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提高国有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论文文献综述）
周旋[1]（2021）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重商主义学派代表学者托马斯·孟提出“汇率变动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后,汇率就被各国政府当作调节对外市场的一项重要工具,以求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对本国有利的地位。传统国际收支理论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能够促进出口,升值会抑制出口。21世纪初,国外学者们曾将人民币汇率低估看作中美贸易巨额顺差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其中不乏像克鲁格曼这样的经济大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1994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伴随着中国货物出口总额高速增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一直呈升值状态。很多学者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这种正向关系称之为“中国汇率调整之谜”。在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框架下,国内外学者试图从中间品贸易、出口汇率弹性、需求供给变动等多种角度解释“中国汇率调整之谜”的原因,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本世纪初期,Melitz（2003）开创性地发展了出口选择理论,他将企业异质性纳入了传统国际贸易的经典垄断竞争模型中,从微观角度提出了企业出口选择的理论模型,并由此发展成为新新贸易理论。基于此,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也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的宏观视角扩展到了新新贸易理论下的微观视角。在国内,基于微观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企业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以实证为主而且这些研究中,重点关注了贸易方式、行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而忽略了作为中国企业重要异质性特征的融资约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较强的融资约束（Li and Yu,2009;Egger and Kesina,2010）,政府和各级机构也将缓解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作为“稳外贸”的重要举措。从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过程来看,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仍然会在获得融资的难易程度和融资成本上面临不平等待遇,具体表现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因为与政府目标的差异或自身资本积累的特性,导致它们面临的融资约束具有显着差异。因此,将融资约束的异质性纳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考虑了中国出口企业融资特性,放宽了Chaney（2016）对企业出口的融资不能从外部获得资金的假设,建立了一个与生产率不完全相关的融资约束出口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作用的三种作用机制,即当本币升值时,汇率会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和生产率机制对出口产生负效应,这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预期相同;本币升值会通过融资约束机制对出口产生正效应,且融资约束机制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汇率升值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直接促进出口;另一方面,汇率升值会通过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出口生产率条件,从而间接促进出口,这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预期相反。因此,当汇率通过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正效应大于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和生产率机制对出口的负效应之和时,本币升值就会促进出口,从而找到了解释“中国汇率调整之谜”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选取2000～2009涵盖两个完整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周期和受融资约束最为严重的私营企业的出口飞跃期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库》的匹配面板数据,对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行了详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汇率变动的关系情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描述。结果发现: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有密切关系,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普遍较小,私营企业面临的平均融资约束超过国有企业的5倍还多,且融资约束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差异特征,出口占比前五大行业（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服装）中有四大行业（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平均融资约束都较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与企业出口汇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从大部分时间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的预期相反,尤其是在融资约束较高的行业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再次,为了检验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预期,探寻上述典型化事实的原因,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模型的结论做了总样本、所有权性质和行业分组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从整体上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但却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有企业及私营企业的出口,人民币升值会抑制中、低融资约束行业的企业出口,却会增加高融资约束行业的企业出口;第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三种作用机制均存在,且融资约束机制双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影响的作用方向,在私营、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行业样本中汇率变动的融资约束机制作用较大,超过了价格竞争和生产率机制作用之和,所以在私营、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行业样本中,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进出口;第三,企业出口动态决策选择时,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国有、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进入市场选择时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本币升值会提高国有、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而无论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所处行业如何,在已出口企业对是否退出市场选择时,融资约束机制作用均较小,所以本币升值会使得已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升高,并且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增减出口量选择中起主导作用,导致本币升值会促进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增加出口量。最后,在总结主要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分别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规避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高锐[2]（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薛涵予[3]（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罗琦,吴希梅,张志达[4]（2019）在《新中国微观金融70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企业的资本配置方式经历了以间接融资为主导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变化,资本市场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首先,本文对企业资本配置方式的转变进行分析,认为随着企业资本配置方式向直接融资转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宏观经济波动风险降低。其次,通过回顾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分析了直接融资发展和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对企业价值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影响。最后,从上市公司的角度考察了公司治理机制改善对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企业的公司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探讨。
王学凯[5]（2019）在《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去杠杆与稳增长,是一对看似矛盾的两件事。一般而言,加杠杆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又不能无限度地增加杠杆,因为当杠杆率增加至某一点,如果杠杆主体的收入不能偿还债务,就会出现违约。如果是大面积出现违约,就有可能爆发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会迅速蔓延至经济领域,引发经济风险,从而使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相反,如果去杠杆,则很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而,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一定作用机制完成的,具体包括微观机制、宏观机制这两大类。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公司理论进行传导的,比如公司价值理论、公司资本结构理论、银行挤兑模型,当然还包括一些周期理论,比如信用周期模型、杠杆周期模型等。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宏观作用机制,涵盖消费、债务、需求、风险、周期等多个方面,具体包括等价原理、债务—通缩理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金融加速器理论、金融不稳定假说、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等。借助Greiner于2012年提出的“家庭—政府”两部门模型,推导得出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与私人资本比值这两个指标之间存在“驼峰型”关系,即存在非线性关系。创新点在于:一是细化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的维度,将金融杠杆细化为金融杠杆规模和金融杠杆增速,将经济增长细化为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波动率;二是拓宽金融杠杆规模的变量,金融杠杆规模不只是诸如广义货币占GDP比重、各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表示的总量,还可能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GDP比重、私人部门国内信贷占GDP比重、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等表示的各部门金融杠杆规模;三是研究中国金融杠杆规模与金融杠杆增速的门槛值,如果以金融杠杆规模为门槛变量,中国的金融杠杆规模或增速对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波动率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门槛值。选择国际层面的58个样本国家（29个发达经济体与29个新兴经济体）、国内层面的31个省区市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模型和Hansen门槛面板模型,分别研究金融杠杆规模与经济增长率、金融杠杆增速与经济增长率、金融杠杆规模与经济波动率、金融杠杆增速与经济波动率的关系。根据理论模型与国际检验、国内实证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1）金融杠杆增速与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波动率分别呈显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以广义货币增长率、各项贷款余额增长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率以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动作为金融杠杆增速的变量,分别研究金融杠杆增速与经济增长率、经济波动率的关系,发现存在显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2）金融杠杆规模对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波动率的“倒U型”影响不显着。以广义货币占GDP比重、各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GDP比重、私人部门国内信贷占GDP比重和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作为金融杠杆规模变量,发现金融杠杆规模与经济增长率、经济波动率的“倒U型”关系并不显着。（3）平衡去杠杆与稳增长的首要是调节金融杠杆增速。金融杠杆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确定,与经济波动率呈“U型”关系或没有实际意义的“倒U型”关系。真正对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波动率有显着影响的是金融杠杆增速,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的结果都表明,调节金融杠杆增速,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波动率的重要措施。因而,平衡去杠杆与稳增长的首要是调节金融杠杆增速。（4）调节金融杠杆增速需要参考金融杠杆规模。金融杠杆增速与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波动率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在门槛效应检验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并且以金融杠杆规模作为门槛变量,通过搜索门槛值,可以得到在不同的金融杠杆规模区间内,金融杠杆增速对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波动率的影响都不一样,因而调节金融杠杆增速需要参考金融杠杆规模。（5）并非所有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波动率的影响在国际与国内层面都表现一致。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工业化程度对经济波动率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但这种负向影响在国内层面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率在国际层面呈显着的正向影响,在国内层面则表现为显着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占一定比重,而政府投资多为周期长的项目,短期内难见收益,随着经济增速进入换档期,政府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速下滑同时出现,因此我国资本形成率与经济增长率呈负向关系;资本形成率对经济波动率呈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胀率对经济增长率在国际层面呈一定的负向关系,在国内层面则表现为一定的正向关系,这说明目前我国在控制通胀率上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一定增长幅度的通胀率可能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通胀率对经济波动率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1年期存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1年期存款利率对经济波动率在国际层面呈一定的负向影响,在国内层面为一定的正向影响,说明我国的投资和消费不太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的投资中政府投资占较大部分,对利率的敏感程度本来就很低,而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则为刚需,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极小。城镇化率对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这在诸如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表现更为显着,可能是新兴经济体的城镇化率比较低,但世界经济历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步入真正的复苏,所以城镇化率提高与经济增长率下降同步出现;城镇化率对经济波动率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一定,这可能是现代经济更多依靠的是技术进步,创新对劳动力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劳动力的增长可能已经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人口增长率对经济波动率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由于金融杠杆增速与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波动率分别呈显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金融杠杆规模对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波动率的“倒U型”影响不显着,根据我国金融杠杆规模与增速,以及压力测试得出的降低我国金融杠杆增速并不会大幅降低经济增长率的结论,总体上需要参考金融杠杆规模,通过调节金融杠杆增速的方式平衡去杠杆与稳增长。一方面,分部门分类型实施结构性去杠杆,分类化解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分类推进国有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另一方面,以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稳增长。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主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结构性调税为主激发企业活力。
李玮,赵阳[6]（2018）在《证券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实践与对策》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结构正面临深刻调整,以结构性改革纾解经济困境已成为各国共识。我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增速逐渐放缓、下行压力日渐增加,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渐式微,需求侧管理的政策边际效应正逐步衰减。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唐诗林[7]（2018）在《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 ——基于所有制结构的视角》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非凡的成绩,走在了世界经济前端。然而,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下存在的问题也日渐突出。由于我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建立的较晚且不够完善,再加上我国信贷市场上是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资源配置,这就使得我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错配现象。金融错配现象突出表现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生产效率和融资能力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发生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金融错配,不仅是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减损的重要原因,而且可能是导致企业系统性风险累积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研究尚未对后者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探讨。本文聚焦于研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金融错配是否会导致企业系统性风险提升”这一核心问题,对于完善金融错配理论研究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理论机制分析、现实特征分析和实证模型分析,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和内容等,并对相关学者已有的文献进行整理与总结。其次,介绍了金融错配的相关理论和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理论。再次,分析金融错配对企业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现实特征,结合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对基于所有制视角的金融错配现象以及金融错配对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然后,通过样本的选择和变量的设定来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企业层面的相关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运用计量软件stata对全样本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接着对总体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处理,按照所有制视角来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组进行探究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上市企业的金融错配对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之间的差异。最后加入金融错配与所有制的交叉项来探究所有制的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之间的相关关系。对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上市企业面临的金融错配程度越严重,企业的系统性风险就越大。第二,我们将总体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之间均是正相关关系。但是,国有企业的金融错配对企业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比民营企业的金融错配对企业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程度更大。第三,我们在模型中加入金融错配与所有制的交叉项,发现金融错配与所有制的交叉项与企业的系统性风险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金融错配的主要表现形式所有制歧视是引起企业系统性风险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我国企业面临的所有制歧视现象的存在,加大了我国金融错配所引起的企业系统性风险的上升。最后,根据回归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的信贷市场与国有银行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导致了我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错配,引起了我国企业系统性风险的上升。本文针对目前存在的金融错配现象以及如何降低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第一,政府应该高度重视金融错配这一现象,努力改善这种在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所有制歧视问题,尽快调整信贷市场的不合理配置。第二,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在我国的金融结构中主要是依靠银行的间接融资,而直接融资占比非常低,因此,应当加强完善市场上不同层次的融资功能。第三,应当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和信息共享平台。
杨骏[8]（2015）在《软预算约束、利率市场化与宏观调控》文中研究表明一、选题背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逐渐缩小,资源配置基本由市场决定。同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框架已基本确立,能够保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经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融资活动迅速发展,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转趋扩张,在很大程度上逆转了多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最终导致微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结构因素”凸显出来。在微观层面,政府背景经济主体的大规模投融资活动挤占大量资源,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在金融市场被挤出,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宏观层面,面对日趋严重的经济结构矛盾,传统货币政策在促增长和控风险（控杠杆）之间面临艰难选择,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推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PSL、定向降准等）从而为货币政策注入结构元素,而货币政策在结构主义视角下必然面临全新的决策环境和工具选择问题。此外,宏观层面上,我们还面临如何评价2008年“4万亿”投资计划问题,事后评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答案事关今后的政策选择,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与2008年“4万亿”投资计划有关,货币政策在配套性的急剧扩张之后转趋稳健,造成以商业银行表外融资为主的中国式影子银行近年来迅速发展壮大。影子银行的发展既被视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进展（因为全社会金融交易的更大份额在体制外以市场利率实现）,客观上也对现行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政策构成巨大挑战,对重启利率市场化改革构成巨大压力。此外,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转方式、调结构”压力下,利率市场化改革还被赋予某种“倒逼经济改革”的使命,试图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能推动的情况下,率先推动金融改革,并反过来以此推动经济结构调整。那么为影子银行驱动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真的能够同时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吗?如何理解经济结构因素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互动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事关对利率市场化改革本身成败与否的判断,或者说对“成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与哪些政策相配套的认识,以及对影子银行是否可以视为一种“增量改革”逻辑中的利率市场化实现形式的认识。由此可见,无论从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刺激计划（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管理角度看,还是从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角度看,对结构因素的考量都已成为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些无视结构因素的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改革措施,如忽视结构因素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如忽视结构因素的总量性货币政策,再如忽视结构因素的政府投资刺激计划,不仅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形势进一步恶化。因应这种政策分析的需要,我们亟需一个能够充分考虑经济结构因素,将不同属性经济主体纳入统一模型并便于考察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分析框架,而这正是本文的立意基础。二、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本文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经济学的结构主义观点,建立了一个包含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多主体多部门金融市场一般均衡模型,并以此模型及其在四种假设情形下的衍生形式为基础,详尽考察了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经济运行和宏观管理中出现的一系列亟待解决又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如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和配套措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工具选择、投资刺激计划（财政政策）的结构效应以及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等问题。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从宏观调控、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等角度给出了内涵丰富的政策建议。全文包括六章:第一章是《导论》,在文献综述基础上,交代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第二章是《基准模型:内含软预算约束部门的金融市场一般均衡模型》。首先,基于对软预算约束部门行为及其属性的详尽刻画,通过求解家庭部门、银行部门、软预算约束企业部门和硬预算约束企业部门等四个优化主体投融资行为的一阶优化条件,构建了一个包括存款市场、民间融资市场、软约束企业贷款市场、硬约束企业贷款市场、软约束企业直接融资市场、硬约束企业直接融资市场,以及转贷市场等七个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一般均衡模型（如图0-1所示）,这构成了整个论文后续章节各种分析的基准模型。其次,基于对存款利率是否市场化的不同假设,我们区分了基准模型在不同情景下的四种衍生结构,本章在第一种情形下（存款利率管制）对模型进行了求解,并以实证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校准。校准结果验证了模型的正当性,主要变量的符号及其大小关系符合预期设定。再次,作为对本章模型及校准结果的延伸分析,我们讨论了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直接融资市场制度改革以及改善硬约束企业贷款可得性等政策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图0-1包含软预算约束部门的金融市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第三章《软预算约束、利率市场化和影子银行》主要研究“成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所需的配套条件和路径选择问题。首先,通过比较基准模型在利率市场化前后两种情景下的不同形式及其解的结构,研究当经济中存在庞大软约束部门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宏观结构效应。其次,应用基准模型的一个特例,我们分析了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宏观结构效应。最后,作为本章模型的一个延伸分析,我们讨论了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和配套措施,对中国式影子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第四章《软预算约束、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主要研究软预算约束部门存在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和工具选择问题。首先,在第二章建立的基准模型框架内,详尽研究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效应,并比较了利率市场化前后货币政策的差异以及导致这些差异产生的机制。其次,作为一个延伸分析,我们在模型框架内,用参数校准的方法,分析了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的原因,讨论了各种有关政策的可能效果,,第五章《软预算约束、利率市场化和投资计划（财政政策）》主要研究软预算约束部门存在情况下政府投资刺激计划（财政政策）的结构效应问题。首先,基于对基准模型在政府投资计划（财政政策）内生情景（基准模型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情景）下的讨论,详尽考察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管理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政府投资计划（财政政策）的总量和结构效应,并比较分析利率市场化改革前后的情况。其次,作为一个延伸分析,我们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讨论了政府投资计划（财政政策）外生的情况（也就是基准模型的第三种和第四种假设情景）。第六章《我国软预算约束背景下的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基于前文阐明的软预算约束部门对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和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投资计划政策（财政政策））的影响,我们提出了政策建议,即从限制软约束部门发展角度改革宏观调控体系,从完善财税体制改革角度健全“财政—货币—金融”体系,从金融要素价格去行政管制化和金融市场建设角度推进金融改革。三、主要观点及结论本文研究表明,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存在是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结构的重要方面,将其纳入研究框架对于经济学模型的适当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考虑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得到许多重要的研究结论。本文各章中,经过建模分析,给出比较严格证明的研究结论如下。1、关于金融改革的研究结论在存在软预算约束部门情况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结构效应）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使银行存款从而软约束企业贷款增加,最终提高软约束企业投融资总量,硬约束企业投融资规模则相应下降,经济结构扭曲程度将因软约束部门投融资占比上升而进一步加深。（中国式影子银行的结构效应）中国式影子银行主要是商业银行表外资产对表内资产的替代过程。在存在软预算约束部门情况下,这种替代会迅速放大软约束部门贷款及其投融资规模,并以硬约束企业投融资收缩为代价。影子银行导致的资源错配程度不但甚于利率管制情形,还要甚于利率市场化情形。（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配套措施）成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即能够促进资源配置优化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仅是放开存款利率管制那么简单,实际上需要以对软预算约束部门投融资的某种限制为配套措施。（存款利率市场化改V革的路径）直接对存量（商业银行表内部分）放开利率管制,会导致比利率管制情况下更严重的资源错配。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在体制外发展影子银行并试图通过“增量—双轨”逻辑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会导致比直接放开银行表内利率管制更坏的资源配置结果。总体而言,似乎不改革要比改革好一些,而在表内改革要比在表外改革好一些（第三章）。在存在软预算约束部门情况下,（直接融资市场扩容的结构效应）直接融资市场扩容会降低两类企业直接融资利率,提高两类企业投融资规模从而导致社会总体投融资规模扩张。但软约束企业投融资规模扩张的速度远远高于硬约束企业,因此全社会投融资总量扩张伴随着资源配置结构恶化。（改革金融制度以降低硬约束企业融资非利息成本有关政策的结构效应）直接融资制度改革（如发行注册制改革）会减少软约束企业直接融资从而总体投融资规模,增加硬约束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和总体投融资规模,改善经济金融结构。那些旨在降低硬约束企业银行贷款非利息成本的政策,会提高硬约束企业贷款和总体投融资规模,并一比一挤出软约束企业贷款及其总体投融资,改善经济金融结构（第二章）。2、关于货币政策的研究结论在存在软预算约束部门情况下,（利率市场化前货币政策利率工具的结构效应）央行调低存款基准利率,会使软约束企业投融资规模下降而硬约束企业投融资规模上升,且前者下降的幅度小于后者上升的幅度,因此全社会投融资总量扩张伴随着结构优化;央行调高存款基准利率的政策效果正好相反。（利率市场化前后货币政策数量工具的结构效应）（1）利率市场化前后,央行下调准备金率都能起到刺激投融资增长作用,而利率市场化后数量刺激的政策效果更明显。（2）利率市场化前后,扩张性数量工具（下调准备金率）都是有利于软约束部门的,都有显着的负面的结构效应（软约束部门投融资规模占比上升）。但是,利率市场化后货币扩张的负面结构效应要猛烈得多,软约束部门投融资会迅速挤出硬约束部门。（3）央行提高准备金率将在收缩全社会投融资总量的同时,更快地收缩软约束部门活动,从而改善经济金融结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原则）如果货币政策以改善硬约束企业融资状况为目标,从而为传统总量性货币政策注入结构性因素的话,那么无论在利率市场化之前还是利率市场化之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应更多选用价格工具,紧缩性货币政策应更多选用数量工具（第四章）。在存在软预算约束部门情况下,（硬约束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1）硬约束企业贷款的非利息成本（制度成本）、硬约束企业投资项目风险系数或宏观经济波动导致的风险溢价,对其综合融资成本的边际影响十分显着。（2）软约束部门（由于受到鼓励或纵容）投融资冲动越强,就会占用更多经济资源,将导致硬约束企业综合融资利率提高。（3）资本市场扩容有助于硬约束企业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但作用十分微弱;而旨在增加外生资源供给的禀赋政策则没有任何影响。（4）价格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对硬约束企业综合融资利率有比较显着的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对硬约束企业综合融资利率有较大影响力（第四章）。3、关于投资计划（财政政策）的研究结论（政府调控软约束部门投资的两种方式:激励程度和投资计划）政府调控软约束部门投资激励系数（或说软约束部门投资的非经济收益率）,与直接调控外生的软约束部门投资计划规模,政策效应总体一致。（利率市场化之前软约束部门投资计划扩张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在利率市场化之前,软预算约束部门投资计划扩张的总量效应为零,结构效应为负。在全社会投融资总量不变情况下,软约束部门投融资一比一地完全挤出了硬约束部门,资源错配程度加剧。（利率市场化之后软约束部门投资计划扩张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利率市场化之后,软预算约束部门投资计划扩张的总量效应为负（不再为零）,结构效应为负且绝对值更大。硬约束企业投融资减少幅度大于软约束企业投融资增度,经济结构恶化的速度远远高于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第五章）。四、创新与不足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一）本文基于结构主义经济学理念,从软预算约束的视角,构建了内含软预算约束部门的金融市场一般均衡模型。在一个多主体多市场一般均衡框架下对软约束企业部门行为特征进行完整建模,是本文主要创新之处,是对有关软预算约束研究和结构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有益补充。（二）针对目前我国金融改革与宏观调控中的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发展的金融市场一般均衡模型及其衍生形式具有较强的解释分析能力。通过对基准模型及其在四种不同情景下衍生形式的求解和分析,分章节讨论了目前我国金融改革中的利率市场化（影子银行）的结构效应和合理改革路径,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企业融资成本问题）的总量和结构效应以及政策选择,宏观调控中投资计划（财政政策）总量和结构效应等问题。这些研究的结论对于当前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中的许多悬而未解的重大政策问题,具有积极的政策参考价值。本文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本文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文中各章的研究结论主要是理论模型推演结果,仅在必要的情况下应用实证数据做了参数校准。由于缺乏可供严谨实证研究使用的充足数据样本,本文实证研究还不充分,今后将在这一方面做进一步改进。（二）本文构建的金融市场一般均衡模型中没有中央银行,因此无法精确考察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这是本文研究一个重要的扩展方向。当然,也可以将本文已有结论及其背后机制应用于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分析。（三）本文对有关文献的梳理可能是不充分的,关于软预算约束的研究在国内外大量存在,囿于研究者水平,难免有井底观天之虞。今后将在文献方面做出进一步完善。
吴国舫[9]（2015）在《构建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法理逻辑》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资本市场确立了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战略目标。本文运用宪法秩序理论,循着梳理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演进的法理逻辑,剖析存在问题的实质与成因,借鉴境外的立法与实践经验,提出了构建注册制的改革方案和实施方略,为制定注册制改革实施方案和推进改革工作提供参考。除引言外,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形成的法理逻辑进行了梳理,对监管中的困局进行了总结,对注册制改革专家方案的误区进行了证伪。借鉴宪法秩序理论,从成文法律、观念法律和现实法律三种存在形态,对股票发行监管制度演进历程的法理逻辑进行了梳理。以现实法律形态为主要标准和客观依据,将股票发行监管制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地方试点开放股权融资时期（1984年—1992年）、全国试点政府分配规模时期（1993年—2000年）和转轨发展宏观调控供给时期（2001年至今）。改变了主流观点以成文法律为历史发展阶段划分依据,致使理论研究与客观实践脱节的做法。证监会施行核准制,严格审核、严防“炒新”、严格限售、严控风险、严厉打击,可谓“五严”并举。不过,发行监管仍然陷入了新股发行“暂停——重启”的循环怪圈,陷入了“政策市”、“圈钱市”和“投机市”等重重困局。其根源在于政府的越位、错位、缺位和本位问题。将专家学者们提出的注册制改革方案概括为三类,即行政许可改革方案、股票市场改革方案和证券发行监管制度整体重构方案,分别指出了各个方案的误区。提出注册制改革是一个大命题,不能写成小文章,不能局限于行政许可这一个环节、证券交易所这一层市场和股票这一个品种,应当遵循市场化、法治化的价值目标进行顶层设计。第二部分对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施行的“政策市”、“圈钱市”和“投机市”困局的缘起与演进做出法理解析。“政策市”困局源于全国试点时期政府对股票发行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试点风险防控思想。《证券法》取消《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规模管理后,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成为了企业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没有顺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及时开展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拓宽企业股权融资渠道,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清理整顿关闭了全部场外市场。为了缓解两个交易所的市场容量压力,政府先后采取“通道制”和“保荐制”控制审核前端的申报数量,一直采取控制股票发行核准批文的发放节奏、新股发行的价格和配售方式等手段,平衡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矛盾,由此延续并固化了“宏观上供大于求与微观上供不应求的矛盾死结”。本质上,政府超越法律的规定,以宏观调控的方式实施行政许可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在法律之外反复推进的市场转轨、监管转型,背离了市场化、法治化的基本精神,不可能取得成功。转轨发展时期成文法律领先于观念法律和现实法律,“政策市”困局与市场化、法治化的客观发展规律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圈钱市”困局还源于全国试点时期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原初价值目标,转轨发展时期国家减持国有股补充社保资金和股权分置改革后形成的“大小非”先后成为“圈钱”的新模式,政府推动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新目标又助推了“圈钱”,畸形的市场估值和畸形的利益格局,必然导致畸形的融资模式“圈钱市”。“投机市”困局是市场失灵的集中反映,发行人内部、外部和专业机构约束失灵,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内部约束失灵的总根源。投资者应对“政策市”和“圈钱市”困局,进一步固化“投机市”的困局。“政策市”困局中政府“有形之手”的强势导致市场“无形之手”的弱势,形成卖方“圈钱市”和买方“投机市”的困局,各个困局彼此强化、相互固化。第三部分对实行注册制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和实践进行了比较、借鉴。美国是股票发行注册制的鼻祖,《1933年证券法》奠定了以“披露型监管”为核心的发行审核制度。从美国、日本、韩国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注册制立法与运行来看,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注册制是法律授权机构审核信息披露文件的制度,具有行政许可的性质。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审核的目的是从满足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获取充分信息的需求出发,帮助发行人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保障交易公开、公平和公正。以市场主体归位尽责为基础,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证券中介机构勤勉尽责、专业约束,发挥“看门人”功能,形成诚信约束,是实施注册制的前提。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和强化投资者保护为根本保障。香港是城市经济体,其市场的发行人和投资者基本上两头在外,双重存档制度是历史上“（交易）所强（证监）会弱”长期博弈的结果。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是小版图经济体,经济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申请发行上市的新企业渐少,时常退市的公司比新上市的多,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由政府审核为主向交易所审核为主转变的演进过程。可资借鉴的仍然是作为大国经济体的美国。与其相比,我国在监管的法理逻辑和监管理念、制度、实践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现行制度引进嫁接、脱胎于上述国家和地区,在监管组织与职责、审核制度与机制等方面,都与其大同小异,根本性的差距还是在于市场经济和法治政府的理念,诚信和自治的经济、社会基础,以及健全的法治保障。第四部分对我国法律理论和立法体系下的注册权进行了法理解析。立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基本的经济法学分析范式,将股票发行注册权定性为公权力,其目的是减少股票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公平交易。注册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许可权,由政府机构或者法律授权的组织行使。注册权运行的基础是发行人的公司自治和市场主体的自治,尤其是证券中介机构“看门人”的专业约束不可或缺。股票上市审核权属于自律权利,由交易场所行使,两者之间是基于上市合同的契约关系。经过政府机构注册之后,方能公开发行股票,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人可以自行选择交易的场所,但是,无论在哪里交易,作为公众公司,都需要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注册权相对于有选拔性条件的核准权而言,只对申请人的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审核,主要关注其充分性、一致性和可理解性,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由申请人负责。注册权运行的保障应当加强,增强其独立性和运行效率,满足投融资双方的需求。放松前端管制后,应当相应健全完善对投资者的民事救济和加强刑事打击的相关制度。第五部分提出了系统构建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方案与实施方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应当进行一场透彻灵魂深处的理念更新、通达市场体系的制度重构和遍及运行机制的实践革新,按照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维度进行全面规划,根据《证券法》修订的进程进行分步推进,重构市场体系,重塑行政理念,重造运行机制。确立“便利高效,保护有效”的“双效”价值目标,在制度设计方法论上“想投资者之所想,急发行人之所急”,在运行机制实现方式上“市场主导,政府管好”。确立三项基本原则,即契约自由、披露为本,注册督导、高效透明,执法公正、救济有效。明确三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即构建功能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构造高效安全的发行与交易运行机制,健全执法公正的行政与司法保护体制。为了平稳推进改革,在《证券法》修订之前与之后,分两步实施改革措施。在《证券法》修订实施前的过渡期间,按照注册制改革的基本精神,全面修订股票发行规章制度,消除商事规范行政化、立法导向以政府为本位的问题,准确阐释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便利资本形成增强包容性,完善市场约束增强自治性,优化审核机制增强公信力,改革监管执法增强权威性。在法律修订实施后,系统构建注册制度,全面重构资本市场体系与注册体制,健全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推进监管转型,建立健全证券司法制度增强法治保障。改进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财富管理的根本功能。
江泽林[10]（2014）在《债券专题讲座心得体会》文中认为一、债券的基本概念 （一）基本定义。债券（Bond）是一种金融契约，是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直接向社会借债筹措资金时，向投资者发行，同时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并按约定条件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债券购买者或投资者与发行者之间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债券?
二、论提高国有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提高国有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论文提纲范文）
（1）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理论背景和意义 |
| 1.1.2 现实背景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汇率 |
| 1.2.2 融资约束 |
| 1.2.3 企业出口选择 |
| 1.3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主要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 |
| 1.4.2 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
| 1.4.3 主成分分析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法相结合 |
| 1.5 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研究 |
| 2.1.1 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
| 2.1.2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
| 2.1.3 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机制研究 |
| 2.2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相关研究 |
| 2.2.1 融资约束的事前和事后效应 |
| 2.2.2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 |
| 2.2.3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
| 2.3 现有文献的总结与评述 |
| 第3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1 基本假设 |
| 3.1.1 需求假设 |
| 3.1.2 生产和贸易假设 |
| 3.1.3 融资约束假设 |
| 3.2 融资约束下企业的出口决策 |
| 3.3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
| 3.3.1 理论模型 |
| 3.3.2 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出口的传导机制 |
| 3.3.3 模型结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典型化事实 |
| 4.1 数据筛选与整理 |
| 4.2 事实描述 |
| 4.2.1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特征 |
| 4.2.2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 |
| 4.2.3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汇率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说明 |
| 5.1.3 统计性描述 |
| 5.2 基本回归结果 |
| 5.2.1 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总样本检验 |
| 5.2.2 融资约束条件下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的分组检验 |
| 5.2.3 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行业特征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1.3 统计性描述 |
| 6.2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2.1 作用机制的总样本检验 |
| 6.2.2 基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分组检验 |
| 6.2.3 基于不同行业的分组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选择的影响 |
| 7.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变量说明 |
| 7.1.3 统计性描述 |
| 7.2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动态选择影响的总样本检验 |
| 7.2.1 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总样本检验 |
| 7.2.2 企业是否退出出口市场的总样本检验 |
| 7.2.3 企业增减出口量的总样本检验 |
| 7.3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动态选择影响的分组检验 |
| 7.3.1 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分组检验 |
| 7.3.2 企业是否退出出口市场的分组检验 |
| 7.3.3 企业增减出口量的分组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
| 8.1.2 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的作用机制 |
| 8.1.3 汇率变动对出口动态选择的影响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宏观方面 |
| 8.2.2 微观方面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政府经济金融职能的理论演进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 |
| (三)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研究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概念 |
| (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概念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的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理论 |
| (二)现代金融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概述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代背景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机制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 |
| (一)正面影响 |
| (二)负面影响 |
| 三、实践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 |
| (一)调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重点 |
| (二)平衡“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
| (三)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
| 第三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金融治理现代化 |
| 一、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 (一)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 |
| (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金融治理模式现代化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意涵 |
| (一)“防风险”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
| (二)政府治理行为制度性约束的同步加强 |
| (三)中央和地方金融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 |
| (四)政府、市场和自组织治理机制的协调 |
| (五)金融治理“公共理性”水平显着提升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理论框架建构 |
| (一)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构面 |
| (二)现代金融治理能力构面 |
| (三)现代金融治理模式构面 |
| 第四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探析:金融治理的偏差与失灵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景观 |
| (一)总体性失衡表现 |
| (二)阶段性失衡表现 |
| (三)结构性失衡表现 |
| (四)冲突性失衡表现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偏差 |
| (一)治理制度偏差 |
| (二)治理体制偏差 |
| (三)治理主体偏差 |
| (四)治理工具偏差 |
| (五)金融政策偏差 |
| (六)协调能力偏差 |
| (七)动员能力偏差 |
| (八)服务能力偏差 |
| (九)通用能力偏差 |
| (十)治理模式偏差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失灵 |
| (一)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 |
| (二)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 |
| (三)金融治理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归因的二维结构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二维结构 |
| (三)结构矩阵 |
| 第五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路径选择:金融治理的矫正与完善 |
| 一、提升金融治理工具的运用水平 |
| (一)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 |
| (二)推进治理手段科技化 |
| 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 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 |
| (一)加强各项政策紧密配合 |
| (二)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政策 |
| (三)落实民企长效发展政策 |
| 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 |
| 五、理顺金融治理之中的各种关系 |
| (一)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 |
| (二)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 |
| (三)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 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制与体系 |
| (一)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
| (四)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 (三)定性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 二、信用理论 |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 四、货币均衡论 |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新中国微观金融70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企业资本配置方式的转变 |
| 二、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
| 三、企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
| （一）公司制改造 |
| （二）股权分置改革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5）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创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理论与方法 |
| 第一节 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 |
| 第三节 系统GMM估计模型 |
| 第四节 Hansen门槛面板模型 |
| 第三章 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国际检验 |
| 第一节 基本概述 |
| 第二节 金融总杠杆对经济增长的检验 |
| 第三节 政府和私营部门杠杆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门槛效应检验 |
| 第四章 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国内实证 |
| 第一节 基本概述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部门去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第三节 金融总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实证 |
| 第四节 政府和工业企业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实证 |
| 第五节 门槛效应检验与压力测试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在读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 致谢 |
（7）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 ——基于所有制结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文献综述 |
| 2.1 金融错配的相关研究 |
| 2.1.1 金融错配的内涵 |
| 2.1.2 金融错配的成因 |
| 2.1.3 金融错配的测度 |
| 2.2 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研究 |
| 2.3 所有制结构与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研究 |
| 2.3.1 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与系统性风险关系 |
| 2.3.2 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过度投资与系统性风险关系 |
| 2.4 文献简短评论 |
| 第3章：金融错配下的企业融资行为与风险特征 |
| 3.1 我国金融错配下的企业融资行为 |
| 3.1.1 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的现状 |
| 3.1.2 金融错配下国有企业融资行为 |
| 3.1.3 金融错配下民营企业融资行为 |
| 3.2 金融错配对我国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的现实特征 |
| 第4章：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关系：一个理论分析 |
| 4.1 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关系 |
| 4.2 金融错配与国有企业系统性风险 |
| 4.2.1 金融错配、过度负债与国有企业系统性风险 |
| 4.2.2 金融错配、过度投资与国有企业系统性风险 |
| 4.3 金融错配与民营企业系统性风险 |
| 4.3.1 金融错配、间接融资的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系统性风险 |
| 4.3.2 金融错配、直接融资的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系统性风险 |
| 第5章：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变量设定与模型设计 |
| 5.2.1 解释变量金融错配的度量 |
| 5.2.2 被解释变量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度量 |
| 5.2.3 控制变量的度量 |
| 5.3 金融错配对企业系统性风险影响模型的建立 |
| 5.4 描述性统计 |
| 5.5 相关性分析 |
| 5.6 回归分析 |
| 5.7 进一步回归分析 |
| 5.8 稳健性检验 |
| 5.9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6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软预算约束、利率市场化与宏观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软预算约束”概念与早期文献 |
| 二、“软预算约束”与财政政策 |
| 三、“软预算约束”与货币政策 |
| 四、“软预算约束”与金融改革 |
| 五、“软预算约束”建模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基准模型：内含软预算约束部门的金融市场一般均衡模型 |
| 引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基准模型 |
| 一、模型基本结构和主要假设 |
| 二、模型中四个行为主体的优化问题及其求解 |
| 三、基准模型：由七个市场构成的金融市场一般均衡问题 |
| 第三节 基准模型求解之情景（一）：利率管制且软约束部门投资内生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和参数校准 |
| 一、变量与数据说明 |
| 二、计量分析和参数校准 |
| 第五节 延伸分析：改善融资结构政策及其效应 |
| 一、改善金融结构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的政策及其效应 |
| 二、拓展硬约束企业间接融资渠道的政策及其效应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软预算约束、利率市场化和影子银行 |
| 引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软预算约束”与金融改革 |
|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 |
|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 |
| 四、成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条件 |
| 第二节 基准模型求解之情景（二）：利率市场化且软约束部门投资内生 |
| 第三节 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结构效应：比较情景（一）与情景（二） |
| 第四节 模型扩展：考虑中国式影子银行 |
| 一、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基本特征 |
| 二、影子银行：基准模型在第二种情形下的特例（τ=1） |
| 第五节 延伸分析：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和配套条件 |
| 一、利率市场化的“增量改革—双轨运行”路径可行吗 |
|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配套吗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软预算约束、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 |
| 引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软预算约束”与货币政策 |
| 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和工具选择 |
| 第二节 基准模型及其求解：利率市场化前后 |
| 第三节 利率市场化之前的货币政策及其效应 |
| 一、调整存款管制利率（ ?）~2的政策效应 |
| 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1-τ ）的政策效应 |
| 第四节 利率市场化之后的货币政策及其效应 |
| 第五节 存款利率市场化前后货币政策结构效应比较 |
| 一、从投资总量看 |
| 二、从传导机制看 |
| 三、从投融资结构看 |
| 第六节 延伸分析：货币政策能影响社会融资成本吗 |
| 一、什么是“社会融资成本” |
| 二、谁能影响“社会融资成本”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软预算约束、利率市场化和投资计划（财政政策） |
| 引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基准模型及其求解：利率市场化前后 |
| 第三节 利率市场化之前的投资计划（财政政策）及其效应 |
| 第四节 利率市场化前后投资计划（财政政策）及其效应 |
| 一、存款利率市场化前后 变化对于各类利率的影响 |
| 二、存款利率市场化前后 变化的投融资总量和结构效应 |
| 第五节 延伸分析：投资计划（财政政策）（I）外生的情况 |
| 一、基准模型之情景（三）： 利率管制且软约束部门投资外生 |
| 二、基准模型之情景（四）： 利率市场化且软约束部门投资外生 |
| 三、情景（三）和情景（四）下调控 的政策效应比较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软预算约束背景下的经济金融体制改革 |
| 引言 |
| 第一节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关于金融改革的研究结论 |
| 二、关于货币政策的研究结论 |
| 三、关于投资计划（财政政策）的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应坚持“市场化”主线 |
| 一、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创新驱动战略 |
| 二、创新驱动战略要求坚持市场化改革主线 |
| 第三节 推动金融改革，促进结构优化 |
| 一、价格维度：推进并最终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 |
| 二、市场维度：发展直接融资，完善金融业态 |
| 第四节 引入宏观审慎理念，完善宏观管理体制 |
| 一、坚持市场化导向，重构我国宏观调控框架 |
| 二、构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三位一体金融管理体制 |
| 三、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严肃市场纪律，鼓励金融创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构建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法理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主要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系统研究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四、案例研究法 |
| 第一章 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施行困局与注册制改革误区 |
| 第一节 股票发行核准制形成的法理逻辑 |
| 一、地方试点开放股权融资(1984年—1992年) |
| 二、全国试点政府分配规模(1993年—2000年) |
| 三、转轨发展宏观调控供给(2001年至今) |
| 第二节 股票发行核准制施行困局 |
| 一、股票发行监管“五严”并举 |
| 二、股票发行监管困局重重 |
| 第三节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及其误区 |
| 一、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方案及其误区 |
| 二、交易所股票板块改革方案及其误区 |
| 三、证券发行监管制度整体重构方案及其误区 |
| 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施行困局法理溯源 |
| 第一节 股票发行监管“政策市”困局法理溯源 |
| 一、政府越位管制造成股票发行市场体系失衡 |
| 二、政府错位监管造成股票发行供求矛盾“死结” |
| 三、政府执法缺位造成股票发行案件查处不力 |
| 第二节 股票发行监管“圈钱市”困局法理溯源 |
| 一、政府计划管理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 |
| 二、政府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
| 三、政府推动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
| 第三节 股票发行监管“投机市”困局法理溯源 |
| 一、发行人内部约束失灵 |
| 二、发行人外部约束失灵 |
| 三、“看门人”专业约束失灵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与境外注册制之比较 |
| 第一节 美国证券发行注册制度 |
| 一、1933年证券法确立的证券发行注册制 |
| 二、美国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审核实践 |
| 三、美国证券发行注册制的最新发展 |
| 第二节 东亚国家和地区证券发行注册制度 |
| 一、日本证券发行注册制度 |
| 二、韩国证券发行注册制度 |
| 三、香港证券发行注册制度 |
| 四、台湾证券发行注册制度 |
| 第三节 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与境外注册制的比较 |
| 一、法理逻辑比较 |
| 二、监管方式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股票发行注册权的法理解析 |
| 第一节 股票发行注册权的概念、性质与权源 |
| 一、股票发行注册权的概念厘定 |
| 二、股票发行注册权的法律性质 |
| 三、股票发行注册权的权力来源 |
| 第二节 股票发行注册权的权力边界 |
| 一、股票发行注册权与公司自治、市场约束的边界 |
| 二、股票发行注册权与上市审核权的界分 |
| 三、股票发行注册权的行政边界 |
| 第三节 股票发行注册权的保障与监督 |
| 一、股票发行注册权的制度保障 |
| 二、股票发行注册权的监督机制 |
| 小结 |
| 第五章 构建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方案 |
| 第一节 构建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 |
| 一、构建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价值目标 |
| 二、构建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基本原则 |
| 三、构建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主要任务 |
| 四、推进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实施方略 |
| 第二节 推进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过渡期措施 |
| 一、便利资本形成增强包容性 |
| 二、完善市场约束增强自治性 |
| 三、优化审核机制增强公信力 |
| 四、改进监管执法增强权威性 |
| 第三节 系统构建股票发行注册监管制度体系 |
| 一、全面重构资本市场体系与注册体制 |
| 二、健全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推进监管转型 |
| 三、建立健全证券司法制度增强法治保障 |
|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论提高国有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D]. 周旋. 山东大学, 2021(11)
- [2]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4]新中国微观金融70年[J]. 罗琦,吴希梅,张志达. 财经智库, 2019(05)
- [5]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王学凯.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6]证券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实践与对策[A]. 李玮,赵阳. 创新与发展：中国证券业2017年论文集, 2018
- [7]金融错配与企业系统性风险 ——基于所有制结构的视角[D]. 唐诗林. 云南大学, 2018(01)
- [8]软预算约束、利率市场化与宏观调控[D]. 杨骏.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2015(01)
- [9]构建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法理逻辑[D]. 吴国舫. 武汉大学, 2015(07)
- [10]债券专题讲座心得体会[N]. 江泽林. 陕西日报, 2014