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化3种意识 改进典型报道（论文文献综述）
贾绍俊[1]（2021）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对象主体、话语体系、实现目标等方面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一般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掌控和全面性领导上,体现为要从整个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理论和价值维度来看,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其“生命线”作用的内在需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条件、重大任务和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角度来讲意味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吸引力、阐释力等话语能力建设的增强,从中观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加强,是党的领导能力特别是思想文化宣传教育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然而进一步从宏观来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建构和建设的中心目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党性修养,提升综合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乃是功在当今、利于千秋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话语研究的以往理论经验来看,话语权具有流变性的典型特征,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更是受到其自身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直接影响,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自觉等息息相关。从历史维度来看,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才能够获得政治保证和关键主体力量;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实现话语传播多样化和话语践行的示范化,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找准着力点。遵循这些经验启示,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呈现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的人民性、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话语传播的自觉性,通过整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为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发展提供主体保障。本研究正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国内外话语研究的成果和智慧,遵循理论、历史、现实、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理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推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钱美玲[2]（2021）在《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全是指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它是一事物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意识形态安全,简言之,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安全并不意味着没有外部性的威胁与挑战,而是要求安全主体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部威胁,以免受威胁给自身存在与发展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因此,安全的客观存在状态实际上是一个需要积极建设的主观创造过程,社会领域不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绝对安全主体。同样,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才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才能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才能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元主导地位,也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去维系其安全的持续存在状态。质言之,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就是在自觉而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强大功能的社会实践过程。对于正处于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当代中国而言,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建设都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切实保障。因此,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就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实际指向一定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逻辑中获取。从完整的过程逻辑厘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包括生产、传播和认同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生产是前提和基础,传播是关键和中介,认同是目的和结果,传播作为主流意识建设过程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能否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进而发挥其应有的强大功能,不仅仅在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权威性,还要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卓有成效的传播实践活动为社会成员所接收认知、内化信仰并自觉践行。反之,倘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定位不当、特性不彰、效果不佳,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纵使具有先进性,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也无法顺利发挥,意识形态安全也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和继续推进。因此,传播实践活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广泛认同进而发挥强大功能的必由之路,这就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属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范畴。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一定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一定社会建制趋向解体。在当前人类社会仍处于阶级社会的历史大逻辑中,能够带来如此颠覆性影响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主导一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中,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关系到治国安邦、民族团结、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系统而深刻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本研究跳出从外部环境变化分析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路径依赖,并且以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原理为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专门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视域阐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安全的演进脉络、总结古今中外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正反经验、审视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际遇、探究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本研究认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关键环节,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定位不当或者效果不彰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亦可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层面查摆出内在风险诱因。因此,新时代需要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化发展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维护:一要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二要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三要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四要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何明霞[3]（2021）在《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革命伦理即为革命思想的政治规定化,它彰显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人生价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时期的革命伦理价值观倡导对革命理想的坚持与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要求对民族、阶级革命实践的全力投入与无私奉献,强调以工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与革命利益,革命伦理价值观为革命实践的最终胜利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文艺是创作主体进行伦理思想实践的一种形式,文艺观的形成就是创作主体以文艺为中介与客观现实世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历史过程。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于延安时期的特殊历史语境之下,对具体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活动进行指导实践而生发出的意识形态产物。本论文旨在考察革命伦理观与延安文艺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文艺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表现出对政治革命的配合与宣传功能,这将为如何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文艺伦理观提供参考与反思。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说明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以及该研究的学术意义,并对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概念梳理,如对延安文艺和革命伦理做出的概念界定和阐述,最后对所涉及的延安文艺的研究文献进行分类梳理,其中文献包括延安文艺史料类、延安文艺革命伦理研究成果类以及针对延安文艺本身的研究成果类。在对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找到研究目标,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总述延安文艺中革命伦理观的生成;第二、三、四章则是革命伦理观在延安文艺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呈现出的总体特征,分别为:延安文艺的大众性、延安文艺的阶级性与延安文艺的民族性;第五章深入政治、历史语境维度,理解延安文艺时期对革命伦理价值观做出历史选择的原因。结语部分针对延安文艺革命伦理对于个体伦理的相对忽视做出了分析,总结了延安文艺中革命伦理的不足所在,但究其缘由也是历史现实所致。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延安文艺中革命伦理观的生成。中国启蒙思想兴起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颠覆了传统文艺中的伦理思想,在这场文艺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强调以个人为主体的个体主义伦理观,祈望以文艺作品与文艺运动唤醒个体之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战争的升级,个体主义伦理观开始逐渐向集体主义伦理归依,此时的文艺革命伦理观体现出重视集体与倡导奉献的特点,这标志着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的初步确立。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大众化”方向的提出标志着人民本位的文艺革命伦理观的形成与确立。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在文艺作品与活动的具体实践中表现出对无产阶级的认同与对革命目标的强调。第二章着重探讨在革命伦理思想的指导下延安文艺形成的大众化发展方向对个体主义伦理思想的冲击,以及个体主义向革命大众的迎合与归并。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与阶级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延安社会中的落后者成为了被大众改造与团结的对象,女性走出阶级压迫走入革命群体成为了革命力量,个体主义成为了集体主义的组成部分。个人主义在革命实践中被重新定义与改造。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追求个体自由与价值的个人主义伦理观被追求社会救亡与阶级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伦理观所覆盖,延安文艺因此呈现出大众性的革命伦理思想特征。第三章考察革命伦理思想影响下的延安文艺中的阶级认同意识,分别选取了家庭、文艺社团、民间文艺三个延安文艺的组成部分进行梳理和分析,考察它们如何在革命伦理思想的引导与规训下实现阶级立场的转变,从原本松散的状态下一跃成为延安文艺革命伦理思想的创造者和宣传者。本章之中所论及的革命伦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因阶级认同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伦理形态,这种伦理思想对延安文艺所产生的影响有效的聚集了革命力量、推进了革命进程。在延安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身份认同意识成为了革命伦理的组成部分,阶级身份的认同替代了原有的价值观判断。第四章论述了民族主义伦理思想作为延安文艺一贯的价值标尺,在延安文艺中的变化、运用与发展。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延安地区的历史语境与革命任务发生了转变,在抗战时期,革命伦理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延安文艺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和广泛的运用。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革命目标的转变,延安文艺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合谋的状态继续作用于革命伦理思想之中,成为构建延安革命伦理思想的道德评判标准,这种合谋关系主要体现在“民族性与阶级性”和“民族性与现代性”之中。首先,在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中,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民族主义是具有阶级立场的,不同的阶级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性,但民族主义也存在着国民所共有的属性,在具体情况中可做出具体的分析。延安文艺中的民族性是与阶级性互为条件且可实现互相转化的。其次,在延安革命伦理思想中,民族性与现代性并不是互为悖反的关系,将“现代性”蕴含于“民族性”之中建构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新型革命伦理思想,是延安文艺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成功实践。第五章主要以政治现实与历史语境为视角,理解延安文艺对革命伦理价值观的选择原因。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本就受到政治形态的影响,政治伦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会成为影响文艺实践的价值标尺,文艺革命伦理观的价值指向就是通过文艺实践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建立良善正义的社会秩序和实现人在社会中的自我修德。延安时期在特定的革命历史语境之下,文艺被赋予了历史使命,成为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媒介,通过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得文艺作品与文艺活动承担着革命文化的宣传与发展义务,呈现出大众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特点,革命伦理思想对文艺的介入使得文艺成为了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革命伦理思想对意识形态的介入使得政治伦理的正义关切表现为对革命的过度关注,忽略了文艺本身的建设与发展,损害了文艺的独立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今天我们以革命伦理为角度对延安文艺进行重新审视,就是要回到历史的现场之中客观的思考革命伦理的价值所在,可以说,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将文艺看作是人民大众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政治革命伦理活动。结语部分对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中个体主义的缺失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在历史特殊时期,对革命伦理思想的强调彰显了崇高的民族信仰与革命信念。革命伦理思想通过对延安文艺的介入参与到了革命事业的实践中,对现代化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对集体主义与革命伦理过于关注的同时,却造成了对个体自由与个性解放的相对忽略,致使个体生命与个人价值在革命语境之下的被漠视与被削弱,这一现象的发生使得延安文艺在整体上呈现出对革命理想的单一化追求,与人类情感本应该丰富的审美感受有所悖离,但放置于大的时代之中,文艺作为能动于革命实践的意识形态,做出顺应时代的历史选择也是使命使然。
李志[4]（2020）在《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都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肩负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引导、支持和保障的功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论述了有关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话题,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新媒体的出现,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技术手段、内容管理和方式方法随之发生革新和变化。而对于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受众来说,大学生仍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容易受到新媒体带来的多重影响。本文旨在研究新媒体视角下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和第1章。绪论部分阐明了问题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学术界目前对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研究已经逐步开展并深化,虽然学术界已有相关期刊文献、学位论文等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还不够系统,不够完善。一方面,重单向研究而缺系统交叉研究,未能将新媒体和高校宣传思想这两个领域的学科知识系统地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体现在研究成果的种类还不够丰富。第1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相关概念基础。一方面是解释新媒体的概念,从基本情况、信息传播、文化产业等方面介绍新媒体的特征。另一方面是对宣传思想、高校宣传思想等概念作出解释,其次从工具、有效性提升等角度阐明新媒体对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最后总结梳理了我国宣传思想相关工作理论,主要介绍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党的不同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重点研究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十八大以后关于宣传思想工作以及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等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为第2章和第3章。第2章总结研究了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网络舆论引导不足,高校传统媒体存在感降低,宣传思想工作专业团队建设困难,突发舆论危机公关处理效果差,高校媒体融合程度低,宣传思想工作缺乏时代性等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在新媒体环境下也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迎来了宣传载体更加丰富,工作内容更具时代性,宣传方法更加多样,师生参与更加积极的良好机遇,另一方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遭受冲击,传统宣传思想模式亟待创新,对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提出更高要求,高校宣传思想不可控性加大等挑战。第3章主要从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在新媒体环境下存在着网络舆论引导工作阻力较大,传统媒体的宣传影响力不足,宣传思想工作人员职业素养参差不齐,解决网络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欠佳,未形成媒体融合发展的合力,宣传思想内容、手段和渠道缺乏创新等原因。第三部分为第4章。第4章研究了新媒体视角下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原则以及对新媒体视角下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提出策略和方法。要遵循兼容并蓄和旗帜鲜明相统一、正面宣传和立德树人相融合、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相促进、多维互动和师生为本相协调等原则。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推动高校营造良好的宣传思想环境。从策略角度看,要完善领导体制,健全舆情机制,推进依法管理,加强制度建设,落实保障机制,创新工作理念;从具体方法来说,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宣传思想工作,提高媒介素养以在师生中培养舆论领袖,联合社会力量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繁荣校园文化以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打造一支政治强、学术优、业务精、作风正的宣传思想队伍,强化技术在新旧媒体融合发展中的应用,以正面宣传引领师生喜闻乐见的宣传思想内容。这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和落脚点。第四部分是结论与展望。主要是全文的总结并提出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刘培[5]（2020）在《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技术、互联网与计算机等技术建构的网络空间成为与现实社会空间并存的第二空间。但网络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技术发展中不断演进的。随着大数据技术在互联网领域应用的广泛推进,借助于大数据可以量化一切的强大计算能力,网络空间确已进入到一个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的阶段,形成了新型的“大数据-网络空间”。“大数据-网络空间”是在大数据技术深度介入下形成、以数据生态为核心、以算法为主导的、虚实深度交融的网络空间。它不仅是世界的数据化再现,而且是大数据算法与人的意向性协同敞开的网络空间。作为大数据技术形塑的空间,“大数据-网络空间”不是固态的、稳定的、不可更改的,而是可以被技术发展与各类媒体、政党、国家等主体意愿建造、编制和构筑,即“大数据-网络空间”具有可塑造性。“大数据-网络空间”作为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传播载体和场域,同样也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大数据-网络空间”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了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的可量化与可计算,实现了精准化和个性化传播。另一方面,“大数据-网络空间”亦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挑战,主要包括:大数据技术理性张扬下传播者经验的下降与自身的隐匿、数据化传播受众画像的失真、假新闻深度转向与传播生态的后真相化、资本逻辑与算法逻辑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逻辑的干扰。面对这些挑战,已有相关研究往往集中在大数据技术薄弱、西方的数据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进行探讨,而忽视了“大数据-网络空间”自身的可塑造性。“大数据-网络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关系不仅仅是大数据以工具性载体助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大数据-网络空间”是被技术和各种意识形态共同塑造与建构的。由此,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必然要求塑造“大数据-网络空间”,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力。如何塑造“大数据-网络空间”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首先,要规避算法主导的传播方式,建构基于传播者与受众能动性的个性化传播,从而积极地影响、修正甚至改变算法推荐主导的传播内容,以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在“大数据-网络空间”的核心地位。其次,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从而建构“主流价值算法”。主流价值算法通过纠正流量至上的价值导向以消解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的挤压,从根本上塑造一个正能量的“大数据-网络空间”。再次,展开数据素养和政治素养的双维教育。通过数据素养教育提升传播者和传播受众的数据素养,同时强化大数据技术人员的意识形态教育。最后,推动大数据检测技术与平台监管齐头并进。积极研发大数据检测技术,以检测、识别和过滤虚假信息。且按照精细化、区别化的原则进行分类分级地监管各类传播媒体与平台,健全法律与行业规范的双重规制,从而有力推进“大数据-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吴腾飞[6]（2020）在《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纳入其中,使其成为了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国家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子系统,指的是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多样化发展已成必然趋势,然而西方国家却自恃“文化中心论”,试图推动文化全球化向“文化西方化”发展,用西方的“普世价值”照亮整个世界。这种文化霸权主义行径正不断引发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冲突较量,也不断引起世界各国对于本国文化安全问题的高度警觉。当今中国,已经昂然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不断创造属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奇迹。身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战略性调整而产生许多新变化、新特征、新意义。概括而言,新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鉴于此,深入研究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问题,对于丰富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及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当前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此,本文围绕选题综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结构与功能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分析等研究方法,将全部内容分为六大章节进行具体论述: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国际背景与国内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现状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法、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这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奠定研究起点。第二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第一,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确定论文研究的核心目标。第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概括,选择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等五个方面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第三,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进行对比和分析,论述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软性安全”、“隐性安全”、“长期安全”,突显其有别于其它安全类型的特殊地位。这些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和详细论述,可以确保本文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第三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本章节主要运用“古今中外法”,对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挖掘: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为其理论之基;以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时期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为其创新之道;以“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萌芽、“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理念、“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政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为其历史之迹;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为其他山之石,为后续章节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具有立体多维的战略价值,如国家维度,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社会维度,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个人维度,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世界维度,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等。同时,从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外交等不同社会结构方面分析,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又具备政治保障功能、经济促进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外交导向功能等多重功能,会对国家社会整体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些价值功能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本文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价值导向。第五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从战略机遇分析,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时代化机遇、信息化机遇、经验化机遇、合作化机遇;从全新挑战分析,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网络化挑战、多样化挑战、市场化挑战、国际化挑战。此外,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存在着一些科技方面、制度方面、观念方面、利益方面、交流方面等深层制约因素。这些现实境遇的具体分析,可为后续章节的破解之法提供具体标的。第六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本文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以前文论述的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好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和历史机遇期,以铸牢思想体系保障来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以健全制度体系保障来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以夯实物质体系保障来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以完善权益体系保障来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以创新网络体系保障来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以加强对外体系保障来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从而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与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本文可能存在一些创新之处。第一,可能在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都选择从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多为各自领域内的相关性论述。因此,本文坚定选择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所蕴含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论述,并且有机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从而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多学科融合为辅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视角创新。第二,可能在研究框架方面有所创新。目前,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会倾向于遵循“现实问题——解决对策”的基本逻辑结构,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相应的对策路径之上。因此,本文在谋篇布局方面会力求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双重路向上论证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内容,从而提升整篇文章的全面性、系统性、学理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创新。第三,可能在研究观点方面有所创新。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的学术观点,比如,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具备有别于其他安全类型的“三种特殊性质”;认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充分利用好“四大战略机遇”来积极应对“四大全新挑战”;认为可以从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加强对外体系保障等“六大保障”入手,推动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观点创新。然而,受限于写作时间和写作能力,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较为宏大厚重的理论实践问题,试图对其在两三年之内用十余万字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是一项较为困难的研究任务。加之“新时代”又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可供参考的相关资料较少,这也会导致本文部分内容欠缺准确性、深刻性、学理性,甚是遗憾。但是,若以辩证思维积极看待上述不足,将其视为不断改进、丰富、完善今后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亦可算是本文的写作贡献。
杨春林[7]（2020）在《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民粹主义浪潮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这是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的最显着标志。尤其是在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的欧洲西部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全面崛起,冲击了战后形成的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中右翼的保守自由主义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影响了西欧各国的政策走向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对整个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民主价值构成了重大挑战。本研究聚焦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在内的西欧地区,以这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索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识别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迅速崛起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动员民众、获取支持的?它的崛起对西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一,通过确定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标识出它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然而,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混乱的、模糊的、破碎的、游移的,本研究基于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的考察和对左右政治划分的认识,提出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民粹主义为表,以民族主义为里”的核心特征,以此作为识别西欧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标准,将其与历史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和西欧左翼民粹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也突出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策略的政治属性。第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这些政党在西欧各国只能算作是星星之火,在政党格局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在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方面软化了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以扩大选民基础,另一方面又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事件等为契机,提出了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洲一体化等政策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建制、反多元价值和排外主义的色彩,但却也填补了传统政党政治议题的空白,为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到了政治空间和选民支持。其选民基础的碎片化分布也说明了这类政党的务实转型提高了他们的普遍动员力。如今,数量众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已呈燎原之势,不仅在各国开始联合组阁、进入政府或担当最大反对党,而且开始跨越国家相互站台并且在欧盟框架内寻求联合。第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深深根植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中。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引发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拖累了西欧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兴产业革命浪潮的冲击,西欧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领域等方面的世界引领力被进一步削弱;数字革命引发了发达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传播领域的“新媒体革命”,撼动着民主社会的根基;移民难民的涌入挑战了欧洲社会的“共识政治”,在面对危机时欧盟内部的矛盾,助长了保守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兴起;西欧战后中左和中右两翼政党轮流执政、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日渐接近的背后,是西方多党制度和代议民主制度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正是上述的这些方面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他们高举“民主”和“民族”两面大旗,通过一揽子“非政治正确”的主张赢得了部分选民的支持。第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且在选举中屡屡得手,离不开其极具煽动性的政治话语、高效的政治动员策略和务实的政治行动,这三者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话语-策略-行动”的完整链条,体现了民粹主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作为“激进民主理想”和“政治动员策略”的双重属性。第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从各个层面对西方产生了冲击。在政党政治层面,它压缩了主流政党的政治空间,丰富了政党的政治话语和活动方式,拓展了政党竞争的空间,重塑了政党政治的生态;在政府层面,它影响了西欧各国政府在移民、福利、经贸、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倾向;在欧盟层面,它为欧盟机制的有效运作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社会和文化价值层面,它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分裂,冲击了包容的多元主义民主价值,也助推了大众抗议文化和运动的流行。最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未来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关系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将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否定民粹主义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常常以追求“人民至上”的民主面目出现,但是这种激进民主理想追求却最终往往因为魅力型政治强人的出现而滑向威权政治的境地。所以该类政党仍然可能在未来构成对西方民主的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存在着“反建制”的立场,但这种批评性的立场恰恰为西方主流政党和代议制民主的自我调适注入了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不断回应变化着的民众需求,不断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不断对自身进行适应性的变革,政党和制度才能够变得愈加成熟和坚韧。民族民粹主义浪潮的出现是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的反映,也必将会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国际共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话语、政治策略、政治行动、崛起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综合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置于“技术革命引发社会变革”的逻辑之下进行审视,力求突破传统的政党研究的局限,希望能够以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现象为缩影去观察这个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其次,综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缘何能在西欧异军突起又如何从多个层面冲击了西欧社会。再次,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写作过程中尽量辅助具体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实例和数据作为支撑,以使观点能够更具现实说服力。最后,本研究从历史的视角思考了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政治变革、世界格局调整之间的联系。
金鹏[8]（2020）在《当代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及我国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后冷战时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优先”的意识形态优越性以及深深植根于历史中的霸权主义,决定了美国始终坚持将意识形态的强行输出与渗透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性的深入发展,中国和平崛起已是大势所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逐渐得到世界许多国家和民众的认可和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将中国的和平崛起视作是对西方制度模式的挑战和威胁,进一步加紧对中国意识形态输出、价值观渗透,图谋通过和平演变的手段来西化、分化中国。这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挑战。本文将从意识形态的相关概念、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原因分析、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渠道、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危害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等五个方面,对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展开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系统阐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关概念。厘清意识形态的相关概念是本文进行研究的基础,本部分主要梳理了西方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同时通过对意识形态特征和功能的分析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第二,深刻剖析了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原因。历史因素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历史因素主要表现为“美国例外论”使美国人自诩其具有特殊的历史进程,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美国拥有长期的反共历史。美国为其自身对外意识形态输出寻找的主要理论依据有“普世价值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同时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具有明确的战略图谋,即实现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主要包括追求美国政治利益、寻求美国经济利益和谋求美国文化霸权三个方面。第三,集中论述了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渠道。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渠道主要是以美国联邦政府为主导构建输出体系,主要方式是通过领导人和高官负责带头制定政策、通过演讲表达立场、实施公共外交来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美国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其中,并扮演重要角色。美国非政府组织通过教育、文化交流等方式对中国宣扬美国价值观,通过捐赠、资助等形式影响中国重大议题;美国媒体机构作为美国政府的“吹鼓手”,通过为政府政策辩护、充当意识形态输出急先锋、恶意炒作中国国内矛盾等方式与政府密切配合;美国宗教团体打着宗教交流的名义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恶意渗透,主要表现在将宗教问题人权化和以文化宣教形式向高校渗透西方价值观。第四,客观分析了美国意识形态输出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危害,主要表现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错误思潮直接威胁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美国通过意识形态输出新手段增加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防范难度;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冷战思维,在国际社会大肆散布“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来否定、抹黑、唱衰和捧杀中国,这些错误论调严重削弱了我国国际话语权。第五,针对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危害提出了应对策略。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以应对挑战,主要包括: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深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研究;其次,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以应对挑战,这些工作主要包括: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创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全面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和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为了应对美国通过丑化、抹黑等手段以削弱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挑战,我们应通过夯实中国综合实力、通过新媒体载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来加以应对。总之,面对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挑战和危害,我们只有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大力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顾超[9]（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指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杜俊奇[10]（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强化3种意识 改进典型报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强化3种意识 改进典型报道（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方法 |
| (一)基本研究思路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概念界定 |
| (一)话语与话语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
| (二)列宁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思想 |
|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结构要素和影响因素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先在条件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权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话语建设的能力 |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结构要素 |
| (一)话语主体与话语权建设队伍 |
| (二)话语主题与话语建设内容 |
| (三)话语方式与话语权建设的载体 |
| (四)话语效果与话语权建设的实效评价 |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影响因素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及其科学性 |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立场及其人民性 |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文化使命及其自觉性 |
| (四)中国共产党“以德为先”的话语践行及其示范性 |
| 注释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启示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 (一)民主革命早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进行探索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走向成熟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主动开展 |
| 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 (一)巩固政权和过渡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加强 |
| (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
| (三) “文革”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遭遇严重挫折 |
| 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 (一)改革开放初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调适与巩固 |
| (二)进入新世纪后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充实和提高 |
| (三)转型发展重要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深化与丰富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 (一)新时代对话语权重要性认识的增强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 (二)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能力的提升扩大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影响力 |
| (三)新时代实施的网络强国战略推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平台建设 |
| 五、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一)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提高党员干部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 |
| (三)必须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多样化示范化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成就 |
| (一)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建设格局 |
| (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成果体系 |
| (三)迈向媒体融合利用进行话语传播的良好态势 |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境遇 |
| (一)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迷惑与应对 |
| (二)全球化与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与话语批判 |
| (三)信息化与虚拟话语场的挑战与利用 |
| (四)社会利益分化与异质话语立场的挑战与导引 |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 (一)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损害了党的话语公信力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体系在建构话语权上的作用未充分发挥 |
| (三)党的宣传思想教育工作中群众性话语转向和表达不足 |
| (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平台建设仍需改进加强 |
| (五)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注释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多维路向 |
| 一、以理论创新和宣传引导为基础推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 (一)以理论创新为基础不断提升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水平 |
| (二)以宣传思想工作为导引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 二、以制度建设和从严治党为保障推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 (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 |
| (二)党的制度不断完善可以转化制度优势和话语力量 |
| (三)制度治党取得实效可以提高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效 |
| 三、以提高话语建设能力为关键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作用 |
| (一)坚持把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
| (二)实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大众化 |
| (三)提高思政课展现“中国理论”世界话语权的能力 |
| 四、以网络安全治理为主要抓手做好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平台建设 |
| (一)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协同 |
| (二)提高中国共产党网络空间治理能力 |
| (三)提升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 五、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落实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责任 |
| (一)明确党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主体责任 |
| (二)要通过完善领导机制来提高领导水平 |
| (三)要建立健全主体责任落实监督机制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之处与难点 |
| 2 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解析 |
| 2.1 意识形态安全内涵和基本特征 |
| 2.2 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影响因素 |
| 2.3 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 |
| 3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变迁与意识形态安全演进 |
| 3.1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革故鼎新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确立 |
| 3.2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曲折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异化歧路 |
| 3.3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变革转型与意识形态安全的理性调适 |
| 3.4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守正创新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推进 |
| 4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确证、发展态势和风险剖析 |
| 4.1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确证 |
| 4.2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发展态势 |
| 4.3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剖析 |
| 5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经验借鉴 |
| 5.1 中国古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启示 |
| 5.2 苏联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崩塌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归因 |
| 5.3 西方国家推进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举措 |
| 6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优化: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 |
| 6.1 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 |
| 6.2 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 |
| 6.3 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 |
| 6.4 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界定 |
| 三、研究现状与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延安文艺中革命伦理观的生成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历史形态的初步确立 |
| 一、五四时期文艺革命伦理思想的萌生 |
| 二、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的初步确立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革命伦理思想体系的成熟 |
| 一、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的确认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二、革命伦理与文艺实践的深度融合 |
| 三、革命功利主义的形成 |
| 第三节 革命伦理观是延安文艺的内在逻辑 |
| 一、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的理论特征 |
| 二、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的实践特征 |
| 第二章 延安文艺革命伦理的大众性问题 |
| 第一节 延安革命伦理对知识分子的大众性改造 |
| 一、知识分子初入延安的群体特征 |
| 二、革命伦理思想的介入与知识分子的全面改造 |
| 三、工农大众的全面融入与阶级思想的完全转换 |
| 第二节 对落后者的大众性规化 |
| 一、边缘化于人民大众主体的落后者 |
| 二、在旧式宗法中的沦落与在革命实践中的自新 |
| 第三节 女性的伦理解放与个体解放 |
| 一、被迫害地位的产生与女性复仇载体的形成 |
| 二、革命伦理思想的萌发与女性解放的革命道路 |
| 第三章 延安文艺革命伦理的阶级性问题 |
| 第一节 革命伦理中的家庭关系 |
| 一、革命伦理的替代与家庭伦理的消解 |
| 二、对血缘亲情的跨越与对阶级情感的认同 |
| 三、阶级情感的泛化与家庭范围的扩大 |
| 第二节 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艺伦理规范的建立 |
| 一、延安初期文艺社团革命伦理思想的多样化呈现 |
| 二、《讲话》的发表与文艺社团革命伦理思想的一体化建构 |
| 三、文艺社团的革命伦理规范功能 |
| 第三节 民间文艺的革命伦理改造 |
| 一、民间艺人的文化处境与对革命伦理的传播作用 |
| 二、旧艺人身份的摆脱与无产阶级的身份认同 |
| 第四章 延安文艺革命伦理的民族性问题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中民族革命伦理观的形成 |
| 一、民族伦理:延安文艺伦理观的一贯立场、标准与诉求 |
| 二、革命伦理中民族主义的历史形成 |
| 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相互融合 |
| 第二节 民族主义是阶级认同的暂时表现形式 |
| 一、民族性与阶级性的矛盾 |
| 二、民族性与阶级性的统一 |
| 三、阶级认同与民族主义统一于人民大众 |
| 第三节 革命伦理中的民族主义现代化思想 |
| 一、民族国家与延安文艺的现代化 |
| 二、延安文艺民族主义中的现代性 |
| 第五章 革命伦理观与延安文艺的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革命伦理价值是延安文艺价值评判的内在尺度 |
| 一、中国传统伦理批评与延安文艺的伦理尺度 |
| 二、思想改造与革命伦理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的革命伦理价值尺度反思 |
| 一、个体责任与人民性价值尺度的建立 |
| 二、从文艺的人性到文艺的人民性 |
| 三、革命伦理在文艺实践中的显现与升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
| 0.1.1 问题的提出 |
| 0.1.2 研究的意义 |
| 0.2 研究现状 |
| 0.2.1 国外研究现状 |
| 0.2.2 国内研究现状 |
| 0.2.3 研究述评 |
| 0.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0.3.1 研究思路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之处 |
| 第1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1 新媒体 |
| 1.1.2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 |
| 1.1.3 新媒体与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关系 |
| 1.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 |
| 1.2.2 列宁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 |
| 1.2.3 毛泽东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 |
| 1.2.4 邓小平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 |
| 1.2.5 江泽民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 |
| 1.2.6 胡锦涛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 |
| 1.2.7 习近平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 |
| 1.2.8 意识形态工作理论 |
| 第2章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问题、机遇和挑战 |
| 2.1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存在的问题 |
| 2.1.1 网络舆论引导不足 |
| 2.1.2 高校传统媒体存在感降低 |
| 2.1.3 宣传思想工作专业团队建设困难 |
| 2.1.4 突发舆论危机公关处理效果差 |
| 2.1.5 高校媒体融合程度低 |
| 2.1.6 宣传思想工作缺乏时代性 |
| 2.2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机遇 |
| 2.2.1 宣传载体更加丰富 |
| 2.2.2 工作内容更具时代性 |
| 2.2.3 宣传方法更加多样 |
| 2.2.4 师生参与更加积极 |
| 2.3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挑战 |
| 2.3.1 主流宣传思想遭受冲击 |
| 2.3.2 传统宣传思想工作模式亟待创新 |
| 2.3.3 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业务素质有待提升 |
| 第3章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1 网络舆论引导工作阻力较大 |
| 3.2 传统媒体的宣传影响力不足 |
| 3.3 宣传思想工作人员职业素养参差不齐 |
| 3.4 解决网络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欠佳 |
| 3.5 未形成媒体融合发展的合力 |
| 3.6 宣传思想内容、手段和渠道缺乏创新 |
| 第4章 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路径 |
| 4.1 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原则 |
| 4.1.1 兼容并蓄和旗帜鲜明相统一的原则 |
| 4.1.2 正面宣传和立德树人相融合的原则 |
| 4.1.3 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相促进的原则 |
| 4.1.4 多维互动和师生为本相协调的原则 |
| 4.2 新媒体视角下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策略 |
| 4.2.1 完善领导体制 |
| 4.2.2 健全舆情机制 |
| 4.2.3 推进依法管理 |
| 4.2.4 加强制度建设 |
| 4.2.5 落实保障机制 |
| 4.2.6 创新工作理念 |
| 4.3 新媒体视角下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 |
| 4.3.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宣传思想工作 |
| 4.3.2 提高媒介素养,在师生中培养舆论领袖 |
| 4.3.3 联合社会力量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 4.3.4 繁荣校园文化以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
| 4.3.5 打造一支政治强、学术优、业务精、作风正的宣传思想团队 |
| 4.3.6 强化新旧媒体融合发展中的技术应用 |
| 4.3.7 以正面宣传引领师生喜闻乐见的宣传思想内容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件:关于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研究的调查问卷 |
（5）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由与研究价值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2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网络空间的内在关联 |
| 2.1 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 |
| 2.2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变迁 |
| 2.3 网络空间及其可塑性 |
| 2.4 网络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关联维度 |
| 3 大数据技术对网络空间的形塑 |
| 3.1 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变革的技术基础 |
| 3.2 大数据技术的生产力属性与功能 |
| 3.3 “大数据-网络空间”的界定 |
| 3.4 “大数据-网络空间”的本质 |
| 3.5 “大数据-网络空间”的主要特征 |
| 4 “大数据-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
| 4.1 “大数据-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机遇 |
| 4.2 技术理性的张扬与传播者的遮蔽 |
| 4.3 数据化受众画像的失真 |
| 4.4 假新闻扰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环境 |
| 4.5 政治逻辑、算法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博弈 |
| 5 掌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动权:提升塑造“大数据-网络空间”的能力 |
| 5.1 建构基于传播者与受众能动性的个性化传播 |
| 5.2 设计主流价值算法 |
| 5.3 展开数据素养与政治素养双维度教育 |
| 5.4 大数据检测技术与监管齐头并进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 |
| 2.1 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 |
| 2.1.1 安全 |
| 2.1.2 国家安全 |
| 2.1.3 国家文化安全 |
| 2.2 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 |
| 2.2.1 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 |
| 2.2.2 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 |
| 2.2.3 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 |
| 2.2.4 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 |
| 2.2.5 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 |
| 2.3 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 |
| 2.3.1 比“硬性安全”更柔和的“软性安全” |
| 2.3.2 比“显性安全”更复杂的“隐性安全” |
| 2.3.3 比“短期安全”更持久的“长期安全” |
| 第3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 |
| 3.1 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1.2 列宁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2 创新之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 |
| 3.2.1 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新萌芽 |
| 3.2.2 建设探索时期:扞卫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新胜利 |
| 3.2.3 改革开放时期:打开国家文化安全发展的新局面 |
| 3.2.4 新时代时期:标示国家文化安全强盛的新方位 |
| 3.3 历史之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 |
| 3.3.1 “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国家文化安全萌芽 |
| 3.3.2 “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国家文化安全理念 |
| 3.3.3 “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国家文化安全政策 |
| 3.4 他山之石: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 |
| 3.4.1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 |
| 3.4.2 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 |
| 3.4.3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
| 第4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 |
| 4.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当代价值 |
| 4.1.1 国家维度: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 |
| 4.1.2 社会维度: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 |
| 4.1.3 个人维度: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 |
| 4.1.4 世界维度: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 |
| 4.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功能 |
| 4.2.1 政治保障功能 |
| 4.2.2 经济促进功能 |
| 4.2.3 社会整合功能 |
| 4.2.4 外交导向功能 |
| 第5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 |
| 5.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战略机遇 |
| 5.1.1 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 |
| 5.1.2 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 |
| 5.1.3 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 |
| 5.1.4 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 |
| 5.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全新挑战 |
| 5.2.1 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 |
| 5.2.2 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 |
| 5.2.3 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 |
| 5.2.4 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 |
| 5.3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深层制约 |
| 5.3.1 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有待提升 |
| 5.3.2 文化制度的改革进程有待加快 |
| 5.3.3 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有待开发 |
| 5.3.4 文化权益的现实矛盾有待化解 |
| 5.3.5 文化开放的交流互鉴有待深化 |
| 第6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 |
| 6.1 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 |
| 6.1.1 坚决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
| 6.1.2 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 6.1.3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 |
| 6.2 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 |
| 6.2.1 牢牢掌握党对国家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权 |
| 6.2.2 科学构建国家文化安全综合决策管理系统 |
| 6.2.3 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
| 6.3 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 |
| 6.3.1 促进国家文化产业的创新性生产 |
| 6.3.2 倡导国家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
| 6.3.3 推动国家文化市场的规范性转变 |
| 6.4 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 |
| 6.4.1 发展现代国民素质教育体系 |
| 6.4.2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6.5 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 |
| 6.5.1 加快构建融合式媒体传播体系 |
| 6.5.2 不断健全引导式舆情处理体系 |
| 6.5.3 大力创新综合式网络治理体系 |
| 6.6 加强对外体系保障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 |
| 6.6.1 引进来:促进文化吸收搞好中国转化 |
| 6.6.2 走出去:扩大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
| 6.6.3 新秩序:重塑文化格局做好中国方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7）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相关概念及界定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 |
|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 |
| 二、作为社会运动的民粹主义 |
| 三、作为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 |
| 第二节 右翼民粹主义 |
| 一、左与右的划分 |
| 二、民族主义 |
| 三、民族民粹主义 |
| 第三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界定 |
| 一、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定义 |
| 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特征 |
| 三、左右两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区分 |
| 第二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历程 |
| 一、边缘化阶段(战后到八十年代末) |
| 二、转型发展阶段(九十年代初到金融危机前) |
| 三、全面崛起阶段(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
| 第二节 西欧主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 一、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 二、地方主义民粹主义政党 |
| 三、中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 |
| 第三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分析 |
| 一、选民性别分析 |
| 二、选民年龄分析 |
| 三、选民受教育程度分析 |
| 四、选民职业和阶级分析 |
| 第三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 |
| 第一节 数字革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技术动因 |
| 一、数字革命对人类社会的重塑 |
| 二、西欧政党政治的数字化变革 |
| 三、数字革命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经济背景 |
| 一、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经济的不平衡 |
| 二、欧洲一体化、欧债危机与福利国家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社会基础 |
| 一、低失业率背后的中产阶级萎缩 |
| 二、移民问题与难民危机的冲击 |
| 第四节 认同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文化环境 |
| 一、文化本位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 |
| 二、欧洲穆斯林问题与文明的冲突 |
| 三、欧洲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冲突 |
| 四、传统媒体的衰落与新媒体革命 |
| 第五节 民主困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政治条件 |
| 一、非理性的政治人 |
|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与左右翼的趋同 |
| 三、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失衡 |
| 第四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策略与行动 |
| 第一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话语 |
| 一、“人民”与“精英”:平民主义与反建制 |
| 二、“我们”和“你们”:排外主义与反移民 |
| 三、“固有”与“外来”:本土主义与反多元文化 |
| 四、“本国”和“他国”:孤立主义与反一体化 |
| 第二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策略 |
| 一、以魅力型领袖为活动轴心 |
| 二、以中下层选民为争取目标 |
| 三、以互联网技术为有力工具 |
| 第三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行动 |
| 一、参加竞选活动 |
| 二、参与政府组阁 |
| 三、推动全民公决 |
| 第五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 |
| 第一节 重塑了西方政党政治生态 |
| 一、加速了左翼政党的衰颓 |
| 二、引发了右翼政党的迷茫 |
| 三、改变了政党竞争的形态 |
| 第二节 影响了各国政府政策倾向 |
| 一、移民政策 |
| 二、福利政策 |
| 三、经贸政策 |
| 四、外交关系 |
| 第三节 阻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
| 一、欧盟框架下疑欧力量的增强 |
| 二、欧洲各国对欧盟态度的变化 |
| 第四节 挑战了多元主义民主价值 |
| 一、侵蚀了多元主义的政治共识 |
| 二、加剧了欧洲社会的文化冲突 |
| 三、助推了大众抗议的泛滥流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当代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及我国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分析法 |
| 1.3.2 跨学科研究方法 |
| 1.3.3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意识形态的相关概念 |
| 2.1 意识形态的定义 |
| 2.1.1 西方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 |
| 2.1.2 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 |
| 2.2 意识形态的特征 |
| 2.2.1 意识形态的实践性 |
| 2.2.2 意识形态的客观性 |
| 2.2.3 意识形态的阶级性 |
| 2.2.4 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
| 2.2.5 意识形态的渗透性 |
| 2.3 意识形态的功能 |
| 2.3.1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 |
| 2.3.2 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 |
| 2.3.3 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 |
| 第3章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原因分析 |
| 3.1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历史因素考量 |
| 3.1.1 美国自诩其具有特殊的历史进程 |
| 3.1.2 美国拥有长期的反共历史 |
| 3.2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寻找理论依据 |
| 3.2.1 “普世价值论” |
| 3.2.2 “民主和平论” |
| 3.2.3 “历史终结论” |
| 3.2.4 “文明冲突论” |
| 3.3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具有战略图谋 |
| 3.3.1 追求美国政治利益 |
| 3.3.2 寻求美国经济利益 |
| 3.3.3 谋求美国文化霸权 |
| 第4章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渠道 |
| 4.1 联邦政府为主导构建输出体系 |
| 4.1.1 领导人和政府高官带头引领 |
| 4.1.2 国会反华噪音不断 |
| 4.1.3 其他部门的影响因素 |
| 4.2 非政府组织扮演重要角色 |
| 4.2.1 通过教育、文化交流等方式宣扬美国价值观 |
| 4.2.2 通过捐赠、资助等形式影响重大议题 |
| 4.2.3 直接干涉内政侵犯中国主权 |
| 4.3 媒体机构的密切配合 |
| 4.3.1 大力为意识形态输出政策辩护 |
| 4.3.2 积极充当意识形态输出的急先锋 |
| 4.3.3 肆意炒作中国国内社会矛盾 |
| 4.3.4 通过歪曲报道抹黑中国 |
| 4.4 宗教团体的恶意渗透 |
| 4.4.1 宗教问题人权化 |
| 4.4.2 宗教传播以文化宣教形式向高校渗透 |
| 第5章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危害 |
| 5.1 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
| 5.1.1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危害 |
| 5.1.2 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危害 |
| 5.1.3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 |
| 5.1.4 “个人主义”思潮的危害 |
| 5.2 意识形态输出新手段增加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防范难度 |
| 5.2.1 美国官方带头树立网络自由旗手形象 |
| 5.2.2 借助网络技术优势破坏我国网络防御功能 |
| 5.2.3 通过网络隐性渗透其文化和价值观 |
| 5.3 削弱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
| 5.3.1 “历史终结论”否定中国 |
| 5.3.2 “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 |
| 5.3.3 “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 |
| 5.3.4 “中国责任论”捧杀中国 |
| 第6章 坚决抵御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策略分析 |
| 6.1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
| 6.1.1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6.1.2 深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研究 |
| 6.2 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 |
| 6.2.1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
| 6.2.2 创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法 |
| 6.2.3 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
| 6.2.4 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6.3 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
| 6.3.1 以夯实综合实力作为国际话语权基础 |
| 6.3.2 利用新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
| 6.3.3 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对决策层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文献的解读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若干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与构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阐释 |
| (一)“公职人员”的概念 |
| (二)“党外”的概念 |
| 二、党外公职人员来源与构成 |
| (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党外公职人员”的来源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分类构成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 |
| 一、党外公职人员培养选拔政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任用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任用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任用政策 |
| (三)进入21世纪后的任用政策 |
| (四)新时代选拔任用的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管理 |
| (一)对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引导 |
| (二)优化党外干部管理结构。 |
| (三)选好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 |
| (四)选好选准主委。 |
| 四、党外公职人员从政优势 |
| (一)政治优势 |
| (二)智力资源优势 |
| (三)利益表达优势 |
| (四)社会活动优势 |
| 五、党外公职人员不同时期在体制内的作用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时期 |
| 六、党外公职人员使用现状 |
| (一)中央越来越重视,阵营越来越壮大 |
| (二)实职正职比例增大,切实保障有职有权 |
| 七、制约党外公职人员培养使用的因素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内容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二、社会公众与媒体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三、民主党派对担任公职的党内成员内部监督 |
| 四、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概述与成效分析 |
| 一、内部监督内容 |
| 二、内部监督实践 |
| 三、内部监督成效 |
| 四、在内部监督中对腐败问题的处置 |
| 五、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 |
| 一、制度基础 |
| (一)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 |
| 二、法理依据 |
| (一)根本法依据 |
| (二)专门法依据 |
| (三)行业法依据 |
| (四)有关法规依据 |
| 第六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意义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补充 |
| 三、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 |
| 四、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要求 |
| 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国家监察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监督雏形显现 |
| 二、建国初期,监督方针确立 |
| 三、整风反右时期,监督出现挫折 |
| 四、“文革”时期,监督遭受破坏 |
| 五、改革开放时期,监督恢复完善 |
| 六、“十八大”后,监督成熟定型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成效 |
| 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
| 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 |
| 三、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不够清晰,监督观念亟待提高 |
| (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监督体系亟待完善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特殊性给监督带来的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界别分布具有特殊性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 |
| (三)党外公职人员任职情况具有特殊性 |
| (四)党外公职人员廉政意识具有特殊性 |
| (五)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倾向具有特殊性 |
| (六)政治参与呈现多元化、差异性 |
| 三、特殊领域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难点 |
| (一)宗教界 |
| (二)工商联 |
| (三)村委会 |
| 第三章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与特点分析 |
| 一、不同层级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特点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共同点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不同点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共同点 |
| (一)个人私欲恶性膨胀 |
| (二)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不同点 |
| (一)内外监督不力 |
| (二)外部环境影响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意义与成效 |
| 第一节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意义 |
| 一、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 |
| (一)为反腐彻底性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
| (二)为反腐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证 |
| (三)为反腐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机制保证 |
| 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 |
| (一)强化了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领导 |
| (二)实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全面覆盖 |
| (三)法定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权力来源 |
| (四)创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方法路径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尚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 |
| (一)提升政治站位,以大作为彰显监督的权威性 |
| (二)遵循五条原则,以科学性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
| 第二节 监察法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和惩治的效用 |
| 一、监察法对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的积极意义 |
| (一)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
| (二)实现了监察范围的全覆盖 |
| (三)界定了监察职能和监察权限 |
| (四)创新了以“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两指”措施 |
| (五)强化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
| 二、监察法对于预防和惩治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特殊作用 |
| (一)统领推进作用 |
| (二)警示威慑作用 |
| (三)法治保障作用 |
| 三、监察法尚需进一步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与惩处的操作性 |
| 第五章 加强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立体监督 |
| 四、坚持务实管用 |
| 五、坚持理论创新 |
| 六、坚持用权公开 |
| 第二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路径 |
| 一、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 |
| 二、加强廉政宣传教育 |
| 三、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
|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
| 五、加强党派本体内部监督 |
| 六、加强反腐统筹协调 |
| 七、加强社会舆论制约 |
| 第三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
| 一、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机制 |
| 二、专项巡察监督机制 |
| 三、谈心谈话机制 |
| 四、失察责任追究机制 |
| 五、廉政诫勉机制 |
| 六、重要情况报告与通报机制 |
| 七、法治制约权力机制 |
| 八、自律约束权力机制 |
| 第四节 对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对村委会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学习宣传监察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强大法律震慑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关紧“不能腐”的权力制约制度笼子 |
| (三)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营造“不想腐”的廉政勤政氛围 |
| 二、对宗教界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依法进行政治监督,精准贯彻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 |
| (二)依法进行财务监督,对宗教界财务实行规范化管理 |
| (三)依法进行组织监督,确保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高素质宗教界代表人士手中 |
| (四)依法进行思想监督,增进宗教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 三、对工商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私企腐败监督,填补党和国家反腐综治体系空白点 |
| (二)精准做好考察评价,把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入口关节点 |
|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聚焦严控政商交往活动廉政风险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数据表格 |
| 附录二 关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关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专题调研提纲 |
| 附录四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 后记 |
四、强化3种意识 改进典型报道（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D]. 贾绍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D]. 钱美玲.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3]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问题研究[D]. 何明霞. 西北大学, 2021(10)
- [4]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研究[D]. 李志. 南昌大学, 2020(02)
- [5]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D]. 刘培.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6]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D]. 吴腾飞. 吉林大学, 2020(01)
- [7]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D]. 杨春林. 山东大学, 2020(07)
- [8]当代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及我国对策研究[D]. 金鹏. 辽宁大学, 2020(01)
- [9]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10]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