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比较及对国企的影响和借鉴（论文文献综述）
叶小娇[1]（2021）在《国有企业并购的长期投资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然而,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弱、创新力不足、效益差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并购重组是国有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目标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大量并购案例,国有企业的并购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成为学术和政策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其中,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对企业的长期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企业的长期投资是企业对实物资本和非实物资本进行的投资期限超过一年的投资,是企业获取长期发展能力的主要方式和保证。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企业的长期投资的对象只有实物资本,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不是企业长期投资的内容。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与成熟,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对企业长期发展和社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认识,它们以独立的资本形态成为现代企业长期投资的关键内容,且重要性日益提升。在企业长期资本投资中,实物资本投资是企业生产力扩展的物质载体,人力资本投资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支撑,技术创新成果则可视为人力资本投资与创新投入的共同产出,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是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和技术创新投资的现实成果。并购是企业间各种资源的一揽子重组,一方面必然涉及到企业间存量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与重组,另一方面,会对并购后企业长期投资的方向和效果产生影响。国有企业并购一般都可以实现实物资本的扩大,但是,并购后是否能够对企业长期投资中的人力资本升级、技术创新产出、乃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提升效应,进而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目标的实现,还有待实证检验。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国有控股企业并购案例作为研究样本,从人力资本升级、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三个视角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上市国有企业并购对企业长期投资的影响。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充分运用上市公司微观企业财务数据、专利数据、人力资本数据,基于国有企业主并购方的视角,通过测算获得企业层面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以及生产率等指标,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与双重差分法（PSM+DID）相结合的微观计量方法,系统地考察分析了样本国有企业并购带来的长期投资效应。本文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国有企业并购显着地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投资,在国有企业并购后,技能劳动力和高学历劳动力的总量和比例均得到了显着增加,而低技能劳动力则有所下降;国有企业并购的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在央企和大规模国企中更为显着;从影响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来看,国有企业并购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市场规模和实物资本—技能互补效应进而对人力资本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2）国有企业并购与技术创新方面,理论推理表明,并购可以显着地提升收购方的技术创新水平,实证研究同样也验证这一结论。国有企业并购后其发明专利、以及实用新型专利均得到了大幅增长,而外观设计专利影响不显着,表明国有企业并购后企业的研发质量得到了大幅地提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因国有企业监管改革、企业规模大小和行业研发密集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发现国有企业并购的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提升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监管改革后、大规模国有企业和研发密集型的国有企业中,而对国有企业监管深化改革前、小规模企业以及非研发密集型的国有企业的影响相对有限。最后,运用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数来替换技术创新指标后,国有企业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同样存在,即国有企业并购既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创新产出。（3）国有企业并购显着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具有显着的正向因果关系,且国有企业并购的生产率效应具有动态持续性;影响机制的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并购会通过市场规模扩张、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实现了生产率更进一步的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并购的生产率效应因企业规模、监管归属不同具有显着的异质性。上述实证结果证明,本文提出的国有企业并购可以产生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长期投资效应的理论命题成立。本文理论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一、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层面,国有企业并购政策的制定,应更多地以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技术创新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政策目标,弱化对并购后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和市值提升的关注与考核,进而通过并购促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目标实现。二、企业层面,国有企业决策层应该深刻领会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主要来源于持续的人力资本的升级与积累和技术创新投入,在选择并购对象时,应更多地考虑并购对象能否带来更多的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能力提升的要素,相应淡化并购对短期财务绩效的改善作用,确立以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期发展能力为主要驱动力的并购对象选择原则。
李雍楠[2]（2021）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国企混改后公司治理的影响 ——以国药集团为例》文中研究说明
胡莹[3]（2021）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股权激励案例分析 ——以中国联通为例》文中认为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的股权激励起步较晚。在我国国企普遍存在所有者缺位、股权结构单一、监督机制失效等弊端的情况下,大部分国企在实施股权激励时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员工失去信心等问题,导致股权激励没能在国企中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逐渐不被看好。如今,我国正处于中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陆续出台的系列相关政策,都释放了进一步推动国企混改、进行股权激励的信号,国企股权激励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并且,国企通过引入民营战略投资者进行混改,促进股权结构多元化、改善法人治理结构等,为股权激励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实施环境。而股权激励的成功实施,能够改善公司治理问题、激发员工活力、提升研发创新能力,从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因此,在推进国企混改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拟混改国企开始积极进行股权激励模式的探索。但是,由于国企实施混改及股权激励的专业性强、涉及面广、操作难度较大,目前真正在混改过程中成功实施股权激励的国企并不多,可借鉴经验匮乏。现有学者关于混改下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缺乏实践案例的检验。因此,如何科学设计股权激励方案以及其实施能否达到预期激励效果是拟混改国企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当前政府和学术界亟待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具备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的案例公司“中国联通”,在混改过程中成功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其激励范围广、时间长、金额大,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中国联通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不单单对本企业有重要作用,对于我国整个国有企业的混改、混改下股权激励的实施同样有着重要意义,不仅丰富了国企混改下股权激励的理论研究,拓展了股权激励的相关研究角度,还能够为电信行业及其他国企提供实践经验指导和借鉴。本文以中国联通混改为背景,对股权激励、国企混改以及国企混改下股权激励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从理论层面上深入地分析了国企混改对其实施股权激励的影响,介绍了人力资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具体内容,为后文中股权激励作用路径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案例研究法,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联通混改对其股权激励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剖析了其在混改下实施股权激励的具体动因,结果显示,其实施原因主要包括改善公司治理问题,健全长期激励机制以激发员工活力,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支撑创新业务发展,最终提升企业价值及财务绩效。其次,本文根据中国联通股权激励方案的内容,结合中国联通的企业性质、发展阶段、战略目标等,探析其方案设计的特点及科学性。再次,本文从中国联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前后的股权结构及代理成本变化方面,分析了公司治理效果的变化;从员工结构及人均绩效变化方面,分析了企业员工情况的变化;从研发投入及研发产出、战略投资者创新业务合作方面,分析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变化;从市场反应以及财务绩效变化方面,探讨了企业经营绩效的变化。最后,本文对中国联通股权激励计划产生激励效果的作用路径进行了具体分析。本文认为中国联通混改为此次股权激励计划创造了良好的实施环境,促进了股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开展。股权激励的成功实施也达到了预期效果,帮助企业提升了股权制衡度及降低了代理成本,优化了员工结构及提高了人均绩效,增加了研发产出及拓展了创新业务,最终促进了企业价值和财务绩效的提升。结合案例分析,本文也从混改机遇、股权激励方案要素设计以及政策监管三个角度提出了几点启示,即国有企业应抓住混改的机遇积极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根据企业战略定位选择合适的激励对象;综合考虑企业性质、发展阶段、战略目标等选择合适的激励模式;期限设置要注重中长期激励;业绩解锁条件的设置要兼具挑战性与合理性;政府应加快完善国企混改下实施股权激励的相关政策,加强监管。
刘雯雯[4]（2021）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国企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中国联通、东方航空为例》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指示,我国国企混改进程迈上了新台阶。国有企业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企业治理结构不合理,没有健全的内部控制,资产保增值能力低,效率低下等。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将民营企业先进经营治理模式应用到国企中,从而改善国有企业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以及管理层层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帮助被投资企业进行资源整合,从而更高效的完成国有企业改革预期目标,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公司盈余持续性,增强国企的核心竞争力。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国有企业混改中引入战略投资者,采用了基础的学术理论与相关实践案例结合两种主要研究方式相结合,本文的研究重心为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对其盈余持续性的影响路径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一是梳理了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明确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探究;二是界定了相关的概念,以及阐释了相关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协同效应理论等;三是,详细介绍了中国联通、东方航空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案例,描述了战略投资者引入过程,并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分析了该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中国联通、东方航空的影响路径。四是阐述研究的结论以及启示。本文主要有以下两点创新点:（1）本文通过对中国联通和东方航空的案例研究,发现两者虽然都是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各自的盈余持续性产生了影响,但是影响路径大不相同:中国联通是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完善了公司治理,建立了新的商业模式,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盈余持续性水平;东方航空是通过运用战略投资者带来的资金和资源优势,降低了资产负债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水平。（2）本文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盈余持续性方面的相关文献。通过对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国企混改大多会引入互补性的战略投资者;第二,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后,能够实现资源互补,提高企业竞争力,提高公司治理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合作方利益最大化,从而提高公司的盈余持续性水平;第三,国有企业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后,在短时间内会提高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水平,但是,由于受到行业特点和环境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企业需要采取措施保持其盈余持续性,否则这种有利影响会得不到持续。本文通过分析也得出国有企业在战略投资者选择上的启示,为今后我国其他国有企业在混改过程中选择和引入战略投资者时提供参考和借鉴:（1）国有企业应该明确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并且在选择战略投资者时应进行综合比较和考量;（2）战略投资者应具有充足资金及先进技术支持、较高的契合程度、投资经验和国企改革经验;（3）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短期内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较好的影响,但是仍然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来保持这种好的影响的延续。
胡汇成[5]（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研究 ——以中国联通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在我国多个领域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通信、能源、军工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有关的核心产业,都是国有企业垄断的,因此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对国家经济的走向影响较大。国有企业需要不断的改革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能保持国有企业的独特地位。一方面,国企混改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较为吻合,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经济制度的优点,是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融合,不断获得丰硕的改革成果,提高了国民整体的生活质量,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党和政府也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当前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支持鼓励其他非国有企业参与混改,为我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更好的发展策略和建议。为了解决国有资本的非效率问题,要做好国有资本投资方向和风险的把控,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从2006年起我国相继开始尝试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直到近年新一轮国企混改势头更为强劲。中国联通作为第一批集团层面的混改企业,对找准混改方向,选择混改路径,总结混改经验和教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以后的混改企业有着重要的带头示范作用。本文将采用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并用的研究方法以中国联通作为分析案例,在国内外众多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收集汇总中国联通和相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资料和数据,重点介绍中国联通的混改历程、研究混改路径选择、混改机制机理以及混改前后的绩效。绩效分析主要对中国联通集团混改前后的企业绩效指标进行分析对比,从企业混改前后的横向对比和行业内的纵向对比两个方面分析中国联通混改前后企业绩效的变化,研究中国联通的混改的具体措施和发展成果。本文以中国联通为分析案例,从中国联通的混改为切入点,以点带面,从中国联通混改取得的成果中得出结论和启示。通过混改,中国联通改善了的股权结构,建立科学有效地管理机制,提高运营效率。建立合理地制约监督机制,激发员工积极性,特别是核心员工,作出科学有效的决策,防止权力滥用是混改成功的关键。中国联通的混改所取得的成果对后来的国有企业的混改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为以后政府和混改企业制定决策提供了依据。
刘得海[6]（2021）在《竞争类国企混改动因和绩效分析 ——以格力电器为例》文中指出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国企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国务院接连颁布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及22个相应的配套文件,分类、分层推进改革,实现国有资本经营机制的转变。但是,不同领域的国企因为发展阶段、股权结构、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影响,导致所采用的混改路径、改革程度也不尽相同。如何完善顶层设计,制定出解决企业实际困境并能带动发展的改革方案,成为目前新一轮混改的研究方向。本文主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选取格力电器混改作为研究对象。格力电器是典型的商业竞争类国企,此次混改使实控人与大股东发生变动,这代表着混改进入到新阶段,对广东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竞争类国企,进一步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财务指标分析等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格力电器混改的动因及混改后的绩效评价。首先,论文对竞争类上市公司混改的现状与竞争类混改的政策进行了系统整理。其次,介绍了参与格力混改的主体,对格力混改的动因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对格力混改后所取得的市场反应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改善进行了绩效分析。最后,针对案例所得到结论为其它竞争类国企混改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次混改完成后,格力电器有望在高瓴资本的帮助下,更好地实现科技化、多元化、全球化的战略转型。格力混改项目的平稳落地,意味着高瓴资本与格力电器将共同参与到新一轮混改进程当中,借助民营资本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产业资源进一步推动创新,逐步完善地方产业结构,促进国有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全面客观地对案例对象进行分析讨论,得出了以下结论:（1）竞争类国企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政策助力有利于混改平稳落地。（2）竞争类混改有利于完善股权结构,获得战略资源,提高公司经营效率。（3）竞争类国企的发展离不开具备强烈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市场化激励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刘凤文竹[7]（2020）在《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文中认为技能及其与组织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技能传递自工业革命以来便成为现代工厂发展的重要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技能传递成为影响中国国企培养技术工人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环节。新世纪初期,面对中国制造业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在总结地方性经验的基础上,依托国家人才战略规划与政府制度性力量的推动,我国诸多行业内成立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并且在国企工厂中尤为典型,它是集传艺带徒、技能攻关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性组织,其出现不仅意味着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也对工人技能形成与传递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拟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通过对C市某高铁制造企业K厂若干“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田野调查,从工业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及有效运转所依托的社会性,循着“环境—组织—关系”的研究框架,努力从总体上和多角度地对这一独具特色的组织形态展开研究,并对技能短缺背景下中国国企组织内部形态变迁及其对技能形成与传递的影响作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提炼与概括。首先,本文从宏观视角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及企业环境展开研究。技能大师工作室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情况下,面对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依托于一定地方性组织经验,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此外,大师工作室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企业为其提供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是嵌入于企业既有制度体系之中并与之互补与融合共生的: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集技能培训、技术攻关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技能提升平台,其嵌入有助于厂内既有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发挥,因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基于技能等级分层与提升而进行差异化激励的;另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一种非行政建制性组织,本身缺乏足够的激励与奖励机制,需要嵌入既有制度并与组织内部分配问题、升迁问题及职业流动等问题关联后才得以发生最大效用,由此内部劳动力市场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内部缺乏有效劳动激励的局限,激发了工人群体的积极性与参与热情,促进了大师工作室的制度活力与影响力,在适应既有制度的过程中使得双方均得到了整合与升级。其次,在理解技能大师工作室及其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追问和回答宏观制度环境对形塑其生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还应从微观层面上注意到,技能大师工作室并非是工厂内部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工作团队,而是一种具有极强整合能力与平台性质的组织,并与厂内既有“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发生着复杂的关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工厂普遍实行以“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对工人进行组织与管理,同时也成为工人技能培训与形成的基本组织结构,导致技能传递主要是在一定的行政生产单元内进行,技能资源相对单一,传递边界较为封闭。伴随着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立,企业内既有的技能传递的组织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形成了以“班组+工作室”的重层结构模式。这种技能传递的复合组织结构,并不是班组元素与工作室元素的简单相加过程,而是充满了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师工作室是将原有一线高技能工人按照技师及以上级别进行筛选与重新组合,其选择范围跨越了班组、工段甚至是车间,打破了既有的纵向垂直范围,有的工作室还吸纳专业技术人员、科研院校等相关主体加入其中,其着眼点在于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生产联结关系,该模式更具多元主体性;第二,从技能传递方式上看,扩展了技能传递的渠道,大师工作室作为一个高水平工人的团体,不仅能够对一线工人进行“拔高式”的培养,并能够以工作室的名义集中工人技能资本承接工厂重要的技能攻关项目、帮助行政部门举办技能大赛,还能通过资源引入的方式突破以往班组培训模式的相对单一性,其中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第三,从组织属性上看,该重层模式是将带有行政性质的纵向结构与带有非行政性质的工作室有机结合,使传统的纵向体系逐步转化为纵横联合的、具有交叉性的复杂格局,这种模式对于以往的组织形式的最大突破在于,通过多方资源引入与重组生成了一种具有平台性质与整合能力的组织,同时作为一种“技能共同体”也使得工人的自主性与主体性在技能传递中明显凸显,具有典型示范的意义。最后,作为企业内一种特殊类型的组织,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在既有关系的基础上呈现出了多种新的互动形态,使工厂内原有的技能传递关系更为复杂化,其中师徒制改革下师傅与徒弟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具代表性。从表面上看,师徒二人的关系似乎是通过技能的“传”与“承”建立起来的,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这样简单的范畴,而是具有较为复杂的互动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间有建立在利益互酬关系上的“吸引与亲和”;有由于师徒合同短期化带来的“浅关系”;有由于徒弟数量膨胀导致传递关系上的“差序格局”化;也有从工作室工作角度而产生的师徒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此外,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之间双向互惠与博弈并存,而工作室外普通一线生产工人对于工作室的“不参与”与“积极联系”也成为企业内部互动关系的重要方面。上述多面向的关系互动和态度取向构成了工厂内真实的关系形态,不仅使得技能形成与传递被编织在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同时也对企业技能传递关系的治理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笔者认为,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国企内新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是受到宏观社会环境、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者群体的行为选择等多元因素影响的过程,因此,只有同时将环境、组织与关系纳入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为其提供全面的分析。在这一意义上,本文通过“环境—组织—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全面认识以技能大师工作室出现为代表的国企内部组织形态变迁,并在此理解与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这种组织模式变迁对于技能形成与传递有效性的影响。
李明敏[8]（2020）在《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在国企深化改革背景下,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旨在通过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深度融合,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形成灵活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以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国有资本基于政府权力的制度逻辑与非国有资本的财产权利逻辑之间存在冲突,尽管很多国企在资本结构上早已实现混合所有的形式,但政府干预力度并未减弱,行政垄断体制并未打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治理仍面临“玻璃门”、“弹簧门”及“旋转门”等制度障碍,存在丧失话语权的担忧,导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效应。可见,赋予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实际控制权,对于缓解非国有资本对“混而不合”的担忧,提高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进而促进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至关重要。董事会作为重要的决策机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股东可通过董事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文探讨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明晰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发挥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以期为混改国企通过为非国有股东配置董事会权力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提供理论借鉴。具体地,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1）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非国有资源与国有资源的优势互补性,明晰了国企混改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继而引入资源依赖理论,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了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并在治理结构视角下分析了董事会权力来源于股权,为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奠定理论基础。（2）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关系,对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作用强度的差异,并基于这一强度差异,在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逻辑下引出“超额委派董事”概念,进而探讨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3）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别从资产运营效率和经理管理防御两方面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在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混改后产生资源禀赋效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通过提升混改国企的资产运营效率,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在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在混改国企治理中发挥权力制衡效应,通过抑制混改国企的经理管理防御,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4）为进一步深化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机理研究,从国有股东控制度入手,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与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协同互补效应,基于治理结构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治理制约效应。随着国有股东控制度的增加,治理制约效应逐渐增强,协同互补效应先增强后减弱,使得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正向关系发挥先正后负的双重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与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以往文献针对异质股东的关系研究,大多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治理结构视角探讨异质股东之间的对立制衡关系。在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求不同所有制资本发挥协同效应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优势互补效应和权力制衡效应,实现了异质股东关系的对立与统一,有助于拓展异质股东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进而为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所有制资本的有效融合提供理论指导。第二,在现有研究分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与经济后果直接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从经理管理防御与资产运营效率两方面深入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并考察了国有股东控制度对两者关系强度的影响效应,以明晰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作用机理,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治理结构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关系研究,并为国企混改实践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建议。第三,不同于以往研究对董事会内部权力结构的关注,本文结合新一轮混改背景下混改国企中出现的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超额配置特征,深入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差异性,并进一步细化地考察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丰富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因素探讨。
王聪[9]（2020）在《中国国企改革中的双层股权结构设计》文中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家特殊管理股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的。国家特殊管理股包含双层股权结构、“金股制”模式等可行路径,从股权内涵的角度考虑,国家特殊管理股应为双层股权结构。双层股权结构借由特殊的表决权分配模式可以很好地平衡混合所有制下国企改革的社会政策目标与经营目标之间的冲突;实现国有资本淡出的同时,国家对特殊行业的国企仍保有控制权。虽然双层股权结构存在固有的弊端,但不能忽略其引入对国企改革带来的积极作用。如何设计出适合国有企业改革的双层股权结构模式及相应配套制度,是本文研究解决的主要内容。本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不同时间段及宏观与微观层面的改革目标,用数据分析法对国企改革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然后,探讨了特殊管理股之下的双层股权结构与“金股制”模式两种改革路径,从历史沿革、法理基础、结构特征等角度对两种改革路径进行比较分析,并做出将双层股权结构引入国企改革的选择;其次,基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现状分析将双层股权结构引入国企改革中产生的积极意义以及实施过程的潜在风险;再次,从立法、理论、实践多角度对双层股权结构引入国企改革中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同时也提出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本文最后提出,要将双层股权结构引入我国国企改革当中,必须要建立有效的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提出相应的制度建议。主要包括:立法对双层股权结构给予肯定、创设适用范围、超级表决权等相应的约束性规定;完善包括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和保护国有财产民事公益诉讼在内的国有资产保护制度;推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加速建立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来对中小股东权利进行进一步的保护。通过相应的制度设定,来为国企改革采用双层股权结构模式保驾护航。
董少明[10]（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指出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二、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比较及对国企的影响和借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比较及对国企的影响和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1）国有企业并购的长期投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并购的概念与类型 |
| 一、并购的概念 |
| 二、并购类型 |
| 第二节 并购的动因与相关理论 |
| 一、传统并购理论 |
| 二、国有企业并购理论 |
| 第三节 企业长期投资的内涵演变 |
| 一、投资的基本含义与企业长期投资 |
|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企业长期投资内涵的扩展 |
| 三、技术创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企业长期投资内涵的扩展 |
| 四、企业长期投资对象的演变 |
| 第四节 并购与企业长期投资的关系 |
| 一、企业长期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 |
| 二、企业并购与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 |
| 三、企业并购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
| 四、企业并购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相关研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与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说 |
| 第四章 并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 |
| 一、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探索阶段(1978-1992 年) |
| 二、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突破阶段(1992-2002 年) |
| 三、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完善阶段(2002-2011 年) |
| 四、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深化阶段(2012 年至今) |
| 五、国有企业制度特征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并购现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企并购对国企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计量方法 |
| 三、计量模型 |
| 四、人力资本的度量 |
| 五、其他重要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结果 |
| 二、平衡性检验 |
| 三、国企并购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基准回归结果 |
| 四、国企并购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效应 |
| 五、分组检验 |
| 六、稳健性检验 |
| 七、机制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企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计量模型 |
| 三、创新的度量 |
| 四、其他重要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结果 |
| 二、平衡性检验 |
| 三、国企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 |
| 四、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动态效应 |
| 五、分组检验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企并购对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计量模型 |
| 三、生产率的测算 |
| 四、其他重要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结果 |
| 二、平衡性检验 |
| 三、国企并购对企业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
| 四、国企并购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效应 |
| 五、分组检验 |
| 六、稳健性检验 |
| 七、机制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并购样本公司明细 |
| 附录B:生产率逐年匹配结果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3）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股权激励案例分析 ——以中国联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股权激励的研究 |
| 1.2.2 关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国企混改下股权激励的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基本框架 |
| 2 国企混改下的股权激励概述 |
| 2.1 国企混改及股权激励的相关概念 |
| 2.1.1 混改所有制经济 |
| 2.1.2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1.3 股权激励的含义 |
| 2.1.4 股权激励的模式 |
| 2.2 国企混改对国企实施股权激励的影响分析 |
| 2.2.1 混改政策为国企实施股权激励提供了制度保障 |
| 2.2.2 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使股权激励动机更加纯粹 |
| 2.2.3 法人治理结构的改善使股权激励方案得以顺利实施 |
| 2.2.4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提升了员工参与股权激励的信心 |
| 2.3 国企混改下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 |
| 2.3.1 人力资本理论 |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3 激励理论 |
| 2.3.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 中国联通混改下实施股权激励的案例分析 |
| 3.1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介绍 |
| 3.1.1 行业状况 |
| 3.1.2 公司简介 |
| 3.1.3 混合所有制改革概况及影响 |
| 3.1.4 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 |
| 3.2 中国联通混改下股权激励的动因 |
| 3.2.1 改善公司治理问题是大势所趋 |
| 3.2.2 健全长期激励机制以激发员工活力 |
| 3.2.3 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支撑业务创新发展 |
| 3.2.4 提升企业市场价值及财务绩效 |
| 3.3 中国联通混改下股权激励的具体方案 |
| 3.3.1 股票来源与授予价格 |
| 3.3.2 激励对象与授予数量 |
| 3.3.3 激励模式、期限与解锁条件 |
| 3.3.4 资金去向与退出机制 |
| 3.4 中国联通混改下股权激励方案的特点 |
| 3.4.1 激励对象的选择与公司发展战略相匹配 |
| 3.4.2 从企业自身出发选择适合的激励模式 |
| 3.4.3 期限设置注重员工中长期激励 |
| 3.4.4 业绩解锁条件兼具挑战性及合理性 |
| 4 中国联通混改下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及作用路径 |
| 4.1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前后的激励效果分析 |
| 4.1.1 公司治理效果分析 |
| 4.1.2 员工情况分析 |
| 4.1.3 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
| 4.2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前后的企业经营绩效分析 |
| 4.2.1 市场反应分析 |
| 4.2.2 财务绩效分析 |
| 4.3 股权激励计划产生激励效果的作用路径分析 |
| 4.3.1 股权激励改善公司治理的作用路径 |
| 4.3.2 股权激励激发员工活力的作用路径 |
| 4.3.3 股权激励提升研发创新能力的作用路径 |
| 5 结论与启示 |
| 5.1 中国联通混改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结论 |
| 5.1.1 混改为股权激励创造了良好的实施环境 |
| 5.1.2 股权激励提升了股权制衡度及降低了代理成本 |
| 5.1.3 股权激励优化了员工结构及提高了人均绩效 |
| 5.1.4 股权激励增加了研发产出及拓展了创新业务 |
| 5.1.5 股权激励提升了企业价值及财务绩效 |
| 5.2 对国企在混改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启示 |
| 5.2.1 抓住混改的机遇积极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
| 5.2.2 根据企业战略定位选择合适的激励对象 |
| 5.2.3 从企业自身出发选择合适的激励模式 |
| 5.2.4 期限设置要注重中长期激励 |
| 5.2.5 业绩解锁条件需兼具挑战性及合理性 |
| 5.2.6 完善国企混改下实施股权激励的相关政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国企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中国联通、东方航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 |
| 2.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战略投资者 |
| 2.3 战略投资者与盈余持续性 |
| 2.4 盈余持续性的计量与影响因素 |
| 2.5 文献综合述评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3.1 相关基本概念 |
| 3.1.1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3.1.2 战略投资者 |
| 3.1.3 盈余持续性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委托代理理论 |
| 3.2.2 投资效率理论 |
| 3.2.3 股东积极主义理论 |
| 3.2.4 协同效应理论 |
| 3.2.5 理论研究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理论分析 |
| 4.1 国企混改模式分析 |
| 4.2 引入战略投资者背景与动机分析 |
| 4.3 引入战略投资者现状分析 |
| 4.4 战略投资者对公司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4.1 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类型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
| 4.4.2 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动机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
| 4.4.3 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特点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
| 4.4.4 引入战略投资者后改革措施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案例分析 |
| 5.1 案例介绍 |
| 5.1.1 案例选取理由 |
| 5.1.2 案例介绍 |
| 5.2 影响机制分析 |
| 5.2.1 引入动机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
| 5.2.2 引入战投的特点和类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
| 5.2.3 引入后的改革措施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
| 5.3 混改效果分析 |
| 5.3.1 中国联通的盈余持续性 |
| 5.3.2 东方航空的盈余持续性 |
| 5.4 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研究 ——以中国联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企业绩效角度研究国企混改 |
| 1.3.2 政治角度研究国企混改 |
| 1.3.3 获得公司控制权和薪酬制度角度来研究国企混改 |
| 1.3.4 投资效率角度研究国企混改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主要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1.2 企业绩效 |
| 2.2 国企混改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司治理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4 产权理论 |
| 3 国企混改现状分析和混改机理研究 |
| 3.1 国企混改的历程和发展现状 |
| 3.1.1 我国国企混改历程 |
| 3.1.2 国企混改现状 |
| 3.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分析 |
| 3.2.1 运营成本高,运营效率低 |
| 3.2.2 管理体制僵化,缺乏专业人才 |
| 3.2.3 准入门槛高,股权结构不合理 |
| 3.3 国企混改路径和影响企业绩效机理研究 |
| 3.3.1 路径研究 |
| 3.3.2 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研究 |
| 4 混改企业案例介绍—中国联通 |
| 4.1 案例公司介绍 |
| 4.2 中国联通混改历程 |
| 4.3 中国联通混改的动因及混改方案 |
| 4.3.1 混改动因 |
| 4.3.2 中国联通混改方案 |
| 5 中国联通混改财务绩效分析 |
| 5.1 财务绩效四个能力指标分析 |
| 5.1.1 盈利能力分析 |
| 5.1.2 营运能力分析 |
| 5.1.3 偿债能力分析 |
| 5.1.4 发展能力分析 |
| 5.2 EVA企业绩效分析 |
| 5.2.1 NOPAT |
| 5.2.2 资本总额 |
| 5.2.3 EVA经济增加值 |
| 6 研究结论和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了协同效应 |
| 6.1.2 改善了股权结构,建立了多元化股权结构 |
| 6.1.3 提升了公司绩效,增强了综合竞争力 |
| 6.1.4 改善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了人才引进机制 |
| 6.2 巩固混改成果的建议 |
| 6.2.1 选择正确的混改路径 |
| 6.2.2 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
| 6.2.3 建立高效的管理体制和员工激励机制 |
| 6.2.4 选择具有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者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竞争类国企混改动因和绩效分析 ——以格力电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 创新点及不足 |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文献综述 |
| 3 竞争类国企混改现状及家电行业分析 |
| 3.1 竞争类国企混改现状 |
| 3.2 行业分析 |
| 4 格力电器混改案例分析 |
| 4.1 案例选择 |
| 4.2 交易主体简介 |
| 4.3 格力混改事件概述 |
| 4.4 混改方案的设计分析 |
| 5 格力电器混改的动因分析 |
| 5.1 借助政策助力,国有资本寻求转型 |
| 5.2 市场竞争激烈,经营环境日趋复杂 |
| 5.3 减轻经营负担,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 |
| 5.4 补充产业链短板,注重“产业赋能”实力 |
| 6 格力混改后的绩效分析 |
| 6.1 市场反应绩效分析 |
| 6.2 混改后公司治理绩效分析 |
| 6.3 混改成效的机理分析 |
| 7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案例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高技能工人短缺制约产业升级发展 |
| 1.1.2 技能供需矛盾背景下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诞生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技能传递”的含义及理论依据 |
| 1.3.2 “技能大师”的界定 |
| 1.3.3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概念与分类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现实意义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安排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从工作室制引发出来的问题 |
| 2.1.1 工作室制的起源及基本特征研究 |
| 2.1.2 不同学科对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研究 |
| 2.2 工人技能形成问题综述 |
| 2.2.1 关于技能的差异性理解 |
| 2.2.2 从劳资斗争探讨技能问题:西方劳动过程理论 |
| 2.2.3 师徒制研究的三种路径 |
| 2.2.4 技能形成的国家（地区）体系与国际比较 |
| 2.3 工厂制度下组织和关系变迁研究综述 |
| 2.3.1 关于组织模式变迁的总体研究 |
| 2.3.2 西方工厂制度下的组织研究 |
| 2.3.3 苏联的工厂组织模式研究 |
| 2.3.4 中国国企组织模式研究 |
| 2.4 以往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2.4.1 学术贡献 |
| 2.4.2 研究局限 |
| 第三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社会环境及过程 |
| 3.1 国企技能供需的矛盾与困境 |
| 3.1.1 技能短缺痼疾之源 |
| 3.1.2 国企内外部技能形成方式的非均衡性变化 |
| 3.2 国企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地方探索与国家介入 |
| 3.2.1 “类工作室制度”的地方性探索 |
| 3.2.2 国家介入: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生成及制度性推广 |
| 3.2.3 国家对技能大师的身份建构 |
| 3.3 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形成过程 |
| 3.3.1 早期探索: 工人自发组织“高铁技术沙龙” |
| 3.3.2 工作室雏形: 企业建立“金蓝领工作室”及“首席操作师工作站” |
| 3.3.3 国家授牌: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正式成立 |
| 第四章 企业环境与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体系的构建 |
| 4.1 企业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制度管理 |
| 4.1.1 性质定位: 非行政建制性创新团队 |
| 4.1.2 平台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功能复合性与生产嵌入性 |
| 4.1.3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柔性激励与弱退出机制 |
| 4.2 制度关联: 内部劳动力市场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运行 |
| 4.2.1 分层与晋升机制: “操作师”与“技能专家”评聘制度 |
| 4.2.2 激励机制与导师带徒绩效化 |
| 4.3 关于技能大师工作室有效运行的讨论 |
| 4.3.1 一种“柔性制度”: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属性的理解 |
| 4.3.2 与企业技能晋升制度关联: 由“身份性才报酬”到“行为性才报酬” |
| 4.3.3 企业的技能提供制度: 国企与国家在培训上的同一性 |
| 第五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的组织形态转换 |
| 5.1 班组制: 国企技能传递的传统组织形态 |
| 5.1.1 班组制下技能传递的具体形态 |
| 5.1.2 班组权力结构、动员能力与技能传递 |
| 5.2 “班组+工作室”模式: 国企技能传递的“重层结构” |
| 5.2.1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多元主体结构 |
| 5.2.2 作为“平台”的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对班组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
| 5.3 对工作室制度下技能传递组织形态转换的讨论 |
| 5.3.1 “跨界兼职”: 技能大师工作室组织结构的多元性 |
| 5.3.2 从“班组制”到“班组+工作室”模式转换的影响 |
| 5.3.3 对工人主体性的发挥与“技能共同体”的营造 |
| 第六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形态的展开 |
| 6.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关系变迁 |
| 6.1.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传统关系 |
| 6.1.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的变动 |
| 6.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的技能传递关系形态分析 |
| 6.2.1 师傅与徒弟的关系 |
| 6.2.2 工作室成员与工作室外普通工人的关系 |
| 6.2.3 技能大师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的关系和互动 |
| 6.3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关系的特征及评价 |
| 6.3.1 工作室场域下的师徒关系: 从“二元关系”到“发展性网络” |
| 6.3.2 技能传递的“公”“私”分离 |
|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 |
| 7.1 企业组织形态变动与技能传递模式的变迁 |
| 7.2 “环境—组织—关系”框架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
| 7.3 进一步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K厂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统计名单及情况汇总 |
| 附录二:访谈者编码 |
| 附录三:访谈提纲 |
| 附录四: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导师带徒合同样本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8）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混合所有制企业 |
| 1.2.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 |
| 1.2.3 资产保值增值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 |
| 2.1 董事会权力的文献综述 |
| 2.1.1 董事会权力配置 |
| 2.1.2 董事会权力测度 |
| 2.1.3 董事会权力结构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2 国企混改经济后果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企混改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2.2 国企混改经济后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经济后果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1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权对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3.2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1.1 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互补性分析 |
| 3.1.2 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1.3 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 3.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内涵分析 |
| 3.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逻辑 |
| 3.4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发挥治理效应的博弈分析 |
| 3.5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机理 |
| 3.5.1 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 |
| 3.5.2 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 |
| 3.5.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调节因素分析 |
| 3.6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论模型 |
| 4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 |
| 4.1 假设提出 |
| 4.1.1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
| 4.1.2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非国有股权的作用强度对比 |
| 4.1.3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非对等配置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实证模型构建 |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3.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作用强度对比的实证检验 |
| 4.3.4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5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内生性检验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路径分析 |
| 5.1 假设提出 |
| 5.1.1 股东资源视角下资产运营效率的作用路径 |
| 5.1.2 治理结构视角下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路径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实证模型构建 |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3.2 作用路径一:资产运营效率 |
| 5.3.3 作用路径二:经理管理防御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股东控制度的调节作用 |
| 6.1 假设提出 |
| 6.1.1 股东资源视角下的调节作用分析 |
| 6.1.2 治理结构视角下的调节作用分析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实证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3.2 国有股东控制度发挥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 |
| 6.3.3 国有股东控制度发挥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3 创新之处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9）中国国企改革中的双层股权结构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 本文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双层股权结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选择 |
| 三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企改革的目标与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企改革的目标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的现实困境 |
| 一 民营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参与程度低 |
| 二 国有企业资本补充机制不完善 |
| 三 政府直接介入导致公司治理行政化 |
| 四 融资造成股权分散 |
| 第二章 双层股权结构与“金股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双层股权结构 |
| 一 双层股权结构的产生与发展 |
| 二 双层股权结构的法理分析 |
| 三 双层股权结构在中国民营企业中的实践 |
| 第二节 “金股制”模式 |
| 一 金股制的产生与发展 |
| 二 我国“金股制”实践探索 |
| 第三节 双层股权结构与“金股制”路径分析 |
| 一 对比双层股权结构与“金股制”模式的法律特征 |
| 二 双层股权结构与“金股制”模式的缺陷 |
| 三 双层股权结构与“金股制”模式的选择 |
| 第三章 国企改革引入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价值与实施风险 |
| 第一节 国企改革引入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价值 |
| 一 改善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 |
| 二 缓和控制权与融资之间的矛盾 |
| 三 保有国有股对关键行业的控制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引入双层股权结构的实施风险 |
| 一 影响投资者的决策 |
| 二 激化不同种类股东之间的矛盾 |
| 三 内部监督制度完善问题 |
| 第四章 国企改革引入双层股权结构的空间与障碍 |
| 第一节 国企改革引入双层股权结构的空间 |
| 一 我国立法与相关政策为双层股权结构的引入留有余地 |
| 二 中国证券市场实现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零的突破 |
| 三 学术界为双层股权结构的引入提供理论支持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引入双层股权结构的障碍 |
| 一 法律层面缺少明确的授权 |
| 二 国企改革中尚未有引入双层股权结构的先例 |
| 第五章 国企改革引入双层股权结构的法律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立法先行:为制度运行提供指引 |
| 一 “双层股权结构”法制化 |
| 二 创设双层股权结构在国有企业中运用的约束性规定 |
| 第二节 完善国有资产保护制度 |
| 一 双层股权结构下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 |
| 二 建议确立检察机关保护国有资产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
| 第三节 健全中小股东权利保护制度 |
| 一 完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
| 二 推动建立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比较及对国企的影响和借鉴（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并购的长期投资效应研究[D]. 叶小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
- [2]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国企混改后公司治理的影响 ——以国药集团为例[D]. 李雍楠. 广西大学, 2021
- [3]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股权激励案例分析 ——以中国联通为例[D]. 胡莹.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4]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国企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中国联通、东方航空为例[D]. 刘雯雯.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5]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研究 ——以中国联通为例[D]. 胡汇成.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6]竞争类国企混改动因和绩效分析 ——以格力电器为例[D]. 刘得海.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7]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D]. 刘凤文竹. 吉林大学, 2020(01)
- [8]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D]. 李明敏. 西安理工大学, 2020
- [9]中国国企改革中的双层股权结构设计[D]. 王聪.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10]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标签：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论文; 国企论文; 联通混改论文; 混改论文; 纵向并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