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2004年起我国GDP统计制度做重大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郭向东[1]（2021）在《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粮食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并受疫情冲击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在“十三五”收关、“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面临新的诸多挑战的情况下,研究农业经济发展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如何有效平衡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关联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为研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影响与作用机制,以中国农产品价格、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VAR、非线性MS（M）-AR（p）、非线性MS（M）-VAR（p）等模型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的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呈现出显着的长期记忆性特征。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对其不确定性的冲击反应较为显着,但是,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不确定性对其价格指数的冲击反应都较为微弱。农产品价格指数在四种滞后阶数具体情况下,可以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冲击响应维持在正向水平;方差分解表明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时间序列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在四种滞阶数具体情况下,也对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的影响作用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上产生影响。方差分解发现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很大。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中国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而对中国林业、渔业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较大。对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经济较难由“低速增长区制”向中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由“中速增长区制”攀升至“快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相对较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及技术优势。当中国农业经济步入“中速增长区制”与“快速增长区制”后也不易发生大幅下降,即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时维持概率均较高,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大,处于“中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小,处于“快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居中,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需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总产值和中国GDP增长路径并不完全同步,农、林、牧、渔四部门经济的增长路径也各不相同。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的维持概率均较高;而转移概率都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惰性特征,不易改变所处的增长状态,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成功步入高速增长状态,会倾向于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但一旦落入低速增长状态,将面对十分严峻的经济复苏挑战。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时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却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微弱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或“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农业与经济”系统中的结果不同;而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最强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具有长记忆性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完善了相关学术体系。（2）本文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以农、林、牧、渔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排除既往研究仅选取个别种类农产品作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补强了既往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本文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将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区分为低速、中速和高速三种区制,并计算了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平均持续期和具体转移时间,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农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4）本文将研究金融问题的研究思路引入到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使用MS（M）-VAR（p）模型分析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处于不同运行状态和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5）本文使用前述方法研究所得的结论,即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处于三中不同运行状态及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作用,丰富和完善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影响与作用的学术体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策的制定者在实施农产品价格调控时应首先考虑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性,避免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社会成本,减损社会福利;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长记忆性特征,实施价格调控时要考虑政策的周期性和有效性。第二、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而且农产品价格周期成分对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成分影响较大,政府应关注并监测“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由于农业经济的弱质性特征及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强烈相关性,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施2004年以来的农业扶持政策,特别加强除渔业以外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的支持力度。第四、由于农业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强化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意识,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出口贸易的这一重要意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增加新的推动力,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驱动力问题。本文包括图66幅,表46个,参考文献328篇。
赵世秀[2]（2021）在《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文中提出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中央提出了供给侧、需求侧双向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制定了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落实好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积极提升发展质量,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三农”问题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区域复杂性和差异性,黑龙江垦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垦区,现代化大农业示范效应显着,农业占比高,城镇化过程具有特殊性。农业机械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到粮食安全,供、需双向改革,区域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实现。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路,综合农业系统工程、协同论、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对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1）建立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模型。在界定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按时序分析了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系统论等,结合黑龙江垦区的实际情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梳理了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机理,建立了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两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系统耦合度模型。（2）综合评价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于DPSIR概念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维度,分别建立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的线性模型得出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0.2增长到2018年的6.21,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0.19增长到2018年的1,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不断提升趋势,经济收入、农机动力、劳动生产率、人的文化素养等主要因素对各系统影响明显。在评价过程中,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主观权重,粒子群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客观权重,进而求得综合权重进行综合评价,使评价更高效、准确。（3）实证研究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动态发展关系。运用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VAR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采用时间序列统计分析方法测算了农机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动态影响关系和贡献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达到优秀协调水平,两者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互相影响关系,但耦合协调度显示,2004-2015年期间,农业机械化长期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2016-2018年,农业机械化出现加速发展,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2018年时,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近乎实现同步协调发展,但此时新型城镇化滞后于农机化发展。VAR模型实证得出:2004-2018年间,农机化对城镇化的平均贡献率为38.76%,城镇化对农机化的平均贡献率为53.77%。基于CD生产函数测算的2004年-2018年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平均值为28.78%。通过农机贡献率值和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出,近些年来黑龙江垦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与劳动力资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环保投入,基础设施投入要素有关,其中农业机械化的贡献最为明显。因此,为促进两系统优化协调发展,应在不断提升农机化发展层次的同时,重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4）根据区情提出促进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为使农机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至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应在政策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科技人才三方面制定有效策略。政策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产业支撑和社会服务管理制度,建立起与黑龙江垦区改革相适应的农业现代化产业支撑金融、服务、管理政策体系,发挥政府部门社会管理职能的优势,提高城镇治理水平和社会保障服务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继续坚持发展现代化农业,发挥现代企业经管优势,促进农机智慧化升级发展,延展产业链推动农机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发挥特色城镇化集聚效应,加强城镇吸引力,促进城镇经济繁荣,发挥市场作用,促进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科技创新和人才育成方面,鼓励研发和创新,提升农机化高科技水平;培养具备现代农机技术的职业农民和引进高质素农机智慧化专业人才,形成人力资源、资金运用和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协调的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刘琨[3]（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周清香[4]（2021）在《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黄河流域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资源能源基地,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但受发展条件、地理环境、要素配置等因素影响,黄河流域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重化工产业发展促使地区面临水资源环境压力,产业发展的不合理布局对其生态功能和安全形成威胁。黄河流域面临过度开发、环境破坏、经济发展不协调、区域利益分化等问题。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对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提出新要求,迫切需要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聚焦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制研究,对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规制过程的实现主要源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环境规制通过制度安排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作用。本文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分析为切入点,挖掘黄河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内在原因,从经济主体行为视角出发,阐释环境规制下政府、企业、公众行为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剖析经济主体利益诉求及其在环境治理中的行为选择。其次,对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特征事实进行分析。系统梳理黄河流域环境治理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评析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现状和治理绩效;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把握其资源环境特征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变动趋势。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实证考察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提出完善环境规制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黄河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由于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诉求最大化,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生态保护所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化,以及传统机制考核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削弱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意愿。企业不考虑环境成本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引致环境污染。环境规制能够推动政府加强环保补助和环境治理投资,强化环境监管,提升环境治理绩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环境质量改善和高质量发展。合理的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改变投资结构、增加环保支出,通过清洁生产提升生产效率和实现污染减排,补偿规制成本,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效应双赢。美好生态的需要增强公众环保诉求,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促使公众更加关注和重视环境保护,通过绿色消费和环保参与推动政府加快环境污染治理,健全环保政策,倒逼企业技术革新,推动高质量发展。（2）对黄河流域2004-2017年黄河流域污染排放、环境治理等方面进行阐述,黄河流域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但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略有上升,单位GDP能耗整体呈下降趋势;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全国比重逐年递增,环境污染状况有所改善。（3）2004-2017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整体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发展格局。2004-2017年山东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分维度指数均值在九省区达到最高,相较而言,甘肃、宁夏、青海高质量发展发展水平较低。从不同流域来看,2004-2017年下游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均高于中游与上游地区,年均增长率为2.18%。（4）经验分析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分维度指数的影响,以及区域异质性视角下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效应,并有利于动力转换、结构优化、成果共享和生态保护四个分维度指数改善。环境规制的高质量发展效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城市规模呈现异质性。（5）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环境治理投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引导公众环保参与,助推高质量发展。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有:一是聚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探寻流域内各省区层面和城市层面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成因,厘清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二是从理论层面刻画了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三是在理论阐释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环境规制约束下政府、企业、公众行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利于厘清不同行为主体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的角色,破解环境治理困境的根源,以期通过环境规制促进各行为主体在推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中发挥作用。
薛丹[5]（2021）在《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城市土地是城市经济活动的载体,也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空间,其利用效率深刻影响着城市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长久以来就存在人多地少、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用地快速扩张,有些城市以“摊大饼”形式向外扩延。2018年底,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5.61万平方公里,约是1981年的7.80倍,城市扩展系数（用地增长率/人口增长率）高达2.17,远远高于国际上1.12的理想系数。中国西北地区地域辽阔,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地形及水土资源条件适宜城市建设的土地少,在可利用土地少的情况下,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水平却更为不集约。另外,东部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其经济、产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加快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以及全国产业链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东部地区土地成本、人力成本、环境约束等成本的上升,需要将产业和技术向西北落后地区转移,而这也给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带来了新的压力。对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研究,对于节约集约利用西北地区城市土地,缩小东西差距,改善西北生态环境,助推西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在系统阐述西北地区城市土地的规模、结构、效益等城市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利用Super-SBM、GML指数和效率损失模型对西北地区39个城市2004-2018年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做出客观的评价。然后,将静态和动态、时间和空间相结合,详细分析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特征、时序演化特征、空间关联特征和时空动态特征。接着,本文建立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厘出具体的影响因素,分析了各个影响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最后,构建Tobit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本文的结论和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处在较低水平,2004-2018年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变动趋势近似呈“N”型曲线,2018年效率高值向西北地区东南侧聚集,城市群的聚集作用增强。研究期间,省会中心城市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增长幅度最快,资源型城市次之,其他类城市增长幅度最慢。从效率损失模型来看,西北地区的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和环境污染的冗余率较高,环境收益的不足率较大,而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的不足率相对较小。（2）2004-2018年西北地区39个城市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征,差异的大小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组间差异很小,组内差异占绝对支配地位,资源型城市的效率水平差异最大,省会中心城市次之,其他类城市最小。核密度函数曲线揭示出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两极分化的空间非均衡特征,集聚类型先低值聚集,后高值聚集,省会中心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其他类城市的演进特征有较大的差异。马尔科夫链转移的结果显示,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2012年之后这一现象减弱,效率水平维持在“低”和“高”类型的概率最大,向上转移的概率大于向下转移的概率,而跳跃转移的概率较小。（3）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较为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关联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状态,2018年聚集地区向西北地区东南侧靠拢。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拥有更加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其他类城市次之,而省会中心城市的局部空间结构较为稳定。（4）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先降后升的“U”型曲线关系;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人口密度、引进外资和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会显着促进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土地城镇化、环境规制水平、工业用地占比和设施用地占比的提高对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有负面影响,居住用地占比和土地市场化水平对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不明显。西北地区的省会中心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其他类城市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5）空间计量模型的测算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显着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况下,人口密度和土地城镇化的回归结果分别从Tobit回归中显着的促进作用和显着的抑制作用变为了均不显着,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结果与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6）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政策建议:一是控制土地供应面积,实现存量建设用地的内部挖潜;二是发挥城市群的聚集作用,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高高”聚集;三是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城市土地所承载的环境污染压力;四是继续推进西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序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五是完善西北地区交通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六是根据各类城市间的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谢伏瞻,刘伟,王国刚,张占斌,黄群慧,魏后凯,张车伟,张晓晶,政武经,佟家栋,龚六堂,洪永淼[6]（2020）在《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研究"十四五"规划问题并提出建议,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本刊特邀请国内部分经济学家撰写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田野[7]（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表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杨薇[8]（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童超[9]（2020）在《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文中研究表明在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GDP作为核心经济指标,未体现资源环境因素的不足日益凸显。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陆续启动绿色GDP研究和实践,但在推进过程中遇到较大困难,绿色GDP探索一度进入低谷。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着成效,社会各界对绿色GDP的数据需求越来越迫切。2015年,环保部宣布重启绿色GDP研究,称为绿色GDP2.0。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多数研究侧重于技术评估层面,缺乏经济理论和核算理论支持,也缺乏统一的核算方法,导致核算结果不可加、不可比,存在一定争议。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里,按照绿色GDP研究范式,保持绿色GDP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学本色,体现资源耗减、环境污染和环境改善等因素,构建指数并进行估价,最后以山西省为例计算出全省和各市绿色GDP。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1.0和2.0研究存在的不足,根据核算理论,结合当前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的背景,提出理论框架的前提假设:污染物产生的同时即由企业自行无害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比较明确投入产出关系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主要做法是:1.拓展核算范围,虚拟一个资源环境部门;2.重构投入产出关系,将资源耗减和公共环保支出视为该部门的投入,将环境污染视为负产出;3.考虑环境改善产出,将其作为一项因子体现在环境污染指数中;4.将资源和污染物价格作为内生变量,克服价格外生给定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二是重构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构建统一的物量核算单元——资源耗减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主要做法:1.采用最新研究成果拓展生态足迹方法的范围,解决现有方法难以度量矿产资源耗减的不足,将核算范围拓展到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以生态足迹为同度量因素,结合山西省涉及的主要资源类型,构建资源耗减指数。2.按照主要污染物的环境监测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和产排污系数计算污染物排放量,采用经验判断与熵值法等方法为25种环境污染物赋权,同时,充分考虑环境改善因素,以造林面积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构建环境改善因子,构建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三是重构绿色GDP的价值量核算方法。主要做法是:1.根据能源距离函数和拉格朗日原理,推导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作为一项新的投入,与资本、劳动和产出等指标共同纳入超越对数能源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资源耗减指数的影子价格。2.根据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与利润函数的对偶性,推导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将环境污染指数和工业总产值作为负产出和正产出,纳入二次型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子价格。3.直接求解出的影子价格是在最优化条件下的价格,本文根据非效率因素对其进行调整,并进一步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率进行调整,得出可以直接用于调整GDP的实际价格。四是基于山西省数据,运用重构的核算框架和方法进行山西省绿色GDP的实证探索。从相关部门搜集整理山西省自然资源、环境污染、造林、工业生产和效益等数据,计算山西省资源、环境物量指数及其实际价格,并进一步计算2004-2017年山西省及各市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结合整理搜集的公共环保投入,核算山西省及各市2004-2017年绿色GDP数据。经与相关研究对比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本文计算的物量指数、实际价格以及绿色GDP,能够体现生态环境政策变化,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山西省绿色发展成果。本文创新点: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的理论框架,与之前研究相比,本文核算框架改进之处是:引入负产出概念、重构投入和产出指标、符合投入产出一致性等核算原则,从流量角度进行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核算,可以得出一个有减有加,体现环境治理效果的绿色GDP指标。二是将指数方法引入绿色GDP的物量核算,与现有框架中碎片化的分项进行物量核算相比,将指数用于物量核算是统一的核算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核算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核算范围全面且易于拓展,新的资源和污染物类型可以很方便的纳入指数。三是将距离函数引入绿色GDP核算并进行统一估价,采用能源距离函数求解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采用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求解污染物影子价格。影子价格优点是能够体现资源和环境服务稀缺性,方向性距离函数适用于解决负产出问题,因此,本文核算方法和核算理论框架具有一致性。四是数据创新,1.本文整理长达14个年度的省级与市级工业主要产品产量（506种产品）,并以此为基础计算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包括10种资源和25种污染物,核算范围明显比当前相关研究更加全面;2.本文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经梳理国内公开发表的绿色核算和资源影子价格等相关研究,其数据均由包含非采矿业产值的企业层面产值数据汇总得出,暂未发现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进行资源耗减和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在企业多元化发展背景下,采用企业的采矿业产值,而非采矿企业总产值,可以更准确度量采矿业产出和核算资源价值;3.本文各指标均由相同的企业数据汇总得出,提升估价和核算的准确性。
王毅[10]（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二、从2004年起我国GDP统计制度做重大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2004年起我国GDP统计制度做重大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1.1 论文研究的历史背景 |
| 1.1.2 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
| 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1.3.1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创新点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与实证研究逻辑框架 |
| 1.5.1 论文研究的技术线路 |
| 1.5.2 论文实证研究的逻辑框架 |
| 1.6 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 1.6.1 概念界定 |
| 1.6.2 相关说明 |
| 2 文献综述 |
| 2.1 农产品价格的文献回顾 |
| 2.1.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文献 |
| 2.1.1.1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研究的文献回顾 |
| 2.1.1.2 农产品价格长记忆性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1.1.3 其它有关农产品价格研究文献 |
| 2.2 农产品价格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农业经济发展的文献回顾 |
| 2.4 农业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1 关于农业金融与经济的文献回顾 |
| 2.4.2 关于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3 关于农(副)产品价格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4 关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TFP)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5 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方法的文献回顾 |
| 3 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农业发展理论 |
| 3.1.1 农业发展理论概述 |
| 3.1.2 农业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
| 3.1.3 农业发展理论的内涵 |
| 3.1.4 农业发展理论在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运用 |
| 3.2 本文研究涉及的其它相关理论 |
| 3.2.1 农产品价格理论 |
| 3.2.2 经济周期理论 |
| 3.2.3 经济增长理论 |
| 4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与关联性检验 |
| 4.1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实证检验 |
| 4.1.1 长期记忆性分析方法 |
| 4.1.1.1 ARFIMA模型构建 |
| 4.1.1.2 FIGARCH模型构建 |
| 4.1.2 农产品价格的数据选择与描述 |
| 4.1.3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检验 |
| 4.2 农产品价格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4.2.1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
| 4.2.2 单位根检验 |
| 4.2.3 Granger因果关系的计量检验 |
| 4.2.4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产品价格及其波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
| 5.1 农产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1.1 农产品价格序列与中国经济增长序列的选取和描述 |
| 5.1.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5.1.3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
| 5.1.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1.5 冲击响应函数估计与方差分解分析 |
| 5.2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2.1 ADF单位根检验 |
| 5.2.2 影响的方向及影响作用的程度分析 |
| 5.2.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2.4 冲击反应的时间变化路径刻画 |
| 5.2.5 影响的贡献程度判别 |
| 5.3 本章小结 |
| 6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判别 |
| 6.1 非线性MS(M) –AR(P)模型构建 |
| 6.2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数据选择 |
| 6.3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刻画 |
| 6.3.1 非线性MS(M)-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6.3.2 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概率 |
| 6.3.3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处于各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 |
| 6.3.4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不同增长区制间的转移路径刻画 |
| 6.4 本章小结 |
| 7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作用研究 |
| 7.1 非线性MS(M) -VAR(P)的模型设定 |
| 7.2 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及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的刻画 |
| 7.3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3.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3.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3.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4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4.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4.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4.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存在的问题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分析 |
| 2.1 黑龙江垦区概况及特点 |
| 2.1.1 黑龙江垦区概况 |
| 2.1.2 黑龙江垦区特点 |
| 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进程分析 |
| 2.2.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 |
| 2.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影响因素 |
| 2.2.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
| 2.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分析 |
| 2.3.1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历程 |
| 2.3.2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 |
| 2.3.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
| 2.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机理 |
| 2.4.1 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与城镇化互动经验借鉴 |
| 2.4.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过程 |
| 2.4.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系统模型 |
| 2.5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 |
| 3.1 评价模型 |
| 3.1.1 DPSIR概念模型 |
| 3.1.2 DPSIR模型逻辑关系分析 |
|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3.2.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 3.2.3 评价指标体系 |
| 3.3 权重的计算方法 |
| 3.3.1 主观权重的确定 |
| 3.3.2 客观权重的确定 |
| 3.3.3 综合权重计算 |
| 3.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综合评价 |
| 3.4.1 评价指标有效性分析 |
| 3.4.2 计算权重 |
| 3.4.3 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发展状态评价 |
| 3.5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评价 |
| 3.5.1 评价指标有效性分析 |
| 3.5.2 计算权重 |
| 3.5.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状态评价 |
| 3.6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测评及影响关系分析 |
| 4.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测评 |
| 4.1.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测算 |
| 4.1.2 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实证 |
| 4.2.1 计量模型说明 |
| 4.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 |
| 4.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测评 |
| 4.3.1 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理论基础 |
| 4.3.2 黑龙江省垦区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策略 |
| 5.1 制度机制改革策略 |
| 5.1.1 完善城乡一体化各项管理制度 |
| 5.1.2 改革优化相关主体职能 |
| 5.1.3 深化农垦改革落实产业发展政策 |
| 5.2 社会经济发展策略 |
| 5.2.1 发展垦区特色新型城镇化策略 |
| 5.2.2 差异化可持续发展农业机械化 |
| 5.2.3 优化产业结构升级 |
| 5.3 科技人才策略 |
| 5.3.1 注重人才培养与引进 |
| 5.3.2 加快农机化技术创新应用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3）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 |
| 2.1.1 环境规制的内涵界定 |
| 2.1.2 环境规制的类型 |
| 2.1.3 环境规制的度量 |
| 2.2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 2.2.1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 |
| 2.2.2 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
| 2.2.3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 |
| 2.3.1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
| 2.3.2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
| 2.3.3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 |
| 2.3.4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1 环境规制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利益格局分析 |
| 3.1.1 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分化 |
| 3.1.2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不协调 |
| 3.1.3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割 |
| 3.1.4 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不统一 |
| 3.2 环境规制下经济主体行为影响高质量发展 |
| 3.2.1 环境规制通过政府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 3.2.2 环境规制通过企业行为影响高质量发展 |
| 3.2.3 环境规制通过公众行为影响高质量发展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1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历史演变 |
| 4.1.1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起步发展阶段(1978-2000) |
| 4.1.2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逐步完善阶段(2000-2012) |
| 4.1.3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全面推进阶段(2012-至今) |
| 4.2 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现状与环境规制实施成效分析 |
| 4.2.1 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现状 |
| 4.2.2 黄河流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实施成效现状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
| 5.1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5.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1.2 指标体系构建 |
| 5.1.3 指标选择与说明 |
| 5.2 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 |
| 5.2.1 测度方法选择 |
| 5.2.2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5.3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测度结果分析 |
| 5.3.1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时间演化分析 |
| 5.3.2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环境规制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分析* |
| 6.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1 总体回归结果 |
| 6.2.2 分区域回归结果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讨论 |
| 6.4.1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非线性关系讨论 |
| 6.4.2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分维度指数的非线性关系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机制的实证分析 |
| 7.1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7.1.1 环境规制通过政府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 7.1.2 环境规制通过企业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 7.1.3 环境规制通过公众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 7.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指标选取和变量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于政府行为机制检验 |
| 7.3.2 基于企业行为机制检验 |
| 7.3.3 基于公众行为机制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环境规制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
| 8.1 完善环境规制,保障生态保护和环境改善 |
| 8.2 协调利益关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
| 8.3 通过环境规制规范主体行为,加强环境治理提升发展质量 |
| 8.4 优化激励机制,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
| 第九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本文不足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1.3 研究目标 |
| 1.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2.1.1 城市土地 |
| 2.1.2 城市土地利用 |
| 2.1.3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测度的文献综述 |
| 2.2.2 关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分异的文献综述 |
| 2.2.3 关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2.4 关于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的文献综述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主要理论基础 |
| 2.3.1 土地集约利用理论 |
| 2.3.2 区位理论 |
| 2.3.3 效率理论 |
| 2.3.4 土地报酬递减规律 |
| 2.3.5 地租理论 |
| 2.3.6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4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研究区域概况 |
| 3.1 区域的界定与划分 |
| 3.1.1 研究范围 |
| 3.1.2 城市的分类 |
| 3.2 中国西北地区的区域特征 |
| 3.2.1 土地面积广阔,但可利用土地偏少 |
| 3.2.2 自然资源富集,但生态系统脆弱 |
| 3.2.3 人文历史悠久,但经济发展落后 |
| 3.2.4 城市规模数量有限,基础设施欠账较多 |
| 3.3 西北地区所涉及的国家级战略 |
| 3.3.1 西部大开发战略 |
| 3.3.2 “一带一路”倡议 |
| 3.3.3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 |
| 3.4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4.1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规模分析 |
| 4.1.1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分析 |
| 4.1.2 中国西北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分析 |
| 4.2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分析 |
| 4.2.1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分类标准 |
| 4.2.2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分析 |
| 4.3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的产出效益及环境污染 |
| 4.3.1 经济效益分析 |
| 4.3.2 社会效益分析 |
| 4.3.3 工业污染物排放分析 |
| 4.4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
| 4.5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测算 |
| 5.1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理论分析 |
| 5.2 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指标选取与说明 |
| 5.3 效率测算结果分析 |
| 5.4 GML指数及其分解 |
| 5.5 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分析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差异特征分析方法 |
| 6.1.2 演进特征分析方法 |
| 6.1.3 空间相关分析方法 |
| 6.1.4 时空动态分析方法 |
| 6.2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特征分析 |
| 6.3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序演进特征分析 |
| 6.3.1 核密度函数估计结果 |
| 6.3.2 马尔科夫链转移结果 |
| 6.4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相关特征分析 |
| 6.4.1 全局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
| 6.4.2 局部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
| 6.5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动态特征分析 |
| 6.5.1 LISA时间路径分析 |
| 6.5.2 LISA时空跃迁分析 |
| 6.6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1 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分析 |
| 7.1.1 作用机制的综合分析框架 |
| 7.1.2 具体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
| 7.2 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7.2.1 基于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2.2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3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主要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的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上）（论文提纲范文）
|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战略选择 |
|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
|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创新驱动、供给侧引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
|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毫不动摇地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
| 实现现代化目标需要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 |
| 激活商业信用机制 推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 |
| 一、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三个层次、基本条件和保障机制 |
| 二、货款拖欠引致的微循环不畅 |
| 三、激活商业信用机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新时代精准脱贫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彰显 |
| 一、加强党对脱贫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制度优势 |
|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消除贫困厚植经济基础 |
| 1．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2．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消灭两极分化。 |
| 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 |
| 4．坚持全国一盘棋成就脱贫典范。 |
| 三、以人民为中心，调动人民群众消除贫困的积极性 |
| 四、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
| 1．消除城乡差别是社会主义发展谋求的目标。 |
| 2．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消除两级分化。 |
| 3．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
| 五、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1．新时代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 2．消除贫困工作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 3．脱贫工作要始终坚持和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全面把握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目标要求 |
| 高质量完成基本实现城镇化的目标任务 |
| 以推动创新经济发展引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深层次系统性变革 |
| 二、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 |
| 三、畅通“双循环”的关键在于创新 |
| 四、以推动创新经济发展引领构建新发展格局 |
| 新发展格局确立中国发展新坐标 |
| 一、理解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 |
| 二、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宏大背景 |
| 三、国际大循环与供应链安全 |
| 四、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遵循 |
|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可持续双循环的基石 |
| (一)要多生小。重视当前“超低生育”人口形势，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强化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组合拳”，合力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
| (二)要多用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实现老有所养的同时，推进老有所为。 |
| (三)要多释放剩余劳动力。要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规模经营，进一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 |
| (四)要多向科技要“人力”。通过“机器换人”缓解劳动力成本上涨和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同步促进劳动力技能提升。 |
| 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与经济安全 |
| 一、新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含义 |
| 二、走向一般外向型经济的必然性 |
| 三、来自逆全球化的不确定性 |
| 立足国内市场，实现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一、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和我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目前面临的问题 |
|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建议 |
| 妥善应对对外经贸关系新变化，扭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
| 一、中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 |
| 二、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新变化 |
| 三、扭住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
（7）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9）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GDP定义和核算思路 |
| 2.1.1 定义 |
| 2.1.2 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3 非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4 各国核算研究与实践 |
| 2.2 资源耗减核算研究 |
| 2.2.1 资源耗减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2.2 资源耗减估价 |
| 2.3 环境降级核算研究 |
| 2.3.1 环境污染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3.2 环境降级估价 |
| 2.3.3 环境改善核算 |
| 2.4 环境保护支出核算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2.5.1 核算理论评述 |
| 2.5.2 核算方法评述 |
| 2.5.3 核算数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
| 3.2 SEEA核算体系 |
| 3.3 弱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4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3.5 外部性理论 |
| 3.6 边际成本理论 |
| 3.7 小结 |
| 第4章 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重构 |
| 4.1 绿色GDP定义和相关界定 |
| 4.1.1 绿色GDP定义和公式 |
| 4.1.2 绿色GDP核算原则和时空界定 |
| 4.2 绿色GDP核算框架重构 |
| 4.2.1 SNA和 SEEA局限性 |
| 4.2.2 拓展生产范围 |
| 4.2.3 虚拟资源环境部门 |
| 4.2.4 纳入环境改善因素 |
| 4.2.5 引入负价值概念 |
| 4.2.6 重构投入和产出关系 |
| 4.2.7 改进的绿色GDP核算框架 |
| 4.3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构建 |
| 4.3.1 资源耗减投入 |
| 4.3.2 公共环保投入 |
| 4.3.3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负产出 |
| 4.3.4 GDP和各科目的逻辑自洽性 |
| 4.3.5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 |
| 4.4 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4.1 指数在绿色GDP核算中的适用性 |
| 4.4.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4.4.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4.4.4 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4.5 绿色GDP价值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5.1 构建估价机制 |
| 4.5.2 引入距离函数 |
| 4.5.3 采用线性规划方法 |
| 4.5.4 求解影子价格 |
| 4.6 小结 |
| 第5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构建 |
| 5.1 研究地区概况与数据 |
| 5.1.1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概况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代表性、匹配性和全面性 |
| 5.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5.2.1 资源耗减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2.2 资源耗减指数计算公式 |
| 5.2.3 基于生态足迹的资源耗减指数 |
| 5.3 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5.3.1 环境污染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3.2 环境污染指数计算公式 |
| 5.3.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5.3.4 环境污染指数权重计算 |
| 5.3.5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 |
| 5.4 小结 |
| 第6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估价 |
| 6.1 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1.1 生产可能性集和能源距离函数 |
| 6.1.2 指标选择、创新和描述性分析 |
| 6.1.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1.4 影子价格求解 |
| 6.2 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2.1 环境生产技术和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 |
| 6.2.2 指标、方向向量选择和描述性分析 |
| 6.2.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2.4 影子价格求解 |
| 6.3 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调整 |
| 6.3.1 基于非效率因素调整的原理和方法概述 |
| 6.3.2 基于价格指数和增加值率调整的方法概述 |
| 6.3.3 经调整的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实际价格 |
| 6.4 小结 |
| 第7章 山西省绿色GDP核算与分析 |
| 7.1 绿色GDP各调整项目核算与分析 |
| 7.1.1 资源耗减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2 公共环保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3 环境污染负产出核算与分析 |
| 7.1.4 调整项目合计与分析 |
| 7.2 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1 山西省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2 山西省各市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政策建议 |
| 8.2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8.2.1 研究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造林面积 |
| 附录2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10）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四、从2004年起我国GDP统计制度做重大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向东.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2]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D]. 赵世秀.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1(01)
- [3]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4]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D]. 周清香. 西北大学, 2021(12)
- [5]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薛丹. 兰州大学, 2021(09)
- [6]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上）[J]. 谢伏瞻,刘伟,王国刚,张占斌,黄群慧,魏后凯,张车伟,张晓晶,政武经,佟家栋,龚六堂,洪永淼. 经济研究, 2020(12)
- [7]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8]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9]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D]. 童超.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10]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标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