越了维新派的诗学主张,通过追忆前人、幻想历史的重构与颠覆,修复、建立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联系,并寻找自我价值存在的生存空间、重塑国族传统的历史地位。南社戏剧最为突出的历史贡献在于理论倡导、剧本创作与舞台实践并重,弥补了改良派脱离舞台的缺陷,真正在戏剧舞台上造成了改革的声势,使近代戏剧革新运动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第四章重在讨论南社在民国机制下的文学史地位,从民国文学的命名存在性说起,认为民国文学是对历史传统的衔接,只是替代现代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要遮蔽、颠覆文学发展史上出现得现代性。然后从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进行具体分析,得出南社小说家为主流的以民间文化出场面向市民群体的鸳鸯蝴蝶派,以其商业化的市场和价值取向延续着传统文化精髓,兼祧新的时代内涵,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同时对影响新文学运动的南社与胡适等新文学家之间白话之争从历史的源流、论争的本源及历史的现代性反思来重新诠释南社的“保守”与“反动”行为,重估南社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及价值。结论南社的报刊,打造了南社为革命团体的名片,也影响了南社乃至整个晚清民初文学的发展。通过报刊中的文学作品还原南社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历史在场,在历史的还原与文学的解构中去找寻南社文学走向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给“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文学现代性发展一个合理的解释。南社作为连接古典与现代的桥梁,作为是新文化运动的萌芽,值得我们去认识、评说,它自身存在的矛盾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陈蘅瑾[7]（2017）在《反讽的魅力—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反讽成为了一个不曾退场的存在。本文通过对反讽概念与反讽理论较为系统的梳理,在大量阅读文学文本的基础上,以反讽作为作品的视点,分析西方反讽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呈现出的新质和魅力,认为当代文学中反讽的实质是完成了文学中主体话语系统的转换,拆解曾经的一元话语体系,实现了五四以来现代性启蒙话语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话语等多元话语在文学世界中的共生与共存。引言部分从西方的反讽与中国讽刺的比较入手,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体意识的弱化对于反讽在中国本土的产生所形成的制约,进而阐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极大促进了反讽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第一章从反讽概念的衍变入手,探讨反讽理论的构建过程,并对西方反讽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确认反讽作为沟通中西方文艺理论与思想的桥梁的价值所在。第二章通过1978年以来对于西方反讽理论的阐述的梳理和当代小说反讽批评实践的概括,旨在说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的反讽所具有的独特性。第三章从人物命运、政治文化的语境、语言反讽等方面进行分析,归纳出王蒙小说反讽具有的质疑与守护的双重性。第四章以王朔的作品为主要分析文本,通过作品中特殊的人物群体以及他们拼接式的语言,概括王朔小说反讽具有的颠覆崇高的特征。第五章则以王小波的作品为个案研究,通过分析,归纳其作品反讽所具有的笑谑中解构与理想追求相互融合的特征。第六章则从民间叙述视角展开对于刘震云小说中反讽特征的研究,认为刘震云的小说反讽完成了崇高的主体想象与琐碎的日常生活、宏大的历史书写与卑微的现实存在、喧闹的现实与民众的孤独灵魂的张力叙述。第七章从寓言叙述、反讽结构与反讽语言三个维度分析阎连科的小说,归纳其小说反讽具有的在革命乌托邦中叙述反乌托邦的锋芒与柔情的双重性。第八章则以米兰·昆德拉和马尔克斯这两位西方的反讽小说大家为着力点,梳理中国当代小说家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于外国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着力分析中国当代小说家在小说反讽手法的运用对于西方反讽小说接受并融会贯通的过程。结语部分则对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的反讽艺术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的贡献进行了概括,同时分析了中国反讽小说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徐芳芳[8]（2014）在《《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樊粹庭，生于1906年2月24日，河南遂平人。192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为该校的首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该校文学教育系第一位文科硕士。他自觉担负起改革河南梆子的重任，历经波折与艰辛，以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投身于河南梆子的编导和传播之中。他是河南梆子步入现代化进程的领军人物、名副其实的“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从事戏剧活动四十年间，呕心沥血，创作改编了八十余部剧本，执导上演了数百部传统与现代豫剧，堪称豫剧兴起三百年来第一位也是迄今最优秀的剧作家和导演。他自觉以“重大担负者”自任，毫不懈怠地下“埋头工夫”，全力投入编剧、导演、教育等系统化艺术创造工程，使豫剧薪火相传并逐步发展为国内受众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在对材料不断发掘与充分占有基础上，笔者对樊粹庭剧作与戏剧改革理论有了相对清晰准确的把握。本文是以六卷本《樊粹庭文集》为基础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同时也是对《樊粹庭文集》整理过程的回放。尤其是对《樊粹庭文集》整理过程中所遇到的版本与校勘问题进行了甄别和归纳，并对整体编纂方案予以详细的梳理。这次集中的整理编纂的方法与途径，即使在《樊粹庭文集》出版以后，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长远的文化价值。它不仅为种类众多的河南地方戏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文本保护与传承路径，也将为其他地方戏剧目的整理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与依据。在《樊粹庭文集》收录剧目时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樊戏”①的定义界定。只有敲定了樊戏的定义，才能最终确定哪些剧目可以收录。笔者在吸收前辈学者见仁见智的看法后，从两个层面上对樊戏进行定义：在理论范畴上，不论是改编、创作、还是导演，均体现了樊粹庭的戏剧才能。因此，樊戏包括经过樊粹庭改编、创作或导演的所有剧作；从实际上，樊粹庭导演的剧目数百种，数目之多、统计之难显而易见。出于谨慎的态度与对着作权的尊重，也为了确保研究的质量，笔者还是较为保守地将樊粹庭创作、改编且导演的剧目归于樊戏之列。参照樊戏的定义与掌握的现有资料做不完全统计，樊粹庭创作剧本51个，改编剧本36个，另外还有一些剧作有待考证。粗略统计，目前樊粹庭创作改编的剧本当在87个上下。作者在充分占有史料对《樊粹庭文集》整理编纂的过程中，发现樊粹庭的出生年月相互抵牾。对于这位豫剧的开山祖师，有必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出生年月进行严格考证。这是对樊粹庭本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负责。经过笔者对各位学术前辈提供的文字材料进行比对与分析，也就此专门咨询樊粹庭之子樊琦先生，最后确认了樊粹庭准确的出生年月，即1906年2月24日。此外，关于樊粹庭的戏剧改革缘由，戏曲界也是众说纷纭。多数人强调樊粹庭本人投身戏剧的献身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笔者也认可这种说法。实际上，经过对樊粹庭生存的时代背景与河南梆子发展衍变历史进行追溯后，发现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动力来源为：以康、梁为代表的戏剧改良思潮的影响、以川剧、评剧、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改革的带动、河南梆子生存发展的本质诉求、樊粹庭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与将戏剧视为宇宙事业的戏剧观念。实际上，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动力还来源于社会舆论、事业发展、家庭因素与个人情感。应该说，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原因相当复杂。这不仅是民族危机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河南梆子亟需改革的内在需求，也是樊粹庭酷爱戏剧与戏剧救国理念支配下的自觉自愿。故此，他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戏剧改革与改良社会的双重责任。樊粹庭是中国戏曲文化史上罕见的集编剧、导演、行业经营、戏曲教育、文化传播于一身的全能艺术家、实业家和卓越的戏曲教育家。无论是其轰轰烈烈的戏剧改革，还是数量众多、造诣颇高、反响强烈的经典剧作，均显示出其对河南梆子发展所发挥的舵手作用与指导意义。樊粹庭将河南梆子引领到戏剧现代化进程之上，三十年间将主要精力投注在戏剧创作和演出改革之中，尚没有功夫停下来对其戏剧理论进行总结却不幸驾鹤西去。因此，他没有齐如山那样有系统的戏剧理论与大量的学术着作传世。因此，其散落在梆剧改革实践之中的戏剧理论就更需要后人的发掘和提炼。其鲜明的戏剧观念与编剧原则、创作技巧犹如熠熠闪光的珍珠一样散存于剧作中。笔者有义务有责任为樊粹庭也为河南梆子找回这些弥足珍贵的珍珠并将其串成珍贵的项链。为了更好地服务当下的戏剧改革，笔者从理论层面上，对樊粹庭的戏剧观念与编剧原则进行学理性分析与提炼总结。本人经过仔细研读完整存世的67个剧目，试图寻绎樊粹庭编剧的金科玉律，体悟其贴近民众生活、尊重历史原貌、追求艺术真实、注重舞台效果等编剧原则，进一步揭开樊粹庭成功编剧的奥妙真谛。同时，笔者还发现其珍视豫剧与艺人的民本意识、启迪民智的戏剧观念、开放通达的理论架构、雅俗共赏的普世艺术观是其戏剧观念的核心。无论是其戏剧观念，还是编剧原则，均在樊粹庭戏剧创作过程中发挥了潜在的指导规约作用，也必将为当下的戏剧改革提供切实可靠的引领和垂范作用。本文专门探讨了樊粹庭的创作思想与剧作风格之间的变化与关联，并对时代强加在其身上的外力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追踪式定位分析。应该说，剧作家不可能摆脱外部环境与时代对其产生的干扰。樊粹庭的创作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环境与时代的双重影响，反映了外因对个体的影响与个体对时代的能动作用。在时代背景、社会政治环境、作家境遇、思想觉悟等主客观因素对戏剧创作的多重影响下，樊粹庭不同时期的创作也呈现明显的差异。由此，笔者将樊粹庭的创作分期大致分为：发展期、成熟期、转型期、升华期。实际上，樊粹庭自1934年接管豫声剧院正式从事戏剧事业，有两件对其影响深刻的重大事件。首先，由于樊粹庭与陈素真之间的密切关系，1942年陈素真这个台柱子的离开使得樊粹庭陷入情感与事业的双重困境之中。毫无疑问，对其创作以及风格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收敛了前期爱国情感的闪耀锋芒，进而对人性及个体情感进行再度审视，创作改编了大量神话剧，将人类现实中所不能实现的情感借助外力抑或是超现实力量得以实现。其次，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樊粹庭一度恓惶的内心开始有了新的寄托，对新中国充满了期待。剧作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与对新生活的期望欢欣鼓舞地投身于新政府所倡导的戏剧改革活动中。他能更加冷静地思索戏剧的本质规律，进一步来探索戏剧现代化乃至当代化的改革问题。他本人的创作重心也从创作思想的变革转向了对创作手法现代化的探讨和实践。樊戏题材较好地体现出鲜明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樊粹庭剧作，笔者大致依据主要戏剧冲突的性质及内容，将其剧作题材分为五部分：历史剧、社会剧、婚恋剧、神话剧、时事剧。在历史剧中，剧作家呈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淑世精神，试图通过创作来实现文学报国的愿景，其剧作表现出对国家时局的强烈关注与对英雄主义的诚挚呼唤。他的剧作英雄爱美人更爱江山的大爱模式，超越了“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小爱局限。他像街头鼓手一样，通过惊心动魄的剧作来增加民族自信，激励民众抗日，不愧为“爱国剧作家”。在动荡战乱的社会背景下，樊粹庭怀着惩创人心、疗治社会顽疾、拯救黎民百姓的急切心理，饱含感情地创作了具有明确悲剧意识的社会剧。在婚恋剧中，出现了众多超越门第、历经艰难佳偶天成的理想婚姻范式。其塑造的女性对爱情大胆追求的程度远远超越其所处的时代，甚至具有现代社会爱情的某些特征。樊粹庭笔下的女性，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识，传达出女性在社会转型变革中所具有的决绝与刚烈个性。樊粹庭将目光聚焦到当下社会，关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对凝聚着民族文化与民众情感的神话母体再度创作，其神话剧体现出执着于现实的写作精神。可以说，樊粹庭的剧作如时代晴雨表一样全方位地折射着时代的特征，堪称“中国近现代豫剧演进发展史的生动史诗”。樊戏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具有宽广宏富的题材来源。樊粹庭不动声色地融入现代思想与时代内涵。同时，在传统题材中独辟蹊径，创造性地采用了超前的创作方法与独特技巧。其剧本结构在遵循传统的情节发展时，往往能跳出既定思维，设计出不落窠臼的情节。外敌入侵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更加关注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多重外部冲突，也善于在故事情节发展中培植戏剧人物不断变化的性格，并通过变化的性格来推动情节发展。剧中往往出现人物与情节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相互扭结而相得益彰。他还对戏剧本质特点掌握娴熟，具有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经樊粹庭化俗为雅、驱雅入俗的精雕细琢，河南梆子的语言已经由粗俗鄙俚转向了雅俗共赏，体现出近现代语言变革的踪迹，由过去艰涩难懂的文言模式，变为通俗浅显、文野相济的大众化话语风格。这都为后来戏剧创作提供了可圈可点的范本。着名剧作家吴祖光在樊粹庭逝世二十周年追悼会上亲笔为其题词：“词章悬日月，名迹满江湖”。可见，樊粹庭的戏剧创作与戏剧改革均得到了后世与剧界鸿儒的充分认可。在地方戏改革四大才子评剧成兆才、川剧黄吉安、秦腔范紫东、豫剧樊粹庭之中，樊粹庭虽然出现时间稍晚，其对地方戏的贡献绝不亚于其他三位。也正是樊粹庭从事戏改稍晚，他才能够吸收其他三位戏剧家的经验与教训。同时，樊粹庭作为中州大学第一位硕士，具有超前的眼光与高超的戏剧理论水平。这也远非成兆才、黄吉安、范紫东诸位先生所比。范紫东、黄吉安出身于中下层知识分子，成兆才本身就是艺人，其三位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剧本创作。而樊粹庭结束了豫剧向无剧本的历史，重塑了豫剧的舞台形态，建立了河南梆子第一座现代化舞台、豫剧第一个现代教育机构、中国第一个正规豫剧剧团，奠定豫剧的人才培养模式，确立豫剧编导理念。可以说，樊粹庭是河南梆子的开山祖师，豫剧现代化进程的奠基者与引导者，他集剧作家、戏剧教育家、导演于一身，在戏剧创作、舞台实践、声腔提炼、表演技艺、剧团管理、人才培养、理论建构等方方面面具有脱胎换骨的改造。因此，樊粹庭不愧为近代以来地方戏改革的集大成者。戏剧理论家、教育家张庚先生盛赞“樊粹庭同志是豫剧的革新家和教育家”。
丁三[9]（2014）在《精卫填海(二)》文中研究表明哭丁三——责编手记之一十年前的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福建青年自称丁三,毛遂自荐。那是我的幸运日子。从业编辑30年,老天眷顾,给我很多的幸运日子,那一天,是幸运之最。丁三自荐的"拙作",经《当代》刊出,人文社出书,名为《蓝衣社碎片》,引发一片惊叹,也引发我的野心。我致电丁三说,哭过了蓝衣社特
陶春军[10]（2012）在《俗中之雅·雅中之俗·雅俗合参 ——《礼拜六》、《小说月报》（1910-1920）、《小说世界》期刊风格研究》文中指出通俗文学期刊的研究逐渐被学界所重视，甚至得到现代文学专业及古代文学专业博、硕士论文选题的青睐，一批有影响的通俗文学刊物作为个案研究，弥补了现代文学学科研究中通俗文学期刊研究的不足。那么这些通俗文学刊物除了各自的期刊内容与特点，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这些联系能不能解释一些通俗文学期刊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本论文基于这样的思考，从新的视角，把通俗文学期刊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论文首次对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通俗文学期刊的不同期刊风格进行比较与整合研究，笔者认为《礼拜六》是俗中之雅的“才子”风格期刊，《小说月报》是雅中之俗的“君子”风格期刊，而《小说世界》则是在1921年《小说月报》改版后，通俗文学期刊向读者市场转型，具有“雅俗合参”的读者“市场”风格。绪论部分包括对本论文涉及到的“通俗文学期刊”、“通俗文学作家”、“通俗文学”等一些概念界定以及论文的选题依据；对《礼拜六》、《小说月报》、《小说世界》的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归纳本论文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最后指出本论文研究目标、研究重点与难点以及本论文的理论支撑。论文主体部分，力图结合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既有宏观的理论视野，又有微观的个案研究，以宏观的视野提升微观的分析，以微观的考察充实宏观的内涵，并力图有一定的期刊覆盖面。沿着这样的思路，论文分四章展开讨论：第一章阐述清末民初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以及通俗文学期刊《海上奇书》面世及其意义。清末民初都市上海是通俗文学期刊产生的大本营并为通俗文学期刊的现代化生产和传播提供条件，《海上奇书》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创作模式。第二章主要围绕着《礼拜六》“才子”期刊风格，讨论了六个方面问题。一、“才子”概念及《礼拜六》期刊地位；二、《礼拜六》期刊中的“才子”风格；三、《礼拜六》的主题与艺术手法；四、《礼拜六》的编辑理念；五、《礼拜六》文本中植入式广告；六、《申报》中《礼拜六》广告语及封面题词。第三章主要讨论了《小说月报》（1910-1920）“君子”期刊风格。笔者认为，与《礼拜六》期刊“才子”风格不同，《小说月报》是传统刊物中的“君子”风格期刊，这又与《小说月报》的编辑恽铁樵及其“传统为体，西学为用”的编辑理念有重大关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刊物的特点，笔者用“君子之争”来解读《小说月报》两位主要撰稿人钱基博与林琴南的芥蒂以及恽铁樵的态度。接下来，笔者用君子视域下的妇女与婚姻与《小说月报》（1910-1920）里的弹词作为两例个案研究，加强读者对“君子”风格刊物的印象。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小说世界》的“市场”期刊风格。1921年随着《小说月报》的改版，《小说月报》由通俗文学期刊变成了新文学刊物，一部分《小说月报》的忠实读者分流到其他书局刊发的通俗文学期刊上，笔者认为1923《小说世界》的创办是商务印书馆为了要把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吸引过去的市民大众读者再争取回头的一种市场营销策略，是文化市场规律起作用的必然措施。同时，由于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西方欧美和东方日本的社会、哲学、思想、文化、科学等观念传入中国，读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小说世界》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传统老路，为了适应新的读者市场，《小说世界》具有了“雅俗合参”综合化等期刊特点。当然这些期刊的特点与早期编辑叶劲风的编辑理念是分不开的。在个案分析上，笔者围绕着“读者市场”这个中心，筛选出三个案例：其一，选择了《小说世界》的“编者与读者”栏目，分析了该栏目如何拓展公共话语空间；其二，鉴于《小说世界》在国内首提“银幕”一词，笔者分析“银幕的艺术”是如何捕捉市场热点需求的；其三，剖析市场语境下《小说世界》上的广告营销理念。结语部分仍沿着三种期刊发展脉络，从面上关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通俗文学期刊全新发展的表现。笔者认为自“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来，特别是《小说月报》改版后，读者的知识结构、阅读需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的文化市场面前，通俗文学刊物不得不做出选择，它们中的一部分面临发行困难不得不停刊，而另一部分则为了适应新的读者市场需要，为读者“量身定做”，出现了繁荣局面，具体体现在期刊前后联系、叙事手法、小说类型上都有了不同的变化。
二、一个末流警察作家的心迹表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个末流警察作家的心迹表白（论文提纲范文）
（1）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问题 |
| 四、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丁西林剧作的内容与形式之争 |
| 一、英语世界的高度认可 |
| 二、文以载道的传统标准 |
| 三、形式技巧的重要意义 |
| 第二章 丁西林的美学主张与戏剧策略 |
| 一、早期新剧的发展与转折 |
| 二、知识精英的涉足与论争 |
| (一) 吸纳中西与文理的学问 |
| (二) 批判“教条主义”的戏剧观 |
| (三) 提倡“使人愉快”的美学 |
| 三、关注受众的创作与实践 |
| (一) 明确潜在的观众与读者 |
| (二) 探索戏剧的主题与形式 |
| (三) 试验小剧场的制度与舞台 |
| 第三章 丁西林对编剧技巧的移植 |
| 一、营造戏剧的暗示性 |
| (一) 强调作家—观众的双向交流 |
| (二) 编织“经济节约”的人物对话 |
| (三) 留有空白与距离的戏剧结尾 |
| 二、发挥情境的重要性 |
| (一) 建立对话与情境的关系 |
| (二) 激发观众与情境的共鸣 |
| 三、重塑喜剧的精神 |
| (一) 释放游戏的天性 |
| (二) 表达男性的欲望 |
| 第四章 丁西林对戏剧语言的革新 |
| 一、对文白词汇与中西语法的杂糅 |
| 二、对匀称结构与多维意义的雕琢 |
| 三、《一只马蜂》:“西林风”的开拓之作 |
| 结论: 独辟蹊径的戏剧创作模式 |
| 附录一 丁西林年表 |
| 附录二 Oppression as a Situational Comedy:A Note on the Stagecraft of Ting Hsi-lin |
| 附录三 情境喜剧《压迫》:丁西林编剧艺术札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及范围 |
| 二、定位与特质 |
| 三、分期与体量 |
| 四、现状与不足 |
| 五、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巴蜀词学观念与词学理论 |
| 第一节 词学观念的传承与创新 |
| 一、推尊词体,诗词同源 |
| 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 |
| 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 |
| 第二节 李调元《雨村词话》之批评实践 |
| 一、渊源浙派,推崇醇雅 |
| 二、强调性灵,求新尚奇 |
| 第三节 姜方锬《蜀词人评传》之词学思想 |
| 一、编选标准及编纂体例 |
| 二、汇编、汇校、汇评之文献价值 |
| 三、强调情境、振衰复兴的词学思想 |
| 四、辨析源流、开辟新领域的词学史意义 |
| 结语 |
| 第二章 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 |
| 第一节 尊经书院与巴蜀词学的重振 |
| 第二节 更洗铅华出深意:论张祥龄词 |
| 一、词集文献梳理 |
| 二、学步姜张,尚雅遵律 |
| 三、转师二晏,哀婉凄艳 |
| 四、推尊文体,以词记史 |
| 第三节 位卑未敢忘忧国:胡延与朱德宝词合论 |
| 一、浓才艳遇谁消得:论胡延词 |
| 二、差近茗柯、瓣香稼轩:论朱德宝词 |
| 第四节 瘴海蛮荒倦游客:论周岸登词 |
| 一、不拘一格与寄托遥深的词学观 |
| 二、故国与愁怨:《蜀雅》之心灵诉求 |
| 三、哀婉与沉雄:《蜀雅》之气格 |
| 第三章 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 |
| 第一节 锦城词社考论 |
| 第二节 一代遗民之词心与气骨:论赵熙《香宋词》附邓潜 |
| 一、瓣香随园主性灵 |
| 二、遗民情怀与乱世悲歌 |
| 三、清雅松秀与豪宕孤悲 |
| 第三节 不甘与无奈的挣扎:张慎仪与江椿词合论 |
| 一、“我与我周旋,宁做我”:论张慎仪词 |
| 二、“忠恨谁能识”:论江椿词 |
| 第四章 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与巴蜀词学的转向 |
| 第二节 重振雅音复本色,遵格尚律述真情:论向迪琮词 |
| 一、续集再版,重现心迹 |
| 二、师法北宋,情格兼重 |
| 三、沉郁深婉,朴茂重大 |
| 第三节 几根铁骨撑天地,冷抱秋心续楚骚:论刘冰研词 |
| 一、刘冰研着作考 |
| 二、刘冰研生平与交游考 |
| 三、民国战乱生态的透视与人民复杂心迹的描摹 |
| 四、附论刘冰研散曲 |
| 结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部分巴蜀作家词学活动行年考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秋瑾文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秋瑾文艺”概念界定及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本课题研究现状及评析 |
| 三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秋瑾生平、思想与创作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生平概述 |
| 第二节 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实践活动 |
| 第三节 秋瑾的革命思想及实践活动 |
| 第四节 秋瑾的文学创作研究 |
| 第二章 秋瑾题材的散文研究 |
| 第一节 时代思潮与晚清的报刊 |
| 第二节 秋瑾题材的散文创作概述 |
| 第三节 秋瑾题材时评杂感的叙事特色 |
| 第四节 秋瑾题材时评杂感的社会价值 |
| 第五节 纪念与教育:民国后期与建国后的秋瑾题材散文创作 |
| 第三章 秋瑾题材的诗词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诗词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激愤与哀思:晚清民国秋瑾题材诗词创作 |
| 第三节 秋瑾题材诗词创作的价值 |
| 第四章 秋瑾题材的戏曲及曲艺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戏曲及曲艺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秋瑾题材戏曲的编创特色 |
| 第三节 启蒙与救亡的延续——蛰伏期的秋瑾题材的戏曲编创 |
| 第四节 解读与重构——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秋瑾题材的戏曲创作 |
| 第五节 个案研究:独具时代风貌的《轩亭冤传奇》 |
| 第六节 秋瑾题材曲艺作品的编创特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秋瑾题材的小说、传记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小说、传记文学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秋瑾题材的传记文学的艺术特色 |
| 第三节 秋瑾题材小说的艺术特色 |
| 第六章 秋瑾题材的舞台剧与影视剧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舞台剧与影视剧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秋瑾题材话剧的时代风貌 |
| 第三节 记忆与重构:秋瑾题材影视剧研究 |
| 第七章 “秋瑾文艺”的接受和在今日之价值 |
| 第一节 常与非常——秋瑾文艺形象的塑造之路 |
| 第二节 多重合力——秋瑾女革命家形象的成因 |
| 第三节 “秋瑾文艺”在今日之价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秋瑾文艺”作品及研究资料汇编(1907—2019) |
| 上编·作品卷 |
| 下编·研究资料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谢辞 |
（4）“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相关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二章 从“士”到“卒”的心理困境 |
| 2.1 老舍对民族国家的曲折体认 |
| 2.1.1 蛮夷——满族——中华民族 |
| 2.1.2 “国家”意识与实体的认知差异 |
| 2.2 在国家和政治之间 |
| 2.2.1 “国家至上”的生命选择 |
| 2.2.2 非权力欲望的参与 |
| 2.3 抗战文艺界“小卒”的苦痛 |
| 2.3.1 从“艺术家”到“战士” |
| 2.3.2 激情狂热中独味“苦痛”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卒”到“士”的人生突围 |
| 3.1 启蒙思想在抗战中坚守 |
| 3.1.1 启蒙方式的差异 |
| 3.1.2 启蒙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
| 3.2 “我就是抗战派” |
| 3.2.1 “舍予”与“舍文” |
| 3.2.2 “卒”的担当 |
| 3.3 抗战与文艺的双向互动 |
| 3.3.1 抗战对文艺的要求 |
| 3.3.2 “文以载道”的现代转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四世同堂》:一个“士卒”的抗战故事 |
| 4.1 从“隐士”到“战士” |
| 4.1.1 闲适文化与钱默吟 |
| 4.1.2 “士”到“卒”转变的内在规定性 |
| 4.2 从“家”“国”到“国家” |
| 4.2.1 家庭的精神牵绊 |
| 4.2.2 “尽忠”与“尽孝” |
| 4.2.3 “文化濡化”下的“国”之殇 |
| 4.2.4 民族败类的逆向“家”“国”关系 |
| 4.3 “士卒”抗战——战时国民意识新凝成 |
| 4.3.1 从个体抗争到群体觉醒的曲折 |
| 4.3.2 “卒”的抗争到“士卒”觉醒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 三、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回顾 |
| 四、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 |
| 五、研究内容概述 |
| 上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形成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人的诗学思想演进 |
| 第一节 道咸时期虞山诗坛:“性灵”风落潮与“虞山诗派”回春 |
| 一、延续、修正孙原湘的性情说 |
| 二、承继清初虞山诗派 |
| 三、虞山诗人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现实书写 |
| 第二节 同光宣时期虞山诗人对宗宋祧唐及宗唐诗学传统的坚守 |
| 一、承继钱谦益宗宋祧唐的诗学思想 |
| 二、与同光体异趣的宗宋诗人 |
| 三、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虞山宗唐诗风 |
| 四、光宣时期虞山诗坛的新诗接受者及革命诗人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虞山诗人的诗史精神与诗学宗向新变 |
| 一、虞邑诗人对钱谦益的尊崇 |
| 二、宗唐诗人的诗学变化及革命诗人的诗风转变 |
| 三、虞山诗人保存国粹的努力 |
| 四、虞山诗人重视乡邦文化建设 |
| 第二章 乡邦文化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虞山文人诗歌中的“红豆”意象——兼谈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进程 |
| 一、芙蓉庄红豆与虞山文人的“红豆”情结 |
| 二、虞山红豆诗歌的多样内涵 |
| 三、民国时期虞邑文人引领的红豆研究热潮 |
| 四、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过程 |
| 第二节 藏书、读书与虞山文人的诗歌创作 |
| 一、虞山藏书流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
| 二、藏书、读书、诗歌创作的相互促进 |
| 第三节 诗画互动关系与虞山文人题画诗创作 |
| 一、虞山画派的艺术特色及诗画的互动关系 |
| 二、以人物情事为主的题画诗 |
| 三、虞邑题画诗创作的家族性 |
| 四、以画理阐诗学 |
| 第三章 才媛、义庄、科举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形成 |
| 第一节 才媛与文学世家网络的形成、延续 |
| 一、文学夫妻 |
| 二、母教与家学的传承 |
| 第二节 义庄、家训与家族教育 |
| 一、义庄为家族教育提供经济支撑 |
| 二、家训为家族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科举与诗书之家 |
| 一、科举:世家望族形成与维持的正途 |
| 二、科举仕宦对诗歌创作既促进又制约的双重关系 |
| 三、科举家族对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交互与呈现 |
| 第一节 常熟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以对家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 一、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 |
|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
| 三、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形态 |
| 四、家集的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
| 五、家集中的女性 |
| 第二节 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编选及其诗学特色 |
| 一、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 |
| 二、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编选 |
| 三、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选诗特征 |
| 第三节 结社酬唱活动盛况 |
| 一、晚清民国虞山地区诗社简况 |
| 二、晚清民国虞山地域文士联吟酬唱活动 |
| 三、晚清民国虞山文士结社酬唱之风兴盛原因、特色及对地域诗学的贡献 |
| 下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专题研究 |
| 第五章 虞山诗坛“性灵诗风”的风靡与消解——以孙氏家族为考察对象 |
| 第一节 孙原湘与晚清虞山诗坛的演进 |
| 一、虞邑文化与孙原湘诗学理念的形成 |
| 二、孙原湘与吴蔚光诗歌创作理路的异同 |
| 三、“性灵之风”与嘉道时期的虞山诗坛 |
| 四、清末民初性灵诗风的消解 |
| 第二节 孙雄诗学思想中的家学渊源——兼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编刊及选诗理念 |
| 一、性情·诗史·忠孝——孙雄于孙原湘诗学思想的继承 |
| 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刊印 |
| 三、由《四朝诗史·甲集》论及孙雄的选诗理念 |
| 第六章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与诗学宗向变化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虞山杨氏家族行传、着述 |
| 第二节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兼论杨沂孙诗作中的劫后记忆 |
| 一、杨景仁:诗学陶、苏,诗风本色无雕琢 |
| 二、杨希钰:诗近陶、苏、陆,诗风率直 |
| 三、杨沂孙诗歌内容与诗学宗向 |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杨氏家族诗学代表——力振唐音的杨圻 |
| 一、杨圻研究综述及上图藏《江山万里楼诗钞》誊清稿本发掘 |
| 二、杨圻宗唐趣尚 |
| 三、杨圻诗学风格的转变 |
| 第七章 翁氏家族的隆起及其在清末虞山诗坛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常熟翁氏家族的生平及着述 |
| 第二节 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
| 一、家庭教育与幕府生涯——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 |
| 二、翁心存的诗歌创作 |
| 三、翁心存对子女及虞邑后学的教育与提携 |
| 第三节 从消遣到遮蔽:翁同龢诗歌创作的心理变迁 |
| 一、翁同龢诗集的刊印及文献缺失 |
| 二、“君亦能诗耶”:翁同龢居京时期的诗歌创作 |
| 三、古籍的鉴赏、收藏活动与翁同龢的诗歌创作 |
| 四、翁同龢晚年诗歌中的“庙堂”想象 |
| 第八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坛的“唐宋兼采”——以汪氏、钱氏、单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汪氏家族的学韩风尚 |
| 一、汪氏家族的“状元诗人” |
| 二、汪佑南 |
| 第二节 兼采众长、关注民生:虞山钱氏家族的诗学及诗艺 |
| 一、钱氏家族的世袭及对钱谦益的追忆 |
| 二、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三、钱育仁领导下的虞社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虞山单氏家族诗学研究 |
| 一、诗法少陵与昌黎:康乾时期的单氏诗人 |
| 二、兼采众家:晚清的单学傅与单良玉 |
| 三、《海虞诗话》的编纂及其编选特色 |
| 第九章 虞山文学世家的西昆风尚——以庞氏、张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庞氏家族的崛起及庞树阶“不专事色相”的西昆诗风 |
| 一、庞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着述 |
| 二、积学励行与“贻安堂”庞氏的崛起 |
| 三、虽尚西昆然更崇本色——庞氏家族的诗学实践与新变 |
| 第二节 张氏家族的诗风演进与张鸿掀起的清末虞山西昆热潮 |
| 一、张燮的藏书与写诗 |
| 二、张定鋆 |
| 三、伉俪情深的张蓉镜与姚畹真 |
| 四、吴下西昆的旗帜——张鸿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吴下西昆的诗风演进、诗歌理念及其诗学成就 |
| 一、“西砖酬唱”与清末吴下西昆诗风的兴起 |
| 二、吴下西昆的诗歌理念及其兴盛原因 |
| 三、以史入诗、以诗鉴史——吴下西昆的诗学特色及其艺术上的得失 |
| 第十章 宗氏家族兼采众长与自抒机杼诗学路径的形成——兼论民国教授诗人宗威、宗白华 |
| 第一节 虞山宗氏家族的源流世系与诗文着述 |
| 第二节 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晚清宗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一、吾家多闺秀,俱各擅文辞 |
| 二、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 |
| 三、宗氏家族的诗学主张 |
| 第三节 传道授业、竞艳诗坛——民国宗威、宗白华的诗歌创作 |
| 一、宗威的诗歌活动 |
| 二、宗白华的旧体诗创作及其诗学思想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南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二、从南社的活动方式来看南社的影响 |
| 三、从南社性质看南社研究的价值空间 |
| 第一章 南社的兴起与报刊业 |
| 第一节 国族话语下的文人聚义 |
| 一、南社成立前国族革命下的文学聚义 |
| 二、南社成立后文学团体的政治言说 |
| 第二节 报刊、政治、文学三者的联姻 |
| 第三节 南社报人与笔名文化 |
| 一、蕴含丰富意蕴的笔名 |
| 二、剑气与梅魂——高旭名号透析 |
| 三、南社社友名号匡谬 |
| 第二章 南社报刊述略 |
| 第一节 南社成立前的报刊 |
| 一、留学生与革命报刊 |
| 二、国内引领时代潮流的革命报刊 |
| 三、“文界革命”影响下的白话报刊 |
| 第二节 南社成立后的报刊 |
| 一、南社雅集与《南社丛刻》的出版 |
| 二、于右任与“竖三民” |
| 三、反袁旗帜下的南社报刊 |
| 四、南社报人与消闲报刊 |
| 五、南社报人与《民国日报》副刊的转型 |
| 第三节 南社女社友与报刊 |
| 一、从闺阁中走出来的新女性 |
| 二、异国他乡的社会政治活动 |
| 三、民元前南社女社友的革命活动 |
| 四、民元后南社女社友引领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五、南社女社友的办报活动 |
| 第三章 南社报刊文学综论 |
| 第一节 报刊中的南社小说 |
| 一、大社会背景下的身体写作 |
| 二、翻译世界中的“归化”与“异化”特征 |
| 三、创作方法上的新变 |
| 第二节 报刊中的南社诗歌 |
| 一、响应“诗界革命”的创作 |
| 二、感世之作中“咏史”主题 |
| 第三节 报刊中的南社传奇杂剧 |
| 一、从《二十世纪大舞台》到戏剧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
| 二、源自社会不同层面的声音 |
| 第四章 民国机制下的南社报刊文学 |
| 第一节 民国文学史言说与南社文学 |
| 一、“民国文学”存在的合理性 |
| 二、南社：民国文学书写的起点 |
| 第二节 政治革命下的南社消闲文学 |
| 一、南社社友思想的消闲化转型 |
| 二、南社与鸳鸯蝴蝶派的交集 |
| 三、鸳鸯蝴蝶派与文学的现代性 |
| 第三节 南社与新文学家“白话文运动”之论战 |
| 一、南社文人与“新文学家”之间的交集 |
| 二、南社文人与“新文学家”论争之源 |
| 三、南社文人与“新文学家”论争背后的反思 |
| 结语：启蒙、革命与现代性的追寻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7）反讽的魅力—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反讽理论与反讽的魅力 |
| 第一节 反讽概念衍变中的理论建构 |
| 第二节 反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
| 第二章 中国当代小说的反讽 |
| 第一节 反讽理论有在当代的传播与生成 |
| 第二节 当代小说反讽的新质 |
| 第三章 王蒙:质疑中的守护 |
| 第一节 命运反讽中的悲情 |
| 第二节 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反讽 |
| 第三节 言语狂欢中的反讽解构 |
| 第四章 王朔:颠覆后的快意 |
| 第一节 不安分的灵魂——顽主群像的时代反讽 |
| 第二节 在熟悉与陌生间穿行——独特的反讽语言 |
| 第三节 尴尬时代话语秩序的消解 |
| 第五章 王小波:笑谑中的追寻 |
| 第一节 顽童的戏谑 |
| 第二节 戏谑中的浪漫理想 |
| 第六章 刘震云:困惑中的体悟 |
| 第一节 崇高的主体想象与琐碎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宏大的历史书写与卑微的现实存在 |
| 第三节 喧嚣的现实与民众孤独的灵魂 |
| 第七章 阎连科:锋芒里的温情 |
| 第一节 身体寓言叙述中反讽锋芒的显现 |
| 第二节 独特反讽结构中的困境叙述 |
| 第三节 民间语言与革命语言交织中的反讽 |
| 第八章 中国当代小说家与西方反讽小说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作家与米兰·昆德拉的反讽小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作家与马尔克斯的反讽小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樊粹庭生平与戏剧改革动因考论 |
| 第一节 樊粹庭“以戏为命”的人生轨迹 |
| 第二节 出生年月辨正 |
| 一、 生年考订 |
| 二、 生月考订 |
| 第三节 豫剧戏剧改革缘由考论 |
| 一、 戏剧改良运动的激励与鞭策 |
| 二、 地方戏改革思潮的带动与影响 |
| 三、 河南梆子生存发展的必然诉求 |
| 四、 “埋头做宇宙事业”的担当意识 |
| 第二章 《樊粹庭文集》编选校勘与樊戏价值评骘 |
| 第一节 版本概况与编纂原则 |
| 一、 版本来源 |
| 二、 校对原则 |
| 三、 编纂方案 |
| 第二节 樊戏的内涵及价值评议 |
| 一、 “樊戏”称谓的出现及“武器的批判” |
| 二、 争论与反拨 |
| 第三节 樊戏剧目考辨 |
| 第三章 樊粹庭的戏剧观念 |
| 第一节 珍视豫剧与尊重艺人的民本意识 |
| 第二节 启迪民智与规正人心的价值衡定 |
| 第三节 开放通达与兼收并蓄的理论架构 |
| 第四节 化俗为雅与雅俗共赏的普世艺术观 |
| 小结 |
| 第四章 樊粹庭的编剧原则 |
| 第一节 贴近民众生活 |
| 第二节 发掘历史蕴藏 |
| 第三节 追求艺术真实 |
| 第四节 注重舞台效果 |
| 小结 |
| 第五章 樊粹庭创作思想分期及风格嬗变 |
| 第一节 发展期（1915-1934） |
| 第二节 成熟期（1934-1942） |
| 第三节 转型期（1942-1949） |
| 第四节 升华期（1949-1962） |
| 小结 |
| 第六章 樊戏的题材类型与精神内涵 |
| 第一节 历史剧：对百折不回克敌制胜民族豪情的呼唤张扬 |
| 一、 《涤耻血》：民族危急时的悲壮呼声与泣血呐喊 |
| 二、 《巾帼侠》：可歌可泣的救世之举与激昂高亢的时代旋律 |
| 三、 《无敌楼》：对英雄的礼赞与正义的呼唤 |
| 四、 《王佐断臂》：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与对民族正气的弘扬 |
| 小结 |
| 第二节 社会剧：抨击邪恶、激浊扬清与伸张正义、维护人伦的道德祈愿 |
| 一、 《邵巧云》：秋扇见捐与发奸擿伏的不屈抗争 |
| 二、 《花媚娘》：守望爱情与忍辱尽孝的血泪青春 |
| 三、 《义烈风》：与狼为伴的惊醒、羞愤与决斗抗争 |
| 四、 《李慧娘》《松树坪》等：善恶对峙与弱者的韧性反抗 |
| 第三节 婚恋剧：生存困境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高涨 |
| 一、 《凌云志》等：择偶理念与婚恋模式的悄然变革 |
| 二、 《女贞花》：崇高人格与坚贞爱情的讴歌礼赞 |
| 三、 《三拂袖》：追求幸福与成全他人的两难选择 |
| 四、 《齿痕记》：佛门净土中的爱情守护神 |
| 小结 |
| 第四节 神话剧：弱势群体追求正义与幸福的浪漫和智慧 |
| 一、 《红珠女》：对强权的反叛与正义良知的扞卫 |
| 二、 《泗州城》：对爱情的向往与坚韧追寻 |
| 三、 《月宫玉兔》：对信义仁孝美德的恪守与弘扬 |
| 小结 |
| 第七章 樊戏的卓越艺术成就 |
| 第一节 穿越古今的宏阔视野 |
| 一、 驱遣历史风云变幻 |
| 二、 演绎人神悲欢离合 |
| 三、 点化朝野经史稗官 |
| 第二节 开阖自如的剧本结构 |
| 一、 张弛有节的戏剧冲突 |
| 二、 不落窠臼的情节设置 |
| 三、 标新立异的结局处理 |
| 第三节 面目各异、绚丽多姿的女性形象 |
| 一、 刚柔相济的独立性格 |
| 二、 倔强不屈的主体意识 |
| 三、 磨难砥砺的反叛气质 |
| 第四节 文野相济本色当行的语言风格 |
| 一、 风趣幽默与雅俗共赏 |
| 二、 情感充沛与可歌可唱 |
| 三、 方言俚语与乡土气息 |
| 小结 |
| 第八章 樊粹庭在豫剧及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
| 第一节 结束豫剧向无剧本的历史 |
| 第二节 重塑河南梆子的舞台形态 |
| 一、 河南土梆戏之粗鄙简陋形制 |
| 二、 戏改后豫剧之全新风貌 |
| 第三节 豫剧人才培养制度与教育体系的创立和完善 |
| 一、 科学严格之新式戏剧教学范式的探索 |
| 二、 因人设戏之名角培养模式的创立 |
| 三、 具有战略眼光的名师选聘理念 |
| 第四节 豫剧编导体制的建立 |
| 一、 自主宏阔的导演意识 |
| 二、 大戏小做的导演谋略 |
| 三、 编导演互动的编导体系 |
| 第五节 地方戏改革的集大成者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精卫填海(二)（论文提纲范文）
| 第八章“艳电” |
| 1 |
| 2 |
| 3 |
| 4 |
| 第九章河内的正月 |
| 1 |
| 2 |
| 3 |
| 4 |
| 第十章高朗街的枪声 |
| 1 |
| 2 |
| 3 |
| 4 |
| 第十一章 “北光丸” |
| 1 |
| 2 |
| 3 |
| 4 |
| 第十二章“沪西76号” |
| 1 |
| 2 |
| 3 |
| 4 |
| 第十三章蒿里行 |
| 1 |
| 2 |
| 3 |
（10）俗中之雅·雅中之俗·雅俗合参 ——《礼拜六》、《小说月报》（1910-1920）、《小说世界》期刊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论文中概念界定及选题依据 |
| （一）近现代通俗文学期刊 |
| （二）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家 |
| （三）近现代通俗文学 |
| （四）选题依据 |
| 二、 《礼拜六》、《小说月报》、《小说世界》的研究的现状及论文创新 |
| 三、 本论文研究目标、研究重点与难点 |
| 四、 本论文的理论支撑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与通俗文学期刊出现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基础 |
| 第二节 通俗文学期刊《海上奇书》面世及其意义 |
| 第二章 俗中之雅：《礼拜六》“才子”期刊风格 |
| 第一节 “才子”概念及《礼拜六》期刊地位 |
| 第二节 《礼拜六》期刊中的“才子”风格 |
| 第三节 《礼拜六》的主题与艺术手法 |
| 第四节 《礼拜六》的编辑理念 |
| 第五节 俗的创意：《礼拜六》文本中的植入式广告 |
| 第六节 雅的语言：《申报》中《礼拜六》广告语及封面题词 |
| 第三章 雅中之俗：《小说月报》“君子”期刊风格 |
| 第一节 雅的面孔：《小说月报》的“君子之风” |
| 第二节 雅的编辑：王蕴章与恽铁樵的编辑理念 |
| 第三节 君子雅争：钱基博与林琴南的芥蒂 |
| 第四节 君子视域：《小说月报》中的妇女与婚姻 |
| 第五节 俗的传播：《小说月报》里的弹词 |
| 第四章 雅俗合参：《小说世界》“市场”期刊风格 |
| 第一节 《小说世界》：商务印书馆的市场营销策略 |
| 第二节 《小说世界》的“市场”风格 |
| 第三节 《小说世界》的编辑理念 |
| 第四节 “编者与读者”：拓展公共话语空间 |
| 第五节 “银幕的艺术”：捕捉市场热点需求 |
| 第六节 《小说世界》的广告营销理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一个末流警察作家的心迹表白（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D]. 赵冬旭.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D]. 丛海霞. 吉林大学, 2020(01)
- [3]“秋瑾文艺”研究[D]. 张晓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D]. 杨丽霞. 河北大学, 2019(04)
- [5]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6]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D]. 郭建鹏. 吉林大学, 2018(04)
- [7]反讽的魅力—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研究[D]. 陈蘅瑾.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8]《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D]. 徐芳芳. 河南大学, 2014(02)
- [9]精卫填海(二)[J]. 丁三. 当代, 2014(01)
- [10]俗中之雅·雅中之俗·雅俗合参 ——《礼拜六》、《小说月报》（1910-1920）、《小说世界》期刊风格研究[D]. 陶春军. 苏州大学, 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