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集体货币积累近百万的奥秘（论文文献综述）
侯恩宾[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胡如梅[2]（2020）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探索建立集体产权与国有产权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制度规范是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客观要求,是向城乡等值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能够让渡权利,改变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因此有必要关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表现、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地方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府征收入市、直接就地入市、指标交易入市三种基本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途径,但是正式的改革试点之前,只有个别一些地方主动突破城乡土地要素流转的规则限制,允许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参与一级市场供地,大多数地方仍然以政府征收入市模式为主。在中央层面直接领导开展入市改革试点后,地方间的这种差异仍然存在。另外,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在早期允许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的地方又呈现出上收土地开发权、由政府统筹入市的特征。基于这些实践观察,本文尝试探究在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为什么会呈现出空间差异和时间演化特征?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提高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水平是否优化了土地利用效率和收益分配结果?既然征地制度为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提供了制度优势,为什么其中一些会主动放弃一级市场上供地的垄断地位?又如何解释这些地方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选择了不同的组织方式来实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面对中央政府强化改革压力,地方间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回应差异,这又意味着什么?“制度环境”、“政策工具”和“资源利用”的分析框架,将地方的土地治理表现置于宏观激励结构和特定的制度环境,以及具体的地方情境中进行考察,帮助我们厘清体制因素和地方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影响。对不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路径的比较分析显示,相比较传统的政府征收入市模式,允许符合规划条件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在当前阶段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相对较小,但是农民集体分享到的收益比例相对较高,达到60%以上。土地指标交易模式提升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配置效率,同时缩小了因区位因素造成的农村内部的土地权益实现差距。此外,在不考虑产权差异的情况下,同一宗地块是通过政府征收入市还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实施入市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并没有明显不同,但是后者的收益分配格局更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对广东省南海区近30年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引资环境和农民集体的博弈能力等地方局限条件的s差异和变化,带来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诉求和利益主体间土地权益分配的矛盾,弱化了原有土地政策的优势,引致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差异和变化。地方政府间围绕招商引资展开激烈竞争是导致具备资本涌现优势和征地成本相对较高的地方在早期主动下放土地开发权的主要原因。当土地利用强度达到城市规划的限制,“大量引资”逐渐转为“优质选资”,土地区位和规模的优化调整有赖于原产权主体间达成集体行动,为降低这一过程的交易成本,同时考虑到农民事实上的土地产权已经形成,基于市场协商的政府主导模式成为这一阶段政策工具的新选择。进一步地,基于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了面对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市场化改革要求,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的差异性源于对“以地生财”的依赖差异。“政府性债务规模”和“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作为直接表征地方“以地生财”需求的代理变量,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供应比例呈现负向关系,且前者的影响更为显着,一定程度上说明地方政府垄断和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取直接的土地出让收益,更重要的是方便以地抵押融资,但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以地生财”的依赖。另外,文章选取能够表征地方其他税收收入成长状况的“预算内财政自给率”指标来间接反映地方对降低“以地生财”依赖的可能性,回归结果显示该指标对地方开展“农地入市”改革有显着促进作用,表现在财政自给率更高的地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和供应比例相对更大。该研究发现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威权国家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也并非完全服从上级,其施政行为还受地方发展偏好和具体情境的影响。研究总体上揭示了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国家治理框架下,横向间的地方竞争、纵向制约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包括引资环境、农民集体政策博弈能力在内的地方情境条件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治理行为。面对来自高层级政府的行政压力和来自农民集体的征地压力,财政自给率更高、对土地财政依赖更低的地方更倾向于切实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因此,需要对地方政府提供适当的激励来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最后,根据笔者有限的知识,本文或有以下贡献。一是关注政府这一特殊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偏好对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不同于在传统土地资源经济学框架内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和收益分配效应的研究,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这个关键主体入手,将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的组织方式视为特定激励结构和制度环境下的工具选择结果,并综合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探析这种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二是现有文献已经清楚地介绍了“市场化”改革可能引起的土地配置效率和权益分配变化等,但对地方政府主动向农民集体下放土地开发权,并在面对相同的“允许入市”的政策环境下采取了不同的组织方式来实现集体土地入市的这一问题的原因还没有太多研究。本文结合地方改革经验,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究。三是关注到本轮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地方政府的回应差异,并由此引发对“以地谋发展”理论的再思考。
黄华[3]（2020）在《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本质要求。受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环境、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京津冀三地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矛盾突出,有些方面甚至呈现出“断崖式”落差,是我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典型代表。如何促进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力推进三地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环境等社会事业发展,已经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学术界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视角研究京津冀这一热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果则非常鲜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对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和方法论指导意义。本文以社会公平为视角,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共享发展为价值导向,以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理论分析和现实论证,查阅大量参考文献和京津冀区域有关数据,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以及实现均等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客观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和时空演变格局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思路与实现路径提供精准问题靶向。核心概念是论文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理论依据和现实价值是立论的重要根据。本文首先在阐释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和均等化的基础上,揭示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具体实践。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探讨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形成了以“生产公平”“分配公平”“制度公平”为主要内容,以“历史性”“相对性”“人本性”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经过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实践,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公平理论得到再次发展和丰富。在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借鉴苏联成功经验并认真吸取其失败教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形成了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本质内涵,以经济发展、共同富裕、制度正义为主要内容的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明了保障公平权利、促进社会公平、重视分配正义的价值导向,并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蕴含的公平、正义观点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同时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践,指导京津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新时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深入认识和积极实践。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践行,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破解制约因素,寻找求解路径是论题研究的原动力。本文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后,明确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系统回顾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客观梳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新进展,归纳总结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难点,阐述存在着:地区间利益博弈未消失、重点领域立法尚待突破、法律位阶和效力尚不高、公众参与机制尚不健全、立法评估机制有待完善等权利和规则公平方面的问题;存在着跨区域政府协调和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权力和资源配置不均衡、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差距明显等机会公平方面的问题,前瞻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举措。为深入把握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熵权法、综合指数得分和多元回归分析等实证方法,分析京津冀区域地级市层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在时间序列与空间格局演化情况。在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定性和定量分析后,论证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镇结构失衡、政策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制约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探寻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提供精准问题靶向。在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应然理论论证,并对其现状进行实然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京津冀基本公平服务均等化的路径选择和其构想,即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指导,第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理念;第二,要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途经;第三,要构建政府间利益共享“一体化”发展格局,政府顶层设计是推进京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组织保障;第四,加快完善京津冀协同立法机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治体系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保障。第五,加强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等,进一步完善财政、户籍等配套政策的体制机制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第六,要推行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区域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群发展新模式,统筹协调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全领域”合作是兼顾效率与公平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均等化的秩序保证。总之,京津冀在地理区位上紧密相连、经济发展上彼此依赖、人文精神上相互融合,决定了京津冀作为密切联系的共同体,必须协同发展,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通过论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特征及时代内涵,阐述其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在论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均等化的构想,旨在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效途径和发展模式,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李博阳[4]（2020）在《共生的政治：傣族传统村寨的权力与结构 ——基于传统时期西双版纳景洪傣寨的调查》文中研究表明权力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许多学者针对权力现象开展了系列研究,其中大多将权力视为一种支配性的能力,也因此导出权力运作的结果往往是对抗与冲突,鲜有将权力放在结构性、互动性中进行结合考察。本文基于传统时期傣族村寨治理的典型案例调查与分析,从结构主义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在传统时期权力之间何以实现共生的命题,并在分析过程中研究出超越无支配性权力的共生型权力产生的一般性条件与机制。本研究以权力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权力结构为主线,沿着以下思路进行了分析西双版纳傣族村庄中的权力现象:首先,对傣族村寨的权力结构的诞生背景与自然条件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央皇权的羁縻统治、周边小国的骚扰侵略、山地民族的潜在威胁形塑了“共生的政治”的外部环境因素,使得傣王政权更为重视本民族对其统治地位的影响作用,只能发展“生存政治”;其次,分别对政权、村寨以及教权的权力内容以及行使策略进行了详细阐述。此三者分别掌握着安全型结构权力、生产型结构权力以及知识型结构权力,而三种权力的使用场域以及策略都存在差异;再次,将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支持、协作以及制约三层面,具体剖析了互动关系对于权力行使产生的影响;最后,对村寨的权力结构在现代化中发生的嬗变历程以及共生权力形态的形成原因予以了总结。“共生的政治”关键是实现了权力的共生。“共生”实则是一种权力运作后的结果展现,是在结构性条件下形成的各主体相互依赖、和谐互补、共生发展的形态,其具有三点主要特征:一是无明显绝对的支配性;二是权力策略并不单纯以强制性的暴力或隐蔽性的规训为唯一手段;三是权力不以控制或压迫为宗旨,而是以秩序与稳定为根本目的。影响权力结构及其共生形态的要素有两点:权力结构型要素及其互动性要素。根据两种要素组合情况,可划分为多种理论上的共生权力结构,但是各种结构都具有其相对性特征,稳定三角型的权力结构则相对更易于实现并维系共生关系。本文在提出“共生的政治”的概念的同时,也与现有权力理论进行了对话探讨。首先,分散的权力网络也存在相对中心与相对核心主体。在认同权力本身具有分散性的同时,也将权力进行了相对中心化。在权力的关系网络论中,虽然社会权力可视为分散的网状结构,但是在网状结构中也并非不存在核心联结处与枢纽节。对于这些节点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权力及其支配性;第二,权力间的互动性影响着权力的支配性。权力的互动关系存在多种类型,可简单分为互动的维度以及面向。维度单一,将使得互动关系容易因资源不对等或断裂或产生支配;而面向单一则易使得互动所形成的依赖关系转变为支配力,使得共生关系异化为偏利、寄生等形态;第三,共生政治的研究也有助于拓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对于缺少儒家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其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并非呈现出强冲突与强对抗的局面。主要在于宗教起到了缓冲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冲突的“隔层”作用,从而促使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了一定的分离。最后,在共生政治的理论下,笔者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傣族村寨政治系统变迁路径以及共生关系予以了分析,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的结构型权力与权力主体的增多,村寨政治逐渐缺乏稳定的权力结构与合理的权力关系网络,农村社会也呈现了试图找回原有传统时期的权力结构关系的趋势。因此,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当下傣族地区的村庄政治:为避免简单的回归传统与粗暴地走向现代,傣族地区的村庄治理不仅需要在传统中汲取经验,找准相对合理与稳定的结构与主体,也需要探索如何找到主体间合作的纳什均衡点,合理规范与约束各类主体行动,形成良好的权力共生关系。
张世定[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骆雪[6]（2019）在《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文中认为对于一个无文字民族来说,社会经验的延续主要靠文化的口头传承,山歌也因此成为布依族社会记忆、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沟通媒介。作为本土文明的产物,布依山歌是布依本土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文化符号和概念,它自布依族群的口中唱出,反映出族群过去以及现在的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并在乡村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然内化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以及观念意识,为民众制造出在生活中所依赖的意义世界。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主义的话语下,这一分析无文字落后民族的犀利工具、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乡土民间文化却被认为是愚昧与落后的。在早期发展传播学的强势影响下,在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中往往只见外来文化及力量不见本土文化及其活动主体。于是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中,许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及其活动,即所谓的传统媒介及其活动,没有被纳入中国乡村传播学的主流视野中。这在布依山歌的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较少,显示出布依山歌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就现有的成果来看,研究的学术视野较为狭窄,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分析上,在这样的分析中,“人”的视角是完全缺乏的,即完全把歌谣与创造和实践它的本土社会以及广大民众及其生活现实脱离开来的。随着现代化的渗透,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和意义系统被不断改变和重构,乡村社会也相应开始出现价值荒漠化,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乡土社会中文化的解体,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内蕴的意义和价值随现代性的加深而逐渐消失殆尽。但是在广大布依族地区,作为族群传统之一的布依山歌依旧活跃于布依族群的生活世界里,并发展成为布依社会在如今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传统文化代表形式,那么布依山歌为何能够在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得以持存?本文通过对黔中地区布依族村寨进行的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考察,顺着当今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趋势,透过回到布依山歌这一布依族群传统文化的本体,在文化持有者、历史以及社会的互动中考察布依族群是如何阐释和实践自己的文化,以期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维系并发展乡土社会原生态的文化表达,形成“吾土吾民”在民族文化传播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一些解决路径上的思考。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二两章,主要是针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意义、文献回顾、方法、结构安排,以及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作一番背景性的交代。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由第三、四、五三章组成。该部分从文化的内生性出发,围绕布依社区文化持有者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动态、立体地把握布依山歌的本质。第三章引用“叠写传统”这一分析概念来探究布依族群在本土的“生活世界”中是如何通过山歌来言说历史,以构建其在不同特定时段所依赖的意义世界,将布依山歌“置身历史情境”来看其传播历程以把握当地社会与文化在稳定性与变迁性方面的全貌。第四章遵循格尔兹研究宗教象征符号的分析范式,从世界观和精神气质两方面来解码当地社会的传播文本――布依山歌所包含的“意义模式”。第五章借助互动与关系视角,采用“主体——实践”的情景、过程式研究范式,通过关注当地村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声音实践,即布依山歌的传播活动,从“流动的歌声”中看到“流动的社会关系”进而看到村庄的社会网络以及蕴藏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一方面是对前面分析过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总结,从“实践范式”出发对布依山歌作一番“实践化理解”。这一番“实践化理解”遵循以“物化”来理解媒介的思路来探讨布依山歌这一传统媒介,将布依山歌看作是布依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城”,其中所含的人,技术,权力,资本,记忆等传播要素在这一“行动场城”中彼此汇集和互嵌,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和建构。同时,由于乡土中国是在自身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中不断发展,因而社会、人以及文化在其中得以再生产,并且由于有人的参与及实践,这样的再生产就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性地改变和创新。因此,布依山歌在现代社会的持存与转变也就映射出了布依族群在社会发展中对自身文化实践的主体性:首先,他们总是在自身社会文化体系中体会和理解时代、社会的发展。其次,他们又利用传统创造新的实践来适应时代、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糅合了传统与创新的实践,布依社会的“主体”得以始终“在场”,少数民族社会的逻辑与机制也在新形式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对布依族群的传统文化——布依山歌在当代发展话语下如何传播进行了思考,从突出族群的主体性、形成价值维度的“复合表达”以及发扬容纳多元的文化传统三方面提出布依山歌传播的策略建议。本文遵循以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布依山歌传播的研究来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观照;另一方面,从传播学的角度严密考察布依族群对山歌的文化实践,既能深入细致地窥见族群成员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理解当地社会及其文化的运行结构和整体机制,又能丰富和扩展布依山歌的研究,进而看到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现途径。
熊英[7]（2017）在《个体财富观念的表达研究 ——基于自媒体财经评论的考察与分析》文中认为由于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重农抑商的文化观念之下,中国百姓的个体财富观念在历史上长久被压制,难以通过媒介进行有效表达。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富裕生活的希望,人们个体财富观念觉醒,开始不断寻求致富的方法和途径,整个社会对于财富创造的方法、知识、途径有了迫切需要。这一时期具有财经知识,并富于表达能力的个体,主动发表对于中国财经事件、现象、政策的评论,指导人们进行财富创造决策,帮助人们呼唤公平的投资环境、监督政府相关的投融资制度,并通过各种媒体渠道进行表达。这种致富知识表达与对致富知识的广泛需求恰遇21世纪初期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催生了自媒体财经评论这一新闻信息产品,该新闻信息产品成为人们进行财富观念表达的载体,在博客、微博、微信上诞生了大量承载个体财富观念表达内容的自媒体财经评论,并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做为一种新闻评论的新形式、一段重要的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思想观念的评论形式,本文试图结合思想观念研究与自媒体新闻评论研究的方法,以自媒体财经评论为研究对象,对个体财富观念表达这种社会现象进行剖析与探讨,揭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存在的一些困境与不足,并提出对策与建议。按照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内在逻辑,包括绪论,全文主要分五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阐述了本研究的选题意义,界定了与本研究相关的核心概念,并对本研究选题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同时也对论文框架进行了规划。第二部分:对个体财富观念分三个阶段进行了历史考察、探讨其兴起的背景与发展阶段。指出中国公众的个体财富观念经历了由压抑——觉醒——表达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在个体财富观念觉醒、公众对财经知识的渴求等因素推动下,个体财富观念表达兴起,并经历了网站财经评论、财经论坛（BBS）、财经博客、财经微博、财经微信公号五个发展阶段。第三部分:对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主体、核心观点、表达方式、社会功能等进行了综合分析。通过对新浪财经博客及财经微博等自媒体博主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了表达主体的性别与年龄结构、职业与受教育背景、地域分布。数据分析表明,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话语权已经由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向多元化表达主体进行转移,并分析个体财富表达话语权转移的内在原因。同时,考察了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核心观点,对其进行了归纳总结,如为个体财富正名、财产性收入是个体财富创造的重要来源、财富创造来源已经从硬财富转向软财富等,总结出震惊与说理是表达主体较为普遍的表达方式。本部分还对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梳理,包括传播财经知识、社会财富舆论引导、讨论经济政策、经济评估与咨询的“智库”。第四部分:这一部分审视了个体财富观念表达面临的困境与不足,指出由于表达主体地域结构失衡、职业结构失衡、性别结构失衡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了表达话语权结构失衡。此外,在表达内容上,也存在着过于重视物本财富观、经济理论的使用失当、解读不当、缺乏对弱势群体财富创造问题的关注等问题,表达方式上主要存在着绝对化表达和情绪化表达,欠缺理性与审慎等问题。第五部分:在分析个体财富观念表达面临困境的成因基础上,提出了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出路与建议。如表达主体需要由生产-消费式向参与式生产转变,表达主体团队化和专业化。表达内容方面,应倡导人本财富观,及表达视角的全球化。表达方式上,则须注意理性分析、宽容辩论,审慎表达,致力建诤言。
王斌[8]（2016）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改造与认同变迁 ——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乡土中国”加速向“乡镇中国”、“城镇中国”转型,“离土中国”日益跃迁为城镇化时代的新型社会结构。在以往的乡土情景中,“我是谁”常常与“我在哪里”相关联,而快速的城镇化在改造我国传统社会的空间结构之时,也使大部分居民脱离以往的居所,这也必然会令居民的身份认同发生剧烈的震荡和变迁。而且,我国空间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快于身份城镇化（人的城镇化）,这不仅使得市民化的进程远远滞后于城镇化,而且更让居民的身份认同与城镇空间改造的现状不相匹配,并日益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症结所在。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和推进,代表了党和政府在城市建设上的重点,已从“空间”维度向着“认同”维度发生了转移。换言之,随着新型城镇化思路的实施,健康的城镇化标准已不是单一的“空间城镇化”或“人口城镇化”,而是更加关注“人的城镇化”,即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活意义及身份认同的平稳转型。研究空间与认同这两者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互动及其功能,也正是本文展开的基础问题和核心线索。从理论上讲,空间是社会的表征,对空间的改造相应地也就成为了对社会结构的再造和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同样地,认同也具有社会性,它是对社会意义与社会秩序的追求和建构。在现代性和城市化持续加强的当今中国社会,认同逐步脱离了受乡土约束的“地方”,而与广阔的城乡社会空间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尝试提出“空间—认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社会空间与社会认同视为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其中,生活方式是联接这两者的关键纽带。本文运用“空间—认同”的理论视角来分析了武汉市江夏区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的三个个案,并试图从中窥见不同城镇化亚类型中的空间改造与认同变迁的差异化形态。从“空间—认同”的框架上看,这三个个案分别是“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城市郊区化”的典型,它们蕴涵了空间的规划以及规划中的空间对社会认同改造的“饱和信息”。首先,从“农村社区化”的典型来看,我们于个案中发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设想里,乡村空间的革新是为了推动农民生计和认同的变革,但由于新型生产空间的缺失,这令私人居住空间和社区公共空间成为了诱导居民认同变化的主要因素。新农村社区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的、充满城市性的居住空间,室内装修由此成为了新居民构建认同的重要基础,一些新的仪式和权力分化都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涌现出来。另外,各种新型的公共空间也于新社区中逐步成型,不过在新居民们尚未习得如何界定和利用这些新空间之前,“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却成为了新农村社区中的一个乱象。于是,怎样协调生产、生活空间的协调变化及其与农民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这或将成为近期新农村社区建设中最为主要的议题。其次,从“农业产业化”的维度来讲,农家乐是乡村旅游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农家乐本身就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诞生于我国“去乡土化”过程中城市居民对于乡土性的再消费。同时,农家乐也创造出了一个崛起中的新乡土空间,农家乐经营者不断对原生乡村进行空间上的营造,进而使农家乐的“乡土性”能够更好地契合在市场之中。这种满足城市人消费和休闲的美学的新空间,也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身份认同的改变。农民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多的城市化想象,他们从“消遣者”变成了“消费者”,并从“成为农民”向“扮演农民”转型。“农民”逐渐演化为一个仅供营利的符号,充满城市性的乡土空间规训着农家乐经营者和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同。最后,从城市郊区化的角度来说,武汉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它的郊区化进程开始得较为晚近,并主要通过房地产进行拉动。政府与市场主体结成了牢固的“增长联盟”,大规模的拆迁令郊区空间呈现出“碎化”和“极化”的特征。在新建的高档社区中,开发商为潜在的购买者提供了极具区隔性的居住空间和身份标示。而在还建房社区中,封闭式的社区空间也为新搬迁入住的居民提供了业主的“权利中心认同”。与此相较,在周转房的社区空间中,居民们则形成了与政府和开发商长期对峙的“拒斥性认同”。各群体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居住隔离,这些或隐或现的隔离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上的呈现,更稳固成了一种建立认同和安全感的内在秩序。因此,社会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类空间的实践,人们通过行动来改造空间,而空间反过来也型塑了一定场域中主体的身份认同。将“空间—认同”理论视角用以观察我国的城镇化,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城镇化长期以来的“压缩性”特征:城市地理空间的改造速度过于迅疾,它远远快于居民的互动网络和价值体系的变迁,而当前我国的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的根源也大都源于城市空间对社会意义和身份认同的忽视与破坏。当前,我国城镇化迫切地需要实现从“以方法论为本”向“以本体论为重”转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公平正义的社会空间。实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认同”和谐,从本质上讲就是要为人们建设一个“好城市”,而好城市的“终极之间”还是在于有效地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城市发展是为了谁”以及“城市应该由谁来建设”。如果说在以前的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忽略了这两个问题,那么在“以人为本”和“空间正义”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当下,重新对此进行审思无疑是极为必要的。总之,“空间—认同”理论对新型城镇化的启示在于:现阶段城乡空间的改造不能违背居民的需求,而是要进一步服务居民的市民化,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合理、有序地表达自我的诉求,以此实现城乡社会治理的良性生态格局。
李向玉[9]（2015）在《生计、生态与秩序 ——近代清水江、都柳江流域林业经济和社会变迁》文中认为自古以来,贵州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沟壑纵横,山多田少,属典型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民间更流传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谚语,艰苦的自然条件使苗侗民族只能靠山吃山,充分利用本地的优势资源发展经济。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气候温润多雨,河流密布,在明清之际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杉林。杉木被发现后随即而来的皇木征派,引发了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的大规模木材贸易。皇商、民商及外省失地农民相继涌入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从事杉木贸易与种植,在清朝中后期形成了木材贸易的高峰。木材作为大宗商品,笨重又耗力,陆路运输仅可作短途转运,不能成为首选的外运方式;而清水江、都柳江、（?）阳河及其流域,支流众多,形成了密集的水路网络,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水运条件。适宜林木生长的土壤、气候环境和林农高超的林木种植、管护技术,也成为人工营林之后的林业经济发展重要条件。在前期人工营林的基础上,贵州东南部地区林农对当地土壤适合种植何类林木有了更为充分的认识。经过林农不断的探索完善,林木种植时不再单一种植杉树;林农根据气候、土壤条件对种类繁多的经济林品种也加以选择,使各类林木适应当地具体情况灵活种植。近代以来,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的林木种植、贸易、林副产品规模在贵州省内均居首位,林业经济也促进了流域内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济与文化密切相关,互相促进。民国以前,苗侗民族为无文字民族,沿习刻木以记事的传统;林业契约虽用汉字书写,但属典型的苗（侗）音汉字。在近代林业经济繁盛时期,文化的力量体现在对贸易中稍纵即逝的商机把握,交易的智慧更直接决定了获取财富的多寡。在人工营林过程中,民众对文字的重视内化为追求财富的一种方式,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逐渐兴起兴学育人的高潮。林农多为栽手或地主,维系林木、林地权属的只有一纸契约,契约遗失就意味着在纠纷争议时可能丧失山地林木。林农对起到权属证明作用的契约都仔细加以保管。自明至民国时期,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遗存了大量与林业经济相关的契约文书。民众的契约意识及订约习惯得以不断强化。教育在开启民智的同时,也打破了原有的思维禁锢。在对内与对外之间,纠纷进一步复杂化;平衡与失和,滥诉与缠诉同时并存于纠纷解决过程之中。新旧制度交替之际,在林业经济影响之下的民族村寨内部也在不断发生着变革。在区域治理方式及社会秩序方面。清朝前期,清政府对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延续明朝政策,实行土流并治,以土官为主,亦设流官;但土司的封闭割据和违法乱政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为此,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将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的林业经济区纳入到中央统一决策中去。改土归流过程中的用人不当和激进措施,引发了当地部分土司和苗民反抗。在武力镇压苗民起义及改土归流结束后,出于稳定西南诸省的长远战略考虑,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疏浚清水江、都柳江河道。大规模的疏浚河道为杉木顺利外运拓宽了通道,同时改土归流的成功推行也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清水江流域在经济、政治上与全国连为一体。随着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木材贸易的丰厚回报激发了民众挖土栽杉的积极性,人工造林蔚然成风。林业经济的发展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外省人口的涌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极大的提高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经济发展伴随而来的土地兼并,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区域内更加突出,引发了咸同年间持续不断的苗民起义。近二十余年的苗民起义阻碍了木材贸易的发展,导致杉木大量积压,严重影响了山客、水客利益及底层民众的生活。苗民起义被镇压后,土司势力被基本摧毁殆尽,大量田土荒芜,民生凋敝。山客趁机购进山林,扩大林业的经营规模;清政府也通过实施屯军、招抚流亡苗人、保甲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恢复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经济。战争期间为军事需要修路架桥,也为林业经济的复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为保障林业经济各方参与人的利益,在人工林发展初期当地民众就充分发挥地方性规约加以规范约束。注重村寨内部制约与文书格式的不断调整,遵从“官有律条,民有禁约”的原则加以防范和治理。由于人工营林的特殊性,只有通过连片种植、适时间伐或全伐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囿于土地规模及地形限制,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内,林木种植形式普遍采取家族共有的股份经营传统。在人工林兴起的初期和中期,林地家族共有,林木按份持有是常见的杉林所有权形式。林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进而作为生计来源,就要遵从一定的秩序,防止交易纠纷发生,降低贸易的成本和风险。在林木种植时,栽手与地主根据地块大小及离河远近划分收益比例,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林木、林地转让时,凭中的选任与制约,加之村寨内部的特殊调节方式,均有效地规范了生产环节的内部秩序。契约文书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通过文字的形式保障交易安全。水路、陆路运输林木都存在一定的运输风险,因此,在木植流失与田土损坏方面也有对应的调控措施。在林业经济的长久有序发展方面,民众将生态保护与生计方式的选择有机结合。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苗侗民众受自然环境制约,更出于生计的需要,非常重视生态保护。民众以栽杉种树为业,将以林木为主的生产活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生活环境的外在因素与生计相结合,是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苗侗民众应对生态的生计策略。世居于此的苗侗民众充分利用特殊自然条件,砍伐原始林木,合理开发林业副产品,在原始林砍伐殆尽之际,又自发走上挖山栽杉的人工营林之路。围绕清水江流域杉木贸易形成的产、供、销木材贸易圈,使清水江流域由封闭型的自然经济融入到国家的经济、政治中心,将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连为一体。近代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苗侗民族以林业生产为主的生计方式与林业发展紧密相连,林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反过来又制约了林业发展。由原始林转向人工林、大量林业契约反映出苗侗民众对林业的认知由浅入深,完整地再现了苗侗民族取林、用林、靠林、爱林、护林的生活方式和生态保护意识。民族生计方式融入到林木的生产和对林业的保护之中,使林木的生长和地区的发展相结合,反映了苗侗民族的自然观和生态观。与此同时,以徽商为代表的皇商与各地商人群体不仅带来了资本、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也带动了偏处西南一隅的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开发。林业经济的兴起,深刻影响了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木材贸易的繁盛促使了清水江及都柳江沿岸早期市镇的形成。以林为主的生计方式和木材贸易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的“契约型社会”建立。
孔德斌[10]（2014）在《农村社区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的转变》文中指出我国当前“乡政村治”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虽然经过村民自治的第一次乡村治理体制改革,但并不彻底,仍然带有浓厚的“硬治理”色彩,具体表现为指标化、可视性、封闭性、强制性等特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中国传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正在加速“终结”,乡村治理的时空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农村社区硬治理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历史局限性,第二次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提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毫无疑问,没有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用新农村社区制取代村委会制,是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村社区硬治理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有利于国家控制社会。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农村社区治理从硬治理转变为软治理,从家元共同体、族阈共同体转变为合作共同体。这篇论文以历史主义反思性阐释为研究的基本取向,在解构传统“乡村硬治理”模式的理论预设及制度特征的基础上,基于对农村社区治理方式转型若干案例的实证分析,力图提炼出一种“乡村软治理”理论,用以指导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创新实践。乡村软治理具有非指标化、非可视性、民主协商、合作治理等特征,是后工业社会时期农村社区主流的治理模式.建国初期,我们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了土地制度的彻底变革,建立起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分散的小农被组织起来,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过去“国家——农民”的二元关系让位于“国家——集体——农民”的三角关系。从传统的自治半自治的“乡绅治理”到完全“官治”的“人民公社”体制,新中国完成了乡村治理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并没有改变农村社区家元共同体的性质,但却奠定了二元户籍、城管制度、硬性维稳等乡村硬治理模式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我们在政治上终结了人民公社体制,代之以村民自治制度,人民公社的政治职能被村委会继承,经济职能被乡镇企业继承。这次改革并不彻底,人民公社的文化、生态、社会职能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仅仅建立起一种处于过渡状态的“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格局。从人民公社到村民自治,新中国完成了乡村治理的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并没有破除乡村硬治理的惯性思维,但却引入了法治、工业化等因素,从而使得部分地区的农村社区从家元共同体转变为族阈共同体,并开辟了农村社区民主治理的新时代。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我们在总结村委会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了“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综合实验,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综合方案从源头上治理“三农”问题。这实际上是在继续完成彻底改革人民公社体制的历史遗留任务,将分散的、孤立的五方面职能重新整合到“新农村社区”中来,可以看成是对过去乡村治理的全面反思和“二次改革”。从村委会制转变为新农村社区制,新中国正在实现乡村治理的第三次转型。这次转型将彻底终结传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将以前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职能“打包”给新农村社区继承,在新农村社区的崭新平台上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的复兴,加强“平安社区”制度建设,构建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效机制。乡村软治理是一个新的学术命题,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一大创新。乡村软治理在治理主体、法理基础、治理手段、治理对象、治理效果等方面都相对于传统硬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治理主体上,基层政府、农村社区管理部门、乡村精英、村民经济合作组织、各种农村“第三部门”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协商与对话,倡导多中心治理模式。在法理基础上,既重视法律、法规、规章等“硬法”,又突出强调村规民约、风俗习惯、公民道德等“软法”的作用,农村社区党支部通过文化宣教、目标导引、行为方式改革等加强“政党软力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运用。在执法手段上,减少强制、罚款、命令等“硬性”手段,增加调解、协商、说服、合作等“柔性”手段。在治理对象上,从“扒旧房、盖新楼、建公园、修广场”的物质层面转向“社会心态”、“公民道德”、“社区文化”等精神文化层面。最终在农村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村、村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完成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从硬治理向软治理转型的历史任务。论文提出了“社区——村民”的新型研究框架。很多人在开展乡村治理研究的时候,偏爱使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也许对西方社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用来分析中国的乡村治理却不够精确。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中国农村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由于民主政治不完善,中国也不存在宪政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立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基础上的“硬治理”理论对正在演变的乡村治理关系缺乏现实解释力,必须发展出一种建立在“社区——农民”分析框架基础上的“乡村软治理”理论,用以指导农业复兴和农民复兴之后的新农村社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实践。“社区——村民”的分析框架认为,社区与村民之间应该提倡一种与时俱进的共同体化生活,社区与国家之间应该实现自治与民主的相互调适,国家与村民之间应该呈现出控制与服务的良性交融。合作共同体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从“硬治理”转变为“软治理”,农村社区在组织体制和共同体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村委会制被新农村社区制所取代的历史进程,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村庄终结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但中西方村庄的终结和复兴遵循不同的规律,西方国家用城市化终结了传统村庄,又用逆城市化复兴了农村社区。中国用非农化终结了传统村庄,又正在用社区化复兴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用社区化合作化的新思维看待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型,传统村庄在经历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之后,将会从家元共同体、族阈共同体转变为合作共同体。顺利完成这种历史性转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新农村社区的内涵和功能定位,不是“灭村”而是“造村”,通过对传统村庄的综合整治,将新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二、村集体货币积累近百万的奥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村集体货币积累近百万的奥秘（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论文难点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统一战线 |
| 二、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 二、“看一看”方针 |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 二、“两个始终”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引言 |
| 1.2 研究目标、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问题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全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
| 1.4.1 全文结构 |
| 1.4.2 各章节主要内容 |
| 2 文献综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评述与展望 |
| 2.1 文献划分的视角:四个层次 |
| 2.2 四个层次的文献综述 |
| 2.2.1 第四层次:资源利用 |
| 2.2.2 第三层次:政策工具的多样性、选择逻辑和影响因素 |
| 2.2.3 第二层次:正式制度的作用和变迁 |
| 2.2.4 第一层次: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特征和影响 |
| 2.3 综述的总结和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 3 制度环境、政策工具和资源利用: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一个分析框架 |
| 3.1 引言 |
| 3.2 建国以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历史演进 |
| 3.2.1 阶段一(1949-1953):建国初期实行农民土地个人所有制 |
| 3.2.2 阶段二(1953-1978):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集体统一经营 |
| 3.2.3 阶段三(1978-1998):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 |
| 3.2.4 阶段四(1998-2008):严格限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
| 3.2.5 阶段五(2008-2014):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探索集体土地流转 |
| 3.2.6 阶段六(2014-2019):中央政府强力要求地方开展改革 |
| 3.2.7 小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演变的历史特征和内在逻辑 |
| 3.3 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分析框架的总体概览 |
| 3.3.1 制度环境 |
| 3.3.2 政策工具 |
| 3.3.3 资源利用 |
| 3.4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的绩效差异:政策工具的影响 |
| 3.4.1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生产效率 |
| 3.4.2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过程效率 |
| 3.4.3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收益分配 |
| 3.5 土地政策工具选择差异:制度环境和地方情境的共同影响 |
| 3.5.1 激励机制影响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 |
| 3.5.2 土地政策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与政策工具选择的相互影响 |
| 3.5.3 地方情境对土地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 |
| 3.6 本章结论 |
| 4 政策工具的选择效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比较 |
| 4.1 引言 |
| 4.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政策工具介绍 |
| 4.2.1 政府征收入市: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 |
| 4.2.2 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土地发展权在村集体层面的直接兑现 |
| 4.2.3 土地指标交易政策:土地发展权市场交易的构想 |
| 4.2.4 小结 |
| 4.3 土地增值收益内涵及测算思路 |
| 4.3.1 土地增值收益的内涵 |
| 4.3.2 土地增值收益的测算思路 |
| 4.4 三种入市模式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具体核算:以义乌改革实践为例 |
| 4.4.1 义乌市政府征收入市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4.2 义乌市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4.3 义乌市土地指标交易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5 对比分析结果 |
| 4.6 本章结论 |
| 5 地方政府主动下放经营性建设用地供应权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3 研究方法的介绍 |
| 5.4 广东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案例介绍 |
| 5.4.1 农村社区工业化、园区化(1993-2007):村集体自行组织入市 |
| 5.4.2 存量盘活的初步尝试(2007-2013):鼓励产权主体自行改造 |
| 5.4.3 公有资本介入存量建设用地资源整合(2013-至今):地方政府向农村集体购买土地开发权 |
| 5.5 利益主体辨析和案例实证分析 |
| 5.5.1 主要的利益主体 |
| 5.5.2 下放集体土地开发权:保障建设用地供应效率的地方选择 |
| 5.5.3 向村集体购买土地开发权:提高建设用地再开发的过程效率 |
| 5.5.4 优化农民集体在土地整备中的利益分配:农民事实产权的建立 |
| 5.6 本章结论 |
| 6 地方政府面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回应差异和原因探析 |
| 6.1 引言 |
| 6.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背景和特征 |
| 6.3 理论分析:“以地生财”与地方政府改革回应差异 |
| 6.4 案例定性比较:Z省Y市和F省J市 |
| 6.5 定量分析 |
| 6.5.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5.2 数据来源 |
| 6.5.3 实证模型和结果分析 |
| 6.6 本章结论 |
| 7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3）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及阐述 |
| (一)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 |
| (二)均等与均等化 |
| (三)关于公平、公正、正义的界定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及其中国化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思想渊源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形成历程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 |
| (四)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二、列宁的公平理论 |
| (一)列宁公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
| (二)列宁公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主义公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二)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三)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时代内涵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指导 |
| (一)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导向 |
| (二)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
| (三)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归属 |
| 二、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法论指导 |
| (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具体实践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权利公平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机会公平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规则公平 |
| 第三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 |
|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 |
|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 |
|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 |
| (一)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和低水平均衡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至2013 年:碎片化和有限协同阶段 |
| (三)2014 年至今:共建共享和协同发展深化阶段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展成效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融合不断深入 |
| (二)京津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合作日趋紧密 |
| (三)京津冀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协作日益深化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环境服务改善较为明显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现实表现 |
| (一)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现地区失衡状态 |
| (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立法体系不完善 |
| 第四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一)选择方法的标准 |
| (二)选择方法的运用 |
| (三)数据来源 |
| (四)评价指标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时间序列演化特征 |
| (一)宏观时间序列演化特征分析 |
| (二)微观时间序列演化特征分析 |
| (三)阶段性演化特征分析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回归分析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双核心-圈层状特征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南北分异特征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东西分异特征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 |
| 第五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 |
|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因素 |
| (一)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差异化 |
| (二)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 |
| 二、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是制约基本公共发服务均等化的历史因素 |
| (一)国家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政策 |
| (二)国家城市偏向的城乡发展政策 |
| (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权力配置不均衡 |
| (四)京津冀区域资源配置行政色彩浓厚 |
| 三、城镇化结构失衡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实因素 |
| (一)京津冀城市群规模结构待优化 |
| (二)北京市虹吸效应及其“大城市病” |
| (三)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
| 四、政策制度不完善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因素 |
| (一)跨区域政府间协调、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不完善 |
| (二)公共财政制度尚待完善 |
|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律制度不完善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指导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研究 |
| 一、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取向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二)坚持共享发展 |
| 二、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思路 |
| (一)动态调整: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定位 |
| (二)多元协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保障 |
| (三)标准化规划: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方针 |
| 三、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途径 |
| (一)加快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 |
| (二)融合发展京津冀城乡经济 |
| 四、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任务 |
| (一)统筹构建政府间利益共享“一体化”发展格局 |
| (二)稳步推行重点区域辐射带动“递进式”发展模式 |
| (三)统筹协调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全领域”合作 |
| (四)加快完善有关公共财政、户籍等配套政策的体制机制 |
| (五)积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估和监督问责机制 |
| (六)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治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共生的政治：傣族传统村寨的权力与结构 ——基于传统时期西双版纳景洪傣寨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文献梳理 |
| (一) 强制支配性的权力研究 |
| (二) 隐蔽支配性的权力研究 |
| (三) 反支配性的权力研究 |
| (四) 无支配性的权力研究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 |
| 四、关键概念 |
| (一) “共生” |
| (二) 权力与权力结构 |
| (三) 乡村治理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田野调查法 |
| (二) 个案研究方法 |
| (三) 文献研究法 |
| 六、个案选择与介绍 |
| (一) 村寨的形成历史 |
| (二) 村寨内的区划布局 |
| 第二章 共生缘起:共生空间与权力运行环境 |
| 一、自然环境 |
| (一) 气候湿润,雨热充足 |
| (二) 肥土谷地,宜种水稻 |
| (三) 高山丛林,交通闭塞 |
| 二、资源环境 |
| (一) 狩猎采集的限制性 |
| (二) 山林资源的丰富性 |
| (三) 烧荒火种的有限性 |
| 三、社会环境 |
| (一) “召片领”:部落战争产生的政权 |
| (二) “汉是父、缅是母”:夹缝中的傣族政治 |
| (三) “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皇权的羁縻政策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傣族村落:生产型权力的行使与社内治理秩序 |
| 一、生产权力体现:“来收去丢”的份地制度 |
| (一) “纳曼”:份地分配与使用制度 |
| (二) “熟荒三,生荒五”:旱地开垦与回收制度 |
| (三) “纳很”:有限私地的占有规则 |
| 二、集体事务安排:共同负责制的劳力分配 |
| (一) 生产环节与集体安排 |
| (二) 劳动合作与互助帮工 |
| (三) 劳力调动与劳动禁忌 |
| 三、生产单元塑造:家户虚化下的总体意识 |
| (一) “摆夷搬家,不到三挑”:析分的家户积累 |
| (二) “男女平等,亲属分享”:均分的继承制度 |
| (三) “从妻居”:母系社会的底色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傣王政权:安全型权力的主体与合法性维护 |
| 一、人身安全的保障与合法性形成 |
| (一) “滚课”:政权的防卫体系 |
| (二) “昆悍”:村寨的安全体系 |
| (三) “勐法”:秩序的法律保障 |
| 二、经济安全的保证与共生性强化 |
| (一) 水渠:灌溉系统建设 |
| (二) “板闷”:看水人的使命 |
| (三) “恩万”:水利纠纷的调处 |
| 三、精神安全的产生与归属感塑造 |
| (一) 鬼怪:超自然世界的威胁 |
| (二) “木都勐”:象征护卫的整合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南传佛教:知识型权力的形成与整合性权威 |
| 一、村寨内在知识与原始权力主体 |
| (一) 波占:传统村寨文化权威 |
| (二) 叫魂:专有的巫术技能 |
| (三) 拴线:传统的信仰仪式 |
| 二、知识型权力的整合与形成 |
| (一) 并存:佛教对原始信仰的妥协 |
| (二) 整合:佛教对村寨知识的吸收 |
| (三) 嵌入:知识型权力的载体建设 |
| 三、知识型权力的行使与巩固 |
| (一) 戒律:个人行为规训 |
| (二) 傣文:知识传播垄断 |
| (三) 僧阶:阶层提升渠道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共生共治:权力的互动关系及运行逻辑 |
| 一、结构型权力间的支持关系 |
| (一) 王法与“国教”:“政-教”间的支持关系 |
| (二) 化缘与赕佛:“教-社”间的支持关系 |
| (三) 征纳与黑召:“政-社”间的支持关系 |
| 二、结构型权力间的协作关系 |
| (一) 官僚型头人:“政-社”间的吸纳共生关系 |
| (二) 地祭与国家:“政-教”间的协作关系 |
| (三) 节庆的生产:“教-社”间的互动关系 |
| 三、结构型权力间的制约关系 |
| (一) 进洼与消遣经济:“教-社”间的约束作用 |
| (二) 起义的潜在风险:“社-政”间的限制作用 |
| (三) 升阶仪式政权化:“政-教”间的控制作用 |
| 四、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共生政治”的内涵与特征 |
| 二、共生型权力的理论模型分析 |
| (一) 共生的政治的形成要素 |
| (二) 共生的权力形态的可能变体 |
| 三、权力共生理论的联系与变迁逻辑 |
| (一) 民主改革后村寨政治的变迁 |
| (二) 集体化时代村寨政治的变迁 |
| (三) 承包责任制下村寨政治的变迁 |
| (四) “共生政治”的嬗变轨迹与影响机制 |
| 四、“共生政治”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意义 |
| 五、研究限度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语境及缘由 |
| 1.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布依族研究综述 |
| 1.2.2 布依山歌的研究 |
| 1.2.3 现有布依山歌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
| 1.3.1 乡村传播学:乡村文化传播的本土化 |
| 1.3.2 研究方法:民族志调查 |
| 1.4 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 |
| 2.1 布依族传统历史与文化 |
| 2.1.1 布依族的族源与族称 |
| 2.1.2 布依族的历史发展 |
| 2.1.3 布依族的民间文化 |
| 2.2 布依山歌传播的民间现实形态:拐吉村与拐吉村的山歌 |
| 2.2.1 拐吉村概述 |
| 2.2.2 拐吉村的山歌 |
| 第三章 叠写的传统:布依山歌的地方传播史 |
| 3.1 1953年以前:“传统”的想象 |
| 3.1.1 定位身份:家谱的追溯 |
| 3.1.2 族群传统的“在地化”:布依山歌的学唱 |
| 3.1.3 “拟制”的族群文化实践:传统的想象与再造 |
| 3.2 1958—1990:政治话语与社区记忆 |
| 3.2.1 国家的力量:自然村落到社会主义集体社会 |
| 3.2.2 布依山歌的社会主义表达 |
| 3.2.3 歌声串起的社区记忆 |
| 3.3 1990——至今:现代化与山歌听觉的现代性 |
| 3.3.1 布依山歌传播的式微 |
| 3.3.2 自制山歌录像碟:信息社会中村民听觉经验的变革 |
| 小结 |
| 第四章 可供解读的文本:布依山歌传播的意义模式 |
| 4.1 地方性知识与地方的世界:布依山歌描绘的“乡村图景” |
| 4.1.1 《砍牛经》与“老祖公”:宗教经典中的大宇宙与小世界 |
| 4.1.2 情歌对唱文本中的“阴阳相合” |
| 4.1.3 村庄山歌文本中的“生态整体性”表达 |
| 4.2 地方的语言与地方的人群:山歌所散发的族群精神气质 |
| 4.2.1 山歌中的地方语言与族群的道德隐喻 |
| 4.2.2 山歌中地方语言的审美特征与村民的审美意识 |
| 4.2.3 村庄山歌中地方语言所折射的族群文化性格 |
| 小结 |
| 第五章 歌声的流动:声音实践中的社会网络 |
| 5.1 “声临其境”:村庄山歌传播的仪式化场景 |
| 5.1.1 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场景 |
| 5.1.2 生命过渡的仪式化场景 |
| 5.1.3 历法/节庆的仪式化场景 |
| 5.2 声音实践中家庭系统的互动 |
| 5.2.1 从自由到个人主义:布依山歌与村庄青年的恋爱和择偶 |
| 5.2.2 微信里的对歌:布依山歌传播中的夫妻互动 |
| 5.2.3 走下神坛:布依山歌传播中的亲子关系 |
| 5.3 声音实践中的社群互动 |
| 5.3.1 身份的交融:“声音共同体”的时代 |
| 5.3.2 关系的区隔:山歌演唱队与社群边界 |
| 5.3.3 “礼物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社群关系的变与不变 |
| 5.4 声音实践中的“国家—社会” |
| 5.4.1 传统节庆歌会:乡野自生的文化空间 |
| 5.4.2 “被发明的传统”:舞台节日的国家发明 |
| 第六章 结论:族群传统·文化实践·发展 |
| 6.1 布依山歌: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域” |
| 6.2 发展话语下布依山歌该如何传播 |
| 附录 |
| 附录一:田野笔记摘选 |
| 附录二:田野调查图片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个体财富观念的表达研究 ——基于自媒体财经评论的考察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的梳理与界定 |
| 1.2.1 财富、观念、个体财富观念 |
| 1.2.2 自媒体财经评论 |
| 1.3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财富观念的研究 |
| 1.3.2 关于财富观念表达的研究 |
| 1.3.3 关于自媒体财经评论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历史考察 |
| 2.1 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历史溯源 |
| 2.1.1 封建社会:被国家伦理财富观取代 |
| 2.1.2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个体财富观念的微弱表达 |
| 2.1.3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湮没于国家财富观念中 |
| 2.2 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兴起背景 |
| 2.2.1 个体财富观念觉醒,亟需财经知识 |
| 2.2.2 媒介技术进步,媒体竞争需要 |
| 2.2.3 表达主体形成,表达权得到保障 |
| 2.3 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发展阶段 |
| 2.3.1 网站财经评论频道 |
| 2.3.2 财经论坛(BBS) |
| 2.3.3 财经博客 |
| 2.3.4 财经微博 |
| 2.3.5 财经微信公众号 |
| 3. 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综合分析 |
| 3.1 个体财富观念表达主体构成分析 |
| 3.1.1 表达主体的性别与年龄结构 |
| 3.1.2 表达主体的职业与受教育背景 |
| 3.1.3 表达主体的地域分布 |
| 3.1.4 话语权的转移与重构 |
| 3.2 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核心观点分析 |
| 3.2.1 为个体财富正名 |
| 3.2.2 财产性收入是个体财富创造的重要来源 |
| 3.2.3 个体财富的形态和来源领域发生变化 |
| 3.2.4 个体财富创造、积累和分配制度需要完善 |
| 3.3 个体财富观念的表达方式分析 |
| 3.3.1 点穴公众痛点,反复论理的强互动式 |
| 3.3.2 语不惊人誓不休,制造声势的“网红”式 |
| 3.3.3 直击痛点,刺激“属丝”围观的“大V”式 |
| 3.4 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社会功能分析 |
| 3.4.1 财经知识传播 |
| 3.4.2 社会财富舆论引导 |
| 3.4.3 经济政策讨论 |
| 3.4.4 经济评估与咨询的“智库” |
| 4. 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困境与不足 |
| 4.1 表达话语权结构失衡 |
| 4.1.1 地域结构失衡 |
| 4.1.2 职业结构失衡 |
| 4.1.3 性别结构失衡 |
| 4.2 表达内容的失当 |
| 4.2.1 过于重视“物本财富观” |
| 4.2.2 经济学理论使用失当 |
| 4.2.3 解读不当干扰经济政策执行效果 |
| 4.2.4 缺乏对弱势群体财富创造问题的关注 |
| 4.3 表达方式欠缺理性与审慎 |
| 4.3.1 绝对化表达,涉嫌炒作 |
| 4.3.2 情绪化表达,致讨论偏题 |
| 5. 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出路与建议 |
| 5.1 个体财富观念表达的困境成因 |
| 5.1.1 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影响 |
| 5.1.2 自我把关难以克服观点的片面性 |
| 5.1.3 原创内容难以为继 |
| 5.1.4 商业利益导向下的责任感缺失 |
| 5.2 表达主体的转型 |
| 5.2.1 由“生产—消费式”向“参与式生产”转变 |
| 5.2.2 表达主体团队化和专业化 |
| 5.2.3 表达主体结构均衡化 |
| 5.3 表达内容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
| 5.3.1 确立“人本财富观”,提升个体财富品位 |
| 5.3.2 分析与表达视角的全球化 |
| 5.4 表达方式的平和与大度 |
| 5.4.1 理性分析,宽容论辩 |
| 5.4.2 审慎表达,致力建诤言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改造与认同变迁 ——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空间—认同”问题的缘起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空间体验:初进小镇的感性认识 |
| 二、理论反思: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与认同关系 |
| 第二节 空间与认同的概念厘析 |
| 一、空间:社会的表征 |
| 二、认同:身份、意义及其建构 |
| 第三节 “空间—认同”研究的文献回顾 |
| 一、城乡结构变迁中的“空间—认同”:以时间为线索 |
| 二、总结述评与研究定向 |
| 第二章 理论资源与方法探讨 |
| 第一节 理论资源:空间与认同的学术框架 |
| 一、古典时代的理论遗产 |
| 二、现代社会学中的空间与认同 |
| 三、空间与认同的相互作用: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定性研究的空间拓展 |
| 一、方法论:定性的空间社会学分析 |
| 二、具体方法与反思:作为陌生人的“行走” |
| 第三节 个案介绍:类型及其空间表达 |
| 第三章 新农村社区中的空间变革与认同转型 |
| 第一节 新农村社区空间的崛起:怡山湾的个案 |
| 一、新农村社区的形成及其空间呈现 |
| 二、新农村社区的空间改造:怡山湾的个案 |
| 第二节 住房空间的革新与居民认同的变迁 |
| 一、户外空间与居民认同的变化 |
| 二、室内空间与居民认同的变迁 |
| 第三节 公共空间的崛起与认同的变迁 |
| 一、新乡村公共空间的结构变化 |
| 二、公共空间的私人化 |
| 第四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四章 新乡土空间、新生计与新认同 |
| 第一节 农家乐:一个新乡土空间的诞生 |
| 一、农家乐:崛起中的新乡土空间 |
| 二、江夏区农家乐发展的具体情况 |
| 三、作为新型空间的农家乐何以可能 |
| 第二节 新生计空间:农家乐中的空间改造 |
| 一、离土空间中长出的新生计 |
| 二、新生计与新乡土:农家乐空间的改造 |
| 第三节 新乡土空间中的新认同 |
| 一、想象的社区与分化的认同 |
| 二、从“消遣者”到“消费者”:认同的跃迁 |
| 三、“卫生”空间的再发明与认同的规训 |
| 四、从“成为农民”到“扮演农民” |
| 第四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五章 郊区住房市场开发下的空间与认同 |
| 第一节 我国郊区化提速与居住空间分异 |
| 一、郊区化的起源、发展与当前特点 |
| 二、江夏区郊区化的具体特点 |
| 第二节 房地开发带动的空间更新与认同“兜售” |
| 一、何为“伊托邦”:郊区空间的新样态 |
| 二、空间改造与身份认同的“兜售” |
| 三、封闭式社区与业主认同 |
| 第三节 衰败的社区空间与拒斥性认同的形成 |
| 一、衰败的过渡房社区:一个空间中的隐藏文本 |
| 二、衰败空间中的拒斥性认同 |
| 第四节 思考与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三种城镇化社会空间下的认同 |
| 二、城镇化背景下“空间—认同”理论的解释力 |
| 第二节 讨论:“空间—认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 一、“空间—认同”理论对“人地关系”的超越 |
| 二、从“空间—认同”框架看城镇化规划 |
| 三、“空间—认同”理论对新型城镇化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生计、生态与秩序 ——近代清水江、都柳江流域林业经济和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及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史料整理方面 |
| (二)、学术研究方面 |
| (三)、相关研究启示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内容 |
| (一)、篇章结构 |
| (二)、研究不足及学术创新 |
| 五、研究方法及意义 |
| 第一章 近代林业经济的发展和规模 |
| 第一节 林业经济依托的河系流域 |
| 一、清水江流域 |
| 二、都柳江流域 |
| 三、(?)阳河流域 |
| 第二节 人工营林的新发展 |
| 一、对土壤的新认识 |
| 二、对气候的新认识 |
| 三、管护技术提高 |
| 四、政府支持推动 |
| 第三节 林业经济规模 |
| 一、林木种植规模 |
| 二、林木贸易规模 |
| 三、林副产品规模 |
| 四、林副产品加工 |
| 五、林木商品税收 |
| 第二章 社会秩序稳定与林木采伐 |
| 第一节 晚清前后的区域和社会 |
| 一、区域治理的方式 |
| 二、河道疏浚 |
| 三、林木采伐与种植 |
| 第二节 咸同苗民起义后的林业经济 |
| 一、林业规模经营范围扩大 |
| 二、修整道路便利林木运输 |
| 第三节 当江制度弱化与瓦解 |
| 一、当江制度的弱化 |
| 二、徽商与清水江木材贸易 |
| 第三章 林业经济与秩序 |
| 第一节 林木种植秩序 |
| 一、林地、林木所有权 |
| 二、地主与栽手的权利义务 |
| 三、地主与栽手的分成比例 |
| 第二节 林业交易秩序 |
| 一、凭中的制约作用 |
| 二、村寨内部的纠纷调节机制 |
| 三、契约文书内容对纠纷的防范 |
| 第三节 林木运输秩序 |
| 一、林木运输方式 |
| 二、林木运输风险 |
| 第四节 林业经济的纠纷解决 |
| 一、民众契约意识及订约习惯 |
| 二、林业纠纷的内部解决 |
| 三、林业纠纷的外部化解 |
| 第四章 林业经济与生态 |
| 第一节 林业生产中的生态观 |
| 一、林木种植中的生态 |
| 二、林木保护 |
| 第二节 林业生计与生态 |
| 一、契约反映的林业生产 |
| 二、林木销售价格 |
| 三、林木种植与生态保护 |
| 第三节 林木采伐禁忌 |
| 一、采伐时间选择 |
| 二、采伐对象选择 |
| 三、林木采伐禁忌 |
| 四、林木放排禁忌 |
| 第四节 林木保护中的生态观 |
| 一、封山育林 |
| 二、防火防盗 |
| 第五章 林业经济影响下的区域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文化教育及社会公益的发展 |
| 一、书院、科考与办学经费 |
| 二、义渡、补路与修井 |
| 第二节 多民族融合的村落社会 |
| 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 |
| 二、祠堂兴建与族谱编修 |
| 三、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民族融合 |
| 第三节 清水江流域婚姻家庭变迁 |
| 一、苗侗妇女人身权利变革 |
| 二、文书所见的婚姻继承纠纷 |
| 三、分关文书反映家庭财产变化趋势 |
| 第四节 风水观念与墓地纷争 |
| 一、风水观念影响下的林木蓄积 |
| 二、墓地纷争的防范与化解 |
| 第五节 早期市镇形成及发展 |
| 一、清水江及都柳江沿岸经济 |
| 二、在码头基础上形成早期市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农村社区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CAT |
| 第1章 导论 |
| 1.1 主题重申与意义省察 |
| 1.1.1 主题重申 |
| 1.1.2 意义省察 |
| 1.2 解释框架与概念描述 |
| 1.2.1 解释框架 |
| 1.2.2 概念描述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 |
| 1.3.2 国外研究 |
| 1.4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假设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逻辑结构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 |
| 1.6.2 可能的不足 |
| 第2章 农村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1 社区治理理论 |
| 2.1.1 农村社区、集镇社区与城市社区 |
| 2.1.2 国外社区研究的理论流派 |
| 2.1.3 社区自治与乡村复兴 |
| 2.2 软权力理论 |
| 2.2.1 软权力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 2.2.2 关于“行政软权力” |
| 2.2.3 关于“政党软力量” |
| 2.3 公共治理中的“软法”理论 |
| 2.3.1 关于“软法” |
| 2.3.2 关于软法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
| 2.4 协商民主理论 |
| 2.4.1 西方语境中的协商民主理论 |
| 2.4.2 中国语境中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 |
| 第3章 解构农村社区硬治理 |
| 3.1 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
| 3.1.1 “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 |
| 3.1.2 乡镇政府——人民公社——乡镇政府的历史轮回 |
| 3.1.3 村级治理与基层民主 |
| 3.1.4 乡政村治模式评析 |
| 3.2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根源、特征及其制度展开 |
| 3.2.1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根源 |
| 3.2.2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特征 |
| 3.2.3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制度展开 |
| 3.3 反思农村社区硬治理：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 |
| 3.3.1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历史合理性 |
| 3.3.2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历史局限性 |
| 3.4 本章小结：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
| 第4章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分析 |
| 4.1 农村社区治理思维的转变 |
| 4.1.1 硬治理时代的旧观念：贱农主义 |
| 4.1.2 软治理时代的新思维：尊农精神 |
| 4.2 农村社区治理基础的转变 |
| 4.2.1 新“三农”问题及其出路 |
| 4.2.2 农村社区基础结构的转变 |
| 4.3 农村社区治理体制的转变 |
| 4.3.1 村庄的终结与复兴 |
| 4.3.2 农业的终结与复兴 |
| 4.3.3 农民的终结与复兴 |
| 4.4 本章小结：乡村治理的三次转型 |
| 第5章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实例考察 |
| 5.1 苏南、苏中农村社区建设的实例考察 |
| 5.1.1 苏南华西村农村社区建设 |
| 5.1.2 苏中胡庄镇农村社区建设 |
| 5.2 国外农村社区建设：韩国的“新村运动” |
| 5.2.1 新村运动的实施背景 |
| 5.2.2 新村运动的具体做法 |
| 5.2.3 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 |
| 5.3 本章小结：农村社区性质的演变与治理模式的转型 |
| 第6章 建构农村社区软治理：社区整合与社区建设 |
| 6.1 农村社区软治理的特征 |
| 6.2 农村社区整合 |
| 6.2.1 从认同到承认 |
| 6.2.2 农村社区的认同危机 |
| 6.2.3 农村社区整合的理论与机制 |
| 6.2.4 运用多种社区整合机制重建农村社区认同 |
| 6.3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
| 6.3.1 社区文化的概念与作用 |
| 6.3.2 从乡土文化走向合作文化 |
| 6.3.3 “礼治”与“文化自觉” |
| 6.4 农村社区经济建设：嵌入性视角 |
| 6.4.1 嵌入与契合：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相互影响 |
| 6.4.2 嵌入性视角下的农村家庭继承方式与农民股份合作制 |
| 6.4.3 嵌入性视角下的“城中村”改造 |
| 6.5 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以村规民约为例 |
| 6.6 农村社区主体性建设：农民主体作用与重建乡村精英 |
| 6.6.1 发挥农村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 |
| 6.6.2 重建乡村精英 |
| 6.7 本章小结：农村社区建设重心的位移 |
| 第7章 结束语 |
| 7.1 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民幸福感提升 |
| 7.2 社区民主与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 |
| 7.3 从村委会制到新农村社区制 |
| 7.4 从硬治理到软治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村集体货币积累近百万的奥秘（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2]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D]. 胡如梅. 浙江大学, 2020(04)
- [3]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D]. 黄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共生的政治：傣族传统村寨的权力与结构 ——基于传统时期西双版纳景洪傣寨的调查[D]. 李博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6]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D]. 骆雪. 上海大学, 2019(02)
- [7]个体财富观念的表达研究 ——基于自媒体财经评论的考察与分析[D]. 熊英. 武汉大学, 2017(06)
- [8]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改造与认同变迁 ——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调查[D]. 王斌.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9]生计、生态与秩序 ——近代清水江、都柳江流域林业经济和社会变迁[D]. 李向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
- [10]农村社区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的转变[D]. 孔德斌. 南京农业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