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利用外资的现状、目标和政策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梁风雁[2]（2021）在《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首要任务。在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浪潮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具备国际化视野,立足全球产业分工布局,充分发挥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优势。一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简称FDI）是各经济体进行国际产业转移、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实现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简称IFDI）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引进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我国对外国际直接投资（简称OFDI）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18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展OFDI的第三大国。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萎缩,而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量规模仍逆势上涨,投资结构更加优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在国内和国际的产业布局影响越来越深远。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构建了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机制,并以我国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以及中介机制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确定性视角和不确定性视角,进一步从投资环境和外部冲击两个方面,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在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中,本文分析了贸易发展环境、金融发展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并构建相应指标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外部冲击影响因素分析中,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总结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其一,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其二,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三,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其一,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其二,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其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其四,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其五,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本文的理论研究意义在于构建了分析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统一框架,深度剖析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其二,本文首次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视角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由此而言,本文的理论分析既从研究视角上拓展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又从研究内容上补充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揭示了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检验了中介机制的有效性。这为我国探索如何以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双重身份,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际直接投资优势,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现实依据。除此之外,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各省的贸易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这为基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存在差异的现实情况,深度考察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这为我国进一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双向FDI优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政策着力点和改革依据。最后,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为例,分析了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这为我国应对疫情影响,有效发挥双向FDI优势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研究启示。从长期来看,这对我国构建和完善应对外部冲击的体制机制,减少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对我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启示。
任长秋[3]（2020）在《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壮大村集体股份经济的关键时期,深入探讨农产品加工工业技术进步、加快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基于引进农产品加工业FDI可能促进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进而提高本土企业绩效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随时间变化的样态是什么?溢出快慢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旨在揭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框架,以便更好的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领域的引资工作并加快推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速度。1、本论文应用FDI技术溢出、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理论知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大量统计资料,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文献和理论分析。这部分主要对FDI理论进行回顾并调研FDI技术溢出的相关文献。本文首先界定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概念,并回顾它的重要理论基础。然后,围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制、FDI技术溢出经验证据、农业领域FDI研究,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领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展开文献调研,进而为本研究的视角选择、理论阐述、方法选择、创新点凝练等提供充足的文献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主要从静态视角提出,回答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而未涉及FDI技术溢出的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拓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理的时间维度,另一方面借鉴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多种理论视角,对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效应做出理论推导。本文进一步从机会、动机和能力的维度构建影响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整体框架模型,分别选择2个代表性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详细论证它们对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速度快慢的作用机理。（2）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FDI投资情况,并初步探索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统计数据基础上,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及FDI利用现状、发展趋势、特点等,并在宏观层面建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宏观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FDI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3）实证研究的主要数据和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来源及清洗,以及数据匹配工作,并围绕本研究理论推导的验证,进行模型构建、样本选择、变量测量等工作。（4）实证结果部分。这部分采用规范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提出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溢出速度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2、本文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从理论上看,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会随着进入我国的时间长短而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产生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我国的时间和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呈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能获得的技术外溢也会降低,呈逐渐减弱的发展态势。（2）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因素可以纳入一个整体的“机会—动机—能力”分析框架中。机会、动机和学习能力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首先要有获得学习FDI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才能快速学习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但这种机会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本土企业的良好绩效和生产效率,需要本土企业积极主动的寻求和利用这种机遇,而这取决于本土企业的学习动机。最后,有了机会和学习动机,本土企业还需要学习能力去实施学习。当三者都具备时FDI技术溢出才可能发生,并且学习速度和FDI技术溢出才会加快。（3）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近20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产业发展在细分行业和区域上都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1999—2017年农产品加工业的TFP平均增长率为4.18%,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的带动性强,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以及就业分别增加5.81%,5.93%和1.87%。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农产品加工细分行业和区域上也呈现不均衡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东部沿海省份。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的FDI和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来看,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是推动行业TFP增长的原因,而TFP增长不一定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商投资的增加。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对TFP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在滞后5期之后,农产品加工业TFP的变化有约20%来自于其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方差分析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每增加1个单位,农产品加工业行业的销售收入、出口和就业人数分别增加35.5%,10.5%和31.7%。（4）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成正比关系,但随着FDI进入时间增加,这种正向作用的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FDI比来自港澳台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速度快,农产品加工业FDI有节奏进入比无节奏进入的技术溢出速度快,但它不调节前向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的作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从农产品加工业FDI获得技术溢出速度快,要素市场扭曲负向调节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但是不调节前向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同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之间的技术距离正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地理距离负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3、可能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FDI研究的一般情况来看,传统FDI研究大多采取静态、截面、瞬时视角去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考察FDI技术溢出的时间维度,即动态视角,并以我国农产品加工工业为行业背景。（2）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本文从时间维度视角重新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采用多理论视角丰富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FDI影响因素作用框架,增强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行业及地域关联性,进而极大的拓展现有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内涵、广度和深度。最后,本文除讨论行业内溢出效应,同时还将考虑行业间的溢出时间效应问题,这也是现有研究较少涉猎的范畴。（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微观企业作为样本观测对象,克服了宏观层面、行业层面研究对企业的同质性假设,可以引入更多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使得研究结论更贴近企业决策主体,进而可望获得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同时,研究中引入多种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更加稳健、可靠的估计结果。最后,对于农业企业绩效的测量,将同时采用企业总产值和创新绩效指标。这种做法既沿袭了FDI研究的传统,同时更体现了当前创新型国家战略下的企业创新现实需求,也确保了本研究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秦月[4]（2020）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在涉及我国区域发展的五大国家战略中,各自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各有侧重的:京津冀是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样板;粤港澳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长三角是建立科技创新新区域;一带一路是融入世界体系新平台;长江经济带则是基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针下的拓展生态环境保护新空间。这既是遵循和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之举,也是积极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区域层面的映射。就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而言,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方法、路径和手段有很多,但其关键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特别是针对长江经济带这样一个硕大时空尺度的巨型城市连绵带,践行“共抓”的前提条件和主要路径就是“联动发展”,尤其是针对上中下游三大城市群的联动发展。这是本论文研究的基本逻辑出发点。纵观人类生存、生产、生活地点（区域空间）的变迁（村庄——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城市连绵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并随时空而演变的结果和过程。各种生产要素之间、产业布局与产业链整合之间的流动不仅从未停止过,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空间的拓展,正在向着分工更细、空间更广的方向演进。城市群之间的协调协作作为现阶段区域联系的重要方式,从学理上讲其实质就是广域空间的相互作用,其实现的方式和路径有很多,包括联动、合作、协调、互动、融合、合并等等,但本文认为其中联动最为重要亦最为适和。简单地说,“联动”就是联合行动,其实现的关键在于联合行动的前提、目标、手段、结果怎样。本文中的联动是指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域城市群的联合行动,其前提是具备中央政府强有力领导与推进的国家战略;其目标是在沿江各地目标诉求各不相同背景下总体目标的协同一致;其手段是创新体制机制、构建统一市场、产业分工协作、交通设施互联互通、治理污染与保护生态等的联合行动;其结果是实现大保护前提下沿江各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居民福祉的不断提高。因此,本文选择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域城市群的联动发展进行研究,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意义重大。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所进行的一些分析探讨。本文的研究思路为问题分析——机理分析——对策分析,即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以城市群联动发展为主线,通过对城市群联动发展基础、联动机制、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的研究,构建流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三大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实证分析等,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联动发展进行对策设计。本文总的研究方法为规范研究——实证分析——对策设计,具体方法有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和比较研究,总结国内外城市群在发展演进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本文研究提供有益借鉴）、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空间相关、城市关联、社会网络等分析方法和Arc GIS、Ucinet等软件,以及区域空间关联模型等数理工具,规范研究进行实证验证）和多学科交叉融合（以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背景为依托,从时间与空间、结构与功能、核心与边缘、等级与网络、人与自然等多维视角、多元要素和多重关系上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等。基于此,全文共八章,分三大部分。前三章为规范研究,通过相关概念辨析、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城市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下城市群联动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群联动基础、联动机制、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为实证分析,第4、5、6章分别从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域城市群联动的现实基础、经济联动和功能联动角度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为对策设计,第7章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目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对策设计的基本逻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对策进行了设计,第8章为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通过对各章节的分析,本文发现并得到以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属于典型的流域经济区,也就是因水的流动而联系在一起的区域,所以城市群联动的首要问题就是做好水的文章,要从保护水、利用水、补偿水、开发水、发展水、融合水等维度做好水文章;（2）长江经济带发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采取边开发边治理的模式,只能在大保护的前提下开发,而且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3）对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发展,要做好联动发展,动态执行规划比制定设计规划更重要;（4）在跨域城市群联动发展过程中,基于城市群边界城市的特殊性,如果联动做的好,边界城市将会成为重要融合点,否则就会成为发展断裂点;（5）要充分发挥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防止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的各自为阵和发展脱节,甚至出现断带情况;（6）在具体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时,仅就经济联动而言,做法应该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先要素联动,后市场联动,再交通联动,再产业联动等）;最后,在模型选用方面,不能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需要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必要的论证和修正等。
宋浠睿[5]（2020）在《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为了改变中国屈辱的命运,推翻了中国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型,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带着如何使中华儿女真正吃饱穿暖的现实思考,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对策,并建立了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对民生问题的考察提升到为国家民族担当的高度,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这一思想涉及土地、经济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善民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问题的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理论素材。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做出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解读,但是只有全面把握民生主义的内涵,深入理解民生主义所凸显的理论局限与内在矛盾,才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更为切实地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价值。本文不仅研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具体内涵,同时深入研究其详细的发展脉络,以求全面、客观地评价民生主义,梳理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把握其时代价值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当前的研究现状,简要做了相关概念的阐释,提出了研究途径与方法和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交代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溯源,通过对中国传统民生思想和西方社会的民生理论及政策实践的回顾与考察系统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任何思想家的理论学说都是经过了大量的理论铺垫与现实实践形成的,思想理论溯源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铺垫与支持。第三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涵,简要分析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根本、核心、基础与实现的途径。第二部分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展历程,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阶段、发展过渡阶段和飞跃完善阶段。第四章通过历史文献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历史流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围绕中国共产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和进行了考察与分析。主要从政策和理论两个方面入手,通过纵向对比两党都是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民生方面的完善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在民生方面的缺失与不足。第五章是新时代视域下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加以评析。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三个方面。旨在对孙中山民生主义进行相对系统、公正的评析。第六章整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也就是当代价值。笔者在此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当代价值整理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在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仍然可以从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提取许多的启示与价值。
华清君[6]（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盛文杰[7]（2020）在《外商投资质量与效益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新常态经济的核心任务,这样的时代背景也对外资的质量与效益提出了新要求。虽然我国吸引外资的总量很高,但外资的发展质量与效益水平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此,如何构建一套合理的外资质量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采取何种方法对其进行评价计算是当前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通过对国内外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发现现有的文献大多是从宏观层面研究了FDI对东道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而较少从中观层面对不同地区外资的质量与效益进行分析。此外,现有的研究FDI质量评价的相关文献,通常都是选取较为常规的指标来构建评价体系,无法反映新时代对外资质量与效益的新要求。因此,本文首先基于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初步构建了外资质量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召开专家论证会、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收集了外资领域的专家们对指标体系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改与完善,保证了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与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并衡量了各项指标的重要程度。然后,本文使用组合赋权法确定了指标权重,并同时使用综合指数法和逼近理想解法对江苏省各市的外资质量与效益进行了评价计算。通过对比分析两种方法的评价结果,发现使用两种方法算得的评价排名差异很小。这说明了评价结果具有稳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评价方法的有效性与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最后,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五个维度对江苏省各市的外资质量与效益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总结了各市在利用外资上的优势与劣势,并提供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指导建议,为江苏省外资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与方向。
刘丹丹[8]（2020）在《江苏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研究 ——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文中提出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得我国的经济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外商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可以有效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地引导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论文针对江苏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进行评价研究。首先,本文从评价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现实需求出发,遵循全面性、重要性、科学性等评价原则,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梳理的基础上,设计出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四个评价维度,多方面综合评价江苏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其次,本文根据设计出的四个评价维度,在确保数据可得的前提下,设计出每个评价维度对应的评价指标。同时,在整合前人研究时发现各评价维度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存在着彼此相互影响的关系,科学合理地研究各维度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评价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提出了关于江苏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的研究假设,建立各维度间影响关系的概念模型。然后,本文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法运用Smart—PLS工具对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数据进行假设验证,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探索各维度间的影响关系以及在考虑各维度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分析各维度对江苏外商直接投资整体质量水平的影响程度,并整理计算出各指标对应权重。最后,本文根据计算出的指标体系和搜集到的数据,分析了江苏省近十年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发展趋势,发现质量总体以及各个维度近十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并针对未来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蒋捷媛[9]（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曹鑫[10]（2020）在《江苏全省设区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及路径探究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及Person系数和因子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基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内涵和特征,针对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突出矛盾的省情特点,通过对国家战略和江苏省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分析,明确开展江苏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重要性。根据评价需求,运用“五位一体”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整合和PSR模型,通过文献统计分析筛选指标集,构建出以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为目标层,生态环境（NE）-经济发展（E）-社会进步（S）为系统层,P-S-R为准则层,共31项指标的评价体系。运用DBM（双基准渐进法）,以国家、江苏省以及相关行业标准为依据设立双重目标进行指标标准化,再对比常用的熵值法和PCA法的赋值结果,选取更适宜的PCA法赋权结果,并引入变权思想对权重进行修正,以此进行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和路径特征的定量测算和定性分析。通过评价指数和协调度模型,分别评价2007-2018年江苏全省设区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协调合理性,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Q型聚类对13个设区市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综合评价,并对子系统建设情况进行细化分析,得到江苏各设区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时间尺度变化和空间差异。主要结果及结论如下:（1）根据评价指数,2007年所有城市都未达到60分良好状态,到2018年除宿迁为59.96外,其余城市均达到良好及以上,但总体上距离90分优秀仍然有较大差距;（2）分析协调性的空间变化,研究期内协调性最好的地区从江苏中部转移到江苏南部,苏北的宿迁、淮安、盐城在研究期协调性提升最显着,总体上江苏省生态文明融入各方面的合理性较好;（3）根据耦合协调度,2007年江苏11个设区市为初级协调发展类,到2018年13个城市都提升为良好协调发展类,整体水平提升显着。根据Q型聚类结果:第一类-无锡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最高,第二类-苏州、常州和南京水平较高,第三类-南通、泰州、扬州、镇江为中高水平,水平提升明显,第四类-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水平较低,总体上江苏各设区市的综合水平差异逐步缩小;（4）通过对三个子系统指数的测算,淮安、盐城、宿迁生态环境系统生态建设突出,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经济发展系统最优,各设区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进步系统表现最稳定。基于PSR层面,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2年确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时间节点,将研究期分为第一阶段（2008-2012年）和第二阶段（2013-2017年）,运用Person系数和因子分析等方法探究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特点。结果表明:（1）除常州、南通外,其余城市均属于高度及以上路径相关,且连云港、盐城、宿迁、泰州、苏州还属于全锁定结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依赖度较高;（2）根据因子分析,第一阶段南京、苏州、无锡产业优化减排成效显着,无锡、淮安、常州生态人居发展最优,南通、盐城、常州经济发展均衡且资源利用高效;第二阶段苏州、常州、无锡的呈现出高发展高治理模式,泰州、镇江、南通表现出较强的绿色经济模式,淮安、泰州、苏州生态环境建设成效突出;（3）分析路径提升差异,南通、泰州、淮安的路径提升效应最显着,无锡、苏州、南京的路径提升程度最低,其提升路径主要体现在减小自然压力层面。通过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和路径发展特点的结果讨论与分析,明确江苏需根据各城市制定差异化政策,通过创新建设体系,打破低水平地区的路径锁定,缩小地区差异,以实现下一阶段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高效提升。
二、南京利用外资的现状、目标和政策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京利用外资的现状、目标和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1.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1.2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 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2.1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 2.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 2.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双向FDI |
| 3.1.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3.2 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理论 |
| 3.2.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因素 |
| 3.2.2 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的基础理论 |
| 3.3 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3.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3.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3.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 3.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双向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 4.1 我国双向FDI发展水平分析 |
| 4.1.1 I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1.2 O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2 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 4.2.1 产业产值结构 |
| 4.2.2 产业就业结构 |
| 4.2.3 产业结构偏离度 |
| 4.2.4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
| 4.2.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特征 |
| 4.3 我国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 |
| 4.3.1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全国比较 |
| 4.3.2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省际比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计量分析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异质性检验 |
| 5.4 中介机制检验 |
| 5.4.1 中介效应及模型设定 |
| 5.4.2 中介效应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投资环境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影响的计量分析 |
| 6.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2 贸易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3 金融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4 市场化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
| 7.1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的影响 |
| 7.1.1 疫情冲击下国际投资的新形势 |
| 7.1.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发展状况 |
| 7.2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 7.2.1 疫情加速“新基建”产业布局 |
| 7.2.2 疫情加速生物医药等大健康产业发展 |
| 7.2.3 疫情催生新产业与新业态 |
| 7.3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优势与制约 |
| 7.3.1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优势 |
| 7.3.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制约 |
| 7.4 应对疫情冲击影响的关键举措 |
| 7.4.1 立足当前,破解疫情危机 |
| 7.4.2 利于长远,寻找发展转机 |
| 第8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双向FDI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8.1.2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 |
| 8.1.3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 |
| 8.2.2 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 |
| 8.2.3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 |
| 8.2.4 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 |
| 8.2.5 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资料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FDI的内涵及理论解释 |
| 2.1.1 FDI概念 |
| 2.1.2 FDI动因的理论解释 |
| 2.2 FDI技术溢出内涵及作用机理 |
| 2.2.1 FDI技术溢出的内涵 |
| 2.2.2 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 |
| 2.3 FDI技术溢出的经验证据 |
| 2.3.1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支持证据 |
| 2.3.2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不支持证据 |
| 2.4 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5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相关研究 |
| 2.5.1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使用政策及直接效应研究 |
| 2.5.2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
| 2.6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第3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时间效应概念 |
| 3.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及辨析 |
| 3.2.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 |
| 3.2.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辨析 |
| 3.3 FDI技术溢出“四点论”的时间效应拓展 |
| 3.3.1 竞争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2 模仿—示范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3 人员流动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4 关联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4 基于多理论视角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形成机理 |
| 3.4.1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 |
| 3.4.2 基于技术追赶理论视角 |
| 3.4.3 基于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视角 |
| 3.4.4 基于“干中学”理论视角 |
| 3.4.5 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视角 |
| 3.5 基于“机会—动机—能力”模型的FDI技术溢出时间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模型构建 |
| 3.5.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影响因素的整体分析框架 |
| 3.5.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机会因素—FDI来源地及进入节奏的作用机理 |
| 3.5.3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动机因素—企业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理 |
| 3.5.4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能力因素—技术距离和地理距离的作用机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其FDI利用现状分析 |
| 4.1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
| 4.1.1 农产品加工业定义 |
| 4.1.2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情况 |
| 4.1.3 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和区域发展情况 |
| 4.1.4 农产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4.2 农产加工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整关系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 |
| 4.2.3 建立VAR模型 |
| 4.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2.5 方差分解 |
| 4.3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现状 |
| 4.3.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历史考察 |
| 4.3.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行业及区域分布 |
| 4.3.3 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情况 |
| 4.4 FDI对农业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4.4.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分析 |
| 4.4.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经济发展的协整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数据匹配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数据匹配 |
| 5.3 样本选择与变量测量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测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实证结果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主效应检验 |
| 6.2.1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影响 |
| 6.2.2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 6.3 影响因素检验 |
| 6.3.1 基于学习机会视角的检验 |
| 6.3.2 基于学习动机视角的检验 |
| 6.3.3 基于学习能力视角的检验 |
| 6.4 内生性及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模糊匹配主体功能的 Java 源程序及实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4）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主要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
| 2.1 主要概念辨析 |
| 2.1.1 城市群 |
| 2.1.2 空间互动与区域联动 |
| 2.1.3 城市群协同发展 |
| 2.1.4 城市群联动发展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2.2 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2.4 系统科学相关理论 |
| 2.3 国外城市群联动研究进展 |
| 2.3.1 国外城市群联动文献与研究方法 |
| 2.3.2 国外城市群联动研究重点内容 |
| 2.3.3 国外城市群联动研究述评 |
| 2.4 国内城市群联动研究进展 |
| 2.4.1 国内城市群联动文献资料概况 |
| 2.4.2 国内城市群联动研究知识演进 |
| 2.4.3 国内城市群联动研究重点内容 |
| 2.5 述评与启示 |
| 3 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建构与路径选择 |
| 3.1 城市群联动发展基础 |
| 3.1.1 空间集聚与扩散 |
| 3.1.2 产业升级与整合 |
| 3.1.3 科技创新 |
| 3.1.4 文化和制度融合 |
| 3.2 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 |
| 3.2.1 城市群联动发展动力机制 |
| 3.2.2 城市群联动发展运行机制 |
| 3.2.3 城市群联动发展保障机制 |
| 3.3 城市群联动发展影响因素 |
| 3.3.1 联动发展思想认识落后 |
| 3.3.2 跨域城市群发展落差大 |
| 3.3.3 联动发展缺乏合作平台 |
| 3.4 城市群联动发展实现路径 |
| 3.4.1 城市群要素联动发展 |
| 3.4.2 城市群市场联动发展 |
| 3.4.3 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 |
| 3.4.4 城市群空间联动发展 |
| 3.4.5 跨域城市群联动发展 |
| 3.5 本章小结 |
| 4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现实基础 |
| 4.1 三大城市群范围界定 |
| 4.1.1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
| 4.1.2 长江中游城市群 |
| 4.1.3 成渝城市群 |
| 4.2 三大城市群发展概况 |
| 4.2.1 城市规模 |
| 4.2.2 经济总量 |
| 4.2.3 产业布局 |
| 4.3 三大城市群发展特征比较 |
| 4.3.1 城市群发展阶段差异比较 |
| 4.3.2 城市群要素禀赋差异 |
| 4.3.3 城市群职能分工比较 |
| 4.3.4 城市群发展动力比较 |
| 4.3.5 城市群社会经济联系比较 |
| 4.3.6 中心城市集聚能力比较 |
| 4.4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历史进程 |
| 4.4.1 新中国建立前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 |
| 4.4.2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 |
| 4.5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启示 |
| 4.5.1 政治经济变化是城市群联动的基本环境 |
| 4.5.2 对外开放是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基本动力 |
| 4.5.3 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群联动的基础条件 |
| 4.5.4 基本构建起了流域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5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经济联动分析 |
| 5.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 5.1.1 引力模型及修正 |
| 5.1.2 QAP相关分析 |
| 5.2 三大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测算 |
| 5.2.1 三大城市群整体的关联强度 |
| 5.2.2 三大城市群内部的关联强度 |
| 5.2.3 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关联强度 |
| 5.3 三大城市群经济联动驱动因素分析 |
| 5.3.1 指标选取 |
| 5.3.2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功能联动分析 |
| 6.1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
| 6.2 基于交通流的三大城市群网络关联分析 |
| 6.2.1 网络密度分析 |
| 6.2.2 网络中心性分析 |
| 6.2.3 空间结构分析 |
| 6.3 基于信息流的三大城市群网络关联分析 |
| 6.3.1 网络密度分析 |
| 6.3.2 网络中心性分析 |
| 6.3.3 空间结构分析 |
| 6.4 基于企业流的三大城市群网络关联分析 |
| 6.4.1 网络密度分析 |
| 6.4.2 网络中心性分析 |
| 6.4.3 空间结构分析 |
| 6.5 总结 |
| 6.6 本章小结 |
| 7 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对策设计 |
| 7.1 对策设计目标 |
| 7.2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
| 7.2.1 联动发展理念认识不够深入 |
| 7.2.2 水运联动体系尚没有建立 |
| 7.2.3 环保联动合力还没有形成 |
| 7.2.4 重复建设依然没有根本改观 |
| 7.2.5 城市群联动发展任重道远 |
| 7.3 对策设计的基本逻辑 |
| 7.3.1 遵循长江流域空间单元基本特征 |
| 7.3.2 顺应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调整脉络 |
| 7.3.3 参照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理论 |
| 7.4 具体对策设计 |
| 7.4.1 统一观念,构建城市群联动多极治理体系 |
| 7.4.2 通过联动,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走廊 |
| 7.4.3 对策设计之路径规划 |
| 7.5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推动跨域城市群联动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最有效途径 |
| 8.1.2 促进流域城市群联动首先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 |
| 8.1.3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机制的动态执行比建构设计更加重要 |
| 8.1.4 非中心城市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
| 8.1.5 经济层面数据不能全面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轨迹 |
| 8.2 研究展望 |
| 8.2.1 流域空间城市群联动理论研究将会强化 |
| 8.2.2 跨域城市群全面联动研究主题将更加丰富 |
| 8.2.3 带状都市连绵区形成与治理将成研究热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5 相关概念阐释 |
| 1.5.1 民生主义的概念 |
| 1.5.2 民生主义中的经济范畴 |
| 第二章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溯源 |
| 2.1 民生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近代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的持续加剧 |
| 2.1.2 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
| 2.2 民生主义的本体文化根源 |
| 2.2.1 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民本思想 |
| 2.2.2 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民生理念 |
| 2.3 民生主义中的西方参系 |
| 2.3.1 西方经济思潮与政策实践 |
| 2.3.2 西方社会文化与法律制度 |
| 2.4 马克思主义对民生主义的现实启示 |
| 2.4.1 孙中山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思考 |
| 2.4.2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策实践 |
| 第三章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内涵与发展历程 |
| 3.1 民生主义的思想内涵 |
| 3.1.1 “平均地权”是根本 |
| 3.1.2 “节制资本”是核心 |
| 3.1.3 “振兴实业”是途径 |
| 3.1.4 “发展教育”是基础 |
| 3.2 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 |
| 3.2.1 民生主义的萌芽 |
| 3.2.2 “平均地权”的提出 |
| 3.2.3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设想 |
| 3.3 民生主义的发展过渡 |
| 3.3.1 民生主义的宣传 |
| 3.3.2 《实业计划》的完成 |
| 3.3.3 教育思想的完善 |
| 3.4 民生主义的飞跃完善 |
| 3.4.1 “节制资本”的明确 |
| 3.4.2 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 |
| 3.4.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完善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超越与背离 |
| 4.1 中国共产党对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 |
| 4.1.1 民生主题的坚持 |
| 4.1.2 政策措施的借鉴 |
| 4.1.3 理论层面的超越 |
| 4.1.4 政策措施的超越 |
| 4.2 中国国民党对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 |
| 4.2.1 民生主题的继承 |
| 4.2.2 政策措施的发展 |
| 4.2.3 民生哲学的发展 |
| 4.2.4 政策措施的背离 |
| 第五章 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评析 |
| 5.1 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 |
| 5.1.1 对社会主义的认同问题 |
| 5.1.2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 |
| 5.1.3 对马克思及其社会理想的认识问题 |
| 5.2 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 |
| 5.2.1 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
| 5.2.2 倡导社会主义思想 |
| 5.2.3 饱含人文主义精神 |
| 5.3 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 |
| 5.3.1 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的地位 |
| 5.3.2 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 |
| 5.3.3 民生主义的局限性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 |
| 6.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 |
| 6.1.1 把民生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着力点 |
| 6.1.2 坚持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性 |
| 6.1.3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 |
| 6.2 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 |
| 6.2.1 持续发展生产力 |
| 6.2.2 加强基础设施与实业建设 |
| 6.2.3 缩小收入差距 |
| 6.3 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 |
| 6.3.1 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 |
| 6.3.2 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
| 6.3.3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
| 6.4 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 |
| 6.4.1 平衡教育资源 |
| 6.4.2 促进教育公平 |
| 6.4.3 发展素质教育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7）外商投资质量与效益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综述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研究综述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研究综述 |
| 2.1.3 外商直接投资文献评述 |
| 2.2 赋权方法的研究综述 |
| 2.2.1 客观赋权法研究综述 |
| 2.2.2 主观赋权法研究综述 |
| 2.2.3 组合赋权法研究综述 |
| 2.2.4 赋权方法文献评述 |
| 2.3 评价方法的研究综述 |
| 2.3.1 定性评价方法研究综述 |
| 2.3.2 定量评价方法研究综述 |
| 2.3.3 评价方法文献评述 |
| 第3章 外资质量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目标与依据 |
| 3.1.1 评价目标——质量与效益 |
| 3.1.2 评价指标体系理论依据 |
| 3.1.3 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确立 |
| 3.2 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 |
| 3.2.1 走访调研与理论分析 |
| 3.2.2 专家论证会 |
| 3.3 评价指标体系的验证 |
| 3.3.1 问卷设计 |
| 3.3.2 问卷的描述性统计 |
| 3.3.3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
| 3.4 评价指标体系的最终确立 |
| 第4章 实证分析 |
| 4.1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
| 4.1.1 数据源的获取 |
| 4.1.2 指标数据的提取 |
| 4.1.3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4.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1 熵值法计算步骤 |
| 4.2.2 主观权重计算方法 |
| 4.2.3 组合权重计算结果 |
| 4.3 外资质量与效益综合评价分析 |
| 4.3.1 综合指数法计算步骤 |
| 4.3.2 逼近理想解法计算步骤 |
| 4.3.3 评价结果的计算与验证 |
| 4.3.4 评价结果的分析 |
| 第5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研究总结 |
| 5.2 局限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江苏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研究 ——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的结构与组织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质量 |
| 2.2 国内外FDI评价研究现状 |
| 2.2.1 FDI对所在地区的影响文献综述 |
| 2.2.2 FDI评价研究 |
| 2.2.3 FDI评价中因素相关性研究 |
| 2.3 多因素相关性分析方法 |
| 2.3.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2.3.2 因子分析法 |
| 2.3.3 层次分析法 |
| 2.3.4 结构方程模型 |
| 2.4 结构方程模型与PLS算法 |
| 2.4.1 结构方程模型基础原理 |
| 2.4.2 结构方程模型的求解 |
| 2.4.3 基于PLS算法的结构方程模型 |
| 第三章 江苏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体系及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
| 3.1 江苏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1 评价目标—外商直接投资质量 |
| 3.1.2 评价原则 |
| 3.1.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2.1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
| 3.2.2 科技创新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
| 3.2.3 科技创新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 3.2.4 产业结构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
| 3.2.5 产业结构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 3.2.6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 3.2.7 四个评价维度与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关系 |
| 3.3 基于PLS算法的江苏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
| 3.3.1 模型变量设定 |
| 3.3.2 PLS路径模型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 4.1 数据搜集与初步处理 |
| 4.1.1 数据搜集 |
| 4.1.2 数据缺失值处理 |
| 4.1.3 指标数据计算 |
| 4.1.4 指标数据标准化 |
| 4.2 数据检验 |
| 4.2.1 唯一维度检验 |
| 4.2.2 信度检验 |
| 4.2.3 效度检验 |
| 4.3 模型检验 |
| 4.3.1 平均共同度指数 |
| 4.3.2 模型解释力检验 |
| 4.3.3 假设检验 |
| 4.4 结果分析 |
| 4.4.1 假设检验结果及分析 |
| 4.4.2 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体系 |
| 4.4.3 近年外资质量分析 |
| 4.5 对策及建议 |
| 4.5.1 注重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
| 4.5.2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4.5.3 引导外资经济良性发展 |
| 4.5.4 注重增进社会效益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全文总结 |
| 5.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核心概念及界定 |
| 1.5.1 外资企业 |
| 1.5.2 对外经济政策 |
| 1.5.3 利益集团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2.1.1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 |
| 2.1.2 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 2.2 外资利益集团理论综述 |
| 2.2.1 利益集团理论 |
| 2.2.2 外资利益集团 |
| 2.3 利益集团和中国政治 |
| 2.3.1 中国政治体制 |
| 2.3.2 中国利益集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益集团行为影响政策机制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 |
| 3.1 .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 |
| 3.1.1 政策过程分析 |
| 3.1.2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 |
| 3.1.3 结果分析 |
| 3.2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 |
| 3.2.1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
| 3.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 3.2.3 “保护待售”模型 |
| 3.3 外国资本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行为逻辑 |
| 4.1 中国政治体制特性 |
| 4.1.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4.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4.1.3 国务院 |
| 4.2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 |
| 4.2.1 政策制定过程 |
| 4.2.2 政策制定机构 |
| 4.2.3 加入WTO后的新特点 |
| 4.3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资企业的行为逻辑 |
| 4.3.1 外资企业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位置 |
| 4.3.2 外资企业的资源禀赋 |
| 4.3.3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政策决策的方式与手段 |
| 4.4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路径和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回顾:1978年-2019年 |
| 5.1 第一阶段:外资初步发展与试点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 |
| 5.2 第二阶段:外资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0年) |
| 5.3 第三阶段:外资高层次开放阶段(2001年-2011年) |
| 5.4 第四阶段:外资全面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6.1 概述 |
| 6.2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路径:干预东道国政府 |
| 6.2.1 影响立法机关 |
| 6.2.2 影响行政机关 |
| 6.2.3 案例分析:“两税”合一的博弈过程 |
| 6.3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间接作用路径:游说母国政府 |
| 6.3.1 第一阶段:在华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 |
| 6.3.2 第二阶段: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
| 6.3.3 案例分析: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 |
| 6.4 外资企业对华策略现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7.1 .传统“反向寻租”理论和外资企业个体行动的寻租行为 |
| 7.1.1 地方优惠外资政策和传统“反向寻租理论” |
| 7.1.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 |
| 7.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理论模型 |
| 7.3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 |
| 7.3.2 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 |
| 7.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规范在华外资企业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的建议 |
| 8.1 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2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3 对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江苏全省设区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及路径探究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及Person系数和因子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综述 |
| 1.3.1 生态文明起源和发展 |
| 1.3.2 生态文明内涵与特征 |
| 1.3.3 生态文明建设途径与内容 |
| 1.4 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进展 |
| 1.4.1 国外生态文明相关评价研究 |
| 1.4.2 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 |
| 1.5 对已有研究评述 |
| 1.6 问题提出 |
| 1.7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7.1 研究思路 |
| 1.7.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分析 |
| 2.1 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现状 |
| 2.1.1 江苏13个设区市基本概况 |
| 2.1.2 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历程 |
| 2.2 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压力与挑战 |
| 2.2.1 建设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 |
| 2.2.2 缓解自然资源约束的压力 |
| 2.2.3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必要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生态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构建 |
| 3.1 指标体系的构建理论基础及概念模型 |
| 3.1.1 “五位一体”生态整合 |
| 3.1.2 PSR系统内涵与机理 |
| 3.2 指标体系层次构建和分类 |
| 3.2.1 建立指标构建原则 |
| 3.2.2 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
| 3.2.3 指标归类与遴选确定 |
| 3.2.4 指标内涵确定 |
| 3.3 DBM方法数据处理 |
| 3.3.1 DBM方法简介 |
| 3.3.2 DBM标准化体系 |
| 3.4 指标赋权方法 |
| 3.4.1 矩阵构建 |
| 3.4.2 客观权重赋值-熵权法、PCA |
| 3.4.3 变权权重 |
| 3.5 综合评价模型 |
| 3.5.1 评价指数核算 |
| 3.5.2 协调度模型 |
| 3.5.3 耦合协调度模型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NE-E-S系统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2 权重计算结果 |
| 4.2.1 指标常权选取-熵值法对比PCA法 |
| 4.2.2 指标变权权重 |
| 4.3 建设成效与协调度分析 |
| 4.3.1 建设成效评价 |
| 4.3.2 协调度评价 |
| 4.4 综合水平及子系统建设成效分析 |
| 4.4.1 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分析 |
| 4.4.2 三大系统建设成效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P-S-R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探究 |
| 5.1 基于PSR层面的路径依赖测度 |
| 5.1.1 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依赖理论 |
| 5.1.2 Person相关的路径依赖测度方法 |
| 5.1.3 PSR层面的路径依赖分析 |
| 5.3 基于PSR层面建设路径的因子分析 |
| 5.3.1 因子分析理论 |
| 5.3.2 分阶段因子分析结果 |
| 5.4 基于PSR层面建设路径差异分析 |
| 5.4.1 子系统PSR层面变化 |
| 5.4.2 阶段差异聚类 |
| 5.5 本章小结 |
| 6.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主要创新点 |
| 6.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三大子系统指标集重要度计算 |
| 附录 B 江苏全省设区市2007-2018年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度结果 |
| 附录 C 江苏全省设区市路径依赖Person相关性检验 |
| 致谢 |
四、南京利用外资的现状、目标和政策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D]. 梁风雁. 辽宁大学, 2021(02)
- [3]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任长秋. 西南大学, 2020(05)
- [4]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研究[D]. 秦月.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宋浠睿. 吉林大学, 2020(08)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7]外商投资质量与效益评价研究[D]. 盛文杰. 南京大学, 2020(02)
- [8]江苏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研究 ——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D]. 刘丹丹. 南京大学, 2020(02)
- [9]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10]江苏全省设区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及路径探究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及Person系数和因子分析[D]. 曹鑫. 南京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