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视过热趋势 防止经济波动──访着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论文文献综述）
张琦[1]（2021）在《“巴山轮会议”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文中提出1985年9月2日至7日的"巴山轮会议",是在改革开放的重要时间节点召开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会。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4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仍以传统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为主,同时现代西方经济学再次传入中国,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仍是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巴山轮会议召开的大背景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直接背景是1984年底到198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势头。此外,当时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争论也构成了"巴山轮会议"召开的知识背景。参加会议的外方专家,围绕"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及"经济转轨中的相关问题"作了充分的介绍和讨论,他们对中国当时正在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和稳定经济政策表示赞赏。巴山轮会议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及宏观调控的争论仍在继续,但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范式开始悄然转换,从传统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逐步转向现代宏观经济学。贯穿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关于"保增长"与"反通胀"的争论,实质上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关于"高速度"和"按比例"之争新的表现形式。
王薇[2]（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提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刘志永[3]（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林明灯[4]（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刘震[5]（2020）在《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杠杆陷阱描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政策选择困境。如果放任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继续上升便是埋藏了未来发生债务危机的定时炸弹,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反之,如果对杠杆率的上升加以政策干预,则有可能因为信贷供给紧缩或者融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短期经济稳定,一定程度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似乎陷入了高杠杆陷阱（黄益平,2016）。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我国非金融部门为对冲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冲击进入加杠杆阶段,其中家庭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均在危机后显着提高。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以较快的速度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引发社会各界和政府决策部门重视高杠杆问题的原因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以来不断阶段性下滑的经济增长率。当经济增长速度经历持续下行区间时,对于杠杆率较高的非金融企业来说,其产生的利润难以覆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所以企业可能会选择借新债还旧债,这样会导致经济中庞氏债务人的比重不断提高,宏观经济运行风险不断上升。如果处置不恰当则可能会产生2007至2009年美国“大衰退”式的经济衰退,甚至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式的长期经济增长停滞。从实际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入手,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递进有序的研究了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相关问题。本文研究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我国是否存在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其二,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会有何种影响?其三,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是否可以有效地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解答上述—系列问题对于实现结构性去杠杆以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中长期目标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本文第二章关注的是我国是否存在非金融部门债务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利用横向跨国比较和纵向历史比较等方法分析我国杠杆率的发展演变以及分布特征。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发现,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已经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并且已经逼近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家庭、非金融企业和政府等实体经济部门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在不断缩小。然后,在假设长期均衡杠杆率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条件下,利用包含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而测度我国各个实体部门和整个非金融部门的长期均衡杠杆率,利用该长期均衡杠杆率判断是否存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主要结论有:首先,通过对比三个实体经济部门和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长期均衡方程和短期均衡方程可知,收入水平、政府规模和实际汇率是影响三个实体经济部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杠杆率的共同因素,人口因素、房地产价格和贷款利率是仅影响家庭部门以及非金融企业部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杠杆率的结构因素。其次,将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与各部门实际杠杆率进行比较后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大幅度高于长期均衡值,说明非金融企业由于“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等问题积累了较多的债务风险和潜在隐患;政府实际杠杆率接近长期均衡值,说明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家庭杠杆率持续向长期均衡水平收敛,所以家庭继续加杠杆的空间越来越小。无论是从加杠杆速度还是债务存量等角度来说,导致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快速增加的杠杆率。第二章通过相关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说明不同部门杠杆率的变化都与宏观经济运行息息相关,而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各部门的均衡杠杆率。但是,尚未说明杠杆率变动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和强度。所以,第三章关注的问题是我国非金融部门及单个部门杠杆率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和强度,也希望能够揭示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对我国非金融部门和各个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影响。为了分析该问题,本章利用我国1996年1季度至2018年2季度的宏观数据构造TVP-SV-SVAR模型分析了各部门杠杆率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冲击,通过第三章的实证分析发现杠杆率的外生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典型的总需求冲击特征,即刺激经济增长加速的同时也带来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但是,加杠杆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短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杠杆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中长期影响力将逐步减弱。实证分析也说明单纯依靠紧缩货币政策不一定能够实现降低杠杆率的目的,反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或者保持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可能途径。第二章通过长期均衡杠杆的概念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的现实问题,第三章又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说明杠杆率的上升会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导致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但是,加杠杆行为具有不可持续性,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所积累的金融风险终会通过各种形式暴露出来。基于现代宏观经济学“宏观现象与微观基础”的研究理念,本章选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从微观个体层面的经济行为出发,构造宏观总量层面上的动态经济学模型并将该模型用于研究高杠杆下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和面临不利冲击干扰时高杠杆经济体自我调整和自我稳定的能力。通过第四章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发现,高杠杆稳态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标准差显着大于低杠杆稳态的情况。除了要重视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危害,也要重视家庭加杠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危害。主要原因在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以后资金可用于生产也可用于投机,但是家庭部门加杠杆更多是投资房地产而房地产具有泡沫资产的属性,泡沫资产并不会创造新的价值只会引发投机浪潮,所以给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高杠杆稳态下基于家庭效用函数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小于低杠杆的情况,进一步说明在高杠杆情况下宏观经济波动总体大于低杠杆的情况。另外,通过外生冲击模拟对经济活动的各种扰动可以说明高杠杆稳态的经济体总产出水平波动性显着大于低杠杆稳态的情况,并且低杠杆稳态下价格和名义汇率等名义变量灵活调整可以吸收部分外生冲击对实际变量的影响。当经济体的债务杠杆水平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时,遭遇不利因素冲击后,高杠杆经济体表现出抗风险能力差、自我稳定能力弱的特征。严重依赖间接融资的经济结构本身极易发展成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成为悬在稳定经济增长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前文分析说明了中国经济高杠杆问题的存在性、杠杆率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存在的潜在风险之后,本文的第五章关注是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在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效果和途径。基于前三章的研究可知,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而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所有制经济结构特征。本章构造了一个包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两部门开放经济DSGE模型分析如何利用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有针对性的抑制上游国有企业继续快速加杠杆,从而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通过DSGE模型的模拟发现,杠杆率贷款税作为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高杠杆高债务问题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债务融资结构不均衡现象。在稳态层面上,在杠杆率贷款税的干预下,贷款资金由生产率相对偏低的上游国有企业部门转移到了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下游民营企业,贷款资金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再分配作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阶梯型上升趋势。在动态转移的情况下,杠杆率贷款税的资金再分配作用—方面通过“看不见的手”筛选投资项目质量,另—方面抑制国有企业部门新增贷款速度,从引导贷款资金从国有企业部门流向民营企业部门,即可以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困境,也可以改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并提高资本金的积累。此外,以杠杆率贷款税作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工具,在该政策工具的干预下由家庭效用函数为基础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明显增进,说明该项政策干预可以起到稳定经济波动与金融波动的作用。同时,第五章也涉及了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协调问题,主要结论为:在供给侧冲击的干扰下,应该优先选择“松货帀+严监管”的中性稳健的政策组合。另外,在宏观经济政策锚定变量选择问题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盯住金融稳定（国企新增贷款和资产价格增长率作为锚定变量）,而货币政策应盯住经济稳定（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锚定变量）。通过本文的研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定和调整有三点启示:第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单纯依靠紧缩性货币政策无法完成去杠杆以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反而会引起经济活动紧缩导致杠杆率不降反升。原因是紧缩货币政策会抑制总需求,从而降低总产出水平使得作为杠杆率分母的名义GDP缩小,同时由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下行使得企业利润降低从而难以覆盖债务的本金或利息,因此企业会倾向于借新债还旧债。根据我国当前债务分布和组成结构情况,应当向产业链上游的非金融企业中的高杠杆运行的国有经济成分征收额外的杠杆贷款税,即通过增加高杠杆运行的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抑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借债的动机。杠杆贷款税可以作为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使用。同时,应重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合作,应避免出现政策效应叠加的情况出现。在货币政策应盯住经济稳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盯住金融稳定条件下,有效的方法是构造“松货币+严监管”的中性稳健政策组合模式,从而取代“紧货帀+严监管”的双重紧缩政策组合,从而能够实现稳定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波动的双重目的。第二,治理非金融企业部门高杠杆问题时,应该同时加强对政府部门负债行为的约束,体现在规范化和制度化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手段。就目前来说,政府债务虽然没有爆发债务违约的风险,但是也要注意公共部门债务扩张对私人部门资金的挤占。除此之外,应该重视改进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锦标赛制度和以GDP为纲的官员政绩评价标准是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依靠举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主要原因。所以,应该制定更加科学的地方官员政绩考评体系,降低GDP等指标的贡献权重,同时将地方政府杠杆率作为考评标准纳入考评体系,从而抑制地方政府官员依靠债务融资短期快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逐利动机。第三,警惕家庭加杠杆。根据本文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传导机制分析可知,家庭部门加杠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力不亚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进入房地产市场投资的行为将会推动房价上升并且挤出消费。房地产具有泡沫资产的属性容易引发投机行为引起金融波动,而家庭债务的增加会挤占家庭的现金流,从而挤出消费会导致总需求紧缩从而容易导致总产出下降。在家庭继续加杠杆的空间日趋饱和的今天,房地产市场过热是引起家庭加杠杆的动因,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摇。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局部调整模型的建模思路,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构造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经过变换得到关于杠杆率的短期均衡方程和长期均衡方程。在给定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条件下,利用杠杆率的长期均衡方程测度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利用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判断当前实际杠杆率是否存在偏低或者偏高的问题。从数量上讲,2012年以后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上涨主要是由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导致的。经测算可知,非金融企业部门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杠杆率可能是由“脱实向虚”或者“资金空转”等问题导致的。第二,在结构性去杠杆过程中释放的潜在债务风险与全球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本文构造的DSGE模型包含信贷市场的金融摩擦又包含国际经济部门的外部冲击。在构造金融摩擦方面,同时刻画了信贷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面临的金融摩擦。特别是针对资金需求方,分别考虑了家庭负债和企业负债、国有企业负债和民营企业负债的区别与联系。在国际经济部门方面,刻画了来自世界金融市场的波动（世界利率波动）和外部需求的变化（进出口贸易）给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外部冲击。第三,本文通过包含微观基础的定量宏观经济学模型,在刻画了非金融企业部门所有制二元经济特征的情况下,研究了杠杆贷款税做为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果、传导机制以及杠杆贷款税与货币政策利率之间的政策协调和政策叠加问题。本文认为向产业链上游的非金融企业中的高杠杆运行的国有经济成分征收额外的杠杆贷款税,通过增加高杠杆运行的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可以抑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借债的动机,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结构性去杠杆的目的。
张宁昕[6]（2020）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明显的台阶式下降,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问题日益引起学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学界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具体是多少一直存在争议,也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对于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存在性、决定因素、确定标准、测算方法等研究还有待完善和拓展。本文研究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存在性。论文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波动性、规律性以及经济增长的可能和需要等方面,探讨了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存在性问题,并依据发达国家制定经济增长率目标的经验做法,说明了各国提出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是存在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第二,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决定因素和确定标准。论文从经济增长的可能和需要及总供求平衡出发,讨论了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决定因素,并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分析判断,提出了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确定标准。第三,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方法和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具体测算。论文根据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确定标准,从发挥经济增长潜力、保持供需大致均衡、维持适度通货膨胀三种思路出发,构建了测算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理论模型,以就业率、潜在产出、潜在产出增长率、通货膨胀率适度区间作为主要决定因素,测算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论文以潜在产出为决定因素,构建了基于经济增长潜力的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理论模型,在使用生产函数法测算我国潜在产出水平时,注意区分了生产要素的实际利用率和潜在利用率,更为准确地测算了我国潜在产出水平,并以此为依据测算了基于经济增长潜力的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根据估算结果,2016年至2018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处于由经济增长潜力决定的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范围内。本文认为这三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促进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要素利用水平向充分利用水平趋近,使经济增长潜力得到更有效地利用,同时也能够保证经济产出在短期内不会超过由经济增长潜力所能承受的最大产出水平。论文运用需求导向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探讨了当需求主导经济增长时,供给能力调整是如何适应需求变动和引导的,并以此为依据测算了由供需均衡增长路径决定的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所能达到的最大值为8.2%。对比近年来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数据后,本文认为这一估计较为符合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情况。论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反映产出增长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成立的。并且依据产出增长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对应变动关系,在选取通货膨胀适度区间后,估算得出了基于通货膨胀压力的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根据估算结果,论文认为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大多数年份符合保持适度通货膨胀的要求。综合考虑上述三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结果,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潜力决定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下限,适度通货膨胀决定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上限,而需求增长率的最大值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刚性约束。综合本文的测算结果,2017年和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分别是[5.8%,7.5%]和[6.0%,7.4%]。论文认为处于这一区间内的经济增长率,既有利于发挥经济增长潜力,又能满足需求增长可能性的约束,也不会带来过高的通货膨胀。
曾永良[7]（2019）在《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确理解和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比较流行的是需求侧分析,即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分析总需求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仅仅从需求的角度对经济形势进行短期的静态分析,难以为我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经济下行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经济形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而更应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寻求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和应对办法,从供给侧层面看经济增长。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针对“怎么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流方案认为应该立足于西方经济学新古典模型中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供给（吴敬琏,2016）,即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要素驱动及其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调控目标,在明确经济增长预测目标的同时,把稳定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降低金融风险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如何从供给侧的角度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全面的判断和预测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统计,另一个是会计。正如从量子的角度解释量子通信如何改变通信方式并对信息革命产生决定性影响一样,会计就是从最微观层面影响和反映整个宏观经济（刘尚希,2016）。会计信息作为经济环境中重要的公共信息,对微观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及时客观地反映,其决策有用功能逐步得到拓展,其中预测经济前景是其拓展职能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会计信息的角度提出分析认识预测宏观经济的全新视角（Kothari et al.,2006;Shivakumar,2007;Konchitchki&Patatoukas,2014a;2014b;Arif&Lee,2014;Shivakumar&Urcan,2017;Rouxelin,et al.,2018;Ball et al.,2019;方军雄等,2015;罗宏等,2016;罗宏等,2017;肖志超、胡国强,2018等;孙坚强等,2018;2019）。随着会计和宏观经济研究的逐步趋同,有必要建立清晰的渠道,会计信息通过这些渠道映射到总体的宏观经济。由于整个宏观经济是由众多企业细胞和企业行为结合而成,经济产出（GDP、社会投融资、进出口、社会消费、物价水平等）是企业产出的加总（姜国华、饶品贵,2011）,同时从微观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资本（狭义）、劳动、技术是决定产出的几个重要因素,其配置情况直接体现经济主体资产质量及盈利质量的高低,进而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可见,微观企业要素资本（广义）的配置情况通过会计信息的反映,可以为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参照新古典模型中三大供给要素结构,从实物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四个方面出发,其中实物资本（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和金融资本（金融资产）对应于资本（狭义）要素、研发资本（研发支出）对应于技术要素、人力资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和应付职工薪酬）对应于劳动力要素,着重探讨基于企业汇总的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能力及其实现方式,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导论部分主要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背景,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介绍,最后指出本文的研究贡献。第二章,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资本配置、汇总资本配置信息、经济增长质量、宏观经济预测等相关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界定,对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及宏观经济预测的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在对会计信息宏微观决策有用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章,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理论分析。本章介绍本文研究的制度背景,在此基础上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因及其实现方式进行阐释。第四章,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去产能”和“去库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产能形成的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企业固定资产和存货这两项实物资本配置信息直接反映了经济主体的产能和产品库存状况,并与支出法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资本形成部分（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密切相关,从而可能为未来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提供增量信息。本章着重探讨企业汇总的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固定资产和存货）是否传递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信号,以及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实现宏观预测价值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汇总实物资本配置指标,尤其是汇总存货配置指标,包含了未来经济波动（包括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负向的预测能力;（2）这种效应对基于国有企业、行业竞争度较高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分割地区的企业进行汇总的实物资本配置指标更显着;（3）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分析显示,汇总实物资本配置的增加预示着经济主体未来盈利能力下降、行业景气程度降低及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这些结果表明实体企业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具有宏观预测价值,能直观地反映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第五章,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与实物资本相对的是金融资本,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下降,资本的供给侧“脱实向虚”的问题逐渐凸显。在企业资产负债中,金融工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对企业乃至宏观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最终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刘尚希,2019）。理论上讲,金融化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促进效应”,即金融化有助于提高资产的流动性,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在企业盈利下降的情况下,通过获取投资收益可以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从而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支持该假说的有“流动性效应”和“蓄水池效应”。另一种则是“挤出效应”或“替代效应”,即企业投资泛金融部门（金融、房地产业等）会减少其用于固定资产和研发投资等正常经营性资产投资的资金,从而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攫取”。这一观点得到了近期大量微观层面研究金融资本配置经济后果文献的支持。这种效应会导致经济增长结构呈现“去工业化”态势,大量包括人力资本和资金在内的生产要素从实体产业转移到泛金融部门,造成实体产业的空心化及生产效率的降低。基于此,本章探讨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大于促进效应,基于企业汇总的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传递了未来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效率降低的信号,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能力;（2）分组检验发现,基于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地区企业汇总的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着;在经济上行期,汇总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着,说明企业金融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能力及预测方向,因不同情境下企业金融资本配置动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3）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分析显示,汇总金融资本配置增加预示着实体经济未来主营业务利润率和生产效率下降、行业景气程度降低及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4）本章研究还发现,相比于金融资本与实物资本（固定资产和存货）比值,金融资本与研发资本比值的高低更能反映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状况。说明金融资本配置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为对技术创新投资的替代,由此对经济增长质量等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第六章,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实体企业创新效果直接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研发投资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增长方式、降低资源消耗率等提高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但制度缺陷和创新的吸收能力过低,可能导致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悖论”。从创新持续性角度看,已有文献对持续性创新的动因存在三种解释,如果“成功者更成功”和“学习效应”假说成立,创新持续性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体经济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最终体现为经济的高质量增长。相反,如果支持“沉没成本”假说,研发支出（创新）持续性的提高可能不会带来研发产出的增加,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可能不显着,如果创新投入不当,甚至还可能造成负面的经济后果。以汇总研发支出强度及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作为研发资本配置状况的替代指标,本章探讨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基于微观企业汇总的研发支出强度及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均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微观企业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能有效发挥经济增长质量的先行指示器作用。其中对于研发持续性的检验结果更支持“成功者更成功”和“学习效应”假说。第二,该预测作用对基于一般企业（VS.高科技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及知识产权保护较好地区的企业进行汇总的研发资本配置指标更显着。说明企业研发资本配置信息是否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质量,还有赖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能否保证企业研发投入发挥实际的经济效果。第三,汇总研发支出强度指标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优化经济增长结构、提升社会福利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而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增强则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及社会福利的改善。第七章,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稳就业是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优先目标,考虑到充分就业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维度,本章直接考察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就业增长的预测能力。以汇总劳动成本粘性作为反映人力资本配置状况的指标,本章借鉴管理会计领域对于成本粘性成因的分析,探讨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包含的三类有助于预测未来就业形势的信息。基于成本粘性的调整成本观、乐观预期观和代理成本观,研究发现汇总劳动成本粘性较高意味着经济主体更倾向于增加雇员或不解雇职工,从而未来就业率不会降低甚至在随后期间会有所增长,并且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对未来就业增长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基于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计算汇总劳动成本粘性时、以及在经济上行期、在劳动保护法实施后更显着。这些结果说明从稳就业的角度,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劳动成本粘性）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预测作用。第八章,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这是全文最后一章,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指出本文的不足,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前沿性和创新之处在于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由微观层面拓展到宏观层面,通过对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进行归类并汇总,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在宏观经济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本文的创新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术思想上,本文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通过运用会计学、宏观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理论,遵循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范式,将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这一过程指标运用到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的预测,拓展了已往基于会计盈余这一结果指标预测经济增长数量指标的会计信息宏观经济决策有用功能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会计理论以及宏观经济预测的研究框架。第二,学术观点上,本文基于利润表观到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变,认为以微观企业资产负债表为主的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具有宏观决策有用性,即企业汇总的资本配置指标可以对供给侧层面出现的产能过剩、库存过高、资本的供给侧“脱实向虚”、就业波动及实体经济创新效果等进行及时地反映和识别,并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及发展形势做出判断和预测。如,（1）作为资本形成的构成,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固定资产和存货）反映了经济主体产能和库存状况,对未来经济波动具有预测价值;（2）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可以反映实体经济金融化程度,从而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结构及增长效率的变化;（3）如果实体经济（持续的）研发支出能发挥实质性的效果,那么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将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效率,并表现出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如,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提升等）,进而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预测价值;（4）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可以反映实体企业用工及人力资本配置状况,从而对未来就业增长或失业率具有预测价值。这些观点将宏观经济现象财务化,主张从会计的视角来观察宏观经济,彰显了“会计”与“经济”融通研究的独特效应。第三,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采用描述性统计、向量自回归（VAR）估计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及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法（Pooled OLS）等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为会计信息的宏观决策价值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其中,对于资本配置状况的衡量,借鉴管理会计学中成本粘性的计算方法,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反映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计算研发支出持续性、劳动成本粘性等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状况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基于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经济预测价值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利用了大量及时可靠的反映经济主体行为的会计信息,信息搜集成本较低,可操作性强,分析预测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从而较大程度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有效促进了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发挥。
潘长春[8]（2017）在《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受实体经济增速下滑与资本市场大幅震荡等多重因素影响,有关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匹配的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学者与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实际上,始于2014年10月的此轮资产价格巨幅震荡和2015年末期的本轮房价周期已充分表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繁荣衰退、历时长度,峰谷落差均可能出现很大程度上的错配,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有鉴于此,本文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匹配的视角出发,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的周期匹配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还探讨了货币政策在调控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对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进行了有效地补充和完善,具体而言,全文研究分以下几个部分进行。首先,本文在第1章中系统地对金融周期概念的产生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发现:金融周期是指金融活动受到自身内部冲击或外部冲击时,通过金融体系传导从而形成的持续性、周期性的变化。随后,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研究者多是从金融价格周期与金融稳定周期两个角度对金融周期展开研究,其中就价格周期而言,房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是最常用的两种周期指标测度;而就金融稳定周期而言,研究者则更倾向于采取合成指数法进行指标构建。随后,全文研究按照金融价格周期与金融稳定周期这两大测度进行系统性展开。第2至4章主要是刻画金融价格周期、实体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联,从而为解析我国14-15年的股票热以及15年末期伊始的房产价格繁荣等典型化事实提供重要了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随后,从5章开始,全文进入金融稳定周期研究,第5章是我国金融稳定指数构建,而第6章采用TVP-VAR模型刻画了金融稳定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以及货币政策间关联机制的时变特征。这两章的研究,为研究者全面地理解近10几年来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及其和实体经济、政策调控间的关联性提供了相应的参考。总的来看,全文研究得出以下几部结论:首先就金融价格周期研究来看,在房产价格调控的过程中,信贷规模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最为有效。特别是对于发达地区,信贷规模在有效调控房价的同时不会影响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体现出良好的协同特征。但是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对区域房产价格调控并未体现出明显效果,这说明,政府和有关部门若想使房产价格处于理性区位,其根本仍应从直接的信贷调控入手。第3章,从金融价格周期的另一重要测度--股票价格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理性投资者的假设之下,股票市场中将不可避免的出现投机性泡沫,并且股票市场中的理性泡沫还具有自我增长的特性。而就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经验而言,我国股票市场中的泡沫的积蓄与破裂时期呈现出按时间段集聚的现象。其中2005-2007年以及2014-2015年,我国股票价格出现了两轮典型性泡沫破裂与泡沫积聚,引致了较高的金融风险。随后,本章对股票价格泡沫的特性及其延展性进行进一步考察,结果发现,我国出现过的两轮资产价格泡沫仍属于理性泡沫,但是由于泡沫的产生通常具有一定的时间,并且会不断修正投资者的预期,因此通常具有长记忆性,这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尤为不利,同时也会给政策调控带来软约束。最后,从政策调控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引导作用始终有效,但是却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特别是近年来中央银行连续使用降准与降息策略引导资产价格修正与实体经济复苏,这使得政策调整出现了明显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第4章不再对金融价格指标进行区分,采用托宾的Q以及DSGE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利率对资产价格的调控具有调控力度强,回归期较长的特点。这表明虽然中央银行通过利率调控能够有效的对资产价格波动进行反馈,但是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应注意利率对资产价格水平的长期影响,从而更好的调控资产价格水平,熨平资产价格波动,维持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第5章伊始,全文进入金融稳定问题研究,本章筛选了14个包含金融机构发展、金融机构脆弱性、资本市场状况以及宏观经济情况的核心指标拟合出我国的金融稳定指数,结果发现这一指标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脆弱性,凸显了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期与15年我国资本市场巨幅波动所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随后,第6章在这一指标的基础上进行了时变系统研究,结果发现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间的相关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其中在次贷危机以前,二者的相关性较弱,而在次贷危机之后,金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而经济增长也能够在中长期内有效地提升金融稳定性,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显着增强。这说明,在当前系统性紧缩风险与金融风险并存的局面下,治理金融风险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协同特征。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二者的协调处理,从而在根本上确保经济增速在中高速上形成阶段性增长收敛,统筹经济增速换挡、政策刺激消化、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风险防范,进而使整个宏观经济系统在新常态时期内逐渐形成局部稳态。
陆平[9]（2016）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思想史视角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米尔顿·弗里德曼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作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手,他的经济思想、经济哲学改变了经济学发展史的进程,对西方思想界、政界、商界和民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研究此前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尤其是在他2006年去世以后,很多文献总结了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本文的意图,是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以弗里德曼的文本为基础,把他放在20世纪后半叶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变化这一背景下,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得到一些新的洞见。本文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在对弗里德曼的思想进行总体考察的基础上,第一部分对弗里德曼的思想、方法等进行比较研究,第二部分阐述弗里德曼理论的应用,第三部分是对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评价。比较部分由五章构成,也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理论的总体考察、方法论比较、宏观经济思想比较、社会影响的比较和企业伦理学的比较研究。通过分析,本文阐明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是工具主义哲学的一个特例,说明了他的宏观经济思想与凯恩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解释了他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的原因,批评了他在企业伦理学方面的混乱。本文用两章篇幅阐述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的应用,分别是在英国的实验和中国曾经采取过的货币主义政策。弗里德曼的政策影响在英国要大于美国,所以本文选择撒切尔政府的货币主义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得到的结论是,弗里德曼虽然有很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但其货币主义政策主张在现实中并未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也曾采纳过弗里德曼的建议治理通货膨胀,但效果并不显着。评价部分首先肯定了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贡献,然后分析了他的方法和理论的缺陷。此外,本文从新自由主义和方法论这两个角度对弗里德曼的思想进行了专题评价,尤其是从“二元经济学”的视角对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提出了批评。
文雁兵[10]（2014）在《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 ——来自中国的经验》文中认为发展是在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大国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构建适宜的治理模式是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迄今为止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财税制度的经济分权和社会网络的关系纽带几个特征,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市场激励和合约履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发展代价,如城乡间、区域间和人际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福利的扭曲。这些问题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大国治理模式呢?这种治理模式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呢?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则和借鉴意义呢?本文试图从政府生产性、发展性和包容性特征出发和聚焦其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在国家理论下能够厘清不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功能发展的脉络,以及总结出在经济社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差异、作用边界和作用大小,另一方面,能够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已有的发展理论、增长理论和国家理论,深入剖析经济发展中适宜制度和政府治理的作用,构建包容型政府的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进行展望,以期能够对中国可能走上的包容性增长道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本文在构建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和对包容型政府行为及其绩效分析的基础上,强调适宜制度（专利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干预（政府行为、政府规模和政府效率）发挥政府治理包容的作用,通过经济增长（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实现）和成果分享（通过体现效率的初次分配、体现公平的二次分配）发挥经济增长包容的作用,通过社会流动（如通过代际流动和收入流动）和社会包容（如户籍改革如和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发展包容的作用,通过思想繁荣（思想自由和知识资本积累）实现思想市场包容的作用。本文首次对思想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进一步提出了适宜制度的概念和功能,并构建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论证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作用和机理。思想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增长既有逻辑链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而适宜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否定之否定。政府积极干预可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更好的积极影响业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赞同,但对于政府边界、政府行为选择（“攫取之手”或“援助之手”）及其演变（更多“攫取”或更多“援助”）仅基于中国式分权（“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宏观一元框架和“政治人”或“经济人”微观单峰偏好的假定,以及暗含区域间禀赋同质和完全流动,忽略了中观层面区域禀赋异质性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演变的影响是已有研究的重要缺陷,本文既从中国层面考察了区域异质性视角,还基于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微观联合偏好视角,对宏观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演变和绩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对已有财政政分权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有益增补。运用了面板门槛模型,本文首次全面细致的检验了“利维坦假说”、“粘纸效应”和“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存在性、有效性和条件性,结果发现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交互影响对发展包容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非线性关系,应当引起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重视,在制定和执行区域性政策和战略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综合效果而不是单一目标。包容型政府行为模式不同于“泛利性政府”、“中性政府”、“生产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其治理模式也不同于市场式政府（强调政府管理市场化）、参与式政府（主张对政府管理有更多的参与）、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解制型政府（提出减少政府内部规则）。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社会包容视角首次提出并探讨了包容型政府概念和理论,为解决中国目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包容型政府需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和发展包容两个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是形成适宜制度、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的三角”。这一概念和理论是对林毅夫（2003,2013）关于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和政府如何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逆向补充和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关于中国“半包容半掠夺”制度和政府行为特征的有力佐证,也为中国道路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增加了新的内容。（2）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内生性视角（要素禀赋、政治博弈或威权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从国际贸易这个外生性冲击渠道分析了政治经济制度演化。（3）既有研究强调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自组织性,强调产业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对政府行为在产业集聚过程的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尤其是二三产业发展对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关注较少。本文则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了农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联绩效,农业现代化发展事关“三农问题”、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而本文的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4）本文关注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分属社会学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和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发展的耦合机制。社会流动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包容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教育流动、劳动流动、职业流动、性别流动和收入流动可以减少“机会不平等”和“静态不平等”等“坏的不平等”,逐渐消除各种排斥（社会排斥、地理排斥和经济排斥）,实现增长包容性,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解决目前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难题。（5）本文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减贫模式,强调通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自上而下”和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贫困缓解策略,从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两个视角强调贫困缓解的新渠道。2013年11月恰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本文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未来政府职能改革提供少许有价值的学术火花。
二、正视过热趋势 防止经济波动──访着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正视过热趋势 防止经济波动──访着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论文提纲范文）
（1）“巴山轮会议”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
| (一)西方经济学的再次传入 |
| (二)传统宏观经济研究范式 |
| 二、“巴山轮会议”的背景 |
| (一)“巴山轮会议”的现实背景 |
| (二)“巴山轮会议”的知识背景 |
| 三、“巴山轮会议”的主要内容 |
| (一)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 |
| (二)经济转轨中的相关问题 |
| 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 |
| 五、结束语 |
（2）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贡献 |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 3.1.1 模型设定 |
| 3.1.2 模型均衡 |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4）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5）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文献回顾 |
| 1.3.1 杠杆率阈值 |
| 1.3.2 信贷市场中的金融摩擦 |
| 1.3.3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 |
| 1.3.4 关于三个方面文献的总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1.6 论文结构 |
| 2. 中国经济杠杆率的比较与评估 |
| 2.1 引言 |
| 2.2 中国债务和杠杆率的发展演变 |
| 2.2.1 非金融部门杠杆率 |
| 2.2.2 家庭部门杠杆率 |
| 2.2.3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 |
| 2.2.4 政府部门杠杆率 |
| 2.3 中国债务和杠杆率的国际比较分析 |
| 2.3.1 中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 2.3.2 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 2.4 中国经济长期均衡杠杆率的测度与评估 |
| 2.4.1 杠杆率阈值的经济含义与作用 |
| 2.4.2 宏观杠杆率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
| 2.4.3 描述性统计、参数估计与相关检验 |
| 2.4.4 长期均衡杠杆率测度 |
| 2.5 本章小结 |
| 3. 债务杠杆率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基于TVP-SV-SVAR模型的分析 |
| 3.1 引言 |
| 3.2 变量选择、数据处理和模型构造 |
| 3.2.1 变量选择和指标说明 |
| 3.2.2 数据处理与单位根检验 |
| 3.2.3 模型设定、参数估计与统计检验 |
| 3.3 不同时点债务杠杆冲击的非线性和时变特征分析 |
| 3.3.1 宏观杠杆率的情况 |
| 3.3.2 政府杠杆率的情况 |
| 3.3.3 家庭杠杆率的情况 |
| 3.3.4 企业杠杆率的情况 |
| 3.4 不同滞后期债务杠杆冲击的非线性和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宏观杠杆率的情况 |
| 3.4.2 政府杠杆率的情况 |
| 3.4.3 家庭杠杆率的情况 |
| 3.4.4 企业杠杆率的情况 |
| 3.5 本章小结 |
| 4. 高杠杆经济运行模式下的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分析 |
| 4.1 引言 |
| 4.2 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 |
| 4.2.1 家庭部门 |
| 4.2.2 非金融企业部门 |
| 4.2.3 金融部门 |
| 4.2.4 国际贸易部门 |
| 4.2.5 政府部门 |
| 4.2.6 市场出清与外生冲击 |
| 4.2.7 均衡条件与模型求解 |
| 4.3 稳态值求解与参数校准 |
| 4.3.1 稳态值 |
| 4.3.2 参数校准 |
| 4.4 高低杠杆稳态下主要变量波动性和社会福利的比较分析 |
| 4.5 高杠杆与低杠杆稳态下主要变量脉冲响应函数的比较分析 |
| 4.5.1 来自家庭部门的冲击 |
| 4.5.2 来自企业部门的冲击 |
| 4.5.3 来自政府部门的冲击 |
| 4.5.4 来自国际部门的冲击 |
| 4.6 本章小结 |
| 5.破解高杠杆陷阱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基于DSGE模型的政策模拟分析 |
| 5.1 引言 |
| 5.2 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DSGE模型 |
| 5.2.1 家庭部门 |
| 5.2.2 非金融企业部门:上游国有企业 |
| 5.2.3 非金融企业部门:下游民营企业 |
| 5.2.4 金融部门 |
| 5.2.5 国际贸易部门 |
| 5.2.6 投资和零售 |
| 5.2.7 政府部门 |
| 5.2.8 市场出清与外生冲击 |
| 5.2.9 均衡条件与模型求解 |
| 5.3 稳态值求解与参数校准 |
| 5.3.1 稳态值与杠杆率税的稳态含义 |
| 5.3.2 参数校准 |
| 5.4 主要变量波动性与福利水平的比较分析 |
| 5.5 主要变量脉冲响应函数的比较分析 |
| 5.5.1 生产率冲击 |
| 5.5.2 通货膨胀冲击 |
| 5.6 货币政策与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研究 |
| 5.7 本章小结 |
| 6. 全文总结、建议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附录2 参数估计值 |
| 附录3 稳态和稳态值 |
| 附录4 滚动窗口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最适宜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1.1 拉姆齐模型与最优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哈罗德模型与最适宜增长率 |
| 2.1.3 索洛增长模型与资本黄金律水平 |
| 2.1.4 戴蒙德模型与最优路径 |
| 2.1.5 卡莱斯基经济增长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适度增长率 |
| 2.1.6 小结 |
| 2.2 对中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研究综述 |
| 2.2.1 对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内涵的认识 |
| 2.2.2 关于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决定因素的研究 |
| 2.2.3 关于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测算方法的研究 |
| 2.2.4 对现有研究的总结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理论分析 |
| 3.1 关于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存在性的理论分析 |
| 3.2 发达国家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经验 |
| 3.2.1 德国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增长目标 |
| 3.2.2 美国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增长目标 |
| 3.2.3 日本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增长目标 |
| 3.2.4 发达国家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启示 |
| 3.3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决定因素 |
| 3.3.1 经济增长可能对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制约 |
| 3.3.2 经济增长需要对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要求 |
| 3.3.3 社会总供求平衡对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要求 |
| 3.4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分析 |
| 3.4.1 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简述 |
| 3.4.2 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 |
| 3.5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确定标准 |
| 第四章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基于经济增长潜力 |
| 4.1 潜在产出的内涵 |
| 4.2 经济增长潜力决定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理论模型 |
| 4.3 潜在产出的测算方法 |
| 4.3.1 统计分解趋势法 |
| 4.3.2 经济结构关系法 |
| 4.3.3 混合型测算方法 |
| 4.3.4 生产函数法测算潜在产出的研究现状 |
| 4.4 我国生产要素投入的估算 |
| 4.4.1 我国物质资本要素投入的估算 |
| 4.4.2 我国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估算 |
| 4.5 资本和劳动利用率的估算 |
| 4.5.1 物质资本利用率估算 |
| 4.5.2 人力资本利用率估算 |
| 4.5.3 小结 |
| 4.6 我国潜在产出的估算 |
| 4.6.1 生产函数模型 |
| 4.6.2 时变产出弹性系数测算 |
| 4.6.3 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的估计 |
| 4.7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基于经济增长潜力 |
| 第五章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基于供需均衡路径 |
| 5.1 相关理论简述 |
| 5.2 模型设定 |
| 5.2.1 总需求函数 |
| 5.2.2 总供给函数 |
| 5.2.3 均衡增长路径决定的需求增长率 |
| 5.3 模型参数估计 |
| 5.3.1 数据选取 |
| 5.3.2 劳动力供给增长率模型 |
| 5.3.3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模型 |
| 5.4 基于供需均衡路径的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测算 |
| 第六章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基于适度通货膨胀 |
| 6.1 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理论 |
| 6.2 适度通货膨胀决定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理论模型 |
| 6.3 中国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 |
| 6.3.1 指标选取 |
| 6.3.2 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状态描述 |
| 6.3.3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6.3.4 单位根检验 |
| 6.3.5 实证检验结果 |
| 6.4 通货膨胀适度区间的选取 |
| 6.5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基于适度通货膨胀 |
| 6.6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综合分析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意义 |
| 7.3 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贡献 |
| 1.4.1 理论贡献 |
| 1.4.2 现实意义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及内涵 |
| 2.1.1 资本配置 |
| 2.1.2 汇总资本配置信息 |
| 2.1.3 宏观经济预测 |
| 2.1.4 经济增长质量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宏观经济预测理论 |
| 2.2.2 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传统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研究 |
| 2.3.2 会计信息的宏观决策有用性研究 |
| 2.3.3 简要评述 |
| 3.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理论分析 |
| 3.1 制度背景分析 |
| 3.2 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动因分析 |
| 3.3 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实现方式 |
| 4.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4.2.1 实物资本配置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2 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4.2.3 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影响因素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4.3.2 模型设定及相关变量说明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5.3.2 模型设定及相关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与理论推导 |
| 6.2.1 汇总研发支出强度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2.2 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7.1 引言 |
| 7.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提出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7.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4.2 相关系数分析 |
| 7.4.3 实证结果分析:汇总劳动成本粘性与未来就业增长率 |
| 7.4.4 进一步分析: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宏观预测价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8.3 研究的政策建议 |
| 8.3.1 基于企业资本配置信息构建宏观经济的预警机制 |
| 8.3.2 加强服务于宏观决策需求的会计信息披露 |
| 8.3.3 优化企业资本配置以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金融周期概念 |
| 1.2.1 金融周期概念的提出 |
| 1.2.2 金融价格周期和金融稳定周期的区分 |
| 1.3 金融周期相关理论回顾 |
| 1.3.1 金融周期理论主要思想 |
| 1.3.2 信贷约束机制理论 |
| 1.3.3 房地产周期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理论模型 |
| 1.3.4 股票价格周期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理论模型 |
| 1.4 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研究回顾 |
| 1.4.1 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关联机制的研究回顾 |
| 1.4.2 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研究回顾 |
| 1.4.3 金融周期和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研究回顾 |
| 1.5 本文的研究框架、创新点和全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调控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
| 2.1 货币政策对房产价格周期调控效应的相关研究回顾 |
| 2.1.1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总体影响的研究回顾 |
| 2.1.2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研究 |
| 2.2 区域房地产市场价格差异的聚类分析 |
| 2.3 房地产价格周期、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的静态关联性分析 |
| 2.4 货币政策对房产价格和经济周期调控异质性特征研究 |
| 2.4.1 模型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
| 2.5 结论 |
| 第3章 股票市场投机性泡沫的区分与度量以及货币政策对股票收益率影响的时变特性研究 |
| 3.1 股票市场投机性泡沫识别的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3.2 股票市场中投机性泡沫度量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2.1 股票价格决定的理论预期模型 |
| 3.2.2 计量模型设定 |
| 3.3 股票价格中投机性泡沫成分的识别与动态特征分析 |
| 3.3.1 数据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3.2 模型参数估计 |
| 3.3.3 沪深300指数泡沫成分的阶段性划分 |
| 3.4 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影响的理论基础 |
| 3.5 货币政策对股票收益率影响的时变特性研究 |
| 3.5.1 TVP-VAR模型的估计原理 |
| 3.5.2 数据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5.3 模型估计结果与脉冲响应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产价格冲击、经济系统稳态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4.1 资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关联机制的理论假说 |
| 4.2 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相依性的理论模拟 |
| 4.2.1 家庭部门的决策行为 |
| 4.2.2 企业部门的决策行为 |
| 4.2.3 中央银行部门的决策行为 |
| 4.3 模型的均衡及对数线性化 |
| 4.4 模型的对称稳态及对数线性化结果 |
| 4.5 模型的参数校准及估计 |
| 4.5.1 数据选取及处理过程 |
| 4.5.2 模型参数的取值校准 |
| 4.5.3 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
| 4.6 资产价格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4.7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研究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性检验 |
| 5.1 合成金融指数的研究回顾 |
| 5.2 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基础指标的选取 |
| 5.3 金融稳定指数的拟合方法及其构建 |
| 5.4 金融稳定周期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 |
| 5.5 结论 |
| 第6章 我国经济周期、金融稳定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关联机制研究 |
| 6.1 金融稳定与经济周期匹配关系的相关研究回顾 |
| 6.2 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区制转换特性 |
| 6.3 经济周期、金融稳定周期与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时变研究 |
| 6.3.1 数据选取与数据处理TVP-VAR模型估计结果 |
| 6.3.2 时变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9）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思想史视角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当前研究的不足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总体考察 |
| 2.1 弗里德曼其人其说 |
| 2.1.1 弗里德曼的成长 |
| 2.1.2 弗里德曼经济思想概览 |
| 2.1.3 政策实践 |
| 2.2 弗里德曼的早期贡献 |
| 2.2.1 方法论 |
| 2.2.2 国际经济学 |
| 2.2.3 消费理论 |
| 2.2.4 货币需求理论 |
| 2.2.5 稳定化政策 |
| 2.3 货币主义 |
| 2.3.1 货币主义的经验证据 |
| 2.3.2 货币主义理论 |
| 2.3.3 货币主义政策 |
| 2.3.4 对货币主义的批评 |
| 2.4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
| 2.4.1 弗里德曼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思想 |
| 2.4.2 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货币主义的差异 |
| 2.4.3 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其早期思想的继承 |
| 2.4.4 对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批评 |
| 2.5 弗里德曼的政治经济学 |
| 2.5.1 《资本主义与自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宣言 |
| 2.5.2 围绕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争论 |
| 3 弗里德曼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史比较 |
| 3.1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 |
| 3.2 杜威的工具主义 |
| 3.3 两种工具主义的比较 |
| 3.4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是杜威工具主义的特例 |
| 4 宏观经济学发展史的缩影:弗里德曼和凯恩斯 |
| 4.1 货币理论的比较 |
| 4.1.1 流动性偏好 |
| 4.1.2 IS-LM模型 |
| 4.1.3 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复兴 |
| 4.1.4 美国货币史 |
| 4.1.5 弗里德曼的马歇尔主义思想 |
| 4.1.6 货币政策 |
| 4.1.7 传导机制 |
| 4.2 反凯恩斯的弗里德曼 |
| 4.3 凯恩斯货币理论的转变 |
| 4.3.1 与弗里德曼相近的凯恩斯 |
| 4.3.2 与弗里德曼相对的凯恩斯 |
| 4.4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反对 |
| 4.5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 |
| 4.6 弗里德曼:马歇尔的继承人 |
| 5 经济学家的社会影响: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思 |
| 5.1 加尔布雷思和弗里德曼的经济现实世界 |
| 5.1.1 加尔布雷思的世界 |
| 5.1.2 弗里德曼的世界 |
| 5.2 不确定的年代vs.自由选择 |
| 5.2.1 加尔布雷思和弗里德曼通过电视媒体的交锋 |
| 5.2.2 加尔布雷思的《不确定的年代》 |
| 5.2.3 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
| 5.3 经济思想的公众影响 |
| 6 企业的社会责任:弗里德曼伦理观的思想史考察 |
| 6.1 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学 |
| 6.1.1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
| 6.1.2 企业伦理与政治经济学 |
| 6.1.3 弗里德曼的观点 |
| 6.2 弗里德曼功利主义立场的结构 |
| 6.2.1 弗里德曼的基本原则观点 |
| 6.2.2 效用的含义 |
| 6.2.3 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 |
| 7 弗里德曼思想的应用:英国的货币主义实验 |
| 7.1 撒切尔政府之前弗里德曼在英国的影响 |
| 7.1.1 二战后弗里德曼在英国的影响——从边缘到中心 |
| 7.1.2 弗里德曼与英国经济学家的争论 |
| 7.2 货币主义政策的英国实验 |
| 7.2.1 货币主义政策的英国实验的理论背景 |
| 7.2.2 “从加尔布雷斯到经济自由” |
| 7.2.3 撒切尔政府的货币主义政策实践 |
| 8. 弗里德曼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及其局限性 |
| 8.1 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思想与中国 |
| 8.1.1 建国后中国货币政策历程 |
| 8.1.2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在中国的困境 |
| 8.2 弗里德曼通货膨胀理论在中国的局限 |
| 8.2.1 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理论 |
| 8.2.2 通货膨胀的治理 |
| 8.3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通货膨胀历史 |
| 8.3.1 第一次通胀背景及原因(1985-1989年) |
| 8.3.2 第二次通胀背景及原因(1993-1995年) |
| 8.3.3 第三次通胀背景及原因(2007-2008年) |
| 8.4 弗里德曼通货膨胀理论在中国的困境 |
| 8.5 弗里德曼与中国 |
| 9 弗里德曼经济思想评价 |
| 9.1 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积极意义与启示 |
| 9.1.1 经济自由思想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启示 |
| 9.1.2 “有限政府”理论的积极意义及启示 |
| 9.1.3 平等观的启示 |
| 9.2 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局限性 |
| 9.2.1 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伦理学本质考证 |
| 9.2.2 自由观与平等观的缺陷 |
| 9.2.3 “有限政府”理论的缺陷 |
| 9.2.4 绝对自由化思想的缺陷 |
| 9.3 对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评价——“二元经济学”的视角 |
| 9.3.1 “二元经济学”概述 |
| 9.3.2 “二元经济学”视角下的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思想 |
| 9.4 弗里德曼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 |
| 9.4.1 弗里德曼方法论的科学哲学界定 |
| 9.4.2 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立场的哲学批评 |
| 9.4.3 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立场的方法论批评 |
| 9.5 弗里德曼思想的整体把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 ——来自中国的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目次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思想缘起 |
| 1.1.2 研究动机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的制度视角：制度的作用、形成与演化 |
| 2.1.1 制度的作用与案例 |
| 2.1.2 制度的形成与演化 |
| 2.1.3 制度的适宜与发展 |
| 2.2 经济发展的政府视角：政府的作用、机制与演化 |
| 2.2.1 政府作用的三种理论 |
| 2.2.2 政府作用的两种机制 |
| 2.2.3 政府行为的三种选择 |
| 2.3 经济发展的包容视角：包容的表现、内涵和测度 |
| 2.4 总结性评述 |
| 3 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 |
| 3.1 国家理论与政府治理 |
| 3.2 包容型政府的定义 |
| 3.3 包容型政府的特征 |
| 3.4 包容型政府的内容 |
| 3.4.1 政府治理包容 |
| 3.4.2 经济增长包容 |
| 3.4.3 社会发展包容 |
| 3.4.4 思想市场包容 |
| 3.5 包容型政府分析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4. 思想市场与经济增长：适宜制度视角 |
| 4.1 思想市场与经济增长 |
| 4.1.1 概念与分类 |
| 4.1.2 特征与生产 |
| 4.2 思想市场与技术创新 |
| 4.2.1 内生增长理论之外：对“思想”的忽略 |
| 4.2.2 内生增长理论缺陷：对“思想”的偏离 |
| 4.2.3 知识积累机制 |
| 4.2.4 人力资本机制 |
| 4.3 适宜制度与经济增长 |
| 4.3.1 适宜制度的功能 |
| 4.3.2 技术(知识)特征 |
| 4.3.3 适宜制度的最优化策略 |
| 5 适宜制度与经济发展：国际贸易视角 |
| 5.1 文献回顾 |
| 5.1.1 历史考察：大西洋贸易启示 |
| 5.1.2 中国故事：通商制度的遗产 |
| 5.1.3 适宜制度：制度与贸易互动 |
| 5.2 制度内涵与“中国化”指标 |
| 5.2.1 制度与制度质量 |
| 5.2.2 “中国化”的制度质量指标与数据说明 |
| 5.3 制度的贸易效应与实证 |
| 5.3.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3.2 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5.3.3 长期均衡协整检验 |
| 5.3.4 短期动态调整检验 |
| 5.3.5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5.4 贸易的制度激励机制 |
| 5.4.1 基准模型 |
| 5.4.2 南北贸易与制度差异 |
| 5.4.3 贸易均衡与制度优势 |
| 5.4.4 力争上游机制 |
| 5.4.5 甘居下游机制 |
| 5.4.6 左右逢源机制 |
| 5.5 结论与拓展 |
| 6 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产业发展视角 |
| 6.1 文献回顾 |
| 6.1.1 理论回顾 |
| 6.1.2 现有研究不足 |
| 6.2 理论模型 |
| 6.2.1 基准模型C-P |
| 6.2.2 模型拓展C-P-I |
| 6.3 产业集聚：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的渗透效应 |
| 6.3.1 短期均衡 |
| 6.3.2 长期均衡 |
| 6.4 结论和政策含义 |
| 6.5 产业关联：技术外溢与农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
| 6.5.1 产业关联对农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 |
| 6.5.2 实证分析 |
| 6.5.3 政策含义 |
| 7 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及演变：区域异质视角 |
| 7.1 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 |
| 7.2 策略性选择机制的发现：禀赋差异与理论假说 |
| 7.2.1 基本假说与行为偏好 |
| 7.2.2 禀赋异质与行为选择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3.2 数据说明与估计策略 |
| 7.3.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7.3.4 资源诅咒再检验 |
| 7.3.5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7.4 策略性选择机制的拓展 |
| 7.4.1 模型设定与新假说 |
| 7.4.2 实证检验与新发现 |
| 7.5 本章小结 |
| 8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及其治理绩效 |
| 8.1 “南方崛起”中的政府 |
| 8.2 “中国奇迹”中的政府 |
| 8.3 实证策略 |
| 8.3.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8.3.2 数据说明与估计策略 |
| 8.4 政治周期与政府行为 |
| 8.4.1 政治晋升竞标赛：存在与质疑 |
| 8.4.2 政治周期与换届效应 |
| 8.4.3 全国结果及其分析 |
| 8.4.4 区域结果及其分析 |
| 8.4.5 稳健性检验 |
| 8.4.6 研究结论 |
| 8.5 政府规模与发展包容 |
| 8.5.1 中国政府规模的历史演变 |
| 8.5.2 理论假说及其发展 |
| 8.5.3 全国结果及其分析 |
| 8.5.4 区域结果及其分析 |
| 8.5.5 稳健性检验 |
| 8.6 政府干预与社会福利 |
| 8.6.1 理论假说讨论 |
| 8.6.2 基准回归分析 |
| 8.6.3 门槛效应检验 |
| 8.7 本章小结 |
| 9 我国发展包容与贫困缓解：理论与实证 |
| 9.1 贫困缓解的两种策略 |
| 9.1.1 自上而下策略：持续增长与成果共享 |
| 9.1.2 自下而上策略：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 |
| 9.2 经验事实与诊断框架 |
| 9.2.1 二次分配的经验事实 |
| 9.2.2 包容性增长诊断框架 |
| 9.3 实证检验 |
| 9.3.1 变量定义与指标选取 |
| 9.3.2 数据说明与估计策略 |
| 9.3.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9.3.4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4 包容型政府构建：一个社会流动与经济增长耦合的视角 |
| 9.4.1 社会流动的理论解构 |
| 9.4.2 为何耦合?：现实与意义 |
| 9.4.3 如何耦合?：渠道与机制 |
| 9.4.4 耦合机制构建 |
| 9.4.5 结论与思考 |
| 10 结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主要科研成果 |
四、正视过热趋势 防止经济波动──访着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论文参考文献）
- [1]“巴山轮会议”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J]. 张琦.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1(06)
- [2]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王薇. 吉林大学, 2021(01)
- [3]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4]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5]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D]. 刘震.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研究[D]. 张宁昕.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7]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D]. 曾永良.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D]. 潘长春. 吉林大学, 2017(09)
- [9]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思想史视角的比较研究[D]. 陆平. 云南大学, 2016(04)
- [10]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 ——来自中国的经验[D]. 文雁兵. 浙江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